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华文明历史上曾长期领先”命题影响大传播广，但似是而非。该命题受到李约瑟之谜的影响。李约瑟关于中国科学技术曾长期领先的观点失之片面。当前我们应以人民幸福民族繁荣为最高目标和价值，扬弃中化还是西化的两分法，把一切有用的东西拿来所用，即融中西文化所长，在现代化基础上重建中华文化本体。
关键词：文明，科技，领先，现代化
有一个命题流传甚广影响很大但似是而非。流传广影响大因为它听上去不错，很正面，很积极，颇能满足人们的虚荣心，以致在许多人心目中已差不多被当作公认事实，但我认为距实际情况相差很远。这样一种认知与事实的巨大反差负面作用颇大，因为它不能使我们正视自己的昨天，因而也影响我们今天的视野与胸怀，从而对现实实践可能产生某种不利影响。我这里所说的命题是“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长期领先”。
首先声明，如果真的长期领先，笔者求之不得，否则是数典忘祖罪过不小。但如果根据不足则可能误人误己，徒留话柄，应予澄清。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亚里士多德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一个影响很大的命题
先谈影响。影响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海量的网页。网络时代影响多大搜索便知。我们可用“百度”搜索引擎一试。就在笔者撰写此段文字之时，百度搜索“中华文明历史上曾长期领先”，得到的相关网页结果为1880 ,000个；“中华文化历史上曾长期领先”，网页结果为4,210,000个。其他类似的还有：“中华文化曾长期居世界前列”，百度搜索相关结果约5,270,000个;“中华文化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百度搜索相关结果约6,230,000个。还有与之意思一致或密切相关的说法，“中国近代落后了”，百度搜索约4,100,000个。“中国近代落伍了”，百度搜索相关结果约1,710,000个。网络统计可能有交叉重合，也有其他方面内容混入，但把之去掉数量仍不会小，足以表示该命题的影响与关注度。
第二，写进中学教科书。该命题被许多人广为接受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写进了中学教科书，作为一个定论和权威观点，让千千万万中学生从小接受，逐渐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和知识。例如高二政治《我们的中华文化》单元就有这样一个重要命题：“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2010届天津一中高三政治总复习“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考点21写道：在古代社会，中华文化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学优高考网《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课件3（人教版必修）也指出：“古代社会，中华文化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全品高考网2011年高考政治一轮复习必修第三单元教师备选题库写道：“在古代社会，中华文化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但是随着中国封建统治的日渐没落和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巨大冲击，中华文化也经历了衰微的过程。”等等。
第三，学界的影响。公众与教科书很大程度上受到学界的影响。很多学者有些是成名学者持类似观点，如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第三版序写道：“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在19世纪走向衰败和落伍？长期战乱分裂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著文指出“中国到明朝中后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约16世纪),直到欧洲荷兰成立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开始慢慢落后于西方!应该领先世界多数国家至少4600年!落后世界时间是近400年!”毛立言《从现代化视野对中国道路的整体认识》（《经济从横》2010年第2期）一文论述得更为明确与雄辩：
