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中国大陆的图书，真是繁荣得出奇。借用我的一个朋友的话，书摊上从“天王巨霸、黑枪红血”到“丰乳肥臀”，差不多已经应有尽有。读书在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或文化消费中的地位，似乎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中间也隐然存在一些问题。总的来说，在大多数的人们中间，流行着两种占支配地位的读书方式，一是应试读书的方式，另一种则是休闲快餐式的随意阅读。后者不但正在日甚一日地支配着已经没有应试压力的成人读书活动，即使是对仍然在校的大学生来说，因为与中学阶段相比较，应试压力已大大减轻，所以一头栽进休闲阅读状态的人，也绝对不在少数。

举个例子，如果你要历史系的学生说出一两种最使他们印象深刻的书，那么他们中间十有八九会举《万历十五年》作为回答。如果你追问这本书好在哪里，他们往往会答复说，它与他们所读过的大多数历史论著都很不一样。但如果你再进一步要求他们具体地谈谈这种“很不一样”，或者要他们回答下面的问题，即本书蓄意围绕着1587年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年份（作者把它称为 the year of non-significant），去叙述崇祯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著名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它究竟是想告诉读者什么？这时候，他们的回答大多会变成一堆不得要领的含糊言辞。说阅读只在他们脑海里留下一片十分浮泛的印象，或许还不能算是太过头。

为了有效地抵制阅读与理解中的“印象派”和“朦胧派”，我感到有一种必要，在读书活动中提倡一种既使人赏心悦目、又高度能动的专注阅读。它与应试式的读书方法很不相同，却完全可以促进应试能力的提高。但在另一方面，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应试阅读所可能产生的各种负效应，比如灌输教育带来的被动学习，成绩优秀但逐渐丧失学习兴趣，僵化的应对模式，只注重表达技巧而欠缺思考的深度等等。这是人们应当更长久地坚持的、更可靠的读书方法。从这一点出发，很值得回过头去，看一看古人怎样读书。今天的人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恢复古人读书的方法。但是古人的读书经验，对于如何才能在阅读中做到最大限度地去贴近文本，从文本中挖掘出尽可能多的内在涵义，还是具有非常值得重视的启发意义的。这就是我今日讲这个题目的原因。

我想从六个方面，谈谈古人读书的方式。它们是：诵、录、校、疑、入味、“大其心”而“使自得”。兹分述如下。

“诵”字的原意即大声背诵。古人的背诵能力，今天看来很让我们大吃一惊。下面举几个随手摘抄出来的例子。

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五岁时，已经能够背诵五经。有一天他问老师说：“从来都称六经，为什么只读五种？”他的老师回答：“《春秋》不足读也。”这在当时人中是很流行的一种看法，最典型地反映在王安石把《春秋》称作“断烂朝报”的评语中。可是黄庭坚说：“是何言也。既曰经矣，何得不读？”据说他于是“十日成诵，无一字或遗”（王暐《道山清话》）。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苏东坡的。他曾经被人检举；罪名是利用诗歌和“谢恩表”之类的文章攻击政府，因此还吃过一顿冤枉官司。他的对头后来承认，在被审讯的过程中，苏轼对二三十年前所作文字、诗句，乃至引证经典和关于它们的传注，都能“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王巩《甲申杂记》）。古史中经常会有某人“千言过目，成诵不遗”, “一览即诵，不一字差”, “举书传常连卷，不遗一字”之类的描述。还有些人，据说才把《汉书》看过两三遍，便能熟知全书，随口加以引证。这在当时虽然也令人佩服，却还远远算不得是一种“特异功能”。当然，“一字不差”云云或许有一点夸大。苏轼就有过把孔子弟子的话当乃师言论来引述的情况。古书中引文的字句常与原文小有出入，原因之一，便是作者习惯于不经查对原来文本，径直根据自己的记忆来称引经典。

我还想讲一段反映古人“强记绝人”的奇闻轶事，宋代江阴有一个姓葛的秀才。有一次，他去拜见地方官。在候见厅里，他碰到另一名“意像轩骜”的士人先已等在那儿。这位葛君便很恭敬地向他作揖问候。对方见葛君穿戴贫寒，有点看不起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葛君非常不满意。坐了一会，他便问道：“你来见地方官，有没有‘衔袖之文’? ”这是指古代士人为求长官、前辈的赏识，而在见面时向后者呈献的代表作品，也叫作“行卷”。那人自然没有忘记带着它。葛君便向他要求看一看。此人素来自负，于是很得意地把自己的行卷出示给葛君。葛君接过来“疾读一过”，口称“大好”，当即交还。不一会儿，两人一起见地方官。眼看谈话就要结束，葛君突然说：“我这些不成样子的文章（自谦之辞），都被这位老兄占为己有。刚刚他呈献的那些篇章，就都是我写的。我可以当场把它们背一遍，以作证明。”然后他就高声背诵起来，居然“不差一字”。在座的人们都信以为真，纷纷责备那个真正的作者。“其人出不意，无以自解，仓皇却退。归而惭恙，得疾几死。”

