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现代化作为其先导与动力，为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经济基础、物质保障与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并从七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既是一个系统的现实工程，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有利于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廓清重点、突破梗阻、有效施策。
（一）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构建创新引领、协同发展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当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位居世界第一，形成了全球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与新特征叠加全球经贸形势的新变化与新挑战，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以我为主”地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矛盾的核心在于产业层面供给侧的结构性失衡。这其中，生产体系创新能力的不足和产业结构的失衡是背后深层次原因。
针对以上问题，第一，要明确技术创新是有效解决结构性失衡的核心手段，要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为目标，在供给端进一步鼓励现代产业特别是人工智能、现代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高精尖行业的发展，持续推行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融合协调的产业政策，充分激发各部门自主创新积极性，强化传统和新兴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有力支撑新旧动能转换，熨平经济波动性。第二，坚持深化改革，积极破除阻碍资源要素流动和配置的制度梗阻和区域壁垒，建立健全要素市场的运行和调节机制，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畅通各产业的生产供应体系；要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活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优化创新鼓励政策，突出激励自主创新，提高创新质量，同时改革专利审批制度，激发企业对以发明专利为主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颠覆式原始创新的重视和实现。第三，注重实施产业空间区域发展的动态平衡战略。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经济发展区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破除资源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依托各地的禀赋优势，形成纵向有序的产业链条，强化中心城市对周边区域发展的带动能力，打造新的创新增长极，使之成为新发展格局下联接国内、国际循环的重要平台和关键点，并最终实现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全面现代化。
（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规则要求。近年来，随着我国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强大的内需市场初具规模，构建统一大市场向好发展。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实现井喷式增长，2020年达到39.2亿万元。数字经济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经济发展的空间束缚，加速了国内大市场的统一，但另一方面也使得技术、资源和数据等市场要素向“头部平台”集中，新兴的垄断方式、完全的价格歧视以及资本的无序扩张成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主要梗阻。
面对新业态、新模式催生的新问题，一是要从制度入手，强化政策引导，坚持反垄断政策的有效实施，设置政策“红绿灯”，在建立健全市场准入制度的同时，规范市场公平，合理管控资本在市场中的流动和分配。二是要加强监管力度，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先天性优势打造“政府-市场”互动平台，强化制度和政策的宣传工作，提高企业公平竞争意识。三是要完善反“平台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体制机制，充实反垄断的监管理论，建立全方位、网络化、串并联共同布局的市场监管体系，实现市场中的全链条、全领域监管。
（三）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
收入分配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激励机制。提高收入分配制度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近年来，我国整体上收入分配呈现出向好态势，但也要承认，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体系仍存在问题：初次分配中，生产端处于技术加速积累、数字化转型阶段，须保证技术型人才的报酬逐步提高以提供创新激励，从而带来劳动者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为实现共同富裕带来挑战；再分配中，目前财税政策在整体上对收入分配调节效果相对不足，为实现共同富裕加重了难度；三次分配上，目前短期内尚未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三次分配规模和效果还较小，难以为共同富裕提供坚实保障。同时，近些年来呈现出代际流动性下降的趋势，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逐步集中化，在长期上将影响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
对此，必须要坚定生产的决定性地位，加快技术转型，实现关键领域关键技术自主化，保障经济发展效率，为共同富裕提供底层动力支撑。短期内，改善我国的再分配政策，调节调整税制结构，逐步增加财产税、遗产税、资本收入税等税种，打破医疗、社保的区域、城乡壁垒，为中低收入人群的共同富裕“兜底”；长期上，提高人均教育投资额，优化教育资源结构，将我国人口红利逐步转变成为人才红利，提倡三次分配，营造携手共进的社会氛围，促进财富的横向内部转移，从而在代际间实现纵向公平，为共同富裕提供长期保障。
（四）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
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优势互补性持续增强。这十年来，我国城镇棚户区改造惠及9000多万居民，老旧小区改造惠及2000多万户，1.8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城成为城镇的常住人口，我国的城镇化率由53.1%上升到了64.7%，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都在逐步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扎实推进。但我国城乡区域发展体系仍存在如下问题：宏观层面的人口老龄化与总规模下降冲击；中观层面的趋势收敛协调发展的动力不足困境；微观层面的多尺度空间单元发展路径雷同安全保障不周制约等。
由此，要坚持“厘清功能定位、明晰特色优势、把准方向航道”思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寻获应对策略：一是要尊重多尺度空间互动发展的基本规律，建立多种类、多功能、多目标的空间单元发展体系，厘清县域、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等空间单元在农业保供、能源保稳、边疆保安、生态向好、科技向上、经济向前的差异化功能定位。二是要确立“定位+优势”与“功能+特色”的发展动力指南，明晰各空间单元在不同尺度下的定位及其优势，立足自身特色，发挥不同面向的功能，组成特色化功能集成体系，支撑空间单元互动协调。三是要尽早规划面向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规模达峰后的总体战略，前瞻性研判人口规模的变动时间表、人口集散的流动趋势与年龄结构的代际影响，做好相应的重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保障举措与长远战略规划的衔接匹配。
