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五十五岁的司马迁总算可以舒坦地吐一口郁积多年的长气了。他突然感觉到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轻松：自从三十八岁担任太史令（元封三年，前108）以来就着手写作的《史记》，终于在经历十八年的呕心沥血之后完成了！
这十八年里的头十年，他过着志得意满的顺心日子，一边继任父亲的太史令之职，一边满心欢喜地调阅国家图书馆里的各类书籍档案。但是接下来却是饱经痛苦与煎熬的八年。受宫刑之后，汉武帝仍然欣赏他的文才，把他调到内廷担任“中书令”，即皇帝的机要秘书。
在为司马迁写传记的班固看来，那叫“尊宠任职”；而在司马迁本人看来，自己“身残处秽，动而见尤”（尤，过也。受宫刑的人往往不能完全控制小便，需要时常操着尿布行动，因此无时无刻能忘记自己被阉割的事实以及之所以会被阉割的罪名。说“动而见尤”，一点也没有过分或夸张的成分）。“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
整整八年来，唯一能支撑着他的精神还不至于被摧毁的，就是那部尚未完成的《史记》。如今，苦难的传奇似乎已将近落幕，他有点累了。这时他想起还剩下一件事需要做。
他的朋友任安曾于两三年前给他写过一封信，大意是敦促他不要自暴自弃，而应该守职自重、尽忠献言。这番话勾起司马迁的满腹辛酸。他曾打算写一封长信，向老朋友倾吐心头的委屈。不久之后，两人曾经匆匆见过一次面，写信的事也就被搁置了；但其实他们的会面又太短暂，“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旨意”（匆忙之中，找不到一点点时间，以便将自己的意思清楚完整地表达出来）。所以，司马迁一直把那些话深藏在心里而无由发泄。这一等就是两三年。而此刻他发现，必须抓紧时间向任安表白。因为任安被牵连到一个政治案件中，已被投入死牢，正在等待秋后处决。
任安究竟是何等样人？
他是河南荥阳人，出身低微，为人赶车来到长安。当日长安城的豪华与繁盛是汉帝国的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但如民谚所说，“长安居，大不易”，一个毫无依靠的外地人要在那里立住脚跟自然很不容易。不过武帝朝正处于内政外交大事更张的时期，需要从各个阶层吸收人才。平民子弟凭借自己的才干、军功获得提拔，或在城市中结交豪杰、公卿，靠他们的举荐进入政界，都还是有可能的。因此，正值少年的任安决定留居长安。
最初，他在长安之西不远的武功县内谋得一个代理“求盗亭父”的职务。汉代在县以下设立“亭”的地方基层组织，以十里为一亭。每个亭有两个首领，一个是亭长，负责在官府与地方之间上传下达；一为求盗亭父，掌管地方治安。他们都不算正式官员，当时称为“少吏”，是协助官府处理民政的办事人员而已。任安处理份内事挺卖力，在民间的口碑很好。他由此而逐渐被提拔为县里的一个低级官吏，可惜随后又因一点小过失被免职。
不过他这时已经算有了一点小名气，于是被招入大将军卫青门下为舍人（属于贵族私人的家臣）。其实他并未真正得到卫青的赏识，因此被派去喂养劣马。有一次，任安与同样怀才不遇的田仁两人侍从卫青路过平阳公主的家。主人安排任安和田仁与自己府第里的奴仆同桌吃饭。两人大怒，竟拔刀将饭桌砍坏。任安为人刚烈，却讲究信义。当骠骑将军霍去病得宠后，卫青的势力逐渐下衰。大将军门下的随从纷纷改换门庭去投奔霍去病，很多人靠新主子的举荐做了官。任安却并没有因此离开卫家。
但是卫青既不爱惜部下，也没有知人识才的本领。所以司马迁说他尽管以外戚之尊而权倾天下，在士大夫中间却根本得不到称赞。任安始终不能引起卫青的注意。汉武帝派使者到他的府里选拔担任郎中的人才。他从自己的“舍人”中点了十几名富家子弟，让他们穿戴得华丽高贵，骑上高头大马，供使者挑选。但这些人都被使者批评为穿着华贵的木偶人，竟没有一个能通过“面试”关。使者重新召集大将军家里的百余名舍人，逐个面谈，最后挑选出来的，竟然就是任安和田仁两人！
任安入宫做郎中，恰与司马迁担任相同的官职在同一年。在司马迁眼中，任安无疑具有从战国一脉而来的“幽并游侠儿”的气概，在处世立身之际强调个人的自尊，而对待他人则以信义为重。他的个性，多少代表了司马迁所赞许的传统士大夫的操行准则。或许正因为性格上的这种相互投缘，司马迁才会在不过一年的时间里与任安结下深厚的友谊。
