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出版社赠书的当天晚上，我就马上重读了汤老师的《“真人”废名》和乐老师的《永恒的真诚——难忘废名先生》。于是，思绪一下子就被带到了二老的客厅兼大书房里，带到了听他们一起讲述故人、往事、老书的那些美好而难忘的日子。只是这一次，一切的一切都沉淀在了他们朴素而富于个人色彩的文字之中。那些曲径交叉的回忆，那些他们两个人共同关心的故事与话题，仿佛两股潺潺流动的溪水汇聚在一起，有共鸣、有回响，乃至有撞击……却充满意趣，充满对人生的怀想和无尽感喟。
这里且略说我最难以忘怀的例子。
就从两位老师怀念废名的文字说起。他们都用“真”来褒赞共同的老师废名先生：“真人”与真诚。在这里，真，显然是他们评断人物所共用的价值标准。略有不同的是，汤一介老师在文章的一开头，就展露了他的哲学家本色。他这样解释该文的标题：“道家、道教书中都有所谓的‘真人’，我所说的‘真人’和道家、道教中讲的‘真人’不相干。道家、道教书中的‘真人’都是虚构的、有神秘色彩的‘假人’，而废名这位‘真人’是‘真诚的人’，是有‘真性情的人’，一个在生活中已逝去的真实的人。”汤老师的这个解释，显然具有多重涵义。它不仅与乐老师的那篇文章遥相呼应，饱含了对废名先生的高度肯定，同时，也更是对废名先生所代表的一种逝去的真精神的追怀、对那些道学“假人”的几分微讽。
当然，无论是乐老师还是汤老师，在描述他们自己心中所爱的老师时，笔下其实也展现了他们自己的性情。我们看到汤老师这样进入对废名的回忆：“废名是我的老师，我直呼其名，在中国传统上说，似乎有点不敬，我应该称他‘冯文炳老师’，可是想来想去，我还是只能用‘废名’来称呼这位老师，因为‘废名’多么能表现我这位老师是一位‘真诚的人’，是一位‘有真性情的人’呀！”从这些文字，我们大概不难看出，汤先生精神底色中的古典、矜持或审慎。至少，如果将之与乐老师开门见山的文风相比，确实颇异其趣。乐老师是这样写的：“1948年夏天，我从遥远的山城来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来到北京大学顶尖的系——中文系。心里真是美滋滋的……我最喜欢的课是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和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废名先生的讲课风格（与沈从文）全然不同，他不大在意我们是在听还是不在听，也不管我们听得懂还是听不懂。他兀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他为什么笑，也不觉得有什么可笑，但不忍拂他的意，或是觉得他那急切的样子十分可笑，于是也哈哈大笑起来。上他的课，我总喜欢坐在第一排……”
显然，两位老师上面的文字，与汤先生《我们家的儒道互补》一文的对比恰好形成互文关系——不过它无疑依旧是谦逊而低调的：“我在性格上比较温和、冷静、谨慎，兴趣窄，不敢冒险，怕得罪人。而乐黛云的性格则是热情、冲动、单纯，喜欢新鲜，不怕得罪人，也许和她有苗族人的血统有关。”
而真正认识乐老师、汤老师的人，真正认真读过他们书的人，却一方面很容易区分二老的个性、文笔以及思维习惯的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几十年里同气相求、桴鼓相应而又互相取长补短的高度默契不能不佩服之至。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着很多很多刻骨铭心的交叉记忆而已。他们真实记录并面对事实的无畏勇气，是与他们痛定思痛的深刻反思相得益彰的。
不妨抄录两段涉及同一件事情的文字，也还是关于废名先生的。乐老师的记录如下：
再见到废名先生，已是在解放后1950年的春天了。这时，沈从文已断然弃绝了教室和文坛，遁入古文物研究；而废名先生却完全不同，他毫不掩饰对共产党的崇拜和迎接新社会的欢欣。他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的欢喜的话》，交给了老同乡、老相识董必武老人，甚至他还在没有任何人动员的情况下，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了中文系党组织。我相信这一定是中文系党组织收到的第一份教师入党申请书。废名先生根本不考虑周围的客观世界，只是凭着自己内心的想象和激情，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没有任何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的架子，更不会考虑到背后有没有人议论他“转变太快”“别有所图”之类。因为他的心明澈如镜，容不得一丝杂质，就像尼采所说的那种没有任何负累的婴儿，心里根本装不下这样的事。
下面则是汤老师的记录，还是关于废名的那篇文章，他们两人都一直无法忘怀的文章：
1949年后，大概是在1951或1952年吧！有一天，我忽然看到一篇刊登在报纸（或杂志）上的废名的文章：《一个中国人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的喜悦》，内容我已记不清了。但当时读这文章的情境，我却有清楚的记忆：当时我为他读《新民主主义论》的“喜悦”而喜悦了，因为我又一次感到废名是一位“真人”，他的文章表现着他的“真性情”。废名的“喜悦”是真情的流露，无丝毫流行的大话、假话、空话，完全无应景义。今天我仔细想想，也许废名真有慧眼，他看到中国如果真的按照“新民主主义论”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这不仅是他一个中国人的“喜悦”，而且是所有中国人的喜悦了。可是我们一度没有完全按照“新民主主义”来建国，回忆起我当时因废名的“喜悦”而喜悦，而现在却变成了永远的遗憾。如果废名先生地下有知，他会怎么想？
