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老师在我们眼中，哪怕已届古稀，仍是一位不折不扣，怀揣着理想和激情的“新青年”。
今年，是陈平原老师七十大寿之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24卷共44种包含了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教育史各领域研究专著及散文随笔集的皇皇巨著《陈平原文集》。这是学界一大盛事，因为“陈平原教授的学思历程”，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人文学术演变的“一份生动的时代证言”。
很难相信，陈老师已经七十岁了。他一直活跃在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他的勤于著述、著作等身，学界有目共睹。作为二十年前师从陈、夏二位老师的老学生，我想从学术研究和专业话题的侧面，说一说我所知道的陈老师。
1“七零后”正青春
我第一次见到陈老师是上个世纪末，他到山大做讲座。大讲堂里座无虚席，当讲座开始陈老师从外面走进来时，满场都是“这么年轻啊”这种感叹。陈老师讲的是“五月四日那一天”，用各种资料、数据、细节及背景分析带领大家“回到现场”，让我第一次了解了“五四运动”这个被看作中国现代史开端的大事件发生的原因、具体过程以及相关人物所起的作用。不仅是那些林林总总的历史细节引人入胜，陈老师那种不避繁琐地考掘史实的功夫和反复追问事实真相的执着，更加令人钦羡、着迷。
2000年我进北大时，感觉如果不是站在讲台上，陈老师会在校园熙熙攘攘的学生中泯于众人。他常常背着双肩包，捧着一大摞书出入北大图书馆，不认识的话简直看不出他是老师。陈老师的夫人夏晓虹也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有一次陈老师带陈夏师门的同学们去百旺山游玩，山路上有人上前，给行进中的大家拍了张大合影。照片中，陈老师兴致勃勃地走在一侧。我的一个好友看到这张照片，指着陈老师说“这位同学看起来年纪有点大”，我大笑说这是陈老师啊。我朋友说，怪不得，我还奇怪这里面为什么没有老师呢。
那时的陈老师虽只有四十多岁，却已在学界成名多年。1988年，陈老师与黄子平老师、钱理群老师合作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一出版就引起学界强烈的反响；同年，陈老师的博士论文以《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为题出版；1989年，陈老师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刊行，这几部力作的横空出世，使三十出头的陈老师即成为当时最为知名的年轻学者之一。
也许是少年成名，让陈老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新青年”们别有一种惺惺相惜的认同。他曾经在课堂上给同学们一一列举出1919年时从最年轻的胡适到最年老的鲁迅的年龄，“五四”之所以是一个青春洋溢、狂飙突进的时代，从某一方面说，也是因为在《新青年》上发表那些文章的人们，是真正的“新青年”啊。在陈老师看来，晚清及“五四”，留给今天的国人最大的思想遗产在于其怀疑精神，他借用鲁迅笔下狂人的追问：“从来如此，便对么？”认为晚清及“五四”的“疑今”与“疑古”，是时代的最强音。“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与现状。敢于并善于怀疑，‘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持强烈的自我批判立场，此乃晚清及五四的时代特征，也是其最大的精神遗产。”
陈老师对“五四”的研究，与他对现代中国大学史的研究互相映发，互补互勘，已经超过二十年，至今仍是《未完的五四》。在陈老师看来，“未完成性”正是五四的魅力所在。在他本人身上，既常常折射着梁启超的“少年中国”、陈独秀的“新青年”，以及李大钊的《青春》梦想，也不乏“五四”那代人“壁立千仞的姿态以及自我批判的立场”。他的“五四”研究之所以能进入大众阅读，显得格外有魅力，也正是因为那不仅仅是书斋里外科手术式的冷静剖析，更融合了以意逆志的“了解之同情”，和感同身受的情感代入与思想认同。“五四”经得起后人的言说、审视，甚至毁誉，自有其不朽价值。陈老师在我们弟子眼中，哪怕是已届古来稀的七十“高龄”，仍是一位不折不扣，怀揣着理想和激情的“新青年”。
2书写性情不逾矩
在陈老师身上，除了其引人注目的“新青年”特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其文人雅趣。他在2017年生了一场大病，病中以写字作为修养身心、排遣病痛之方，不料竟别辟新界，在文人书法上自成一家。不但此后陈老师自己各种著作的出版都由陈老师亲自题写书名，还在台北、北京、潮州、广州等好几个地方办过小型书法作品展。他的书法不是独立意义上的书法艺术展示，而是与书籍装帧、文字趣味相伴而行，醉翁之意不在书法，在乎藉书写来寄托情趣。他还在闲暇中“玩”过瓷器，把书法和传统诗文与瓷器结合，制作了一批有他法书的笔筒、茶杯分赠师友门生，令人爱不释手。
