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4日，蔡美彪先生遽归道山，与世长辞！噩耗传来，学界震悼！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蒙元史、通史编纂等领域卓有建树，享誉中外。蔡先生生前即以妻子胡文彦名义在南开大学设立奖学金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去世后存款亦将悉数捐献学校，继续生前的善举。蔡先生的逝世，不仅是学界的巨大损失，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本文系姚大力先生4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蔡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稿，首刊于《南方周末》2021年5月6日B14<阅读>版。

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贴近闹市的一条僻静小巷。这是我过去三四十年每到北京出差，就端在心里必定要拜访的地方。那儿有蔡美彪老师一直使用到他离开人世前不久的办公室，位于坐落在巷内的原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大楼里。

在绝大多数场合都未经事先电话预约，一敲门，总能听见他从里间走出来的脚步声。开门后，又总能听见他微笑着说：“呦，你来了”？我们隔着他那张不太宽的书桌面对面坐下。对小辈，他很少倒茶相待；偶尔会想到递水，那也是白开水而已。在他的性格中，淡然和坦然不可分解地交融在一起。

他的谈话方式很有艺术性，让你不会感到局促。你只要提一两个问题，他就慢条斯理地打开话匣子。接着，时间会在我们毫无觉察之中很快从办公室溜走。蔡老师一般不留人午饭，因为他习惯于饭后准时在折叠床上小睡一会；他更不留人晚饭，因为他自己总是回家吃晚饭的。但是我们每次都会带着学术上极其丰盛的收获，心满意足地离开他的办公室。

现在回想当年情景，我很后悔自己没有在事后留下一些备忘的文字。岁月流逝，很多谈话内容已淡忘了。例如他曾用了几乎整整一个上午，很详细地叙述他对明代历史的一系列细节性问题的看法，把我听得目瞪口呆。那时他刚完成对《中国通史》明史部分书稿的改定。他提到的很多细部讨论，显然写不进那本概述性的著作中去。我对他说，你不把这些见解写成文字，任它们流失，这不是太可惜了吗？他还是以一贯淡然的风格回答：那有什么办法？只能知之者知之，不知者不知。从他那里，我更深一层地懂得了“由博返约”这句话的意思。他曾回忆当年做邵循正先生研究生的往事说，那时每一两个星期要从城里去一次清华见邵先生，然后就顺便去看看正在那里学习的胡老师，当时他们还没有结婚。邵先生布置给他的入门功课，就是结合参看各种史料文献，精读《<马可波罗>注》。记得周良霄老师说过，他专修元史时的重要课业之一，也是精读《<马可波罗>注》。

现在回想当年情景，我又很有一点惊奇地发现，在我们之间的那么多次谈话，也包括我们因一同在场而目睹的他与他同辈朋友间的许多次交谈之中，几乎从来没有听见过他对学术之外诸多话题发表过什么议论，尽管这数十年间中国经历了好几次风云变幻。杨讷老师提起文化革命中他曾在王府井碰到蔡老师的往事说：我们一句话也没讲，只是对望了一眼，就互相擦肩而过。我老是觉得自己可以在想象中看见蔡老师在那一刹的眼神。他就是用这种淡然、淡定的眼神，来看待他所全身心关注的自己工作领域之外的其它任何事情。研究和写作，如果不算休闲时喜欢听的京戏，才是他全神贯注的所在。面对潮涨潮落，他安之若素，几十年如一日，走路上班，坐公交车回家，在那张不大的书桌旁磨练洞见历史的锐眼，坚定不移地做自己认定的事，不求人知，也不惧人不知。从这一点来说，蔡老师属于那种很少有的纯真的人。

他又是一个很少有的顶真的人。他担任续写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主编。我们都知道，与许多只挂名、不统稿、甚至连书稿也没有看过的“主编”不一样，他坚持从头到尾把稿子改过来、改过去，为此还得罪过不少提供初稿的作者。香港要出版繁体字版的“通史”，他反复犹豫，就是不敢答应。使用电子排版系统把简体字转换为繁体字文本，看起来很容易，但又必定会出现许多错改。他说，自己精力已不如过去，即使能勉强通读一遍，恐怕也不易把错排的字都检出来，更何况现在连勉强通读可能也难以做到了。他对请他当挂名主编的各种邀约，总是婉转但毫不妥协地一拒到底。

蔡老师是我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辩主席。他对我的学位论文不太满意，但没有直说。在答辩过后坐车去吃饭的路上，他说,昨天晚上我本来打算把你的论文再看一遍。但你的论文到底不如某京剧演员的戏吸引人，所以最后我还是放弃读论文，而选择看戏。他指的是当晚电视台播出的一出戏；如果没有记错，戏目好像是《拾玉镯》，他提到的那个演员的名字，现在记不起来了。他对出于自己之手的文字要求极严，但对别人、尤其是后辈的作品，其实是温和与宽容的。

他的眼界和秉赋都是第一流的，表现在学术上有很多为常人所不及的高明之处。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他化平易为神奇的本事。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讲演，一开始总似乎给人一种“无甚高论”的错觉。但随着讨论的推进，出彩之处就逐渐显现出来，最后从平易中化现出常人所见识不到的神奇。他站得比一般人更高，所以对很多我们自以为已经看清楚的问题，他常常会从中演绎出我们还没有看出来的意义。但他从不故作深刻，不使用夹生的新概念，而总是选择从平易处入手，把读者和听者引向森然重厚的境界，不让他们有跟不上节奏的吃力感觉。即使是一二十分钟的讲话，也每次必有新意，从看似老套的言说中被提炼出来。这与他淡然做人的格调是一致的。淡然但不是淡而无味，从淡然中推陈出新，让新奇好像是水到渠成般地从淡然中自动涌现出来。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2019年他的家里。在时间不长的谈话里，他突然慨叹道，社科院在科研机构和政府机构之间摇来摆去，已经不止一次了。当时我们都没有把这个话题接下去。现在回忆，在这句话背后，他可能有一些更深的想法。历史记忆作为构成国家和国民集体智慧与集体经验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它的研究者们本身就天然地属于国家智库的成员。历史学家以国家公民身份，当然还要在这届或那届政府需要的时候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二者之间全无冲突；但它们又是两种很不一样的工作，因为二者所服务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尽管政府总是以国家代表的形象出现，政府与国家并不是等义语。国家是由全体公民组成的权力主体，政府则是由人组成的。因此正如现代政治学理论已说到的，政府最多只是国家的一个“生拉硬扯”的同义词。

这些未必是蔡老师那句话背后的意思，但他确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思考的严肃问题。

蔡老师带着他的一身潇洒走了。他或许并不在意我们如何评价他，甚至还不一定完全同意我们对他的评价。可是蔡老师的学术与精神遗产对我们却弥足珍贵。老一辈日渐凋零。当我们自己也慢慢在变成“老一辈”的时候，我们以及比我们年轻的同行们，还会保持老学者们的那种淡定与坦然，那种安之若素，那种纯真与顶真，那种从平易中化现出神奇的学养与功力吗？我以为，这是在缅怀蔡老师时，最应该放在心底里自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