任安陷入武帝晚期的一桩著名政治大案，完全是身不由己，甚至可以说是无辜的。这桩大案以“巫蛊之祸”著称于史册。
所谓“巫蛊”，就是用木偶人来代替欲加害的对象，对它施以针刺、诅咒、刀剜之类的象征性伤害，然后埋入土中。当时人普遍相信，通过巫术或祭拜祝祷，木偶人所遭受的上述种种伤害就可以转换为被加害对象的实际危害。武帝一共活了七十岁。他晚年身体有病，常常怀疑有人在用巫蛊之法加害于他。这时候有个叫江充的人很得武帝信任。此人是一个美男子，却有毒蛇一样的心肠。他专门用侦破巫蛊案件的藉口陷害他人，审讯时用烧红的铁钳来烫烙被审问者，逼使他们胡乱招供。不出数年，“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武帝临死前五年，江充抓巫蛊犯居然抓到皇太子头上去了。他指使胡巫，断言宫中有蛊气。汉武帝遂命江充入皇宫侦查。江充诬告太子宫中埋的木人最多，又有帛书，上面写的全是想谋害武帝的话。随后他们到太子宫内“掘蛊”，果真找到了六个针刺桐木偶人。太子得知后非常恐惧，想与当时住在郊外甘泉宫里的武帝联系，以便辩明情况。然而，“皇后（卫皇后，太子生母）及家吏请问，皆不报”（没有回应）。
太子周围的人开始怀疑武帝是否还活在人世。太子的老师石德提醒皇太子说，要防止秦末的悲剧重演。他指的是秦始皇死后，赵高隐瞒消息，矫旨令法定接班人扶苏自杀的故事。于是太子听从石德的计策，派人诈称武帝使者，捕杀江充等人。在甘泉宫休养的汉武帝闻变，马上命令包围长安城，严厉镇压太子军。面对政府军的进攻，太子被迫动员数万市民守卫长安城。“巫蛊之祸”就这样发展成一场父子相煎的内战。汉武帝回到长安近旁，进驻城西的建章宫，下诏调集关中驻军攻城，由他本人亲自指挥。太子军与政府军大战五日，死者数万人。太子兵败，出城东逃，在被追捕中自杀身亡。
江充迎合武帝的猜忌心理，靠诬陷无辜者邀宠，固然是巫蛊之祸的一种重要起因。但是他胆敢诬陷到皇太子头上，实在很难看作是一桩没有其他更加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偶然事件。班固写《汉书》，把这件事同卫皇后因色衰而失去武帝的宠爱相联系。他以为，汉武帝企图废去卫夫人而另立正宫皇后，因此才栽赃于卫夫人生养的皇太子。结果，太子和他的母亲双双自杀，正好符合武帝的心意。但是，按照一位当代历史学家的看法，巫蛊之祸的背景，更像是武帝与皇太子之间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的冲突，导致武帝企图更换法定接班人、也就是皇太子的人选。它与卫皇后倒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
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过，武帝时期，西汉国策实现了从“无为”政治向“有为”政治的转变。这里面既有不得不如此的成分，也有因国力强盛而催发的骄逸奢侈的动机。于是因广开边功、兵革数动而国库虚竭；因国用不足、卖官鬻爵而使吏治渐坏；因垄断盐铁、专注搜刮而使言利刻薄之臣布列朝廷。这一系列的政策环环相扣，越来越严重地破坏着西汉社会的正常运行机制。武帝中叶，天下户口减半，关东流民达到二百万之多，社会险情已极度表面化。后来的人回顾这段历史说，汉武帝的穷奢极侈，幸亏是发生在文帝、景帝的大治以后。人们还没有忘记文、景“遗德”，所以人心不乱。如果汉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则“天下必不能全”。
面临这样凶险的局势，汉武帝并不是毫无意识的。封禅之后不过数年，他就总结自己前三十年的作为说：“我过去所做过的很多事，是不得不为，因而也就不得不劳民伤财。但是如果后世再像我一样地行事，那就是在重走亡秦的老路了！”他意识到，形势已发展到必得扭转整个治国方向的关头了。但是真要转过这个弯子来，又谈何容易！这会牵涉到太多的人们以及他们的现实利益；另外，他骄奢淫侈、好大喜功的习性也不是轻易就能改变的。西汉帝国就像一艘航行在茫茫海面上的大船，找不到北，在那里漂浮不定。
既然理应转弯子却又转不过来，或者转得太迟缓，自然就会有人不满意。这些不满意的人物中，有一个就是皇太子。他是大将军卫青姐姐的儿子，个性“仁恕温谨”，对父亲不断兴师动众非常不以为然，所以经常成为武帝决策的反对者。武帝曾回答儿子的劝谏说：“就让我把该做的事全做完。好留一个安逸的局面给你。这不是也挺好吗？”父子两人政治主张的分歧，逐渐发展为互相间的疏远、猜疑和算计。