在人类六千年文明史上，中国曾经有四千年左右走在文明发展的前列。在人类农业文明发展阶段，中国的科学技术方面有许多创造发明，长期居世界的前列；农业生产率达到并长期保持了世界最高水平，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体的我国的物质文明，以及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精神文明，始终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世界各国学者普遍认为，直到16世纪，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仍居世界前列。18世纪与19世纪的交叉点，是中国历史坐标系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由远远超出的两条曲线逐渐接近相交后，又迅速向反方向拉开距离的一个历史拐点。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总的历史过程来讲，这是一个“自生型”主动现代化路径终结和“回应型”被动现代化开始的分界点。在工业革命发生以来的200多年间，中国从18世纪的世界一流强国下降为19世纪的世界二流国家，到20世纪初又跌落到世界三流国家的境地。这就是中国没有抓住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历史机遇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类似例子还有很多，但要说明该命题的广泛影响我想已经够了。
问题的由来——李约瑟之谜
推其原始，前述所有关于中华文明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诸方面历史上曾长期领先至近代才落后的论述差不多都可溯源到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或与之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李约瑟之谜”是著名科学家和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李约瑟先生提出来的纯学术性命题，该命题来自他对中国科技史乃至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中地位之思考，具体内容包括在他撰写的多卷本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等著作中。如在该书的“序言”中李约瑟指出：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立是这样，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现和发明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证明）。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出现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3页，科学出版社）0
在该书第一章中李约瑟还说研究中国科技史：“所面对的是一系列惊人的科学创造精神、突出的技术成就和善于思考的洞察力。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现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凡萨里乌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一传统肯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发展起来，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它任何地方得到发展呢？”（《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43-44页)
李约瑟的论述大致包含这样一些内容：
第一，中国的许多发明很重要，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很大，使得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公元3到13世纪一千年时间里领先于西方。
第二，总的说来，中国科技长期停留在经验阶段，其理论范型是原始的和中古的即传统的。
第三，为何中国长期处于经验阶段的科学技术能够有那么多重要发明，从而对世界文明作出重要贡献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能够在一千年的时间里保持领先？
第四，中国科技近代落后的标志是没有能够孕育产生近代科学技术，而这些正是现代化运动的主要构成因素和关键的推动力量。
第五，我们应思考以牛顿力学蒸汽机等为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为何产生于西方而不是东方？
李约瑟的问题是纯学术的，是科技史也是文化史的重要课题。他作为一位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清楚地知晓中国古代有许多伟大发明，同时作为一位有良好素养的科学家又敏锐地察觉其中所包含的问题，并把之尖锐地提出来。概括地说，他的问题主要是，为何古代有很多重要科技成果的中华文明近代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以致落后挨打？
李约瑟的问题牵动着每个勤于思考同时又关心国家命运的中国人的心，因此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是不奇怪的。问题在于如何解答。
在我看来，中国科技长期停留在经验阶段，其理论范型是原始的和中古的即传统的，这个判断没有错，问题在于后面的问题。李约瑟看到中国的许多发明很重要，对世界贡献很大，但他进而把传统阶段经验领域的技术发明推至科学技术整体，认为中国科学技术整体水平在公元3到13世纪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领先于西方乃至世界，这个判断就有些简单与片面了，缺少充足的论据与分析。但这个说法还不算过于离谱，有些人更进一步把科技领先推至文明整体发展水平长期领先，那就更缺少说服力，与实际情况情况愈来愈远。下面试分析之