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的时候，乐老师受邀做了一次演讲，当时我和许多同学都在现场聆听。那年她刚好年满八十岁。尽管历经风风雨雨、人世沧桑，甚至有过让人尴尬的“喜悦”，但是，她却一如既往地乐观——“我知道存在荒谬，却不靠近虚无”。在《八十岁感言》中，她讲述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个选择。第一是选择了教师的职业；第二是选择了从事文学和文学研究；第三则是选择了我的老伴。今天我们读这琴瑟和鸣、颉之颃之的“汤乐三书”，这第三个无悔的选择，或许会让我们感到格外温暖。
有意思的是，文集的编者犯了一个“美丽的小错误”。她们将主要由汤老师执笔、乐老师仅“只改了几个字”的《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一书的前言，收在了“三书”中乐老师的集子中了。不过，说实话，即使像我这样读过两位老师文字多遍的读者，也事实上并没有第一次就看出来这篇文章究竟出自谁手。这是一个“误会”，但却又一次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我们，两位老师是多么的珠联璧合、心有灵犀？
“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事实是，每次——尤其是2014年9月9日之后，读到《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中的下面这段文字，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绕湖而行，是无尽的回忆，也是当下的生活。他们边散步，边辩论应如何解释“有物混成”，探讨多种文明共存是否可能；他们议论理查德·罗蒂在上海的演讲，也回忆与杜维明和安乐哲在湖滨的漫谈；他们还常共同吟味《桃花扇》中一曲《哀江南》所写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他们多次设计着如何改变当前忙乱的生活，但生活依然忙乱如旧；他们常说应去密云观赏红叶，但红叶早已凋零，他们仍未成行……他们就是这样同行了半个世纪，这是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现在，也是他们的未来……
同行的小鸟，无尽的回忆。如今这些回忆，有一部分，就静静地留在了这一套三册的“汤乐三书”之中。再次阅读这些不止一遍读过的文字，不禁让我——让我们，和两位老师一道回忆起许多不该忘却的往事。回忆起“（未名）湖边的小桥，曾是他们两个人中的一个被隔离审查时离别的分手处”，而“湖边的水塔边，他们曾经看到两位老教授背着大黑锅，游街示众，脖子上划出深深的血痕……”回忆起汤用彤先生所珍藏的成套佛经，是如何被红卫兵抽取一本去检查，从此无影无踪；回忆起穷到四个人吃一枚鸡蛋时，武英殿本的《全唐文》是如何被卖掉；回忆起“浪漫儒家”汤先生给乐老师写的打油诗：“摸爬滚打四不像，翻江倒海野狐禅。革故鼎新心在野，转智成识觉有情”；当然也回忆起两人共读《世说新语》，一个人写的文章题目是《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逍遥放达，宁作我》，另一个人的题目则是《〈世说新语〉中的七贤风度》；回忆起乐老师九十岁时写下的另一段感言：“今年我九十岁了，在北大七十二年。我与北大血脉相连，这里有我的老师、我的亲人、我的学生们。我爱北大，爱它美丽的校园，爱她自由创新的精神。我深深感谢命运给予我的一切，光荣与屈辱、骄傲和耻辱、欢乐和痛苦，动荡与宁静……”
北大百年校庆时，乐老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过一本散文集，题目叫《透过历史的烟尘》。阅读“汤乐三书”，不仅可以再一次帮助我们透过历史的烟尘看到应该看到的往事，留下不该失去的记忆，而且也会让我们如汤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超越自我和世俗而‘游于非有非无之间’。”
读毕一遍“汤乐三书”，翻回到扉页，有一段乐老师写于2023年5月11日的“题辞”。其中特别回忆到汤先生家的祖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行文至此，不觉让我想起了汤先生《读祖父雨三公文》中保留的那段更完整的文字。汤先生说，那是他的祖父留下的“一篇最有价值之短文”，这篇《颐园老人生日·游图》之《自序》里紧接着有这样的话：“时势迁流，今后变幻不可测，要当静以应之，徐以俟之，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谨一并记之。
2024年3月再改于京西学思堂灯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