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史记》的文学成就达到辉煌的程度，它本质上却还是一部求真求实的历史学著作。所以鲁迅首先表彰它是“史家之绝唱”，然后才说它还是“无韵之离骚”。既要真实，又要有文学性，要做到两全其美当然非常困难，但还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史记》即为一例。
《史记》内容的真实可信，最令人吃惊的证据之一，是它对于商王世系的记录。司马迁当时一定是依据了某种古帝王谱牒资料，可是这些资料今天一点也没有保存下来。所以他关于殷王谱系世次的记载究竟是否准确，或者准确到什么程度，后来的人几乎根本无从加以考察核对。一直到19、20世纪之交，人们偶尔从被当作中药材用以熬制方剂的“龙骨”上发现了商代刻辞（即甲骨文），再追寻到出产这种特别的“龙骨”的河南，这批刻写于晚商的甲骨文才在被掩埋三千多年之后终于重见天日（19、20世纪之交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另一项同样重大的发现则是敦煌文献的重回人间）。根据甲骨卜辞，可以将商代二十九王的世次复原出来。再拿这个复原结果与司马迁的记录一比对，人们惊讶地发现，司马迁的记录竟然与在他之前一千年就已经被埋入地下的殷商甲骨资料出奇地一致！这件事甚至使得人们有理由进一步猜想说，《史记》关于殷商之前夏代十七个王的系谱记录，大概也是有相当根据的，只不过我们至今还无法找到其他旁证材料来对它进行核实而已。
《史记》内容的真实性，也反映在司马迁总是直截了当地叙述他所知道的事实情况，而一点也不会为了替尊者、替有权有势者遮掩什么而使用所谓“曲笔”（用隐晦含糊的话将不便直说的情形支吾过去）。中国人在记录历史时一向强调“直笔”，但是因为各种人情或利害关系的牵制，有时它甚至还需要以生命作为代价，因此完全的“直笔”是很难做到的。司马迁却勇敢地做到了“直笔”。西汉的开国功臣大多数出身低下，周勃靠为人吹箫送葬为生，樊哙是杀狗人的儿子，栾布是酒店里的跑堂，灌婴稍微好一点，是贩绸缎的小买卖人。司马迁身为汉人写本朝的历史，却对这些都一概直书，毫无忌讳。甚至对皇家的丑事，他也照写不误。刘邦贫贱时被他父亲骂作“无赖”，审食其与刘邦的寡妻吕太后不清不白，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被司马迁写进他的《史记》。《汉书》对武帝以前的纪事多照抄《史记》，但《史记》中“无赖”、“得幸吕太后”一类的话，在《汉书》里却是绝对读不到的。
甚至对于当时已被圣人化的孔子，司马迁也不肯放弃直笔的原则。他说，孔子由他的父亲叔梁纥与母亲颜氏“野合”而生（野合者，不符合礼的规矩也）。叔梁纥在孔子出生后不久便死去了。孔子一直到死，都不知道父亲坟墓的确切地点。孔子大力提倡孝道，怎么可以连自己父亲的坟墓在哪里都弄不清楚？司马迁还描写说，孔子为与齐景公拉上关系，去走齐景公宠信的一个叫高昭子的小人的后门，居然做了高昭子的“家臣”（私人随从）。他在卫国，为接近卫国的君主，又去走卫夫人南子的后门。两人隔着帷帐互相行礼，南子“环佩玉声璆然”。这都是以卫道自命的正人君子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说，司马迁的这些描写，都来源于“诸子杂说，不可取也”！还有人因此把《史记》说成是一部“谤书”（带有诽谤的书）。
以上所说，可能会让我们误以为，凡被司马迁写入《史记》的，必定都是真实地发生过的事情。实际情形也不完全如此。我们说司马迁能够做到“直书其事”或者“直笔”，主要是说他对自己所记录的事情不愿意加以故意的隐瞒或篡改；是说他知道某事如何，就一定照着那样子把它讲述出来。他自己总结《史记》的写作原则，叫做“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意思是把有关过去的种种传说组织成一个系统，放在一个宏大的叙事框架里重新讲述，尽可能使这些来源不同、讲述立场和讲述角度不同的故事能够互相补充、互相协调、互相映衬。有些传说，例如天人感应、圣人的种种神异事迹之类，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可能真假掺杂，而在古时候却长期被大多数人信以为真。司马迁当然也做不到例外。他说舜六十一岁代尧践位，统治天下三十九年，死于今天的湖南。古人对此老早已经提出过怀疑。他记载楚国王室的起源，说祖先中有一个人叫陆终，妻子“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上古的人是否做得到采用剖腹产来接生，已经十分可疑；至于一胎产六子，那就更加无法让人相信了。可见司马迁最多只能做到“以信传信，以疑传疑”，要求他说的必得完全真实，那对他不是一种苛求吗？