科技长期领先说失之片面
中国古代科技曾长期领先，这个命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立，但需加以限定，并作具体分析。领先是在所有领域或主要方面还是某个方面？长期有多长？李约瑟说3世纪到13世纪一千年，还有许多人包括一些知名学者认为是16、17世纪科学革命前的整个人类文明史。窃以为李教授说的有些道理，但也只是部分成立，部分不成立，因此谓失之片面；若认为领先时间涵盖了16、17世纪以前所有文明史那就离实际情况相距很远了。
为何说部分成立？理由有二：一是中国的科学技术确实在许多重要方面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这里说的主要是一些技术上的成果，如四大发明、圆周率、一些农业方面的技术如行种植法和集约锄地法、冶炼术、铁犁与马具的使用，还有都江堰、赵州桥的建造技术，张衡的地震仪等。主要是经验的和技术上的，且有些零散，缺少整体的和深层的理论支撑与突破。其实对于现代科学说来，经验固然不可缺少，但理论的创新与突破更为重要，因为科学革命不是单纯经验成果的累积，而是伴随着理论上的巨大创新。这里说的创新不是个人主观的思辨推论，那是独断和臆断，而是提出可以量化可以数学计算因而可以通过实验验证的理论，并以之指导人们的实践与认知，所以是科学。从历史角度看，西方的科学革命以哥白尼日心说为开端，以牛顿万有引力学说为高峰与标志，从此以可量化的普遍的和动力学的可经过数学计算和通过实验证明的世界代替以往亚里士多德与托勒密的地心说、等级制与静力学的世界，因而是思想史的巨大变革。这样一种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变革固然有哥白尼、牛顿个人的贡献，但他们理论思维能力的形成无疑受到古代理论传统的滋养。我们在理论方面有特色和建树，但总体不足，更谈不上领先。对此下面再谈。
其二，李约瑟所说的一千年大致与西方常说的中世纪千年黑暗时间吻合。这一千年正值西罗马帝国崩溃、日耳曼蛮族入侵，旧的秩序土崩瓦解，新的秩序还要经受几百年的阵痛才能逐渐诞生。当此时期，战火遍地，灾难频仍，盗贼丛生，民不聊生。对普通民众说来，生活充满了痛苦和不幸，而且不给人以希望，这一代无望，下一代也无望，所以否定现世肯定来世的基督教才得以流行，直至压倒罗马国教，执西方精神界牛耳。这一过程在西方持续了好几百年，在此时期人活着已经不易，没人读书，也没几个人识字，更没多少人会对科学技术研究感兴趣。就象我们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时期，都是百年以上的杀戮和混乱，大多数人熬不过战火而死于非命。在此情况下，很难想象有学术理论的突破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欧洲中世纪千年黑暗就类似于这样的时期。我们这时正值唐宋盛世，即使有战乱时间也没那么长，因此在此时期科学技术乃至经济文化有长足发展甚至在一些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不奇怪。但准确地说，西方真正的无序黑暗和混乱也只持续了500年。也有不少古代文明的因子通过某种途径保存了下来，如古希腊思想家的著作、古罗马法律思想等，其中一些是我们古代文明所缺少但近代化过程所需要的，一俟日后条件成熟它们就会可能生根开花，点燃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冲天大火。而我们古代由于缺少这样一些东西，或者说有也发育不够充分，因此难以孕育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到来。从此角度看，我们即使在某一时期技术发明与经济总量可能超过西方在谈及科学技术整体长期领先时还是更为慎重一些为好。
也就是说，西方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并非突然从天而降，而是一系列因素长期积累并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历史的和逻辑的角度看它的到来需要许多条件，需要有外部环境与内部因素的支持，内外兼修，水火既济，科学技术的巨大变革才可能孕育产生。对此可以再作进一步分析。
首先，科技的发展需要有两种传统的累积与发展，即理论传统与经验传统或学者传统与工匠传统。两种传统都不可缺少。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与突破，也离不开实践经验的累积及其与理论之间的碰撞与互动。理论是什么？理论是较为系统的观点和知识体系，旨在分析和阐明所考察研究的对象与问题，性质如何，有何特点与规律？这样一种知识理论体系可以看作是人的理性精神的体现与凝聚。理性精神是什么？是人对世界基本的认知、思考和把握之能力。这样一种能力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也是人性所在。具体地说我认为它包括或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纯粹理性主要指人超出一己的感性欲望与利害关系不计功利得失地探索各种抽象思辨的问题，如世界的本源、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思维的形式，存在的意义，还有绝对无限和永恒。这样一种探索也许是为了追求绝对与完美，也许是出于不可遏止的创造冲动，也许是为了满足求知欲与好奇心。实践理性指人以精明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周遭的世界，旨在使行动的结果对自己有利。价值理性关心行动的目的和意义，追求实现自己的价值理念与理想。工具理性旨在使自己的行动更有效率。理性精神的这几个方面相互联系和渗透的，不能截然分开。经验传统则大致包括这样几个特点：感性的可直接感知的，功利的或有实际用处的，日常生活实践的，实证的，可操作的与技术的，等等。
