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期面临着一种世界性的发生，已经无可避免地成为这种世界性存在之中的一分子，而此种世界性存在的文化多元以及人类共同体意识的一体性格局的理想图式的共同营造，又在无形之中唤醒了中国意识之中所固有的处理“一”和“多”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并在世界性整体发展框架中展开新的实践。中国显然需要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能够以一种现代文明的中国姿态，丢弃掉一些沉重的甚至是自我僵化了的传统，由此而使得一种仍旧有其生命力的传统中国文化智慧，能够在世界性意义的差异性共在的理想图景想象之中，重新发挥其独特品性中所蕴含的追求包容性差异的文化新使命。

发现一种多元一体的包容性格局

显然，在处理多样性和一体性关系的自我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从过去走向未来的一个最核心的基础就在于，费孝通1988年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格局构成和文化实践。它同时意味着中华文明在寻求一体性的包容性目标的建设之路上，从来都不会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从自我文化出发的一种统合性观念的目标指向，并由此而使得各种分散开来的多元要素在无形之中内置了一种使得多元性趋向于相互融合的一体性发展的向心性的驱动力。一种长期自主运行着的并且涵盖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结构实践，无形之中使得一种在思想史意义上体现出早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念性存在和发生，转化为文化整体意义上的并落实到制度安排上的实质性的存在和发生。而一种以自我意识为中心所构建出来的大一统的思想格局，更为具体性地落实到以不可改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为前提的，围绕中华民族意识观念展开的种种形态社会制度的设计以及相应的文化实践之中。

这种趋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自我努力从来都未曾真正停止过，中间分合曲折在所难免，却总是朝向一体中国的方向上去。古人的一句话道出了其中的演进结构，即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一种在多元的分化和一体的统合之间不断进行着的所谓自我一体和自我分化的两极摆动，并在根本性目标上要去寻求一体性之合的总体性存在的理想模式构建。这本身是一种动态平衡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发展模式构建的努力，而历朝历代的国家治理者显然都是有着一种基于一体性的共同性意识存在的共在性的渴求的。

这样一种趋向自我整合的文化实践在文明路径上的积极构建，也使其在应对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性文化转型时，同样显现出自身文化智慧中那种包容差异性存在的韧性意志，无论经过怎样的打击、摧残和挫折，其作用的发挥在中国社会中从来不曾根本性地消失过。在顺应一种基于世界性构成的现代性转型之中，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所具有的高度韧性的力量，也一直都在寻求可以真正有机会使自身融入世界之中，并随之能够有在自我文明存在价值上的世界性意义的文化重塑，进而在一种新时代里通过相互性的吸收与创造性转化，实现从来都不曾真正消失过的中华文化固有属性的自我阐扬，以此真正贡献于一种世界性共同体的构建。未来的中国，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真正是世界性中国的存在，而并非是那种曾经的狭隘意义上的任其自身偏于一隅的中国世界的存在。

一种文化意义的在社会制度上的现代性的自我启蒙，以及在国家建设上的现代化追求实践，在寻求真正跟上世界现代性发展潮流的脚步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对于自身文化传统属性的认同、挖掘和保持，并试图以一种中国式现代化的努力在世界性范围内拓展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并且从来不曾放弃试图要以自身长期形成的那种多元一体的包容性姿态，来游刃有余地去回应一种世界性文明形态大转变的道路选择。这种自我的努力，真正体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可能具有的核心形貌。这就是中国真正能够整体性地并且全身心地融入世界之中，同时能够坚定地去守护着自我文化传统的一种极为重大的策略性选择。其中，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趋向就是，现代中国显然不会背离世界性现代化的发展之路，而是会真正积极地去拥抱它的发生，同时还会想到如何能够实现带有自身独特性价值的现代化发展的模式转化，相信一切现代化的宏伟蓝图都可以在此基础上不断构建。

所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念的核心就在于，其自身显然具有一种包容性的目标指向，即基于多元的一体性包容。这种包容性的存在本身，显然又是具有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可以不断去拓展自身潜力的世界性意义的。这根本上而言，就是不断以中国自身所固有的那种整体性宇宙观的观念，营造一种在世界性共同体中存在的自我构造的构架，并以此来吸纳并包容在人类世界之中发生并存在着的种种多样性文化。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化自身的形貌也恰恰在一种世界性意义的映照之下不断发生改变。