但故事还没有说完。这位葛秀才的住家邻近有一个经营染布业的铺子。一天晚上发生火灾，把整个店铺、连同记录着客户所交付的托染布匹的品种、数量等事的账簿一起都烧掉了。客户们乘店主没有凭据，都加倍索要赔偿。店主急得团团转。他的儿子忽然想到，失火前一天，葛秀才正好路过店铺，曾经在柜台上顺手翻阅过那本账簿。于是店主准备了酒菜，去找葛君商量。“葛饮毕，命取纸笔，为疏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数百条，所书日月、姓氏、名色、丈尺，无毫发差。”店主拿着它，“呼物主，读以示之，皆叩头骇伏”（《梁溪漫志》）。

有关葛秀才的传闻之词，未必完全真实。稍晚的元人笔记，也提到为试验某人记忆力，让他诵读染铺营业簿的事。看来它更像是用来形容某人记忆力出众时的一种套话。但是，当时人们的记诵能力强过现代人无数倍，则肯定是事实。在印刷术普及之前，更不用说在纸张取代竹帛成为最基本的书写材料之前（此种取代之完全实现要晚至两晋之际），也就是当人们在一生中只有很珍贵、很稀少的几次机会能够接触到典籍的时候，人记诵文本的潜在能力就被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了。这种能力不但在少数人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同时对很大一部分读书人来说，它也是一种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证据呢？只要回忆一下唐人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宋人所谓“焚香礼进士，嗔目待经生”，个中的道理便可看作最硬朗的证据。人们对科举的两个主要科目的重视程度大不一样。进士的取录标准是文学创作的才能，所以进士科成为展示读书人才华的主要竞争科目。考的人多，录取难，中选者也更受社会的尊敬。明经科考的是记诵，可谓“手抄义疏，口诵集解，心熟笺注”，所以被当时人看作是一条“舍精就简，去难从易”的进身之路。可见记诵已经变成古代士人的寻常技能。因此可以断言，古人的记诵能力普遍地优越于今天的人们。

记诵潜力的发挥固然与典籍难求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在中国古人的读书传统中，记诵又远远超出了用以机械地保存典籍文本的一种方法或手段的意义。朱熹说：“读书须成诵，方精熟”，就是这个意思。即使手中有了书面文本，还是强调“成诵”的原则。

在这里，我们还要举苏东坡为例。有一个夜晚，他在《赤壁赋》中提到过的“雪堂”内，再三再四地诵读《阿房宫赋》。每读完一遍，即反复咨嗟叹息，至夜深时分还不肯罢休。这就苦了在外间侍候的两名陕西籍老兵。主人不就寝，他们当然也只好干等着。其中一人长叹说：“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另一人说：“也有两句好。”先说话的这位大怒道：“你又理会得甚底？”答曰：“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原来他是将杜牧的这两句话，当作了宣泄自己怨气的寄托（《道山清话》）。

所以，成诵的目的，主要还不是为了简单地复制一个文本，而是为了在“精熟”的程度上去充分地对它加以解读。它不是一种储存书籍的方法，而是一种读书的方法。

“录”就是抄书。书籍难得，靠抄书保存文本，这与记诵类似。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为《送东阳马生序》。在那篇文章里，他回忆自己幼年的经历说：“余幼时即嗜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为什么说“不敢稍逾约”？当时人有“三痴”的说法，其中之一便是“借书与人曰痴”。意思是借书不还的事太多，所以书不可以轻易借予人。正因为如此，宋濂不敢逾约，否则再借就难了。

另一个例子，说的是金末元初人王思渊。此人“闻一异书，惟恐弗及。……志气精强，目览手笔，日且万字。不十年，得书数千卷”（《王氏藏书目录序》, 《秋涧集》）。

与记诵同样，录书也不仅是保存文本的方法而已，它本身即是一种读书方法。所以古人有“一录则胜数过”的说法，意思是抄录一遍，其效果远胜于从头到尾地读上好几遍。司马光在位于洛阳的“独乐园”里有一个著名的“读书堂”，堂内藏书万卷。但他仍然经常动手抄书。除了整篇整本地抄录，摘录、笔记也是通过“录”来加深对文本理解的一种途径。所谓“不动笔墨不翻书”，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录”的一义。

