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永远都没有答案的但仍然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写下《史记》的最后一个字、捆上最后一卷竹简之后，司马迁怎样了？在完成《史记》之后，司马迁又是谁？这个问题指向一个我认为在当时还很新的“作者”（authorship）的概念。对于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一种可能的回答是：在完成《史记》的那一刻，司马迁变成了他现在仍然还是的那个“写了《史记》的人”。《汉书·司马迁传》对于他生命中的这一阶段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我们也许可以把他的《报任安书》视为这一阶段的产物，不过，在这封有名的信里，司马迁谈到他的著作时，口气似乎是“未来完成时”：我们很容易把他的“仆诚已（李善注《文选》作‘以’，此处据《汉书》改）著此书”理解为“我将要完成这部书”。但是，无论我们怎样理解这句话的时态——已经完成还是将要完成，它都是以一种回顾的口气说出来的：完成意味着没有遗憾，“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我们把这句话当成对未来的忖度，是因为司马迁谈到他的现状充满了痛苦和悔恨，而《史记》的完成会结束这种痛苦与悔恨的状态。

司马迁比大多数生活在他以前的作家都更喜欢为写作这一行为寻找明确的先例。而且，他比任何先贤都更多地谈到写作（也频繁地谈到阅读）。孔子作《春秋》这一典范在他的脑海中明显占据着突出的地位。但是，虽然上古时代后期流传着孔子希望通过《春秋》为后世所知的说法，孔子仍然是“孔子”——圣人，一位比他的著作更伟大的人物。相比之下，司马迁是一个激进意义上的“作者”；在他自己眼中，他的著作是他惟一的存在理由，千秋万世之后，我们只是因为《史记》才知道他，他也只是因为《史记》才引起我们的兴趣。

这部书的写作经历了两代人：司马迁和父亲司马谈。它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查找、阅读资料的困难，以刀、笔在竹简上书写本身的困难，远非有了纸、笔和标准字体的时代所能想象，它改变了写作和一个人的生活之间的关系。这种写作工程，不仅仅是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中所做的众多事情之一，不是一个人对于他生活中某种临时情境的回答，也不只是写下在书写之前即已存在的思想（如我们想象哲学家的写作那样）。这是一部在其特定的内容被发现、研究和书写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其目的和意义的著作。这样的工程，与思想家把写作当成保存和传播思想的工具，意义截然不同。

我认为，司马迁是第一个把著述当作“工程”的人。这样的说法，自然会招致反对意见。一方面，当时通行的看法是孔子就是以“完成工程”的方式写作《春秋》的；另一方面，还有诸如《吕氏春秋》这样的集体著述工程，《吕氏春秋》作为一个整体被规划和组织安排的事实使得它成为《史记》的先例。但是，毫无疑问，司马迁和他的著作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据说是《春秋》作者的孔子和《春秋》的关系，也不同于吕不韦和由他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的关系。孔子和吕不韦都仅仅把著述视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生命的真正重心在别处。司马迁却主要是一个“作者”，他的著作是一个极为具体的实物，他能够想象、也的确想象了它的未来。虽然司马迁不断把自己比作那些在身体遭到残害之后发奋著书的前辈，但是他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些前辈写作，是因为他们遭受了痛苦；司马迁却选择了忍受痛苦，是因为他要继续著书。而且，在接受了宫刑之后，如果不写作，如果没有这个伟大的工程，他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理由。

在司马迁为他自己树立的前辈典范——演《易》的周文王，作《春秋》的孔子，赋《离骚》的屈原，写《国语》的左丘明和著兵法的孙子——中，他寻找一种“指向未来”的写作模式。在上古中国的后期（战国、西汉），写作（不是抄写以前的文本）是指向现在的：写作是一种传播的技术，用以影响现世，为作者博取声名。虽然司马迁为自己找来那么多先例，但是据我看来，他第一个激进地提出了一种与时尚相左的观点：他宣称，这是一部仅仅为了未来而存在的著作，既不是用来给当代读者增长知识，也不是为了改善作者的名声。在《报任安书》中，他说他要把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也就是说，要把它留给一个能够传己书于通邑大都的人（非常特别的措辞）。这部著作的流传和阅读都是作者的身后事，至少是超出了作者的控制范围。这样的话，把我们带回到司马迁所想象的在著作与作者之间存在的独特关系上来。

与据说写作了《春秋》、希望通过《春秋》为后世所知的孔子不同的是，司马迁为自己的书做出了十分具体的计划。在他的想象中，《史记》经历了隐藏、发现、传播这几个过程——与西汉时期“古文”经典在孔子家墙壁夹缝里面的重新发现有着奇异的相似之处。

当司马迁引述他的前辈典范时，曾用过一个十分有趣的词。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上大夫壶遂说：“孔子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到左丘明和孙子时说：“思垂空文以自见。”“空文”是一个特殊的语汇，因为与它相似的“空言”“空语”都明显是贬义词，在《史记·日者列传》中，“空文”曾作为贬义词出现过（“饰虚功执空文以罔主上”），意味着“没有基础的言论”。人们对《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的“空文”做过很多褒义的或者至少是非贬义的解释。这些“文”显然不是“徒劳无功”（“空”的这个意义，《史记》没有用到）的文字，虽然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是“没有基础”（“空”的另一意义）的。这里，“基础”指在文本里出现并对其文本做出解释的作者和他的参照世界。因此，我想我们应该把“空文”理解为“文字而已”——也就是说没有作者的文字。但是，通过这些文字，以作者身体的缺席为标志，作者的判断却能够在行文中显示，作者从而得以“自见”。

