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琉球属日论”，其核心观点是，其一，日本人源为朝是琉球创业之主，琉球王国统治者俱为源氏后裔；其二，自1609年日本萨摩藩“征伐”琉球后，该国世世代代为日本属国。这一论说完全是建立在捏造、歪曲历史事实基础上的，是日本为合法化其对琉球的统治而制造的殖民话语。
“琉球属日论”纯属“造作”
日本民间传说“源为朝渡琉”是“琉球属日论”的起点。源为朝是日本平安时代（794—1185年）末期武将，史书记载甚少，仅知其善用弓箭，1156年随父源为义加入崇德上皇阵营，与后白河天皇争夺皇位（史称“保元之乱”），最终失败。源为朝战败后的下落史无详载。镰仓时代（1185—1333年）末期，关于源为朝的传说开始在日本民间流传。14世纪初成书的《保元物语》塑造了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源为朝形象，构拟出他战败后被流放伊豆诸岛，于1170年自杀的故事。需要说明的是，此时日本对琉球知之不多，流行的源为朝传说与琉球毫无关系。
进入室町时代（1336—1573年），源为朝传说中逐渐被加入有关琉球的内容。1527年，京都五山僧人月舟寿桂在《幻云文集·鹤翁字铭并序》中转述当时流传的源为朝故事，称他战败后“窜谪海外，走赴琉球，驱役鬼神，为创业主”，“厥孙世世出于源氏，为吾附庸也”。这可能是“源为朝渡琉”传说最早见诸文字的版本。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传说中已经出现“琉球属日论”的一个核心内容：源为朝是琉球王国创业之主，琉球王室后裔皆出自源氏。但此时“源为朝渡琉”说的内容尚简单粗糙，更重要的是，转述者月舟寿桂也注意到，该故事与中国史书《大明一统志》对琉球历史的记载不同，故对此说持怀疑态度。
江户时代（1603—1868年）初期，“源为朝渡琉”传说流传渐广，进而被日本官方所注意和利用。1609年，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出兵前，奉仕于萨摩藩的鹿儿岛大龙寺住持南浦文之作《讨琉球诗并序》，称源为朝“远航于海，征伐岛峙，于斯时也，舟随潮流求一岛于海中，以故始名‘流求’矣”，“征伐之后有其孙子，世为岛之主君”。可以看到，南浦文之在继承室町时代“源为朝渡琉”说基本内容的同时，作了两方面的增衍：一是将渡琉性质由窜谪逃亡改为“征伐”，作为侵略琉球的“历史依据”，民间传说一转而成为政治舆论；二是杜撰“流求”始名的典故并加诸源氏，意味着民间传说的理论化。随着侵略加深，这些谬说还渗入琉球王国的历史书写。1650年，琉球国官员向象贤在编撰琉球首部正史《中山世鉴》时采用“源为朝渡琉”说，并将其同琉球国内的王统传说结合，将源为朝附会为琉球王统开创者“舜天王”之父。此后《中山世谱》《球阳》等琉球正史也基本延续了类似说法。
1719年，曾为幕府六代将军德川家宣侍讲的新井白石撰《南岛志》，论述琉球地理、世系、风俗、物产。新井在延续“源为朝渡琉并为舜天王之父”谬说基础上，将日本有关“掖玖”、“多祢”等南部岛屿的早期记载附会为琉球，将诸岛同日本的往来曲解为琉球向日本的“朝贡”，又将琉球、虾夷附会为《山海经》中的“南倭”、“北倭”，认定琉球自古是“倭国”一部分。经过新井的“造作”，“源为朝渡琉”与他附会攒造出的早期日琉关系史融为一体，“琉球属日论”粉墨登场。新井之后，此论影响渐大，如剧作家森岛中良在《琉球谈》一书中称，“琉球在萨之南鄙海中，盖一小岛也，庆长中，臣附于萨。然在其上世，源镇西宏垂国统，即其为属于我也”。参与《大日本史》编纂的前田夏荫在《琉球论》一文中称琉球始祖为“皇国神裔”，“其古为皇国之藩屏，仕奉如臣国也”。