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早熟的观念之中，文化意义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已经自我创造出一种能够用来启示当下的世界性，并意欲寻求包容种种差异性的今天我们更为熟知的多元一体的包容性维度。因此，不论是在地理上、人群上还是社会生活上诸多方面的分殊差异，即现实世界中以个体化存在为核心且无法抗拒自身分化的多元的存在，都会在追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总体性目标指向上，去实现一种极具总括性意义的自我发展路径。它甚至是一种颇具象征意味的即“滚雪球”意义上的文化融合的存在，这种一体性发生的历程所体现出来的恰恰是自然主义发生图景的由小而大，由少而多，一点一滴积累，并经由一种充分的相互融合而得以实现，由此一种深度具有文化一体性意义的“雪球”观念也会越滚越大，越滚越多，借此而成功性地包容那些自然存在的无限多样的差异性进来。这样一种早熟意义上的中国一体的概念，也会因此变得更具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以一种最具独特性包容的文明形态的整体性样貌而持久性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其中，最为核心的特征便体现在一种吸收与转化的自我开放性上。

以开放性姿态融入世界性的发展

当中国社会整体性地处在世界现代性发生之前，其自身显然包含一种族群关系中所固有的多元一体的文化适应性的实践，并日益自主性地丰富自我文化在世界中的内涵。当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现代性浪潮开始真实冲击到这一古老文明时，它也能够克服各种固有的阻抗之力，自我启蒙性地去顺应世界性发展潮流的大势，最终以一种自我文化认同意义上的包容开放的姿态走进并融入世界性发展潮流之中。这种属性在这个文明体系中显然从来不会是真正缺乏的，而且还属于那种会不断起到一种积极引领作用的存在。比如，中华帝国时代长期发挥作用的在自我和他者之间构建起牢固世界性关系的朝贡体系，无疑是借助古已有之的畿服制度的开放性来吸纳中国和世界差异性存在的一种世界性意义模式构建的基石。尽管它是由中心及边缘、跨越了国家边界的等级性安排和想象，而非是现代意义上国与国对等性交往的国际性关系，但却因此而构建起了一种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和象征性意义。

在这个有着自主把控的基于多元一体格局而构建起来的独特文明体系之中，一个显著性特征是，其因为能够容括差异而在包容性观念上的自主创造及其在自我文化实践向度上积极展开。从早期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到后来华夏与夷狄之间关系格局的包容性转换，即所谓“华夏入夷狄则夷狄之，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的观念形态，乃至真正体现出一种文化早熟性特征的那种更具世界整体性意义上的天下观念，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寻求大一统图景的世界一体性想象。这些自身便具有丰富意义的自我包容性观念的实践，也带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观念自身不断丰富。这种基于包容性而形成的早熟的文化特征，也不断成就相互之间虽有极大的差异性存在，却可以最终实现彼此共在的一体化表达，由此而让每一个个体化的多元发生都不再会是一种孤立无援或空空如也的存在。

它本身的一体性构架的意象性以及理想性的建构，显然无可避免地要去应对现实世界中多样性的存在，并对应于在世界之中天然存在着的他者，以及在自我关系框架下具有的一种文化自觉关系模式的建构。由此而呈现出的一种自然的后果便是，其难能可贵地有其自身的资本来面向未来世界多样性文化的存在，有着一种真正实践的文化而有的包容与转化潜力。这还是对应于基于地理学意义上的广袤空间而有的差异性空间的存在，并基于此而有一种在文化观念上先行生发出的在社会发展中寻求包容性和一体性理解的自我升华。对此，谁又能真正否认中华思想世界本身在秦汉以及此前的时代中所具有的那种极尽舒展、不受束缚的天下观念的气度呢？

以这样一种上古传统的中华思想世界去面对今日世界中那种差异性“在一起”的多极化现实的语境，如何真正能够提供一种意象性的对于差异性文化予以包容，并寻求一种彼此交往、共在的理想图景？由此，人类能够习惯性地以不同价值存在为基础、以差异性分化为多元生活中基本形貌的维度，实现一种世界性发展意义上的相互包容以及自我生存空间中的不断敞开，寻求一种在视野上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价值空间，这将会是未来中华文明发展必不可少的观念性存在和目标指向。显然，中华文明自身传统实践所真正能够提供的各种文化、社会以及个人意义上的包容性观念，都在为这种发展作最为基础性的准备。这种基础性存在的前提便是，追求并主张一种人的包容性而非排斥性价值，并因此而具有一种使得自身充满活力并有着动力机制的启动以及持续性的发生。