说到文人气，不能不提到《千古文人侠客梦》。这部满纸刀光剑影，纵论豪杰游侠的书稿，竟然在广州火车站被劫，“纸上谈兵”的陈老师却只能束手兴叹，毕竟是书生啊！但是在学术领域，陈老师却是纵横驰骋的猛将，这部以武侠通俗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著述，冠以“武侠小说类型研究”的副标题，一下子就提升了通俗文学研究的理论色彩。十年后，当这本书由新世界出版社再版时，陈老师不仅又加进了两篇新的研究论文，还独具匠心地把自己关于图文研究的创获与武侠小说研究相勾连，在章节之中插入了陈洪绶的《水浒叶子》和任熊的《剑侠传》的精美图画。豪杰与游侠，图像与文字，得以在书中相映生辉。
除了在水墨书写和图像研究中有陈老师挥洒不尽的文人气，陈老师的散文写作也是自成一格。作为学者，他很重视品位的高雅，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他的文章往往是不俗而能通俗，在知名学者中，他的书可以说是大众读者极多的，做到了雅俗共赏。有些文章看似平淡，不经意，背后其实都有陈老师在文章上的经营和苦心，没有一篇是敷衍粗糙的，都有用力之处和笔墨趣味。陈老师的随笔散文，在我一路看来，感觉是越写越好，真的是“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了，既能畅所欲言，又极其严谨有分寸，平淡而近自然。套用陈衍对“学人之诗”的描述，陈老师的散文，也是“证据确凿，比例精当”，是真正的“学者之文”。在陈老师著述中，也有多部散文随笔集，其中记人言事，细腻有情，堪与桐城雅洁之文媲美。因此也可以说，陈老师是合“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二而一之，这是一种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境。
3“做好事不嫌小”
过去三十年中对现代中国的学术史研究，陈老师也是中坚之一。他不仅对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鲁迅、胡适那一代二十世纪初的学者不断“追忆”，表彰学术，兼志思慕，也对自己在中大和北大的导师及学界长辈，都有极其细腻生动丰富的回忆文章，感念自己在年轻时候受到各位师长的提携鼓励。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十年前陈老师六十岁的时候，在接受一个媒体访谈时，就着重谈到要给年轻人机会。陈老师自己在培养学生上面是花费了大量心血的，他不但对自己在北大、港中大、华师大所带的弟子尽心尽力，还为普通高校（所谓“双非”的学校）学子大声疾呼，希望国家给以资源上的投入。
陈老师关注教育问题，不仅仅是作为研究课题，更是现实关怀与践行方式。他和夏老师二人的吃穿用度都很普通，也不购置豪宅，却曾毫不张扬地多次在各个学校以捐赠的方式回报社会，捐助教育。就我所知道的：
2018年，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捐资设立“吴陈饶纪念讲座”基金，纪念他在中大的三位导师吴宏聪、陈则光、饶鸿竞。
2019年，陈老师以父亲的名义，在家乡韩山师范学院设立“陈北国际交流奖学金”，资助家乡的孩子让他们有机会走出去看世界。这是陈老师向韩山师范学院捐赠家庭藏书后，回馈家乡的又一善举。他说：“我们家三代教书，深知教育是最好的‘投资’。”“所谓‘教育投资’的巨大回报，主要不是金钱，而是知识、教养与人格。家人如此，家乡也不例外。潮州并不富裕，韩师也不完美，但潮人重视教育这一传统，在这一方水土上可谓根深蒂固。具体到个人，我相信两句大白话：一是‘为善最乐’；二是‘做好事不嫌小’。”
2023年，陈老师和夏老师在中山大学中文系设立“陈夏奖学金”，以奖励研究生年度优秀论文。
回首陈老师四十多年的学术研究之路，不仅是与时代的大潮同频共振，更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丰厚的人文内涵。从1980年代“三人谈”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学界引发“重写文学史”热潮，到2010年代以来的“重建现代中国人文学”，陈老师从反思现代文学学科开始，一路走来，打通古、近、现、当代的文学史研究，并向学术史、教育史、五四运动史等领域伸出人文学者的触角，旁及图文研究、都市文化研究、甚至网络时代的人文观察等等，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民间之力举办《学人》《文学史》，以及依托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创办的《现代中国》等学术辑刊，在人文研究领域聚合了一群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甚至日韩与欧美汉学研究的精锐学术力量，以跨学科的问题意识为共同特色，将学院派的近现代文学研究推到了一个令学界瞩目的高度，并积累了“走出现代文学”，重建“现代中国人文学”的巨大能量。
无论学问文章，还是知行合一，陈老师在我们做弟子的心目中，都是高山仰止，是我们愿意终生追随的人。衷心祝祷陈老师青春永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