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数千年来持久发展，曾多经历严重内在弊病和强势外来攻夺导致的挫折、摧伤、打压和冲击，如西汉人史论所言因强势外族侵夺的威胁，“南夷与北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但仍然长期连续而不中断。借助《史记》及其他上古文献有关“不绝”的多种文化特征的表述，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连续“不绝”，可从宗亲关系、祠祀礼俗、文化威权、道德精神、艺术传统等方面发现其历史因素。

宗亲关系：“相承不绝”

在中国传统宗法制度的作用下，宗族亲情延续长久。《史记》卷20载：“有土君国以来，为王侯，子孙相承不绝，历年经世”，所谓“子孙相承不绝，历年经世”就形容这种现象。虽上层社会宗法关系更为牢固，但“相承不绝”的宗亲关系并不仅限于“王侯”阶层。《史记》卷36载：“田常得政于齐，卒为建国，百世不绝，苗裔兹兹，有土者不乏焉”，《史记》卷40载：“不绝其社稷”，《史记》卷126载：“后十世不绝”，虽说的都是“有土君国”者，但维护这种关系的“不绝”确是社会诸多层面的共同理念。如《汉书》卷4可见这样的说法：“子孙继嗣，世世不绝，天下之大义也。”所谓“世世不绝”的“子孙继嗣”的共同追求，可以“天下”概言之。

《汉书》卷28下记载：“（周）孝王曰：‘昔伯益知禽兽，子孙不绝。’”所谓“子孙不绝”，是能力超常与功业卓越的历史回报。《三国志》卷7又可见这样的说法：“孝治天下者不绝人之亲，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这似乎也是“天下”“四海”共通的社会理念。

敬祠礼俗：“祭祀不绝”

祠祀，是敬祭天地山川神灵之外，基于对家族历史乃至总体历史深情尊重、纪念和维护的社会礼俗。《史记》卷5可见所谓“不绝其祀”，说秦相国吕不韦灭东周之后维持其“祀”的传统。《史记》卷6也记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这是政治争斗中胜利一方权力者的宽怀表现。

《史记》卷7言义帝之死，裴骃《集解》：“文颖曰：‘郴县有义帝冢，岁时常祠不绝。’”这是民间社会政治同情的一种寄托。《汉书》卷89记载：“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续汉书·郡国志一》“河南”条刘昭注补：“《皇览》曰：‘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周灵王冢，民祠之不绝。’”也都说民间自发的祭祀。

《三国志》卷28载：“泰始元年，晋室践阼，诏曰：‘昔太尉王凌谋废齐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将军邓艾，矜功失节，实应大辟。然被书之日，罢遣人众，束手受罪，比于求生遂为恶者，诚复不同。今大赦得还，若无子孙者听使立后，令祭祀不绝。’”

《邓艾传》载晋武帝诏所谓“祭祀不绝”，或说“祠祀不绝”，并非限定于有关家族的具体的先祖纪念，而是体现社会共同的心理需求和精神倾向的一种文化意志。王莽曾经宣布：“以新都侯东弟为大禖，岁时以祀。家之所尚，种祀天下。”颜师古曰：“言国已立大禖祠先祖矣，其众庶之家所尚者，各令传祀勿绝，普天之下同其法。”所谓“传祀勿绝，普天之下同其法”，说明这种文化规范具有社会共性，相关理念的文化意义对于民族文明维护的作用不应忽视。

文化传承：“传学不绝”

在中国传统意识中，以文献著述、学术创造、思想升华为标志的文化，长期具有崇高的地位。由此体现出文化人以及他们所实现的文化创获、文化积累、文化传承受到社会共同的尊崇。

《史记》卷47写道：“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司马贞《索隐》：“谓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没后，后代因庙藏夫子平生衣冠琴书于寿堂中。”所谓“孔子衣冠琴车书”“夫子平生衣冠琴书”，是孔子文化事业的象征。其收藏，可以看作最早的博物馆和纪念堂。

东汉时，有人回顾秦汉之际的文化史，称“汉遭秦余，礼坏乐崩”。然而《汉书》卷30又指出：“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道出了儒学经典在遭遇“秦燔书”大厄之后依然得以长久持续传承的社会文化史迹象。世家多关注“孝武世”的行政强力干预，其实民间的文化传承力量，是不可以轻视的。《后汉书》卷32的说法，是“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东汉儒学更得以广泛普及。《后汉书》卷76下所谓“子孙传学不绝”等，指明了这种文化传承强劲的韧性。所谓“传者不绝”“传而不绝”“相传不绝”“传学不绝”，都强调了长久的继承关系。

《三国志》卷11：“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三国志》卷51：“是时诸将皆以军务为事，而瑜好乐坟典，虽在戎旅，诵声不绝。”这里所说的“教授之声”和“诵”读之“声”之“不绝”，不可直接理解为文化传承的“不绝”，可看作“传学不绝”这种文化史现象生动具体的社会表现。

道德精神：“仁义”“不绝”

贾谊《过秦论》分析周秦兴衰时指出：周“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相反“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周政得以持续长久，在于“道”的理解和把握。司马迁赞同贾谊的史论：“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政治权威的历史作用长期“不绝”，在于“得其道”。这里所谓“道”，指合理的文化原则、文化理念。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接近后世所言道德的涵义。汉代瓦当文字“仁义自成”，“道德顺序”，体现出在儒学成为意识形态正统之后，“道德”作为高上的精神力量，也显著影响着文化格局和行政秩序。

《史记》卷67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所谓“仁”“义”，成就了史称“不绝世”的政治文化的持续稳定。《史记》卷79《范雎蔡泽列传》记述：“圣人制礼节欲，取于民有度，使之以时，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骄，常与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绝。”谓“天下承而不绝”，《史记》卷126以齐国“太公”之政为典范：“太公躬行仁义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其长久“不绝”，在于“仁义”的“躬行”。对于“周道”之成功的赞颂，也是与“先王之德”相联系的。《汉书》卷56：“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佑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周道”的“粲然”光辉，超越所谓“七百岁而不绝”以及“千余岁不绝”的政治威仪，形成的政治文化影响“后世称诵，至今不绝”。

艺术传统：“弦歌”“不绝”

有一种人文力量的作用，也影响了中国文明持续前行的历史。前引《史记》卷47说到孔子文物“衣冠琴车书”，司马贞《索隐》所谓“衣冠琴书”得到珍爱与继承，其中“琴”竟然在“书”之前。

“乐”体现的文化传统，在《史记》中是得到肯定的。汲黯所谓“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万民”，被司马迁载入《史记》卷24。此外，所谓“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所谓“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谓“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都强调了“乐”作用于政治、文化及社会的意义。《汉书》卷22写道：“夫乐本情性，浃肌肤而臧骨髓，虽经乎千载，其遗风余烈尚犹不绝”，则直接而明朗地指出了“乐”与文明传统“不绝”的关系。

《三国志》卷30载：“行道昼夜无老幼皆歌，通日声不绝。”都说“乐”之“声”“音”“歌”的“不绝”。前者“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与文化威权之“传学不绝”，道德精神之“仁义”“不绝”有内在关联。可以说，“乐”的这种“不绝”，是中国文明连续绵延的文化表现之一。

王子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