“校”即校勘。在印刷术投入使用前，古书都曾经历过以记诵文本和抄本形式流传的阶段，记诵或抄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差错，致使同一典籍的文本在辗转流传之中变得差异极大。这种情况即使在印刷书籍出现之后仍大量存在。一是印刷本所依据的底本原有差异，二是刻板印刷过程中又可能出现新的错误。所以古人读书，在诵、录之前，第一步是先作文字上的校对，以便尽可能地保持文本的准确性。

这里有两层很不容易做到的地方。首先，照本改字，要做到不错不漏，本身即是一件说来容易做来难的事情。校书如扫落叶。院子里的落叶，绝不可能一遍就打扫干净。校书也是这样。书中的增衍错漏之处，即使有反复多次的过细功夫，也是难得一网打尽的。其次，要在不同文本的字句差异之间作出一种准确的判断与取舍，更是一件显现真功夫、硬功夫的难事。所以段玉裁曾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伪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钱大昕读《后汉书》卷六十八《郭泰传》，在传文末尾处发现有七十四字“词句不伦”，于是举出不依前文避讳体例称字而称名、叙事重出、书字而不书名、词意重沓等“四疑”，推测此七十四字本非《后汉书》中的原文。他的这一见解发表之后，人们发现了一部嘉靖年间的福建版《后汉书》，是当时根据一种宋代刊本来翻刻的。检阅这个刊本中的《郭泰传》，果然如钱氏所言，没有那七十四字。这才断定，上述七十四字原属唐太子李贤的注文，是宋代之后才窜入《后汉书》的正文当中去的。

古人高度重视诵、录、校的基本功；但他们读书，又绝不仅止于诵、录、校。宋朝的谢良佐，最初以为学问不过就是强记博闻而已。他在见程颢的时候，“举史书成篇，不遗一字”，自以为表现非常出色。想不到程颢并不欣赏，对他说：“贤（对交谈中另一方的尊称）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谢良佐听到这样的评价，当场窘得汗流浃背，满脸通红。但等他看到程颢读书，“又却逐行看过，不磋（失误）一字”。他一开始很不服气，后来却终于省悟过来，并且拿自己的这个认识过程作“话头”，去开导其他“以记闻为学”的后生（《近思录》）。这就是说，读书不可不始于诵、录、校，但光做到“逐行看过，不磋一字”，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疑”是指一种积极追问的精神。元朝的大教育家许衡，就最喜欢善于“疑”的学生。他的传记有曰：“诸生或有疑问，则为之喜见颜面。因语之曰：‘书中无疑，能以为有疑；有疑，能使之无疑。学斯有得矣。'”（《元列传二首·许衡》, 《王忠文集》）这个意思并非他自己的发明；比他早一点的朱熹，已经说过类似的话了。许衡不过是在炒朱熹的冷饭而已。

所谓“疑”，当然不是在提倡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怀疑一切，或者蛮不讲理、吹毛求疵地去否定别人。清朝有个学者叫毛奇龄，平生不喜欢苏东坡。一次在京师中，有人问他：你说苏轼的诗文不好，那么，“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难道也写得不好吗？想不到这一招没有难倒毛奇龄。他当即愤愤然地回答：“鹅也先知，怎只说鸭？”在场的朋友无不为之捧腹（《居易录》）。“疑”不是指这种毛奇龄式的强辩。相反，中国学术传统所推崇的最高境界倒是“平实”，即所谓“极于高远，而卒反就于平实”。追问应当一直追到平实之处，而不是靠危言耸听、巧言令色，使人蒙蔽于一时。

我们都知道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白居易的诗篇《长恨歌》，其中有两句写道：“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有人说，长生殿是祭神的宫殿，绝非“私语”之处，当改作飞霜殿才符合情理。清代的考据家阎若璩指出，这种见解的根据出于《长安志》。据该书，天宝六载改温泉宫为华清宫，重新命名其中专用于洗浴的宫室为九龙殿，寝宫为飞霜殿，祭神的宫殿则名为长生殿（据《唐会要》，该祭神殿此前名为集灵台）。这样说来，唐明皇和杨贵妃夜半私语的地方，似乎应当在供他们休寝的飞霜殿才是。那么，白居易错了吗？