西方自古希腊起就发展出鲜明的纯粹理性精神，如毕达哥拉斯把世界本原归于神秘的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把之归于理念，万事万物皆是理念的摹本或分有；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把之视为原子。类似地欧几里得几何先设定公理再推出定理及整个体系。我国古代也有纯粹理性的传统，如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但属于抽象思辨，《九章算术》闪烁着很多天才思想火花。总的说来，在经验方面有丰富发展，即工匠的传统积淀深厚，也有很多成果，但理论方面的传统明显淡薄，如《九章算术》缺少概念定义与推导证明。李约瑟教授说中国的科学长期停留在经验阶段，在理论与几何方法体系方面存在弱点，或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并说现代科学具有经得起全世界考验并得到合理而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凡萨里乌斯、格斯纳、牛顿的理论传统，这一传统肯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也是强调西方理论传统的延续与发展对于科学革命之重要。韦伯的论述更为尖锐，他在《西方文明的独特性》一文中说：
“科学只有在西方，才真正处于一个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健全的发展时期。至于经验主义学说、宇宙问题和生活问题的见解以及一些极为深奥的哲学和神学学识，并不仅仅出现在西方……丰富的知识和敏锐的观察在其他地方都已存在，首先存在于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只是巴比伦和其他地方的天文学还缺少数学基础……印度的几何学则缺少推理验证方法；推理验证方法乃古希腊学者的另一学术研究成果，后来的力学和物理学都发源于此。印度的自然科学虽在观察方面颇有发展，但缺少实验方法……至于合理的化学，则除了西方以外。所有其他文化地区都属空白。”（《文明的历史脚步》，第2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
韦伯的论述颇有西方文明的优越感，我们可以从文化多元论的角度对之进行批评，但若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不得不承认他说的确有道理，很难反驳。
第二，促进科学家个人创造性能力发展的社会氛围。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其直接意义而言主要来自科学家创造性活动的推动。一个个科学成果可以看做科学家个人创造精神的凝聚和流溢。这种创造精神的凝聚与流溢，当然同科学家个人主观方面的因素有关，如聪颖、勤奋、坚毅、敏锐，有时候还有运气等，但所有这些因素必须同社会方面的支持结合到一起才能形成合力与共振，让新成果的出现水到渠成。因此，社会方面的促进因素必不可少。从宏观看一个社会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成批涌现必然同该社会的文化氛围十分有利于科学活动开展与科技人才成长有关。这是科技发展乃至科学革命出现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从此角度看，科学技术发展始终在我国古代一流人才的视野之外，他们关心的是修齐治平治国安邦这些大事，还有道德文章，人怎样做人，即独善其身。做人当然很重要，还有治国平天下，但若一个社会一流人才始终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劳动科学实验不感兴趣，那么科学技术的花朵难免枯萎，只能自生自灭，难以有突破性的发展。须知，直至鸦片战争时代西方的长枪大炮火车轮船还被中国的一些国学大师视为奇淫异巧雕虫小技不足挂齿。在此情况下科学革命的氛围确实不太具备。
西方执精神界牛耳的基督教提倡否定现世关心来世，对人世间一切均无兴趣，这样一种价值取向也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取向在其诞生时代即罗马帝国后期与中世纪千年黑暗时期流行可以理解，在中世纪后期新型城市文明兴起市民经济繁荣人们重新对尘世生活和探索自然充满兴趣之时，仍执著于此就可能成为障碍，如教会对伽利略与哥白尼的审判臭名昭著。所幸市民经济的力量非常强大，后来新兴的市民阶级借助于复兴古代洋溢着理性主义精神的文化而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伸张，这样一种精神伴随新型城市文明兴起并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得到进一步传播，为科学家创造精神的成长和科技革命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第三，经济利益的推动与相关机制的形成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推动特别是资金方面的帮助，技术的发展更加如此，因其能带来直接的实用价值，更与人的利益密切相关。