另一种情况是，《史记》讲述的故事中，肯定加入了不少由讲述者添加在里面的想象成分。我们都知道，刘邦阵营里最会打仗的人是韩信。当刘邦被项羽射中胸口、接着又被楚军围困之时，韩信却在项羽分封的齐国大打胜仗。因为自己差不多灭了齐国，韩信从前线送一封信给刘邦，要求刘邦封他一个“假齐王”（负责代理镇守齐国的王）。刘邦读完这封信勃然大怒，骂道：“我被楚军重重围困在此地，从早到晚盼望你来救我。你却只想到要做什么‘假齐王’。”坐在刘邦身边的张良、陈平一听急了，连忙在桌子底下踹了刘邦一脚，把嘴附到刘邦耳边，轻声对他说：“目前形势对我们不利，韩信如果自立为王，你能禁止得了吗？不如顺水推舟，封他一个王，把他笼络起来，使他不至于反叛。否则很可能会有麻烦。”刘邦一下子明白了，连忙接着前面的话转弯说：“大丈夫想做诸侯，就应当做真王，还要做假王干什么？”他立即派张良赶到韩信军前，封他为“齐王”，同时调发韩信的援军来解自己的围。不消说，这个故事十分精彩。但是张良、陈平在桌子底下踩刘邦的脚，这是谁看见的？两人贴着刘邦耳朵说的话，又是谁听见的？在场的人们真正能看见的，至多也只是张良和陈平与刘邦交头接耳的情景而已。其他情节无非是讲述者根据事态演变的逻辑线索补充进去的。
再有一种情况是，《史记》在“发掘”某些当时已所知很少的事件或人物时，由于素材的缺乏而不得不李代桃僵乃至化虚为实。前面说到过《史记》塑造的屈原形象，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直到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屈原在人们的印象里，包括在贾谊著名的《吊屈原赋》里，不过是一个过度敏感和自尊而偏偏又怀才不遇的文学家而已，他在先秦文献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录。所以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时，竟对他一字未提。司马迁要为屈原写传，最大的困难便是材料不足。他的依据无非有这么两种：一是由屈原本人所写、也包括后人依托屈原之名创作的那些被称为楚辞的作品；二是武帝时的淮南王刘安遵照武帝命令撰写的《离骚传》。他要把屈原在楚辞《渔父》里虚拟的“主客答问”当作他的一段真实遭遇写进传记里去，其实跟屈原的故事实在太少也有密切的关系。有人甚至认为，《史记》中提到的陷害屈原的楚国贵族“子兰”其人，实际上也根本不存在。《离骚》在极言世道衰乱、风气浇薄、人无操守时，用了一个比喻，说百草不香，连兰、椒这两种最有代表性的香草，其气味也都变臭了。而《史记》所谓“子兰”（此人在《汉书》里又被写作“子椒”），很可能就是从楚辞的“兰椒之语”里化出来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屈原的形象在历史上至少经历过两次重大的变化。他先从贾谊《吊屈原赋》里一个牢骚满腹的冤死文人（我们可以把他叫做“贾谊版的屈原”），变成司马迁笔下以勇于一死来向黑暗、罪恶的社会势力进行抗争的道德英雄（“司马迁版的屈原”）。再后来，他又变成对自己国家爱到近乎痴情程度的一个爱国主义的典型人物，但那已经是现代的事情了（“郭沫若版的屈原”）。
最后，司马迁其实还特别爱好讲述生动曲折的故事。他既讲究“实录”，但也抑制不住“爱奇”的心性。《史记》关于战国历史的叙述，有将近一半可能来源于一本类似于《战国策》的故事集。它显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记载。看来司马迁并没有仔细地考虑过，在这本书所记载的许多巧妙的阴谋故事里，究竟哪些才真正经得起推敲、因而值得写进严肃的历史著作里去。古人因此批评司马迁“大胆莽撞”。有一个当代西方学者称，司马迁既是严肃的历史学家，又是有一点华而不实的轶闻编纂者。他认为，在《史记》里，历史学的标准经常被“故事本身的打动力”所取代，从而使司马迁“失去对书写的控制”。
这么说起来，《史记》到底还能算一本可以被我们信赖的历史著作吗？回答仍然是绝对肯定的！已经过去的经历一旦成为口耳相传或者记录成文的某种叙述，其中就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叙述者本人主观上对那段历史的想象、理解和阐释。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都做不到完全客观地去“复原”某一段历史，或者所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司马迁做不到，别人也一样做不到；古人做不到，今天的人也一样做不到。衡量一部历史著作的好坏，不是看其中有没有掺入作者的主观想象和理解，而是要看这种想象或理解是否来源于历史事实，并且是否经得起所有已知历史事实的验证与核查。