阎氏接着征引《资治通鉴》卷九〇七中胡三省的一条注文指出，唐代皇帝寝殿亦可通称长生殿。洛阳、长安、骊山都有长生殿。故此阎氏以为，长生殿实有两义。一为专名，华清宫祭神宫殿是也；二为通名，唐宫中的寝殿是也。白诗所谓长生殿，即以该名的后一义言之，所以未必有不妥之处。

针对上述见解，陈寅恪又提出他的不同看法。他说，华清池是温泉。唐皇华清宫之行，实乃继承北朝贵族以温汤疗疾来除寒祛风的旧俗而已，而这只能发生在冬春之际寒风料峭的时节。事实上，细检史书，可知唐皇驻跸温泉，确实也多在冬末春初，未见以夏日炎暑临幸骊山之例。白居易不谙内宫规制，“长生殿夜半私语”的文学描写，殊不必看作就是史实。考据家的失误之处，恰在于过分认真地把白诗与记录史实的文献等同对待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及隋唐史专家黄永年更在以上说法的基础上指出，白诗如此描写，非因“常识之不足，盖实有其苦心在也”。这番“苦心”便是：诗人必欲合并当时已流行民间的七夕牛女故事、玄宗宴乐最典型的背景华清宫，以及汉武帝与李夫人故事的蓝本为一体。也就是说，这篇文学作品的背景既须为骊山华清宫，其中心复须为七夕。“鱼与熊掌，必欲兼得，此‘七月七日长生殿’故事之所以产生也。”

从引出对白诗的质疑，到否定此一质疑，再到对质疑的否定之否定。经过这一番反复，阅读者的理解，就可能比过去又前进了那么一小步。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由约而博、又反博归约的思考过程。有疑故而要发问，有问然后才有学。“疑”的态度，就这样推动着我们读书的深入和学问的长进。

所谓“入味”，是我从古人的以下这些话中间概括出来的一个说法：“读书须到不忍舍处，方是见得真味”（朱熹）; “弄书册而游息时，书味犹在胸中”（黄庭坚）; “睡余书味在胸中”（陆游，诸说俱见《潜邱札记》引）。

关于读书读到“见得真味”，在这里略举一两个有趣的例子。13世纪中叶，华北有一个名叫刘德渊的士人，某夜与另一个读书人“对榻学馆”。半夜三更，他突然起床，把同屋者摇醒，说：“我对汉朝诸葛亮的言论忽然产生一种不同看法。可惜未能与他生在同时。否则一定要当面向他指出来。”（《刘德渊墓表》, 《秋涧集》）这大概就是陆游所谓“睡余书味在胸中”的境界。否则他怎么会在半夜三更这么激动地从床上爬起来？

另一个是司马光的故事。这位老先生罢官退居洛阳的时候，成天用读书打发日子。一天早晨，有一个学生去拜访他。老先生见面后兴奋地向学生宣布曰：“昨夕看《三国志》，识破一事。”于是叫学生搬出《三国志》和《文选》，当场检阅有关魏武帝曹操《遗令》的记载。我们知道，人既然要在临死时留下遗嘱，必定会选择最紧要的事情来交代后人。曹操的《遗令》有数百言之多，对他死后如何处置曹氏与东汉王室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否以魏代汉的问题），却一字不曾提及。对于怎么样分配家里储存的香料（在当日中国，高级的香料多为外国进口货，算是一种很贵重的物品），对众多妻妾应靠织履卖钱而自食其力一类琐细的事情，他反而说得再详细不过。老先生曰：“遗令之意为何？”他的学生回答：“曹公一生奸诈，死到临头，总算说出了几句有点人情味的话。”司马光大不以为然，他说：“此乃操之微意也。……操身后之事，有大于禅代者乎？今操之遗令，谆谆百言，下至分香卖履之事，家人婢妾，无不处置详尽，无一语语及禅代之事。其意若曰：禅代之事，自是子孙所为，吾未尝教为之。是实以天下遗子孙而身享汉臣之名。”他对窥破了曹操虽“蓄无君之心久矣”，然固畏于“名义”，仍欲保全自己“汉臣”身份的“微意”颇为得意，说道：“此遗令之意，历千百年无人识得。昨夕偶窥破之。”接着，他又郑重其事地告诫学生：“非有识之士，不足以语之。”这位被老师视为“有识之士”的客人真是受宠若惊，连忙反过来恭维老师说：“非温公识高，不能至此。”（《元城语录解》）吹捧归吹捧，司马光的如炬目光，不能不使我们佩服。这种眼光，与他“见得真味”的读书法当然是息息相关的