这种动力机制是人类所必须要面对的在多元和一体之间通过一种循环摆动的迂回曲折的过程，适应性去构造一种基于社会存在的朴素原理，进而在制度功能安排上达成自主性意识的发挥。它所真正能够体现出来的，可谓是一种在文化智慧上深邃且具有恒久性价值的存在。这种文化智慧相对于现代世界而言，仍旧是有着一种先在性、早熟性甚至说遗产性的适用性，属于一种持久性的储存。一种推陈出新的策略应对的选择，是这种文化智慧真正可以重新发挥其作用的动力机制之基础。

就这样一种文化智慧上的先在性、早熟性甚至说遗产性意义而言，其在当今时代中一个最具核心性的价值便是，它能够以一种自我革新乃至革命的魄力去突破既有空间意识中的以孤立自我为中心的中国意识的框架，真正面向现代性世界的存在和发生，从一种世界性以及全球人类发展目标的设定上，去寻求自身文化实践传统在创造性转化意义上的自我推广以及在这种推广过程中的自我完善。同时，这种自我意识中的文化自觉标识的凸显，又会审时度势地以一种包容开放性的新风貌融入世界性的发展潮流之中，这在漫长的中华文化与文明史传统中显然都是具有典型性特征的存在，甚至可以一直渗透到当下乃至未来中华文化整体性姿态的表达中去。

人类共同性存在的媒介性沟通

如何能够实现一种更具宽阔性意义上的世界中国，而非狭隘性意义上的中国世界，即不是以民族主义而是以世界主义作为基础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构建，真正需要一种在其问题意识关怀尺度上的自我革新甚至是自我革命。相对于自我存在而有的他者生活，以及诸多不同文化价值在世界之中的共同性存在，在一种包容性前提之下实现自我主张的融入，显然是在当下世界性变革之中一种潮流性意义上的顺应性，也是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转型所必须面对的不可回避的问题。这要求我们能够从一种自我和世界关系的框架结构的转变之中，设身处地地理解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所处的位置，切实从一种田野的视角去看待问题，由此能够动态且变化性地看到一种在世界性意义上的整体性人类文明的真实存在，而非那种在传统的所谓“冷”的社会发展时代中凭借一己之力而去固守一隅的静态性、孤立性的聚焦，乃至因为这种定势思维而过度忽视在一个所谓“热”的现代社会里所涌现出的基于动态变焦而发生的那些转型。

在此过程中，一些文明体还会因为固执的自我偏见性的观察，而使自身不断走向一种极端化的一意孤行；并意图想当然地命令一个整体性世界参照自身的轨道走向和道路选择运行，这显然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虚妄。因为这种轨道走向和道路选择的存在，恰恰是基于人类不同文化之间长期共在的理性以及共同人性而有的一种自然主义的发生，其背后是一种自发性成长轨迹和秩序，因此无法随意地撼动和改变。而上述那种近乎偏执狂一般的妄想性的努力，其最终的宿命只会是使得自身的文化乃至文明成为茫茫大海中的一座孤岛，随时都可能会被世界性的惊涛骇浪彻底淹没。世界性发展的大趋势，并不会因为这种来自某一极端立场的自我中心性的武断命令而真正有所改变，实际发生的可能是由于有着一种自身务实性的自我立场上的适度转换，而能够从他者立场出发去体会一个正在发生着真实变化的世界的存在。

因此，与时俱进意义上的所谓顺应潮流的文化意义的新适应，已经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发展路径中常态性的、可持续性的目标指向。反之，如果缺失一种看待世界的动态性的观察，那么，所造成的结果只会是一种自毁前程的文化厄运以及社会劫难。正是因为此种世界性的存在意识，能够为一个自我身处此种文化中的自觉者所真实地把握，自我也才真正有可能脱离一种将其身心层层束缚起来的自我中心意识的狭隘性偏见，从一种自我出发的视角动态切换到相互作为边缘他者而存在的多样性的整体性世界的视角，由此而使得自身的文化能够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世界性大家庭文化共同体中的一员。

