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好事, 但要得其法。今天的人已经不可能, 也没必要完全恢复古人读书的方法。但是古人的读书经验, 对于如何才能在阅读中做到最大限度地贴近文本, 从文本中挖掘出尽可能多的内在含义, 在今天还是具有非常值得重视的启发意义。我想从六个方面, 谈谈古人读书的方式。它们是:诵、录、校、疑、入味以及“大其心”而“使自得”。
黄庭坚读《春秋》, “十日成诵, 无一字或遗”
“诵”字的原意即大声背诵。古人的背诵能力, 今天看来很让我们大吃一惊。
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五岁时, 已经能够背诵五经。有一天, 他问老师:“从来都称六经, 为什么只读五种?”老师回答:“《春秋》不足读也。”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一种看法, 最典型地反映在王安石把《春秋》称作“断烂朝报”的评语中。可是黄庭坚说:“是何言也。既曰经矣, 何得不读?”于是, 他“十日成诵, 无一字或遗”。
当时, 人们的记诵能力强过现代人许多, 确实是事实。在印刷术普及之前, 更不用说在纸张取代竹帛成为最基本的书写材料之前 (此种取代之完全实现要晚至两晋之际) , 也就是当人们在一生中只有很珍贵、很稀少的几次机会能够接触到典籍的时候, 人记诵文本的潜在能力就被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这种能力不但在少数人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 对很大一部分读书人来说, 它也是一种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记诵潜力的发挥固然与典籍难求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在中国古人的读书传统中, 记诵又远远超出了用以机械地保存典籍文本的一种方法或手段的意义。朱熹说“读书须成诵, 方精熟”, 就是这个意思。
举苏东坡为例, 有一个夜晚, 他在《赤壁赋》中提到过的“雪堂”内, 再三再四地诵读《阿房宫赋》。每读完一遍, 即反复咨嗟叹息, 至夜深时分还不肯罢休。这就苦了在外间侍候的两名陕西籍老兵。主人不就寝, 他们当然也只好干等。其中一人长叹说:“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 不肯睡, 连作冤苦声。”另一人说:“也有两句好。”先说话的这位大怒道:“你又理会得甚底?”答曰:“我爱他道, ‘天下人不敢言, 而敢怒。’”原来他是将杜牧的这两句话, 当作了宣泄自己怨气的寄托。
所以, 成诵的目的, 主要不是为了简单地复制一个文本, 而是为了在“精熟”的程度上充分地对它加以解读。它不是一种储存书籍的方法, 而是一种读书的方法。
宋濂每次借到书后都“手自笔录, 计日以还”
“录”就是抄书。书籍难得, 靠抄书保存文本, 这与记诵类似。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 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 题为《送东阳马生序》。在那篇文章里, 他回忆自己幼年时的经历说:“余幼时即嗜书。家贫, 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 计日以还。天大寒, 砚冰坚, 手指不可屈伸, 弗之怠。录毕, 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 余因得遍观群书。”为什么说“不敢稍逾约”?当时, 人有“三痴”的说法, 其中之一便是“借书与人曰痴”。意思是借书不还的事太多, 所以, 书不可以轻易借与人。正因为如此, 宋濂不敢逾约, 否则再借就难了。
与记诵同样, 录书也不仅是保存文本的方法, 它本身也是一种读书方法。所以, 古人有“一录则胜数过”的说法, 意思是抄录一遍, 其效果远胜于从头到尾读上好几遍。司马光在位于洛阳的“独乐园”里有一个著名的“读书堂”, 堂内藏书万卷。但他仍然经常动手抄书。除了整篇整本地抄录, 摘录、笔记也是通过“录”来加深对文本理解的一种途径。所谓“不动笔墨不翻书”就是这个意思, 这也是“录”的一义。
“校”即校勘。在印刷术投入使用前, 古书都曾经历过以记诵文本和抄本形式流传的阶段, 由于记诵或抄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差错, 所以致使同一典籍的文本在辗转流传之中变得差异极大。这种情况即使在印刷书籍出现之后仍大量存在。一是印刷本所依据的底本原有差异, 二是刻板印刷过程中又可能出现新的错误。所以古人读书, 在诵、录之前, 第一步是先作文字上的校对, 以便尽可能地保持文本的准确性。