如果这是“空文”的含义，那么，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时刻：它代表了后面有人的文字和后面没有人的文字之间的对立。在《春秋》《国语》和《孙子兵法》这些例子里，“空文”的说法并非对写作的批评；相反，这种说法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弥补作为平衡。作者们被置于晦暗的境遇，被流放、疏离；写作正是这种疏离和隐藏起到的作用。他们的著作在他们身后流传，使他们“自见”，向对于他们来说属于缺席的读者呈现他们的面目。那么空文——没有作者的文本——同时也是作者得以再现的媒介。想到司马迁对于身体的摧残、自我毁灭以及内在自我身份的着迷（看看豫让、聂政、侯嬴、左丘明、孙膑），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个人完全地呈现于世界之前，身体必须首先被摧毁。

就连班固似乎也明白在司马迁的个人神话中，生命与写作之间的弥补性平衡。如果我们在《汉书·司马迁传》里面寻找司马迁完成《史记》之后的生活记载，我们一无所得。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典型、简略而含蓄不尽的陈述：“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在司马迁身后，他的著作逐渐地出现在世间。

这把我们带到就司马迁与《史记》之间的关系来说应该被提出而又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这部书和家族的男性后嗣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读《自序》和《报任安书》的时候，没有人会不注意到司马迁强烈的家族观念。除了《离骚》中对于祖先家世的宣告之外，很难找到这种来自个人的对于家世的关怀——真找到的时候，往往是在《史记》里面。在后来的中国传统中，把自己放在家庭、家族的背景之下进行定义变得司空见惯，所以，使人很容易忽视这种做法在这一时期的奇特性。

很难说这到底在司马迁遭受宫刑之前就已经是司马家族所特有的自我意识之形态了呢，抑或这是宫刑带来的结果。不过，当一个被阉割的人对自己的家族世系一直追溯到远古、并做出详细的描述时，我们不太可能忽视个中内涵。当这个人声称他的著作并不是为了现世而写，而是为了在未来再现他的时候，这同样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这部书将成就他的“名”，这部书是他父亲工作的继续，也是据说曾经在上古时代负责“世典周史”写作的司马家族世世代代的宏伟目标。延续家族之“名”（姓氏、名声）的工作在司马迁这一代从身体转入文字：所谓“成一家之言”。有意思的是，在司马迁死后，这部巨著的保存，也就是“家族之名”的延续，转到了司马迁外家的手中：据班固记载，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担负起了“祖述其书”的任务，从此《史记》才得以传扬。“祖述”这个词后来变得很普遍。在《中庸》里，它的意思是“以之为典范”，“祖”这个字的本来意义——祖宗——被象征性地使用，“以之为祖而继述之”。杨恽所做的，正是把祖述这一词从字面上加以实践——他“继承并弘扬了祖先的著作”，于是，祖述的标准含义渐渐变成了公开的宣传。

书与男性后嗣（延续祖宗的姓氏、为祖宗带来光荣）之间的想象性关系本身不能解释为什么司马迁如此独特地理解写作，也不能解释他为什么从未来着眼思考这部著作，但是，它可以成为解释的一部分。

《史记》如今的形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资料来源，有些还存在，有些现在已经佚失了。我们不能把《史记》中的一切都归于司马迁的个人体会、个人经验，就像不少后代学者所做的那样。不过，无可否认的是，司马迁常常把对历史的解读和自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除了这些个人判断和回答之外，司马迁还以如下几种方式，在形式与体例方面，远远地超越了他采取的资料。首先，是《史记》这部著作的著述本身：它的革命性质往往会被满满一书架的正史所埋没。我们要记住，这是一部个人和家族的工程，不是官方钦定的工程。这部书以及它的写作和太史公的官位没有关系——惟一的联系是司马迁可以利用职守之便利查找历史资料。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史”并不具备后来——中古、近代——“史家”的意义。是司马迁，通过他非官方的著作，把汉朝的“古文献家”改造成了这么一种研究过去、记述过去的人物。不过，这种改变，就和他的著作一样，都要等到未来才被认可。

司马迁对历史资料所做的第二种形式上的改造是“列传”的体例。正如司马迁为了某一特殊的目的而重新创造自己的生命，他也同样把“生平”作为占据了这部巨著一半以上篇幅的叙事结构原则（著作的其他部分则以“世家”——也就是“家世”——为重心）。我们如今已经对史书的传记体例过于熟悉，因此，还得做出一番努力才能想象得出司马迁这番自我作古的创举，在当时是多么新颖、多么革命。从史书里面的人物传记，到墓碑上面的碑文，这个传统是直到司马迁的《史记》广为人知之后才开始形成的。上古中国的复仇史诗，特别是历时悠久的吴越之争（其中包含了伍子胥的故事），也许曾经在叙事上把人的执着追求、意志、长期目标和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是司马迁，找到了一个最适合表达目标与行动之结合的形式。《左传》和《国语》的叙事原则十分不同，它们在讲述那些复仇故事的时候，总是零星分散。《左传》的编年体有臃肿、肥大之嫌，因此，后世的选家和编者往往“断章取义”，从头绪纷乱的编年记事中抽取段落或将其重新组合，以造成更接近于《史记》那样的叙事形式。在战国和西汉时期，叙事的统一性、完整性更多的时候是情节、事件的统一与完整。惟有“列传”，体现了一个人被种种目标统一起来的生平，传记里面的叙事因素基本上都旨在讲述这些目标的实现，而传记的开头与结尾则分别记叙了此人的祖先与后嗣。这种创举出于一个把自己的生命视为完成某种工程、某种使命的作者，应该不是出乎意料的事情。

司马迁惟一没有想到的，就是一部著作会孕育其他的著作，而那些其他著作会多多少少留下祖宗的影子。每次我们看到一套奉《史记》为源头的二十五史，我们都应该想到那位失去了生殖能力的先人，当他把世系从身体转移到文字的时候，开创了一个子孙绵长而杰出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