明治维新后，日本加速对外侵略扩张的脚步，琉球王国首当其冲。一方面，日本频频以“琉球属日论”作为吞并琉球的借口。1871年，鹿儿岛藩（原萨摩藩）向外务省提交《鹿儿岛藩琉球国事调查报告处理意见书》，称琉球自古为“皇国属岛”，提议将琉球作为（废藩置县后）鹿儿岛县的一部分，纳入日本版图。1872年，大藏大辅井上馨向正院提交将琉球“收入”版图的建议书，亦称琉球是“萨摩附庸”、琉球始祖舜天为“源为朝后裔”。另一方面，日本国内鼓吹“琉球属日论”的著作大行其道。如大槻文彦《琉球新志》（1873）、小林居敬《琉球藩史》（1874）、伊地知贞馨《冲绳志》（1877）以及官方出版的《琉球地理小志》（1875）等，宣扬琉球从来为“皇国”之“附庸”。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针对中国的抗议，时任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在致总理衙门照会中将层累形成的“琉球属日”相关谬论熔为一炉，诡称琉球自古便为日本所属。“琉球属日论”至此完全成型。值得注意的是，寺岛还称日本吞并琉球、设置“冲绳县”是日本政府“一变旧制，尽废建邦，易以郡县”，将“灭人之国、绝人之祀”美化为国家地方行政制度的近代化，妄称琉球问题系日本内政、不容他国干涉。
由上可知，所谓“琉球属日论”本质上是被歪曲、杜撰出来的伪史，始于无稽之谈，其后内容不断增加，反复层累，终成一说，目的在于为日本的侵略活动服务。
琉球从来不是日本属国
萨摩藩入侵琉球是日琉关系史上的重要节点，也是“琉球属日论”演化的重要节点。此后至明治时代（1868—1912年）日本彻底吞并琉球，“琉球属日论”日益理论化、系统化，并进入日本官方与民间的历史书写。特别是萨摩藩对琉球的侵略渗透，成为明治时代日本吞并琉球的直接借口。与之相应，日本学界也存在将1609年后的琉球视为同时从属中国和日本的“两属之国”观点，但这种观点同样有悖于历史事实。
17世纪初，萨摩藩虽入侵琉球，但由于琉球的抵抗和琉球宗主国明朝的反制，其对琉球的控制极为有限。虽然当时萨摩藩迫使琉球签下写有“琉球自古为萨州附庸”的誓约书，但到17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清琉宗藩关系建立和巩固后，类似“附庸”的文辞完全从萨摩藩和琉球的誓约书中消失。与此同时，幕府惧怕清朝出兵日本，严令萨摩藩不得在琉球问题上同清朝使者发生冲突。琉球也常以妨碍中琉宗藩关系为由，拒绝萨摩藩或幕府的不合理要求。可见，萨摩藩和幕府与琉球的交往必须以尊重和服从中琉宗藩关系为前提。整个江户时代，琉球使团成员赴日时，皆身着中国和琉球冠服，宴会上亦演奏中国和琉球乐曲，双方文化交流也以汉诗、儒学为主，这表明江户时代的日琉关系是建立在中琉宗藩关系的制度规范基础上的。荷兰曾致信幕府询问其同琉球的关系，幕府在回函中称，琉球同朝鲜一样是与日本存在交往关系的“通信之国”。明治时代初期，琉球事务同英美等国事务一样归外务省处理。这些均是琉球非日本属国的有力佐证。
琉球为中国藩属国的国际地位，在琉球同西方国家的交往中亦有体现。19世纪40年代起，法国、英国、美国、荷兰等国相继来航琉球，向琉球提出通商、传教、缔约等要求。琉球秉持宗藩体制下“人臣无外交”原则，与之周旋，同时向清廷求援。接到琉球请援后，清道光、咸丰两朝各级官员都为解决琉球的外扰问题而奔走交涉。19世纪50年代，琉球先后同美、法、荷签订修好条约，条约以汉文对照三国通用语言进行书写，遵中国历法，用大清咸丰年号，体现琉球作为中国属国的身份认同，以及当时国际社会对琉球作为中国属国地位的普遍认知。1866年，清廷再次派遣册封使前往琉球，册封尚泰为琉球国王，继续强化同琉球的宗藩关系。所谓琉球在1609年以后为中日“两属之国”的观点，混淆了日琉关系和中琉关系的本质差异。
也有日本学者将1872年明治天皇对琉球国王的“册封”视为“琉球属日”或“琉球两属”的证据，殊不知此次“册封”不仅建立在篡改和欺骗之上，而且从未被琉球方面接受。1872年，琉球按江户时代惯例向明治政府派遣庆贺使。这本是两国间的正常使者往还，琉球尚泰王在国书中也以清朝赐予尚泰王的封号“琉球国中山王”为落款，以清朝属国自居，无任何向日本称臣请封的表述。但出使过程中，国书落款“琉球国中山王尚泰”被日本篡改为“琉球尚泰”。在庆贺使面见明治天皇时，日本又单方面向琉球下达“敕诏”，封尚泰为“琉球藩王”。面对突如其来的“册封”，琉球国使忧惧不安，在日本哄骗威逼之下，无奈将“诏书”带回。但琉球国王及主要官员强烈反对接受这份“诏书”，重处擅领“诏书”的琉球国使，试图将“诏书”和“琉球藩王”这一“封爵”退回，拒绝所谓“册封”。可见，明治政府的“册封”完全是单方面行为，显然不能作为“琉球属日”或“琉球两属”的证据。