这里说的推动主要指政府和权贵、富商在政策与资金方面的支持，而利益驱动主要指技术的运用同市场运作联系到一起，即技术的提升改进不仅要提高效率而且要通过此获得更多的市场利益，即赚更多的钱。显然这两个现象在我国古代并不突出。因为精英阶层对此不感兴趣。西方基督教文化对金钱与技术也无兴趣，但中世纪新型城市的市民经济却主要靠经商赚钱立市和发展，因此对科学技术功利方面的价值非常看重，给予大力支持实属当然。培根曾这样表述精英对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真正的和正当的目的就是人类生活要用新发现和新动力丰富起来……在所有能给予人类的利益当中，我觉得没有比得上发见新技艺、天赋和商品来改善人那样重大的了。”笛卡尔也说，要找到一种洞察自然奥秘的哲学用于适合的目的，“如此我们就成为自然的主人翁和占有者了。这非但有利于发明无穷技巧，使我们能享受地球上的一切成果而无患，而且主要地有利于保持健康。”（【英】贝尔纳著《历史上的科学》第252-254页，科学出版社1959）1627年培根建议成立一所科学院，来推行科学的应用于发展。1662年查理二世批准成立皇家学会，其任务和宗旨是“增进关于自然的知识，和一切有用的技艺、制造业、机械作业、引擎和实验从事发明”（【英】梅森著《自然科学史》第24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所有这些都有力推动科学革命时代的到来。
工业革命的出现更离不开经济利益的驱动。如所周知，这样一种利益驱动的机制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包括工人与资本家的雇佣关系，用马克思的话说，货币资本出现与劳动力变为商品及生产目的是赚钱盈利的制度体系，还有种种技术与制度的变革，包括从手工作坊到现代工厂制度的演变，股份制、复式簿记和现代会计制度的出现，及差不多与此同时先后出现的蒸汽机——动力的革命，纺织机——机械的革命，铁与煤大规模运用——材料与能源的革命。所有这些变化汇聚到一起，构成了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洪流，使现代化运动蔚为大观，并不可逆转。
总之，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在近代欧洲出现并非偶然，它绝不是经济总量简单叠加或单个技术成果堆积之结果，而是一系列因素经过长期累积和良性互动并在理论、技术、制度和观念等重要方面产生突破的结果，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皆备的结果。审视我们的历史与文化，在经验层面技术的发展，我们的先人并不落后多少，某些方面也可以说领先，但若上升到理论层面和从更大的社会范围来看我们科学技术发展的条件有明显缺陷和短板，这些缺陷与短板制约和限制着我们的文化未能产生更大的跨越，成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正因为此，我们似不能从整体角度轻言自己科学技术历史上曾长期领先。
文明长期领先说似是而非
科学是文明的产物，也是文明的有机构成，考察科学发展离不开对文明整体的考察。如所周知，在许多人那里科技长期领先说演变成文明长期领先说。这也说明科技与文明的关系非常密切。必须从更为宏观的文明角度进行考察才能把问题说透。
何谓文明？文明是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总和，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举凡与人之为人的活动有关的一切如社会形态、制度建构与生产关系、价值观念、文化生活、精神与和物质财富的创造等，无不涵盖其中。若分门别类则可把之更细地区分为经济、政治、宗教、道德、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审美方式生活方式等诸方面。对人类说来每个方面都不可缺少和非常重要，都从各种角度和领域体现与印证文明的发展进步，当然，各方面之间也相互影响。一些人从科技领先推导到文明领先，逻辑上是有可能性的，问题在于内容与事实相差甚远。关于科技领先说失之片面前面已经谈及，这里再谈谈文明领先说之不能成立。
先考察领先的含义。何谓“领先”？领先是个时间概念，前与后，前为先；对文明说来也是发展程度概念，高与低，高为先；进步与落后、发达与欠发达，进步与发达为先。但所有这些都是相对的或相比较而言的。比较要有一定的坐标与参照系，从此出发方可比较。否则，先与后无从谈起。从此角度看文化多元说很有道理，即认为所有文明和文化都是各自时代与环境的产物，相对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都有其存在理由，亦即都能从中找到存在的根据。而且既然各有各的特点且情况不一因此不同的东西无从比较。不同文明应相互尊重，每个文明都有其独特之处，有其长，也有其短。不能离开这些具体条件对文明妄加比较，更不能随便断言谁先谁后孰优孰劣。因此较为稳妥的说法是东西文明各擅胜场。