对于中华文明的现代性转化发展而言，完全可以用一种在其悠久传统上所留存下来、有时还会被我们忽略甚至完全遗忘的那些文化智慧本身的包容性隐喻，去实现在世界性意义上的体现彼此慷慨的象征性的礼物赠予，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人类世界共同体存在的投桃报李交互性作用的机制，也因此而保证了文明相互之间往来关系不至于因为冲突对立而发展到相互隔离的境地。真正能够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去追求基于一种多样性共存的持久性关系而有的彼此间相容共生的空间，由此而使得世界之中所存在的那些多样性的差异，能够获得彼此间各有所长以及各补其短的公共空间的再造。这种体现出包容性以及一体性的世界图景的构建，真正才可以称之为人类共同性存在的理想目标的指引，而这种指引在中国传统以崇尚包容为自我觉知的文化智慧中从来不曾缺乏过。

为了这样一种视角转换真正实现，特别是有着自我中心意识的文化真正能够融入世界性发展的潮流之中，还需要一种基于沟通性能力而生发的媒介性物质的存在。毋庸置疑，在人类世界之中，媒介物自身的沟通性能力本身，可以使得自然状态的多元分离，成为基于一种沟通能力而有的相互融合，以及凝聚为一体性存在的包容性价值，并凭借一种媒介性文明自身的充分发展而得到最具效的表达，即借助沟通媒介而有的自我展现。在这里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媒介性文明的力量就人类存在的世界而言，从古至今也不曾缺乏，它们在不同时代里的活跃性存在，是真正实现不同人相互理解和沟通的前提条件，并且是使在世界之中差异分殊的个体和人群能够相互联系在一起，并形成某种基于族群或民族的共同性意识的依赖性要素。

其中，对于人类整体性存在而言的一种具有共同性存在意识的重要的媒介性实体，便是书写的发明和创造。这种发明创造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尽管并不具有全部人群在文字书写意义上的普遍性，但显然带有一种标记性意义的刻画书写的媒介性，其在诸多原始民族当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而早期的洞穴、岩壁、各种器物上的符号刻画以及自我意义标记的不断发现，都在无形之中证明了这种具有媒介性意义的刻画书写本身在人类生活世界中普遍性存在的价值，中国古人更是会以一种所谓书画同源的概念去涵盖这种人类在书写性沟通意义上的普遍性价值。

书写刻画之类承载人的相互交流的意愿，也才会去创造并拥有沟通媒介的文明化存在，并作为人类在自然界之中群体性生存而有的一种最为基本的能力发挥作用，尤其是在人类不同群体之间所担负的共同性文明的发展和理解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伴随着媒介性意义的书写能力的逐步增强以及信息复制传输技术的日益便捷，文明自身的发展也呈现出一种人们更多去依赖并不断去创造发明的加速度发展的趋势。书写作为一种媒介性价值的存在，显然是不应该忽视的，或许理解了人类种种书写的本质，便能理解其文明存在的价值意义。并且，基于人群之间交流的先在性的发生，不同文化的既有书写形态之间也便存在着为实现一种彼此间交流的顺畅无碍而出现的相互间可翻译性的发生趋向，这种媒介性意义的可翻译性是不同书写形态之间可以发生交流的价值之所在。而且，正是借助在不同文化之间基于相互性理解的在翻译性上的诸多可能形式的发生，一种文化之间的顺畅性交流成为可能。具有最为原始性意义的基于物物交换形式而有的在彼此意义表达上的自动的翻译传递，已经真实地存在了。相互间的需求可以通过人们对物本身的认知而向对方去传递一种相互拥有的意义，并通过实际物本身的传递转换和附带性的价值表达而真实呈现出来。显然，物物交换的意义上的可翻译性，这里转换为有着明确关系建构意义表达的礼物的赠予，这种在不同的人或人群之间所开展的所谓礼物交换行为的发生，根本性地实现了在彼此深邃情感沟通意义上的一种抽象自我或社会人格的表达。