卫青死后，卫氏外戚集团失去了一根极重要的支柱。此后不久，汉武帝就好像开始为更换自己的接班人预作安排。他先后翦除了卫氏集团的很多成员。“巫蛊之祸”发生时，武帝与皇太子以及卫皇后之间的关系，已发展到不通消息的地步。江充把巫蛊之罪安到皇太子头上，即便没有受到武帝的直接指使，一定也是他看准了武帝的心思，因此才会有这样的胆量。也正因为如此，皇太子对江充的怨愤爆发，才会立即引起武帝的激烈反弹，以至于他会直接把它当作一场叛乱来镇压。
现在让我们转回来再说任安。在巫蛊之祸发生时，他正担任“监北军使者”的职务，控制着调动首都卫戍部队的大权。皇太子用兵符命令他发动北军参战。任安接受了皇太子的发兵符节，回转身来却紧闭军营大门不出。他实则是不希望事态失控。但这种做法却被武帝看成是“有两心”。事平之后，任安被判死刑，关入死牢，等候处决。所以才有司马迁给他写信这回事。
如今，《报任安书》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千古传诵的名篇。这封信主要有三层意思。
一是借着对本人蒙冤经过的回忆，为李陵大声叫屈，同时也控诉自己所遭致的不公正的审判。信里说：“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廷，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弩，冒白刃，北向争死敌。”司马迁以为，像李陵这样能使部下效命死战，“虽古之名将不过也”。至于他力屈投降，则“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
说到自己，司马迁为他的“拳拳之忠”不能被武帝理解而一再哀叹说：“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在另一个地方，他又用重复句法为自己的命运高声呼喊：“悲夫！悲夫！”说他的这封信，是在用血泪控诉汉武帝，也是不过分的。
第二层意思，是向任安解释自己为什么甘受宫刑之辱而活下来。他这样回忆当年在牢狱中所体验过的卑贱屈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笞”；“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徒隶，指其他犯人；惕息，惧而喘急）。
他说，每当他想起自己作为“刀锯之余”（受刑人）所蒙受的耻辱，想到没有面孔再上父母的坟墓，总是肝肠寸断、虚汗淋漓。那他又为什么没有抢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就毅然自裁呢？司马迁先回答说：“人情莫不贪生恶死，顾父母、念妻子。”但是也有一种人不是这样，“至激于义理者不然”。
司马迁用以下这句著名的话来概括后一种人对待死的态度：“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必须在赴死或求生践义（即为实现某种义务和责任而顽强地活下去）之间作出选择，那他就要衡量在两者中哪一个的分量更重。当赴死更重于践义时，他的死就具有重于泰山的意义。而如果当时环境还需要他活着践义，那么他就不应当轻生；在这种情况下随便去死，其意义便轻于鸿毛。
说到这里，司马迁向他的朋友倾诉了自己当初没有慨然引决的原因，同时也公开了一个已经被他保守长达十多年的个人秘密。十四年前，他曾向自己的一个同事、天文学家壶遂透露过这件事，当时它还处于刚刚着手进行之始，可以说八字还没有一撇。现在，司马迁告诉任安，他之所以接受宫刑，因为他需要活下来，继续完成早已在写作之中的《史记》。而到了给任安写信的此时此刻，司马迁肯定已经写完了《史记》。所以他自豪地向任安宣称，此书“凡一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说，他要把这部书藏之名山，传给后人，让它在大都市里流传。从今往后，就是被杀一万次，他也绝无后悔！
懂得了《报任安书》中的这一层意思，我们才可能对《史记》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也才能懂得，为什么鲁迅要把《史记》称为“无韵之离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