提倡读书要存“疑”、要“入味”，不等于说就可以对文本作任情随意的主观发挥。毫无约束的“疑”，会变成“疑心生浪鬼”；毫无规定性的“入味”，会引得人走火入魔。为此，在读书时保持一种“大其心”而“使自得”的精神状态，也就显得特别重要。

“大其心”而“使自得”，是说读书“当玩味大意，就自己分上实着体验。不须细碎计较一两字异同。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朱熹）。或者如程颐所说：“读书当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见矣。”（俱见《秋涧集·玉堂嘉话》引）

疑与入味，都应当避免过分的、刻意的人为操作成分，尽可能追求一种自然而然的认识过程。完美实现这一过程，关键在于要保持一种平心易气（即气度舒坦、平易）的精神境界。平心易气，换一个说法，即“须放心、宽快、公平以求之”；或曰“须是大其心，使开阔”。“大其心”之所以必要，因为“心大则百物皆通，心小则百物皆满”（俱见《近思录》引）。心大则能看得百物皆通，对世间万物的理解自然达成，这叫“优游涵善，使自得”。所以宋儒认为“大抵学不言而自得，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近思录》）。这里所谓“安排布置”，指挖空心思的纯主观臆测，指过分地依赖于各种人为技巧或手段，对文本作牵强附会的过度解释，指拿某种绝对的、主观的、一成不变的尺度去衡量人间和自然世界。

如果允许我略微离开一点本题，那么我要强调，平心易气，或者“大其心”，不仅是一种读书态度，在宋儒那里，它也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古人说：“士大夫视天下不平之事，不当怀不平之意。平居愤愤，切齿扼腕，诚非为已。一旦当事而发之，如决江河，其可御耶？必有过甚覆溺之至。”（《玉堂嘉话》, 《秋涧集》）持此种心态的人，宋朝就有一个典型在，那就是王安石。可以说，这就是宋朝以及后来诸多中国政治家与王安石的根本对立之处。儒家讲“视天下不平之事，不当怀不平之意”，是就“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而言，而不是说人不应该有是非好恶的基本立场或基本态度。儒家追求自己的政治和道德理想，态度是很执著的。但他们反对通过激烈的、颠覆性的社会动员手段去达成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向来对革命所天生带有的偏激性质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当然，革命在有些历史场合很难避免。在这时候，儒家的立场就显得有点保守。但当革命出现“如决江河”、“矫枉过正”的局面时，儒家立场的合理性就较容易被人们认识了。这自然是另一个话题。因为提到《大学》中“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一段话，所以顺便说几句。

“贵自得”还有一个意思，即强调通过直接地接触文本去感知和体察它的丰富涵义，而不须经过有些不必要的中介环节隔靴搔痒。在这方面，章学诚有一段话已经讲得极透彻。他说，文章的佳胜，只有靠读者自己去体悟，是他人无法代劳的。“如饮食甘苦，衣服轻暖，衣且食者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轻暖，则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搂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则无是理也。”（《文史通义》）。

现在再分成两点说几句，算是简单的结束语。

这里说的古人读书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从事“精读”特别有启发作用。当然，无论是谁，一辈子能够精读的书籍，其品种和数量都总是很有限的。我们做不到、事实上也不必用精读的方法来对待每一本需要看的书。很多书，只要大体翻一翻就可以了。但是，根据各人的不同需要，选择几种或十几种最重要的书籍来精读，我想对任何一个人都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具备了起码的精读经验，你的泛读、速读，甚至“随便翻翻”，才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缺少了对精读的体验，也就很难说真正学会读书。

近五十年来，世界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从方法上说，经历了两次大变化。一次发生在1960年代，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思考方法向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领域全面渗透，传统的西方“汉学”易帜为“中国研究”。这个风气的变化，是在西方社会科学向人文学科全面渗透的二三十年后发生的。晚到的范式转变，使得“中国研究”在蔚为风气时，西方学术界已经开始普遍怀疑人文学科是否应当全面向社会科学靠拢或受其支配的问题。因此，1970年代以来，宏大理论（grand theories）在西方人文学科领域又趋于复苏，由阿尔都塞、年鉴学派、德里达、福科、迦达默尔、哈贝马斯、库恩、列维·斯特劳斯、罗尔斯等学者所阐扬的各种社会哲学理论，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这一趋势大约在1980年代以后也很快影响到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这样两波冲击，即1960年代的社会科学与1980年代的社会哲学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冲击，为中国大陆学术界有所了解，基本上是在1990年代的事情。面对这样密集和大量体的信息，中国学者深刻地感觉到，理论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意义变得极其重要。但对这一点的过度估计，也很可能会导致另一方面的误解，以至于人们对掌握原始文本重要性的认识变得严重不足。在大学生、研究生中间，对原始文本的忽略更成为普遍的现象。他们往往会以为理论是金钥匙，是打开解决一切问题的大门。至于如何从原始文本中“榨取”出尽可能多的历史信息，则似乎不大为他们所关心。然而，历史文化研究的魅力，恰恰就要从解读形形色色的原始文本开始，方能寻得来。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人的读书传统，对我们今天的人仍然是一份重要、丰富并且永远也不会过时的宝贵遗产。