而当彼此交流的场景倏忽转换到当代世界之中，并成为环视我们身边现实性生活的存在，也就成为世界可交流性意义上的一种可翻译性频繁发生转换的场景，各种图像、文字和信息由此可以同时地虚拟在场，彼此借助各种翻译工具的转换，最终使得一种相互间顺畅的交流得以实现。这同样涵盖越来越多趋向于数字化意义上的国际资本，它们相互之间频繁往来、瞬息万变的贸易交换的发生，以及在各种不同层次上出现的有着丰富内涵的符号交流，成为今天新媒介物在世界之中大流行的基本前提。而在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显然都隐含着一种基于人的基本生计而展开的要去寻求彼此间意义交流，以及实现这种交流在文化意义上所具有的可翻译性的发生。现代世界的人们显然并不会排斥彼此间的交流，而恰恰是基于日益方便的联系工具而去强化这种彼此交流的频率和强度。并且，人们真正需求的也恰恰是能够除去不同人群之间频繁的往来互动中任何可翻译性上的障碍，而这恰恰有赖于书写形式上的可翻译性，这种媒介存在的可翻译性日益融入社会发展自身的各种制度性安排之中，并在其中发挥着随时随地可以实现应答的功能。比如，日益兴盛起来的基于人工智能的机器翻译就更为具体化地融入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如果有机会到泰山经石峪的现场，我们会看到北齐书法家和僧人僧安道一的基于佛经翻译文字而有的《金刚经》书写刊刻中所具有的对于外来佛教文化的中国式转化。这对于一个极为强调“敬惜字纸”观念的民族而言，如何能够将此一外来经典翻译书写下来并勒以刻石，本身便构成一种对于差异性文化存在的无言的承认或认同。与此同时，在异域风貌的《金刚经》刻石的一旁，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中国历朝历代在这里更多体现外来文化场景的、并经由一种本土化转化而有的《金刚经》书法书写的现场存在。在其周围，也会有体现着中国文化本土性特征的属于儒学正统意识观念的刻石书写的现场表达，如明朝万恭所建“高山流水”的刻石以及在万恭之后李邦珍所刻“经正”二字同样在场的刻石。所有这些差异性分属于世界不同文明的文化表达形态，在结果性的意义上却可以在一个共有的空间之中相互毫无排斥性地共同存在着，而自我的文化也会因此而有其各自不同的观念性表达，这明显就是基于相互竞争而有的文化各自表达并存的一个多样性空间实验场。

在空间的意义上，环绕着居于其中心的在巨大斜坡上的《金刚经》摩崖刻石，完全是基于佛教信仰而有的从左向右旋转的所谓转经仪式发生的现场，这象征性地体现出一种在仪式空间意义上的文化存在、占据和表达，而在它的背后所真正体现出来的或者借助一种可翻译性而传达出来的，是象征性意义上的一种外来的世界性和地方性的在场，同时是一种基于自我文化认同而有的中国本土书法书写意义上的所谓汉字文化的自信心和创造力的表达。一种早熟并自我固化定型下来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观念，恰恰也因此而真正融入一种世界性在场的存在和表达之中去，并基于这种早熟和定型而寻求着一种自身转型性力量的发生。与此同时，《金刚经》刻石旁峭壁上“经正”二字等刻石的存在，又在另一方面体现出一种中国本土意义上的儒家正统的自我表达，这显然是通过在场性的相互翻译而实现的一种自我文化的书写呈现，同样能够在佛教意识观念先期占有的一种地方性的世界性空间中，彼此间无挂无碍地以共同性存在并交流着。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美术史研究所的雷德侯更多是从一种场域空间的对立性表达来阐释不同刻经的存在，把儒家和佛教对立了起来。他称作为儒家代表的刻经人李邦珍在玩弄文字游戏，体现儒家正统的标准，以“圣人之经”正之。以孟子所谓“庶民兴，斯无邪慝矣”之句抨击邪狭、排斥佛教，认为以此反对非正统之经，并以“经正”之意去“翻转”（to turn around）既有的《金刚经》刻石。现实中亦可见到清晰笔迹的“经正”二字以及斑驳陆离的《金刚经》刻石的翻转对立。因此，雷德侯断言：“这位儒士继万恭之后，道貌岸然，再次诱导观者不再恰当观摩这处刻经。”此又是西方学者的一家之言了。

