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文学史写作还是文学史学研究，都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学术热点和难点。在大家的研讨中，我似乎有一种强烈的幻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和文学史学的突破就在眼前，因为学术的积累和学科的成熟已经提供了可能突破的基础。当然，像中国任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一样，其最关键的动力并不是来自于学理逻辑，而是社会时代政治文化的影响。其实这也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因为文学史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历史的构成和表征。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文学史学研究中的任何一点创见和突破都是难能可贵的，都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陈平原的著作《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以下简称《学科的文学史》）所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点知识和思想的突破，而是一种思想逻辑和学科体系的反思与重构。其意义和价值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更加突出。
《学科的文学史》最突出的特色是从文学教育的视角来梳理和阐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生发展和学科确立的过程，这是一个过去人人都有感受但却少有人系统阐述的重要问题。五四新文化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确立了全面的规范和标准，使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很快完成了近代转型，而其中中国文学这一传统领域也通过课程设定、讲义或教科书编撰、学习过程等环节具有了现代的学科属性，使其由一种个人情趣和知识养成，成为一种现代教育体系和规范。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上，《学科的文学史》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从课程、教师、教材、课堂入手，讨论百年来中国大学里以文学史为中心展开的文学教育，分析其利弊得失”。[i]《学科的文学史》的作者延续了他一贯的思维个性，采用扩散的和深化的视角，不局限于就事论事，把文学教育、学科确立和文化交融联系在一起：“文学教育的中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P509
”“进入现代社会，合理化与专业性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文学’作为一个‘学科’，逐渐被建设成为独立自足的专业领域。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如此转折，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这一见解既区分了古代文学教育与现代文学史学科的本质差异性，又对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转折性价值给予了明确的肯定。“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P29因为清末《奏定大学堂章程》就已经开宗明义：“以西式的‘文学史’取代传统的‘文章流别’”。P10
中国文学学科的学科性抑或学科的成熟性是有所不同的，对于这一点，陈平原虽说没有重点阐释，但是在字里行间不时透彻出一种严肃的思考。在《增订版•序》中他指出，“谈论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史，必须深入体会体制与权力的合谋、意识形态与技术能力的缝隙，还有学者立场与时代氛围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毫无疑问，学科的确立和成熟往往与其发展的时间成正比，学术和学科都需要成果的积累，而时间在此之中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等学科相比，学科性先天不足而又后天失调。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是现当代文学的特质，这一特质一方面使其成为百年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发展变化的表征，又使其学科性具有某种不确定性。“有趣的是，无论是突然崛起的1950年代还是备受压抑的1960年代，或重新扬眉吐气的1980年代，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始终跟国家的命运以及意识形态的变迁联系在一起。此等“处于漩涡中心”的感觉，使得很长时间里，这个学科的价值、地位以及重要性被过分高估了。忽而备受讥讽，忽而平步青云，一惊一诧，大起大落，难得以“平常心”视之，这对学科的发展并不十分有利。P507”陈平原能把萦绕在无数学者心头的责难和困惑以如此形象而平静，足见其学识的精深和涵养的深厚。的确，中国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被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看得太轻，又被社会精神文明看得太重。当与社会意识形态构成一体化状态之后，极具变幻的意识形态属性必然使现当代文学亦步亦趋，随之而出现波峰浪谷的发展轨迹。这可能不只是一种价值观的改变所能改变的，它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学史的本质构成，成为了一种客观的对象存在。无论是从文学创作主体、接受群体和生产过程看，还是从文学史构成本身的历史事实看，文学史都先天的与政治和意识形态休戚相关，密不可分。即使是在文学史写作、文学史教育的环节，也表现得十分鲜明。这是中国文学和教育的宿命。