最后，我还想送给各位一篇不太长的阅读材料，题目是“朱熹论读书法”。这是我从《朱子语类》里选辑出来的有关怎样读书的数十条语录。初读时，你或许会觉得它们都太过平易而无甚高明之论。但若真的照着实行起来，你就会知道，诚如朱熹所言，其实要“到那平易处极难”！

附录：朱熹论读书法（选自《朱子语类》）

一、书贵熟读

书只贵读，读多自然晓。今即思量得，写在纸上底，也不济事，终非我有，只贵乎读。这个不知如何，自然心与气合，舒畅发越，自是记得牢。纵饶熟看过，心里思量过，也不如读。读来读去，少间晓不得底，自然晓得；已晓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读不熟，都没这般滋味。而今未说读得注，且只熟读正经，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晓得。尝思之，读便是学。夫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若读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读，纵使晓得，终是卼臲不安。一似倩得人来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终不属自家使唤。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某旧苦记文字不得，后来只是读。今之记得者，皆读之功也。老苏只取孟子论语韩子与诸圣人之书，安坐而读之者七八年，后来做出许多文字如此好。他资质固不可及，然亦须著如此读。只是他读时，便只要模写他言语，做文章。若移此心与这样资质去讲究义理，那里及得来！是知书只贵熟读，别无方法。

大凡读书，须是熟读。熟读了，自精熟；精熟后，理自见得。如吃果子一般，劈头方咬开，未见滋味，便吃了。须是细嚼教烂，则滋味自出，方始识得这个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为知味。

园夫灌园，善灌之夫，随其蔬果，株株而灌之。少间灌溉既足，则泥水相和，而物得其润，自然生长。不善灌者，忙急而治之，担一担之水，浇满园之蔬。人见其治园矣，而物未尝沾足也。读书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远。先难而后获，先事而后得，皆是此理。

读书之法，须是用工去看。先一书费许多工夫，后则无许多矣。始初一书费十分工夫，后一书费八九分，后则费六七分，又后则费四五分矣。

读书之法，先要熟读。须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说道是，更须反覆玩味。

学者贪做工夫，便看得义理不精。读书须是子细，逐句逐字要见着落。若用工粗卤，不务精思，只道无可疑处。非无可疑，理会未到，不知有疑尔。大抵为学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余，须用无书不读，无不究竟其义。若年齿向晚，却须择要用功，读一书，便觉后来难得工夫再去理会；须沉潜玩索，究极至处，可也。盖天下义理只有一个是与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着落，虽不再读，自然道理浃洽，省记不忘。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

读书，理会一件，便要精这一件；看得不精，其他文字便亦都草草看了。一件看得精，其他亦易看。

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指，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曾见有人说诗，问他关雎篇，于其训诂名物全未晓，便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某因说与他道：“公而今说诗，只消这八字，更添‘思无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诗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忆顷年见汪端明说：“沈元用问和靖：‘伊川易传何处是切要？’尹云：‘“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此是切要处。'”后举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说固好。然须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说得此话。若学者未曾子细理会，便与他如此说，岂不误他！”某闻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无实，不济事，自此读书益加详细云。

书须熟读。所谓书，只是一般。然读十遍时，与读一遍时终别；读百遍时，与读十遍又自不同也。

温公答一学者书，说为学之法，举荀子四句云：“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以持养之。”荀子此说亦好。“诵数”云者，想是古人诵书亦记遍数。“贯”字训熟，如“习贯如自然”；又训“通”，诵得熟，方能通晓。若诵不熟，亦无可得思索。

诵数以贯之。古人读书，亦必是记遍数，所以贯通也。

凡读书，且从一条正路直去。四面虽有好看处，不妨一看，然非是要紧。

二、泛观博取，不若精于一

少看熟读，反覆体验，不必想像计获。只此三事，守之有常。

太凡看文字：少看熟读，一也；不要钻研立说，但要反覆体验，二也；埋头理会，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学者当守此。