这里有两个很不容易做到的地方。首先, 照本改字, 要做到不错不漏, 本身即是一件说来容易做来难的事情。校书如扫落叶。院子里的落叶, 绝不可能一遍就打扫干净。校书也是这样。其次, 要在不同文本的字句差异之间进行准确的判断与取舍, 更是一件显现真功夫、硬功夫的难事。所以, 段玉裁曾说:“校书之难, 非照本改字不伪不漏之难, 定其是非之难。”钱大昕读《后汉书》卷六十八《郭泰传》, 在传文末尾处发现有七十四字“词句不伦”, 于是举出不依前文避讳体例称字而称名、叙事重出、书字而不书名、词意重沓“四疑”, 推测此七十四字本非《后汉书》中的原文。此后, 人们发现了一部嘉靖年间的福建版《后汉书》, 是当时根据一种宋代刊本翻刻的, 这个刊本中的《郭泰传》, 果然如钱氏所言, 没有那七十四字。
许衡最喜欢善于“疑”的学生
“疑”是指一种积极追问的精神。元朝的大教育家许衡, 最喜欢善于“疑”的学生。他的传记有曰:“诸生或有疑问, 则为之喜见颜面。因语之曰, ‘书中无疑, 能以为有疑;有疑, 能使之无疑。学斯有得矣。’”不过, 这个意思并非他自己的发明, 比他早一点的朱熹已经说过类似的话了。
所谓“疑”, 当然不是提倡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怀疑一切, 或者蛮不讲理、吹毛求疵地去否定别人。清朝有个学者叫毛奇龄, 平生不喜欢苏东坡。一次在京师中, 有人问他, 你说苏轼的诗文不好, 那么,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难道也写得不好吗?这一问没有难倒毛奇龄。他当即愤愤然地回答:“鹅也先知, 怎只说鸭?”在场的朋友无不为之捧腹。显然, “疑”不是指这种毛奇龄式的强辩。相反, 中国学术传统所推崇的最高境界倒是“平实”, 即所谓“极于高远, 而卒反就于平实”。追问应当一直追到平实之处, 而不是靠危言耸听、巧言令色, 使人蒙蔽于一时。
其实, 古人读书时“疑”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一个由约而博又反博归约的思考过程。有疑故而要发问, 有问然后才有学。“疑”的态度, 就这样推动着我们读书的深入和学问的长进。
司马光读书读到“见得真味”
所谓“入味”, 是我从古人的以下这些话中概括出来的一个说法, “读书须到不忍舍处, 方是见得真味” (朱熹) ;“弄书册而游息时, 书味犹在胸中” (黄庭坚) ;“睡余书味在胸中” (陆游) 。
关于读书读到“见得真味”, 略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司马光罢官退居洛阳的时候, 成天用读书打发日子。一天早晨, 有一个学生去拜访他。老先生见面后兴奋地向学生宣布:“昨夕看《三国志》, 识破一事。”于是叫学生搬出《三国志》和《文选》, 当场检阅有关魏武帝曹操《遗令》的记载。我们知道, 遗嘱必定会选择最紧要的事情来交代后人。曹操的《遗令》有数百言之多, 对他死后如何处置曹氏与东汉王室的关系问题, 却一字不曾提及。对于怎么样分配家里储存的香料、妻妾应靠织履卖钱而自食其力一类琐细的事情, 他反而说得再详细不过。老先生曰:“遗令之意为何?”学生回答:“曹公一生奸诈, 死到临头, 总算说出了几句有点人情味的话。”司马光大不以为然, 他说:“此乃操之微意也……其意若曰, 禅代之事, 自是子孙所为, 吾未尝教为之。是实以天下遗子孙而身享汉臣之名。”他对窥破了曹操虽“蓄无君之心久矣”, 然固畏于“名义”, 仍欲保全自己“汉臣”身份的“微意”颇为得意, 说道:“此遗令之意, 历千百年无人识得。昨夕偶窥破之。”司马光的这种眼光, 与他“见得真味”的读书法当然是息息相关的。
提倡读书要存“疑”、要“入味”, 不等于说就可以对文本作任情随意的主观发挥。毫无约束的“疑”, 会变成“疑心生暗鬼”;毫无规定性的“入味”, 会引得人走火入魔。为此, 在读书时保持一种“大其心”而“使自得”的精神状态, 也就显得特别重要。
“大其心”而“使自得”, 是说读书“当玩味大意, 就自己分上实着体验……学问之道无它, 求其放心而已” (朱熹) 。或者如程颐所说:“读书当平其心, 易其气, 阙其疑, 则圣人之意见矣。”
今天的人们深刻感受到, 理论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意义变得极其重要。但对这一点的过度估计, 很可能会导致另一方面的误解, 以致人们对掌握原始文本重要性的认识变得严重不足。人们往往以为理论是金钥匙, 是打开解决一切问题的大门。至于如何从原始文本中“榨取”出尽可能多的历史信息, 则似乎不大为他们所关心。然而, 历史文化研究的魅力, 恰恰就要从解读形形色色的原始文本开始, 方能寻得来。正因为如此, 中国古人的读书传统, 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是一份重要、丰富并且永远也不会过时的宝贵遗产。
姚大力，复旦文科资深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兼职教授。
（原载《中国人大》2018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