这种观点确有其道理。就本人而言，对中华文明所长除众所周知的四大发明和文学艺术外还非常推重孔孟先儒的道德主体性学说，认为这样一种主体性学说突出了人的自我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其理论价值似不在西方古代大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学说之下。至于他们的一些论述后来被历代御用文人改造成为专制帝王统治合法性论证的理论那不是他们的错。的确，当东西方文明在各自地域独立生长的时候相互间无从比较，但近代以来现代化浪潮风起云涌且出现西学东渐东西方文化碰撞相互之间不比较也得比较了。西方列强用长枪大炮也用汽车轮船和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廉价商品还有他们的文化观念向世界各地进攻与输出，比较就自然而然发生了。也就是说，当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之时，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会出现比较，而且是从现代化角度进行的比较。这种比较肯定会发生，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意识到还是未意识到，比较时刻都在发生着。这是我们现在进行讨论的前提与基础。
从此视角考量，我们的文明是否在世界上曾长期领先，直到16、17世纪西方科学革命兴起才被追上乃至后来落后挨打？非也。从现代化角度看这样一种长期领先的状况并未出现，可以说这是一部分对西方历史不太了解或一知半解的学者之主观想象。领先不领先看比较的角度。若是人口角度我们现在也是领先的；若是某些技术如从四大发明角度看我们曾经领先，甚至从单纯经济总量或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角度看我们也许在某一时期也是领先的，如7世纪到10世纪的唐朝，正值西方中世纪千年黑暗，与我们的大唐比肯定不行。但在此之前和之后似不能轻言领先。因为之前的古希腊罗马文明非常灿烂。古希腊文明规模并不大，但质量非常高，众所周知这个时期希腊特别是雅典出现了主权在民轮番为治的城邦民主制。古希腊的雕刻、建筑与航海技术很高明，商业也很发达，雅典卫城和雅典娜神庙至今令世人赞叹！古罗马特别是帝国时期幅员辽阔，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人口与土地肯定远超我们的西汉盛世，而且在辽阔的土地上有数以千计的自治城市，这些城市有很多漂亮的公共建筑，有很多保存至今，最重要的是城市自治，仅此在我国古代就很难想象。韦伯说“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国家仅在我们的文化中才为人知。通过定期选举代表而产生的议会，和由群众领袖及政党领袖担任各部部长并向议会负责的政府，甚至更为我们所独有……实际上，一个国家本身，从它具有一部合乎理性的成文宪法，有着一套合乎理性的法律，并有着一个对法律规章严肃负责且由一批经受过训练的官员予以执行的行政班子这一总的意义上来说，也只有西方才有，尽管其他国家在别的方面同西方国家十分接近。”（《文明的历史脚步》第5页），可以说是有见之言。这种市民自治古希腊就有了，在古罗马得到大规模的发展，中世纪的城市只是继承者。因此无论从量（规模）还是质（现代性）的角度看我们的汉唐文明也很难说领先，至多说各擅胜场。至于宋朝规模就更小，有学者说两宋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40%，还有人说南宋占世界经济总量60%。对此我很怀疑。因为宋朝地域很小，南宋更小，可能不到我国现有面积的六分之一，虽然比较繁华，但达到全中国区域经济总量的60%或40%已为不易，怎么可能达到全世界的60%或40%？而且我们讲领先最重要的不是比较GDP总量而是统御GDP或物质文明的精神观念价值和文化制度，即从现代性角度作质与量的比较。从此角度看，现代化的许多构成因子和关键要素已包含在西方古代文明与中世纪历史之中。如民主、理性、法治的精神是我们古代所缺少的，或至少可以说不够的，还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所有权意识、契约精神也非常重要，也是我们所缺少的。这些东西后来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出现代化的果实。这是我不太赞成许多人轻言我们古代文明长期领先的重要缘由。
中世纪呢？中世纪也不能轻言领先。为何？中世纪的西方有三个地方与我们不一样：一是封建制度包含着契约意识与保护所有权观念。领主与附庸之间关系更像是一种契约，后者对前者效忠，前者对后者提供保护，双方都必须履行自己职责，而且人格平等，所有权受到保护，不能随便侵犯。不要小看这样一种契约，贵族正靠此同王权相抗争，使王权力量不致过分强大。中世纪英国的《自由大宪章》正从此产生。而中世纪早期的市民阶级充分利用这样一种精神定位自己与封建主之间的关系，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保护，才有积极性去经商赚钱，建设城市，逐渐发展出新型的城市文明，从而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策源地。韦伯说西方意义的封建与众不同正因此而言。还有一个不一样是基督教力量的存在，一方面支配人们的精神与信仰，另一方面也成为抗衡强大王权的力量。这一条也非常重要，王权过于强大，臣民的力量就相对弱小，利益与权利就难于落到实处，也就没有多少从事经济政治科技等创造性活动的积极性。这是为多少历史所证实了的。中世纪西方由于封建契约关系和基督教的存在，使贵族与教会均成为抗衡王权的力量，使之不过于强大，在此背景下城市文明之花方能在封建统治的夹缝中生长并逐渐壮大。而新型城市文明的出现与发展是西方中世纪与我们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不一样。新生的市民阶级充分利用西方封建社会存在的契约精神和保护所有权观念在封建主特许的地盘上建立一个又一个新型的城市。这是一种新型的文明，它直接就是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先驱和前身，但它又是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经过好几百年的发展，后来蔚为大观，不可阻挡。