书宜少看，要极熟。小儿读书记得，大人多记不得者，只为小儿心专。一日授一百字，则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则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专。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宽著期限，紧著课程。

读书，小作课程，大施功力。如会读得二百字，只读得一百字，却于百字中猛施工夫，理会子细，读诵教熟。如此，不会记性人自记得，无识性人亦理会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无益耳。读书，不可以兼看未读者，却当兼看已读者。

读书不可贪多，且要精熟。如今日看得一板，且看半板，将那精力来更看前半板，两边如此，方看得熟。直须看得古人意思出，方好。

读书不可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余。正淳云：“欲将诸书循环看。”曰：不可如此，须看得一书彻了，方再看一书。若杂然并进，却反为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满，己力欺得他过。今举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观书，恐自家照管他不过。

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简，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后汉吴恢欲杀青以写汉书，其子吴祐谏曰：“此书若成，则载之车两。昔马援以薏苡兴谤，王阳以衣囊徼名，正此谓也。”如黄霸在狱中从夏侯胜受书，凡再逾冬而后传。盖古人无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于讲诵者，也是都背得，然后从师受学。如东坡作李氏山房藏书记，那时书犹自难得。晁以道尝欲得公、穀传，遍求无之，后得一本，方传写得。今人连写也自厌烦了，所以读书苟简。

山谷与李几仲帖云：“不审诸经、诸史，何者最熟？大率学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滥百书，不若精于一也。有余力，然后及诸书，则涉猎诸篇亦得其精。盖以我观书，则处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为有补于学者。

读书须是专一。读这一句，且理会这一句；读这一章，且理会这一章。须是见得此一章彻了，方可看别章，未要思量别章别句。只是平心定气在这边看，亦不可用心思索太过，少间却损了精神。前辈云：“读书不可不敬。”敬便精专，不走了这心。

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

读书，只看一个册子，每日只读一段，方始是自家底。若看此又看彼，虽从眼边过得一遍，终是不熟。

三、耐烦仔细

圣人言语如千花，远望都见好。须端的真见好处，始得。须着力子细看。工夫只在子细看上，别无术。

圣人言语皆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排得恁地齐整。今人只是心粗，不子细穷究。若子细穷究来，皆字字有着落。

看文字有两般病：有一等性钝底人，向来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锐底人，多不肯子细，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

为学读书，须是耐烦细意去理会，切不可粗心。若曰何必读书，自有个捷径法，便是误人底深坑也。未见道理时，恰如数重物色包裹在里许，无缘可以便见得。须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见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见得一重。去尽皮，方见肉；去尽肉，方见骨；去尽骨，方见髓。使粗心大气不得。

今人读书，看未到这里，心已在后面；才看到这里，便欲舍去。如今，只是不求自家晓解。须是徘徊顾恋，如不欲舍去，方能体认得。

读书者譬如观此屋，若在外面见有此屋，便谓见了，即无缘识得。须是入去里面，逐一看过，是几多间架，几多窗霝。看了一遍，又重重看过，一齐记得，方是。

四、专心入在里面

人做功课若不专一，东看西看，则此心先已散漫了，如何看得道理出？须是看论语，专只看论语；看孟子，专只看孟子。读这一章，更不看后章；读这一句，更不得看后句；这一字理会未得，更不得看下字。如此，则专一而功可成。若所看不一，汎滥无统，虽卒岁穷年，无有透彻之期。某旧时文字，只是守此拙法，以至于今。思之，只有此法，更无他法。

看文字，须大段著精彩看。耸起精神，树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就一段中，须要透。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方始是。不可按册子便在，掩了册子便忘却；看注时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须这一段透了，方看后板。

今人读书，看未到这里，心已在后面；才看到这里，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晓解。须是徘徊顾恋，如不欲去，方会认得。

看文字，须要入在里面，猛滚一番。要透彻，方能得脱离。若只略略地看过，恐终久不能得脱离，此心又自不能放下也。

先生谓徐容父曰：为学，须是裂破藩篱，痛底做去，所谓“一杖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使之历历落落，分明开去，莫要含糊。

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看人文字，要当如此，岂可忽略！

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没人情，直要做到底。若只恁地等闲看过了，有甚滋味！大凡文字有未晓处，须下死工夫，直要见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

读书，须是要身心都入在这一段里面，更不问外面有何事，方见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如何却说个“仁在其中”？盖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则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边去看文字，一边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费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叠教意思静了，却去看。