（五）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
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和建设美丽中国的迫切需求和重大任务，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时代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状况实现了历史性转折，植树造林占全球人工造林的1/4左右，单位GDP的碳排放量累计下降34%，风电、光伏发电等绿色电力的装机容量和新能源汽车产销量都居世界第一。当然不容忽视的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面临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取向的进度约束、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的现实诉求与存量污染大生态欠账多的历史包袱等三重挑战。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体系，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条件，旨在调整解决生产力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关系问题，根本遵循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因此，一是尽快完善实现“双碳”目标的“1+N”政策体系，全面分析和综合研判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社会经济的全方位影响，坚持两个阶段两种策略，兼顾地区生态不平衡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把长期战略处理为周期化策略，稳扎稳打推进。二是以产业绿色化为核心推进生产活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在发展中破解发展难题，一方面以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为依托，激发新兴产业增长，降低产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三次产业的绿色化、信息化和数智化转型，降低其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三是保护与修复并重推进，“历史欠账”步步还清，不搞一蹴而就、超越阶段、大干快上的运动式生态保护与环境修复，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形式多样、绩效导向的多元化、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另一方面要尽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引导个人、企业、社会等多方力量积极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中来，为绿色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六）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打造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进入深刻调整期叠加我国经济增长动能结构性转变下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扎实推进的进程中，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全球价值链位势稳步提升，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一带一路沿线都逐渐形成了以我国为枢纽的全球价值“双环流”体系。然而，不得不引起重视的是，我国虽然在进出口贸易上保持着强大的规模优势，但近年来进出口贸易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日趋减弱。与此同时，过往简易加工出口模式下导致的我国产业分工链条过于依赖国际需求，也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前本土产业链的创新升级过程，为新时代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发展带来了重大风险。
面临如上制约，新时代下要打造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全面开放体系下的重要战略抓手，坚持推进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开放的高水平全方位开放，推动沿海和内陆地区对全球市场的联动开放，以不断深化的开放促进我国经济领域的进一步改革。第二，坚持更高水平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全面开放，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全面推广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应继续坚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重点推进医疗、教育、金融等服务业领域的有序开放，同时也积极鼓励国内优秀的本土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在国际竞争中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形成全面开放体系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新优势。第三，在开放的同时，要坚持安全高效的基本原则，要注重新时代我国产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升级，打造以创新引领的价值链革新，积极培育全面开放体系下的新业态和新动力。同时，在产业发展上，既要坚持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的政策原则，又要积极施行国际通行的安全审查和反垄断手段，维护市场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构建全面开放体系下有序的市场环境。
（七）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经济发展长盛不衰的研究命题，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迁取得了重大成就，不仅逐步确立并坚持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而且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融合与创新，使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目前，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面临的主要梗阻在于，市场与政府的边界仍然不够清晰，现代产权制度仍待健全，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需重新审视。
针对这些梗阻，一是要强调市场的调节作用，在数字经济全面渗透到各行各业的背景下，导致“市场失灵”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高度缓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变得更加有效，因此要持续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要突出政府的引导能力，积极引导市场竞争公平，完善保护产权的制度体系，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三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鼓励“专精特新”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保证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良性互动和国有经济在关键领域的核心地位，利用国有企业与政府联系紧密的天然优势，充分调动国有企业创新积极性，特别是要引导国有企业对具有强知识溢出效应的基础性、颠覆式原始创新的投入和研发，强化国有企业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领头羊地位。
张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