读过陈平原的许多论著我有一种感觉，他的学术叙述和价值判断总是能举一反三，于宏大中发现细微差异，从细微处看到巨大不同。他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意识形态属性有一种历史性的观察：“过去谈学科建设，对学问背后的政治关注不够；现在则反过来，受福柯影响，满眼看过去，‘知识’全都变成了‘权力’。这同样是一种遮蔽。在中文系所有课程中，很难找到比‘中国现代文学’跟意识形态的关系更为紧密的了。可即便如此，这一课程的建立与拓展，也并非只是从属于政治，仍有其学理上的依据。”这里他进一步的指明现代文学的政治化并不只是因为“分属不同政治阵营”，进而导致文学史观政治立场的差异，而是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本质和历史原态紧密相关的。他以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文学教育为例，说明几十年的冷战隔绝并没有完全中断现代中国的“大学之道”，三地中文系的文学教育文学史观“仍有若干潜在的呼应”。因为任何历史判断都离不开历史事实，而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文学史家最起码的素质。文学史相似，来自于历史的真实存在，正像“革命小说”的模式化一样，主要来自于正处于青春冲撞和社会觉悟的青年作家生活体验的相似，不能简单的以单纯的“革命加恋爱”公式来否定。艺术的模式化往往来自于生活的模式化，而对于生活我们无法挑剔和回避。
说到底，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种思想体系，而且是在教育思想体系下形成的历史观念、道德判断和政治立场。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评价从来就不是一种艺术史和学术史的评价，而是一种革命史和政治史的评价。作为当代中国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学科概念，其本质也在这里。当我们指出文学史构成和研究中的这种特殊情况，并不一定就必然得出否定性的结论，更可能是为了陈述一种事实而已。作者所陈述的这种事实是切切实实的存在，是我们文学史学确立的基本前提，也是几代人的宿命。对此，作者不无自得的感慨：“直面意识形态与学术传统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尽可能准确的描述与阐释，是很有趣味的精神历险。”此中蕴意我真的有些分不清楚是慨叹多还是调侃多。但是，其中的认真是有目共睹的。
陈平原的文学史观似乎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明确的进一步向前迈进：“或学有余力，出而干政；或浮想联翩，纵横六合，将‘现代文学课’变成‘知识分子论述’的，比比皆是。”这个“知识分子论述”用得十分有趣而精准，也可以反过来说成“论述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现代文学专业教师，总是有一种大文化情怀和五四情结，总愿意用文化破坏和创新作为现代文学史的视角和框架，从启蒙主义的立场来阐释本来属于文学自身的这段历史，真的成了“知识分子论述”。这也叫我再一次醒悟：我们已有的文学史文本普遍欠缺的是文学审美论述。在不能根本上改变大文学史观的情况下，加强文学审美论述不正是文学史写作的突破或回归吗？
透过《学科的文学史》思想与知识的星空，我们看到的是严密的结构逻辑和叙述逻辑。作者写作思路极其明晰，“全书共十二章，大致分为三块，分别讨论学科建立与学术思潮、学人及其著述、若干专业领域的成绩与拓展的可能性。”
《学科的文学史》首先从课程、教师、教材、课堂入手，讨论百年来中国大学里以文学史为中心展开的文学教育，分析其利弊得失。这一切入点需要格外加以关注。至少在我看来，从文学教育和课程、课堂以及讲义来梳理文学史的构成与学科的确立，是一个极其具有历史价值的发现。这里将抽象而琐碎的对象系统化，将死的文学变成为活的文学。人们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历史的细致脉络，更看到了历史跃动的生息。“除了借此构建学术谱系，更是在与当下中国学界对话——探究‘文学’到底该如何‘教育’”。其次，作者以黄人、林纾和鲁迅三位具体的文学史家为例，“观察其在政治与学术、文学与史学、古典与现代之间徘徊、挣扎与突围，凸显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是如何折射乃至承载时代风云的”。这种选择极具历史见地，三位大家的时代、趣味和精神历程互为对比衬托，共性与个性、学理与伦理的异同彰显着历史的变化。第三，是一种“典型的学术史思考”，从分类论述的视角，对于小说史、散文史、戏剧史和现代文学四个专业领域，当然也是四种文体流脉进行探讨。以上三大板块纵横交错，点面结合，完整的梳理了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廓清了文学史内容的构成。如果说三大板块更多的是线性分析的话，而其中对于文学史类型属性的细化分析，则是一种断面考察。作者把文学教育与作为课程设置的“文学史”、作为著述体例的“文学史”、作为知识体系的“文学史”和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史”四者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考察，在系统中分类，牵一发而动全身，把一种十分完整的文学史谱系展示给人。