文人有什么用这个话题，对我来说，很有历史意义，仅仅对我一人的历史意义。文革时期，我是个挨揍的狗崽子，由于年龄小，懵懂于世，坚持抵抗，逐渐挨揍挨得少了，但是彻底不挨揍，还得益于某种机遇——忽然之间，我被学校视为“文人”了。

1969年之后，革命的秩序开始建立，新秩序不仅有武功，还需要文治，学校也如此，要有墙报，黑板报，我们那个学校，原本就是个小学，人材有限，唯一的图画老师还被逼死了，全校上下，竟然找不出个会画画，写美术字，同时会写文章的人来（语文教师可以将就，但他们噤若寒蝉，不敢写），最后发现我这个12岁毛孩子，还可以应付，于是我这个狗崽子，就进了学校革委会主任直属的大批判组，每周负责出墙报板报。

有大文人说他文革期间一贯正确，即便进了上海协作组，从来没有写过批判文章，可我没那么高的觉悟，当时我的任务就两项，一是画报头，照猫画虎地将一些工农兵抡拳头打旗帜的宣传画，搬到我们学校的墙报和板报上去，一是写文章，不是大批判，就是歌颂大好形势，比着人民日报，把诸如“是可忍，孰不可忍”，“东风吹，战鼓擂”，“红旗飘飘，彩旗猎猎”之类的东西，照猫画虎地挪到下来，再结合一点我们农场（不久就变成了团）的实际，说鹦鹉学舌，是抬举了我，撑死了算老鸹学舌。说实在的，当时的我，很乐意干这个，因为这样可以让我免遭拳打脚踢吐吐沫，不再到处碰白眼，干好了，还可以得到几句表扬。必须补充一句，当时我的地位很稳固，虽然学校一位大学生出身的老师，一直想要培养几个贫下中农子弟来替换我，免得我这个狗崽子长期把持宣传阵地，但是，始终没有成功，虽然事一点都不难做，但出身好的同学，却没有一个能替得了我。

进入高中(当时叫8年级)之后，我不仅出板报，而且还给学校的文艺演出写串词，最后发展到写快板书，朗诵诗（在大会上扯着嗓子嚎那种），小话剧，写来写去，现在想起来，大抵无非是两件事，一是奉命骂人，一是奉命歌德，说难听点就是拍马屁。不过，那时候我是真心诚意地拍，认为这就是应该的，直到1973年，年纪稍微大了一点，禁书读多了一点，才觉得不对劲，发了点牢骚，随后还被人揭发，于是轮到我被铺天盖地地批判了，这是后话。

五代有名的骁将史弘肇一次酒后大言道：“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不服，说，“虽有长枪大剑，若无毛锥子，赡军财赋，自何而集？”这里，“毛锥子”，又称毛锥，就是毛笔，武夫说的是文人无用，文人回答说文人有用，可以征粮收税的时候算账记簿，不过，这种会计的干活，属于文吏，即刀笔吏的买卖，实在说不上是文人该干的，这个王章，自家就很讨厌舞文弄墨的文人，所以，一番对话，结论依然是文人无用。

五代是个乱世，武人们来来回回打打杀杀，文人厕身其间，确实没什么用。就五代的历史而言，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文人墨客，除了给做了皇帝的武夫起草诏书，写点拍马文章之外，想活下来，只有给军头们做帐房先生，在“赡军财赋”上下功夫。那时候的文人，在非技术（算账）领域，跟当年12岁的小学生的我，所做的没什么本质区别。在老百姓的传说里，打仗的时候，文人是可以做军师的，能掐会算，阴阳有准，至少可以运筹帷幄，出谋画策。然而，五代的仗，打得比任何时候都频繁，杀人如麻，但基本上都由武人自己包办，几乎没什么文人在里掺和。历代文人的军事谋划，往往在战略上见长，可是五代时候的武夫们，谁也不在乎这个，自然也就用不着文人。至于太平年景的文治、教化，武夫们更是不在乎，对他们来说，统治就是两个字，打和杀。实在没有军粮了，老百姓可以杀了，晒成肉干，作军粮。

没有什么用，只配歌功颂德和算账记簿的文人，理所当然，只能是社会的点缀，有权者的点缀，而且还是令当政者和老百姓看不起的点缀。稍微有点不满意，打和杀也就来了，而且来了的时候，老百姓一点都不同情。文革结束后，各种文学作品中，劳动人民对落难文人的同情，甚至热爱，献身，估计多半是古代小说看多了造出来的，在真实的生活中，哪儿找那么多好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