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老爷子"是我们在背后对他的昵称，当面一般称呼他为"汪博士"。汪博士中文名汪华林，英文名Warin

Wonghanchao，是泰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崇高声望，使得称他为"泰国经济、政治研究第一人"一点都不为过。在中国和东盟经济合作方面，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年2 月11 日早上，我和往常一样，正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打开电脑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突然电话响了起来。来电话的是云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小周，自从我1995

年因为从事南亚经济政治研究而认识他以来，从来没有听到他的声音这样沉重。他说："丁老师，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非常不幸的消息，希望您能镇静。就在几个小时前，汪老爷子在老挝万象考察期间去世了。"

此后的一个月，我每天总有一段时间泪水长流。本来过不了几天，我就可以见到汪老爷子了。就在他去世前数周，我和小周正计划着到曼谷对汪老爷子来个"突然袭击"，然后拉上他一起开车到老挝首都万象，再从万象一直向北到中国云南的边境城市磨憨，再和汪老爷子一起到西双版纳。我这些年从事中国和东盟发展研究，每年都大致沿着这条路线考察，有时一年好几次。我完全可以想象，当我们按响汪老爷子家的门铃，他出来开门时的巨大惊喜。

为什么要对汪老爷子来个"突然袭击"，这里面有个前奏。

2006 年10 月，汪老爷子入院，将进行第二次心脏搭桥手术。他的第一次心脏搭桥手术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医生告诉他，像他这样的心脏状态，尽管做了搭桥手术，也至多只有五六个月的生命。于是，汪老爷子就按照还有五六个月的生命，拼命地享受生活，每一分钟都不浪费。就这样，过去了二十多个"五六个月"了。

但是这次，医生在做了彻底检查后说，在你的心脏上几乎找不到一块可以做第二次搭桥的地方了。所以汪老爷子和所有朋友打了招呼，说他马上要做手术，希望自己能笑着从医院走出来，如果不能，也希望大家不要为他流泪。他就是这样一个乐观通达的人。在进手术室前几个小时，我给他打电话，他让我讲话讲快点，因为他马上要被推进手术室了。我说我有非常好的酒在等着你出来呢，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这瓶酒你可别一个人喝了。

没有想到，这次手术非常成功，简直是出乎意料地好。休养了一段时间后，汪老爷子大概就忘记这是他第二次心脏搭桥手术了，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仍像一个年青人那样尽情地享受人生。在我们正计划对汪老爷子进行"突然袭击"前，他率领一个泰国代表团访问哈尔滨。当时正值冰灯节，气温是零下一二十度。东南亚气候炎热，不要说零下一二十度，就是零上十度，东南亚人都受不了，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冰雪。但是，汪老爷子有着孩子般的天性，我肯定那些天他肯定是玩雪玩冰玩疯了。但是，从酷热突然到严寒，对于一个刚进行了第二次心脏手术的病人来说，影响是致命的。

他的丧事完全是按照西方传统来操办的，但有一点却让我非常感动。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遗体一直保存到5 月26

日，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让全世界各地的朋友能去曼谷，向他做最后的告别。直到见过所有的朋友，遗体才能安葬。

我这次之所以选定今年夏天到贵州讲课，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七年前的这时，在贵州第一次见面。我希望我在回忆他的时候，能够身临其境、心阅其情。2000

年夏天，在贵州安顺的黄果树举办第二届"炎黄杯"国际围棋赛。这个比赛，是由作家金庸、日本棋手林海峰、中国棋手聂卫平等发起，第一届在云南的虎跳峡举办，我当时在澳大利亚，没时间参加，第二届时我正在大陆，于是就接受了邀请。

那天晚上七八点钟，我们几个人刚从外面散步回来，小周突然让我们在宾馆大堂稍等一下，说汪博士等几位泰国客人刚刚到达。果然，过了一会，就从楼上走下来三四个人，为首的一位满头银发，皮肤黝黑，身体粗壮，但不臃肿。我看他的样子，有点可笑：不像学者，不像商人，也不像官员。大家坐下来用英语聊天，当时宾馆大堂没开空调，天气有些热，我们彼此又不熟悉，于是我就建议："Can we have some beer?（我们喝点啤酒吧？）"没想到这话说到汪老爷子心坎上了，他马上说："Why

not?（为什么不呢？）"从打开啤酒那一刻起，他才开始进入状态了，像个孩子那样不断地笑。他的笑声，就像一个淘气的孩子，如果第一次听到，你完全无法想象那是一个六十多岁老人的笑声。

以后我才逐渐知道，对于汪老爷子而言，啤酒就是生命之源。他的生活方式非常独特，每天早上不到五点就起床，六点前吃好简单的早餐，就开始工作。工作到上午十一点或十一点半，这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然后就开始整瓶整瓶地喝啤酒，一直喝到晚上七八点钟，然后睡觉。天天如此。后来我们一起出去考察，不管到什么地方，在宾馆办好入住手续，汪老爷子就不见了。毫无例外，他必定是找附近的酒吧喝啤酒去了。

严格说起来，汪老爷子不是完全的华人，他有二分之一的华人血统，属于泰国第三代华人。他的祖籍在广东揭阳县一个叫九斗坡村的地方，那里土地非常贫瘠，一大片坡地一年才收九斗稻，故而得名。在他爷爷那辈，乡土观念还很强，虽然迁居泰国，但还要回村找个老婆带回泰国。到他父亲时，因为战乱无法回广东，就在泰国娶了妻。抗战时期，他的父亲辗转到了云南，住在昆明附近的宜良县。那里以盛产粮食而著称，他的父亲就在那里办起了酒精厂。汪老爷子的童年时代，就是在父亲身边度过。不知道他后来爱喝酒，是否和他父亲的酒精厂有关。不过那个酒精厂的产品，是汽油的替代品，因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汽油缺乏。

1949 年以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不好，汪老爷子也就一直没机会回中国。但在"文革"的特殊年代，他却以特殊方式回来过一次。

当时他还是泰国国立法政大学的学生，思想非常左倾，参加了泰国左派学生组织，还是个领袖人物。泰国的军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汪老爷子遭通缉，他竟然越过国境，逃入中国，到了重庆。当时重庆武斗很厉害，他又跑到了美国，在康奈尔大学读发展经济学的博士。在西方国家，左派都对社会公正很关注。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从来不认为中国有所谓的"新左派"。这是题外话了。

汪老爷子从美国回到泰国，在学术界做得很成功，做到了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的经济系主任。朱拉隆功大学在泰国的地位，就相当于北京大学在中国。它是以泰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朱拉隆功命名的。但汪老爷子后来突然辞职不干了，我问他原因，他说泰国的大学教师待遇太低，那点钱还不够他喝啤酒的。我开始以为这是玩笑，后来一次应朱拉隆功大学经济系邀请去讲课，系里请我吃午餐，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在整个饭桌上，只有我一个人的桌前有啤酒。我这时才相信。

最终，我还是没有去见汪老爷子的遗体。那段时间我正在香港制定卡内基基金会一个研究计划，实在太忙了。但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去见他的遗体。如果我真想去，总能抽出时间的。我不想因为看到他死亡的形象，而毁掉他在我心中永不衰老的、与死亡不能联系起来的音容笑貌。

以我这样的年龄和阅历，也算走遍天下、阅尽人生了，但像汪老爷子这样的人，我还找不到第二个。而且我不认为，我以后还能遇到这样的人。

（丁学良口述，周筱赟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