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是“希望在思想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思考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最终我们看到作者非常具体的论述策略：“从学科入手，兼及学问体系、学术潮流、学人性格与学科建设”。当然，除了这四种属性之外，文学史还有艺术感知和文化态势的属性，至少，在作为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的文学史中应该包含这些元素。从头到尾，在信手拈来和海阔天空之间，《学科的文学史》表现出整体与局部的逻辑性，文学教育、文学史和学科性环环相扣，紧密相连，从叙述内容和形式来看，此书甚至可以称之为“作为文学的学科史”。于是，当一种判断可以循环成立的时候，其逻辑构成就已经十分严密了。
说实话，如果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说，我是把《学科的文学史》的最后一章“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当做全书的“结语”来看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对于文学史写作历史与现状评价的那种略带含蓄的犀利和深刻。在不长的段落中到处充满了作者智慧的思想和机智的语言交汇时的闪光点。
与全书的前大部分的内容有所不同，作者在这一章阐释自己的文学史观的同时，表现出对于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界治史治学不良倾向的强烈质疑：“今日中国，只要你指教大学并从事文学教育，便不可避免地投入“文学史”的编撰与讲授”。P508平心而论，这句话还是一种现象陈述，是你我同感的现实存在。但是接下来便具有了前面我说过的略带含蓄的犀利和深刻了：“我甚至怀疑，中国学界（以及出版界）之倾心于编撰各种各样的‘文学史’，除了学问上的追求，还有利益的驱动，以及莫名其妙的虚荣心。过去之‘统编教材’，容易造成思想专制以及知识垄断；现在的全民大编‘文学史’，则走向另一歧路——除了不必要的浪费，还可能污染学界的风气。” P511而且作者还将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大学扩招联系在一起。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已经把当下盛行编写教材之风的思想之惑与名利之心，揭示得再清楚不过了。当然，这可能是不提教育产业化而实际产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最普通的案例罢了。
除了教科书编写热的写作动机分析外，《学科的文学史》的作者对于如何写史的问题也表达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不能说撰写“通史”，就一定是“教科书”；也不是一提“专家书”，就非写成片断式的“谈艺录”不可。那些“四平八稳、玲珑剔透、体系完整、面面俱到”的“文学史”，很可能适应于课堂教学，但不是理想的学问境界。“现代中国学人追求知识的系统化，话越说越长，书越写越厚”，其中的原因何在？陈平原毫不犹豫的指出，“这一趋势很大程度是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大纲造成的”。1950年代以降，受苏联文学教育模式的影响，在新的教育思想体系的制约下，文学史教科书写作成为一种写作形式的集体性和学术思想的规范性特征。放眼望去，不止是文学教育，包括所有的文科教育都进入了一种“教科书时代”，许多不可证伪的学术前提使教科书内容和编撰形式长期同质化。在这种考量之下，陈平原明确表态：相对于权威性的教科书，我能理解大学课堂对于“教科书”的需求，但我更欣赏“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的“专家书”，因为后者无疑更有可能达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目标。P514然而直到今日，大学文学教育的教科书依然是强调共性的“通史”，而非突出个性的“专家书”。当然，教科书与专家书在功能、标准和用途是有所差别的。教科书作为一种教育体制的知识指导和学习用书，需要讲求规范和相对一致，以此来培养学习者知识的系统性；而专家书则主要是体现个人思想见解和知识选择标准，具有学理和思想的优势，但是如果作为一种文学教育用书的话，即使除去现实的思想环境统一性的要求前提，则对于要进行国家系统评价和考试的学校与学习者来说，也是明显不具有实际应用优势的。也许，我所陈述的逻辑正是《学科的文学史》的作者希望改变的。如果这样的话，我倒愿意与其达成一致。最后，陈平原把文学史看做是一门“可敬、可爱而又不无可疑的学问。”个中意蕴，冷暖自知。当然，对于历史的失望并不影响作者执着于现实的努力。陈平原在总结百年来中国人从事文学史撰述与教学的经验，力陈流弊，质疑那种根深蒂固的文学史情结的同时，对于文学教育和文学史写作可能的出路和方法做了极为有效的探讨。其实，否定错误指出问题的本身也就是在确立正确的标准。
《学科的文学史》在阐释思想的同时，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资料。或者说，陈平原的深刻思想也形成于他对大量的文学史料的把握。他似乎是一边在梳理文学史，一边在匡正文学史料。例如，他认为制约着“文体”的，除了阶级与政治因素之外，还有文类与学科因素。例如，在一般的文学史文本中，文学革命之初的文白之争往往被看做是新旧文化阵营的对立和思想立场的斗争。这种认识不仅极端化了论证的剧烈程度，而且遮蔽了二者之外的第三种声音。据陈平原考察，“当初辨析文言白话各自利弊得失时，除了积极提倡白话与坚决捍卫文言的，还有第三种声音，那就是既积极推行白话，又不完全排斥文言”。他以当年北大国文系教授、被视为旧派领袖的刘师培1904年发表于《警钟日报》文章为例，说明文白之争以外的中间观点：“中国自古以来，言文不能合一，与欧洲十六世纪以前同。欲救其弊，非用白话未由，故白话报之创兴，乃中国言文合一之渐也。” P202这可能是我们过去不太了解也不太重视的事实。此外，像他对于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历史、体制和学术承传等方面的细致比较，也都是建立在十分丰富的数据和材料基础上的。