学者读书，多缘心不在，故不见道理。圣贤言语本自分晓，只略略加意，自见得。若是专心，岂有不见！

心不定，故见理不得。今且要读书，须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镜。暗镜如何照物？

读书有个法，只是刷刮净了那心后去看。若不晓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时，又将来看。而今却说要虚心，心如何解虚得。而今正要将心在那上面。

五、从缝罅处寻透彻

学者初看文字，只见得个浑沦物事。久久看作三两片，以至于十数片，方是长进。如庖丁解牛，目视无全牛，是也。

若只是握得一个鹘仑底果子，不知里面是酸，是咸，是苦，是涩。须是与他嚼破，便见滋味。

读书须是看着他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入得。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

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里元有缝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牵古人意来凑。且如“逆诈、亿不信”与“先觉”之辨：逆诈，是那人不曾诈我，先去揣摩道，那人必是诈我；亿不信，是那人未有不信底意，便道那人必是不信；先觉，则分明见得那人已诈我，不信我。如高祖知人善任使，亦是分明见其才耳。

六、须教有疑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问：看理多有疑处。如百氏之言，或疑其为非，又疑其为是，当如何断之？曰：不可强断，姑置之可也。

人之病，只知他人之说可疑，而不知己说之可疑。试以诘难他人者以自诘难，庶几自见得失。

看书不可将自己见硬参入去。须是除了自己所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如程先生解“直方大”，乃引孟子。虽是程先生言，毕竟迫切。

看文字先有意见，恐只是私意。谓如粗厉者观书，必以勇果强毅为主；柔善者观书，必以慈祥宽厚为主，书中何所不有！

读书如问人事一般。欲知彼事，须问彼人。今却不问其人，只以己意料度，谓必是如此。

学者不可只管守从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如去了浊水，然后清者出焉。

到理会不得处，便当“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仍且只就本文看之。

某向时与朋友说读书，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见得，读书只是且恁地虚心就上面熟读，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处。盖熟读后，自有窒碍，不通处是自然有疑，方好较量。今若先去寻个疑，便不得。

这般也有时候。旧日看论语，合下便有疑。盖自有一样事，被诸先生说成数样，所以便着疑。今却有集注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间或有说不通处，自见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着。

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然熟读精思既晓得后，又须疑不止如此，庶几有进。若以为止如此矣，则终不复有进也。

七、平易广大

观书当平心以观之。大抵看书不可穿凿，看从分明处，不可寻从隐僻处去。圣贤之言，多是与人说话。若是峣崎，却教当时人如何晓。

观书须静着心，宽着意思，沉潜反覆，将久自会晓得去。

放宽心，以他说看他说。以物观物，无以己观物。

读书放宽着心，道理自会出来。若忧愁迫切，道理终无缘得出来。

凡读书，先须晓得他底言词了，然后看其说于理当否。当于理则是，背于理则非。今人多是心下先有一个意思了，却将他人说话来说自家底意思；其有不合者，则硬穿凿之使合。

读书若有所见，未必便是，不可便执著。且放在一边，益更读书，以来新见。若执著一见，则此心便被此见遮蔽了。譬如一片净洁田地，若上面才安一物，便须有遮蔽了处。圣人七通八达，事事说到极致处。学者须是多读书，使互相发明，事事穷到极致处。所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直到这个田地，方是。语云：“执德不弘。”易云：“宽以居之。”圣人多说个广大宽洪之意，学者要须体之。

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大概病在执著，不肯放下。正如听讼：心先有主张乙底意思，便只寻甲底不是；先有主张甲底意思，便只见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说，徐徐观之，方能辨其曲直。横渠云：“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此说甚当。若不濯去旧见，何处得新意来。今学者有二种病，一是主私意，一是旧有先入之说，虽欲摆脱，亦被他自来相寻。

读书须是知贯通处，东边西边，都触着这关捩子，方得。只认下着头去做，莫要思前算后，自有至处。而今说已前不曾做得，又怕迟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个难，又怕性格迟钝，又怕记不起，都是闲说。只认下着头去做，莫问迟速，少间自有至处。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下工夫去补填。莫要瞻前顾后，思量东西，少间担阁一生，不知年岁之老！

读书须是遍布周满。某尝以为宁详毋略，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

今人言道理，说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处极难。被那旧习缠绕，如何便摆脱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个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难。然须还他新巧，然后造于平淡。

自高险处移下平易处，甚难。

本文选自《读史的智慧（修订本）》（姚大力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