对“琉球属日论”的驳斥从未停止
琉球遭日本武力吞并后，清朝自官方到民间均根据历史事实对“琉球属日论”予以批驳。1879年，李鸿章在同日本驻华公使随员、大藏省书记官竹添进一郎笔谈时表示，“琉球属中国，自昔已然，天下皆知，非一时一人之私言”。在回复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信中，李鸿章表示，“此事实系日本欺人太甚，琉球为中国属邦已五百余年，案卷具在，天下各国皆所闻知。今日本无故废灭琉球，并未先行会商中国，乃于事后捏造许多谎言证据，照复我总理衙门，强词夺理，不自认错”。1882年，驻日使团随员姚文栋翻译日本国内鼓吹“琉球属日论”的《琉球地理小志》等著作，“析其诞妄”，指出此说纯属“穿凿附会”、“多方牵合”，不过“思掩其灭琉之罪”。国内诸如《循环日报》《万国公报》等报刊也刊文批驳谬论，吁请政府在琉球问题上有所作为，不可“以琉球让日本”。
琉球君臣也对“琉球属日论”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1879年，琉球国王尚泰的姐夫、紫巾官向德宏，针对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照会中的“琉球属日论”，以翔实历史证据逐条逐项进行驳斥。他还回顾中琉宗藩关系史，指出“察度王洪武年间，赐琉球名，巴志王永乐年间赐姓尚，至尚泰王，或虽有嗣承，同系天朝赐国号受姓之人”，斥责日本“妄援荒远无稽之论，为此神人共愤之事”。此后，向德宏不断吁请清朝“兴师征日”，帮助琉球“复君复国”，表示“生不愿为日国属人，死不愿为日国属鬼”。
必须指出，日本虽在吞并琉球时极力论证“琉球属日”，却从未真正将琉球人视同为“日本人”，反而对琉球民众采取极端歧视政策，大肆在琉球实施殖民掠夺。明治时代，日本殖民者涌入琉球各岛，瓜分山林、矿产、渔业等资源，垄断琉球商业、金融及海外贸易，占据琉球政治、文化及教育等机构的要职，世代生活于此的琉球人反沦为居无定所的“食客”。大正时代（1912—1926年），由于日本的疯狂掠夺，琉球出现空前经济危机，许多百姓只能以苏铁（一种含淀粉的有毒植物）果腹，而后中毒死亡。由于生存空间受到殖民者挤压，琉球人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大规模移民海外，至1940年，移出人口总数已达5万7千余人，约占当时琉球总人口（57万）的10%。二战时期，琉球被日本当作防卫“本土”的战略棋子，琉球百姓被迫充当战争炮灰，为日本军国主义殉葬。据不完全统计，冲绳战役中琉球平民死亡人数在15万以上。可以说，近代日本殖民统治琉球的66年，是琉球历史上苦难最为深重的66年。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琉球学界对日本的侵略史观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曾赞同“琉球属日论”的琉球学者伊波普猷，目睹日本帝国主义对琉球的残酷殖民掠夺后改变观点，将萨摩藩对琉球的入侵及明治政府对琉球的吞并视为有组织的“倭寇”入侵，认为“日本中央政权压榨政策使冲绳人处于濒死状态，冲绳成了苏铁地狱，处于半殖民化状态”。日本学界的有识之士也对诸如“琉球自古为日本附属说”、“源为朝渡琉说”、“萨摩藩附庸说”等进行反省和批驳。但时至今日，“琉球属日论”仍在日本社会广泛流传，甚至持续向国际社会扩散。厘清“琉球属日论”的生成过程，展开正本清源的研究，揭露其殖民话语本质，尤为重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来源：《历史评论》202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