为了编写《史记》，司马迁曾利用他做太史令的职务读遍了“石室金匾之书”（指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但是除了古帝王的谱牒之外，他在当时能看到的书籍，其实并不比我们今日所能掌握的资料更加丰富多少。秦汉用于地方治理的各种行政文书，似乎也未被他充分利用过。而要凭这点原始文献写一部通贯两三千年的全面历史，他所面临的素材和资料短缺的困难是极大的。据日本学者的解析，《史记》关于周文王之前的早期西周历史的记述，实际上就是由得自各种古书的三十七则片段叙述拼凑而成的。其中有九则源于今日已遗失的古帝王谱牒，二十四则资料来源于《礼记》、《尚书》、《诗经》、《孟子》和《韩非子》等常见著作，只剩下四则资料来源不详。他撰写的孔子传把《论语》的五分之一都作为孔子的言论抄了进去，引用的范围涉及《论语》全部篇目的六分之五。秦始皇烧书，把除了本国以外其他六国的资料都销毁了。因此除了非常简单的秦国编年史，还有前面说到过的那本故事集，关于《春秋》纪事结束到秦统一的这一段，也就是关于所谓战国时期，更是缺少可资参考的史料。所以《史记》战国部分的写作，只好先根据相对来说还稍微丰富一点的秦代史料编成“秦本纪”，而后将“秦本纪”中与六国相关的信息分散到有关各国，制成“六国年表”。再据年表、各国君主谱系和战国故事写成韩、赵、魏、楚、燕、齐等世家的战国史部分。我们所以要指出司马迁的种种苦心经营，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看出，这部历史书的写作，在把尽可能多的资料和作者个人对这些资料的认识尽可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方面，已经达到了何等了不起的程度。《史记》创立了一种综合的历史叙事体裁，分别由本纪（编年史）、表（按专题制作的历史年表）、书（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专题性记载，后代改称“志”）、世家及列传（王族家庭史和一般人物传记）等四部分构成。它成为历代王朝在此后两千年里编写“正史”的标准范式。
在司马迁以前，纪、表、书（志）、传这四种书写历史的体裁，其实都已经分别存在了。司马迁的贡献，在于他将这四种体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综合复杂的结构框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创造从来就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突兀而起；它总是以某些先前已经存在的因素作为起点而实现的。不过，《史记》最大的贡献，或者说司马迁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学之父”的原因，还不在于上述综合性叙事体裁的创造。《史记》对中国历史编撰学最伟大的贡献，是它第一次把一种“过程”的脉络，埋置到对于过去的历史书写之中。司马迁提出他写《史记》是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古代的历史记录，在司马迁以前起码已经有上千年的时间了。这些记录虽然也被按年代的先后排列起来，却像账本一样既简单、又零碎散乱，看不出在那一大堆事情的变化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或线索。比如某年“陨石于宋五”（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某年某月“赵盾弑其君”之类。为了弄明白那些简单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还得把相关的故事情节用口耳相传的办法一代代传承下去。人们不关心这一连串的事件或故事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历史书写的目的是拿这一件一件的事情单独来进行道德的批判，用作后人的教训。孔子删改《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司马迁突破了这样一种支配中国人上千年的历史思维方式，要把过去当作一个连续不断的变迁过程去探究和说明。也正因为这种不同寻常的目标，他才必需要发明一种崭新的综合性的叙事体裁来重现过去。这不是最突出地表现了他的伟大的创新精神吗？
写完《史记》，寄出了《报任安书》，五十五岁的司马迁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从此再没有留下别的什么形迹。他的晚年将会如何结局？这个引人入胜的问题，是历史再度留给我们的一个千古之谜。
原载《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