汤普逊说：“新形成的资产阶级要求承认城市的权利与特权；这项要求从政治上来说是：那在封建世界几百年来有效的契约原则应扩充到非封建世界。平民也要求‘权利’与‘自由’来执行自己的司法、征税、铸币、市场管理等等，像封建王公在他们的土地是所做的那样。”（【美】汤普逊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第425页，商务印书馆1963）在政治上新兴市民阶级几乎把所有可能的政治形式都试了一遍，民主的，独裁的，贵族的，议会的，元老院的，执政官的，外请市长的，行会的，等等。在经济上则全力经商赚钱，发展经济，有很多新的创造 ，如银行、保险、信用、股份制、商法及复式簿记、统计学等。因此资本主义的诞生可以说水到渠成。我们封建社会其实同之不是一回事。资本主义某些萌芽也有，但总体上看差别大着呢，也很难独立发展出完整的新型城市文明和资本主义。从此角度看我们很难说比其领先。
中世纪之后更加如此。因为从那以来现代化浪潮兴起并席卷全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势不可挡。从此领先与落后、进步与停滞，都必须从此视角出发来评判。前面考察的科学革命只是现代化运动的一个环节，一个方面，一个构成部分。对现代化可以从历史的和逻辑的两个角度来看。从逻辑的角度看现代化运动包括经济上的市场化，政治上的民主化，技术方面的工业化，生活方面世俗化、思想和价值观方面个人主义人文精神与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传播，还有城市化等。从历史的角度看，先是中世纪后期约8、9世纪以后新型城市文明滥觞；接下来12世纪以后文艺复兴运动兴起，提倡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反对宗教蒙昧封建专制和禁欲主义；16世纪及以后的几百年相继出现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这些运动相互激荡终于汇聚成一股活水，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那就是现代化运动。因此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化的东西无论从历史还是逻辑的角度看都包含了许多因子、要素和环节的互动，不是简单的物质财富堆积和单纯生产技术的改变。这样一些复杂内容与构成不是16、17世纪突然出现，而是经过历史洪流长期激荡和生长发展，在中世纪以后的欧洲才得以机缘凑巧，聚合到一起，终于成为不可抗拒的现代化运动。其中许多构成因子如古希腊的民主精神、自由精神和理性主义，古罗马的所有权意识、自然法观念、城市自治的精神，中世纪的契约意识、贵族与王权及教权与王权的对抗和新型城市的市民精神，等等，是我们所缺少的。我们的文化在不同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走了不同的发展之路，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长处，也有自己的缺陷和弱点。这是没有疑问的。因此笼而统之或从整体角度说我们的文明历史上曾长期领先似乎根据不足，也不太有说服力。
以人民幸福为旨归融东西所长重建中华现代文化
如果不是近代东西文化碰撞和现代化运动，中华文化当然可以独立自在的存在并发展，但现代化运动兴起以后很难独善其身，因为现代化必然席卷全球把所有的民族和文明裹挟其中，落后就要挨打，这方面教训很多，也付出不小代价。所以我们必须加入其间，迎头赶上，在现代化基础之上重建我们的文明与文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东方和西方、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有准确的认识。本文作者不赞成全盘西化，而是认为东西方文明皆有所长，也有所短，对我们的长处要充分肯定，如对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强调，还有道德意识、社会责任、和为贵的思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天人合一等，不能妄自菲薄，搞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但也不应妄自尊大,没有根据地臆断自己曾长期领先，而不考虑和认识自己在哪些方面不足，如何迎头赶上。即不能讳疾忌医，回避不足，而应有科学态度，勇敢面对，是怎样就怎样，哪方面不足就在哪方面赶上。其实只要确立了更高的目标与理想，即以中华民族在当代乃至未来的繁荣与幸福为最高目标与福祉，并认识到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发挥每个人的主能性创造性，也需要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有益东西，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只要有益于最高目标的实现都可以拿来所用，都是手段，都只具有次要的价值，不是最高目的本身。从此角度看我们不必执着于历史上是否长期领先，烦恼于西化还是中化（都是服务于最高目的的手段）的两分法，更不能为了面子和虚荣只看到自己的长处和优点，看不到短处与不足，反而可能为我们今天的赶超与现代化实践制造障碍。这是本文作者的担忧。思虑再三，撰写此文，望对国人正确认识自己和别人有所裨益。知我罪我，批评毁誉，在所不计也！
原载于《学海》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