《学科的文学史》主要以北京大学为考察对象，这是十分合乎历史的事实和学术逻辑的。北京大学的文学教育、学科建设和文学史文本写作，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发生在北京大学的有关“文学”的课程、课堂、教员、讲义等的变革，却因牵涉极为广泛，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教育思潮及文化进程，值得认真辨析”。P28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北京大学的学科教育与学术建构始终是中国高校的指归和表征。在这个意义上，探讨北京大学的问题也就成为探讨中国的问题。“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国文系，朝气蓬勃，至今仍令人神往。在其众多实绩中，形成‘文学史’的教学及著述传统，并非最为显赫的功业。但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批评实践，作为一种知识体系，需要新学制的支持，也需要一代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此类熔古今于一炉的文学史想象，既是基础知识，也可以是文学主张；既是革新的资源，也可以是反叛的旗帜——故也并非无足轻重。”我宁可相信，作者以北京大学为中心探讨文学教育和文学史写作以及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不是从资料把握和自我经验出发的，而是从经典和焦点的理解层面出发的。北大是举足轻重而常说常新的，中国的大学可以说只有两种：北大和北大之外。如果这一说法过于极端，倒可以修正一下：受北大影响大的和受北大影响小的。这里不是说学校的综合实力，而是专指北京大学文学教育和学科历史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特殊意义和价值。也许后来有许多学校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在起点处不能不说北大是首屈一指。“当然，认真谈论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文学教育在中国的演变，单靠北大作为个案，未免过于单薄”。P27如果作者能更多的涉及海内外大学的同类问题，可能更完整全面，也更能显示出北大的价值意义。
我注意到，陈平原近些年来的学术论著都有一种口语化的叙述风格，读起来深厚而轻松，文字的行云流水和语气的娓娓道来的背后，有着丰富广博的历史资源和严丝合缝的逻辑支撑。直白而深刻，随意而不拉杂。这种“学术白话”已经炉火纯青，进入了巴金所说的“最高技巧是无技巧”的境界。对此，我甚至常常有一种皈依的渴望。其实，学术的训练和学者的水平不在于表达方式的与众不同，而在于思想和知识的与众不同。受宏大叙事和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呈现出一种思辨或者玄学化的潮流，语言的理解往往成了读者面对的第一道难关。我一直认为，科学研究不能时尚化，而要个性化或者大众化。不能用人人都不懂的话说人人都懂的道理，而应该用人人都懂的话说人人都不懂的道理，这是学术大家的最后表达方式，这也可能是人们在阅读陈平原近年来的论著时往往不太注意的地方。
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写作是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最大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从“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到“民国文学”的主张，都是人们探讨这一难题的努力。这是学术积累和学理逻辑运行的必然结果，而要根本实现这些口号和主张又不仅仅是学术和逻辑所能够完成的。正如陈平原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导言》中所说的那样，“与此相关，先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学科建设，近期又见‘民国文学’概念的讨论，都是学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自我反省。”“不问此类‘宏大叙事’，先从具体作品的阅读、鉴赏、阐释入手，未尝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ii]他在《学科的文学史》中没有直接探讨文学史学的宏观问题，而是默默的爬梳历史，分析个案，从深层和细部入手来表达与大家相似而又相异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写作见解。沿着他所走过的脚印也许会蹚出一条通往终点的蹊径。
[i]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第二版。以下未注明引文均出自于此书。
[ii]陈平原：《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导言》，《华夏文化论坛》2015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