因此，在一种基于媒介创造而产生的沟通性文明的表达之中，植根于文化之间交流而有的可翻译性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其隐含了古今共有的一种意义表达以及这种表达的多样性共存。古代那些包含有多样性文化意义的摩崖刻石空间中的多重意义表达的共在，为何不能看成是现代新媒体平台的那些纷繁复杂的文化表达中的信息共存、共在以及共享的一种时代性的动态性的形态转化呢？基于一种彼此之间的可翻译性以及相互“和而不同”的存在的可以在一起的独特性的价值评判向度，向来都是中华文明传统极力主张、捍卫和称许的，这种观念存在的本身体现出了一种在其自身的文明气度上的并非那么看重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更为看重文明相互之间包容性的存在及其价值。这应该是我们从微观的事物之别提升到宏观的共同性在场的一种新的文化自觉，没有这种自觉的先期存在，超越于“各美其美”成见的所谓“文明的冲突”的发生也就无法真正化解，中国人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俗语在此可以提供一种智慧性的问题解决方案。

一种共同性意识的相互性构建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人类有着其自身作为人的种属存在的共同性的起源，也在无形之中保证了人类相互之间基于一种可翻译性的努力而有的可交流性的共同性存在的前提，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通与往来的发生也恰恰建立在此前提之上。因此，人类在从非洲起源而散布到世界各地的漫长演进过程中，也在各自独立地创造着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文明形态，同时无可否认地存在着从各自文明属性出发而有的相互学习与借鉴的诸多可能性。就此而言，人群之间的交流，是伴随着人类的共同性成长而发生的，言外之意是人群差异性的交流带来了共同性的发生。

实际上，在每一个基于长期历史而有的自我文化确证的文明体系中，都会有一部与其他文明之间在文化差异上相互借鉴学习的文明交流史。一种纯粹自我孤立的文明的发展，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是近乎不可能的。在此意义上，必然会隐含着一种相互得到共同认可或达成彼此共识的共同性价值基础，否则，不同文明之间真正的交流显然也就难以达成了。这种相互交流的趋势，同时意味着人类自身有着一种追求包容而不断拓展人群间相互存在的共同性价值追求的可能性。这种共同性价值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更多是基于一种彼此间长久交流之后而有的共识性价值的建构与自我发现，这种共识性价值也必然是要在不断互动交流的展开之中去彼此感受而共同构建起来的。其中，每一种文化作用的发挥，都会有一种世界性的共同性的构建，而这种构建的基础就在于，相互之间有对于各自文化存在予以承认的观念以及可付诸实践的社会资源，自然也成为其文化智慧得以发挥作用的基础。

可见，个体或人群之间形成的共同性意识，是通过一种相互性构建的努力而获得的，而非可以成为其中完完全全的独一无二的存在，如果那样去做，显然是不会有属于人类共同性价值追求的发展路径的，甚至还可能因此而出现一种极端的自我孤立，无形之中把自身引向一种试图占据世界霸权地位的路径。“文明冲突论”的根基显然就是建立在这种观察之上，其与“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念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理解。对任何一个人类的文化群体而言，其甚至试图要将此种自以为是的唯一性的存在价值强加给其他文化，并因此成为一种强迫性意义上的所谓“普世性价值”。在这种强制性且武断性的意识不断地强力推行中，种种灾难性的结果也必将接续性发生。这也是20世纪前半叶世界之所以会有连续性的全球秩序颠覆性混乱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而在“二战”之后的一种文化自觉意义上的后现代性的自我反思之中，有着世界主义情怀的人们，更渴望寻求能够避免全球人类灾难发生的世界性秩序的重建。这种秩序的存在，必将不会再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传统的，而是一种世界性多元一体的模式建构。这种看待问题的视角显然跟中国文化传统中既有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框架有着某种契合，同时也是中华文明可以真正能够贡献于世界性秩序构建之所在。也即，我们在看待文明之间的关系时，要真正能够从相互间的冲突转变为和而不同，从自我中心转换为他者关怀，从单边主义转变为多边主义等。

在此意义上，一种图式性的基于一体性价值观念的指向性引领也变得极为重要。在这种图式之中，必然要求能够有一种包容多样性存在的文明发展形貌的气度，那将不会是一种刀劈斧砍模式的基于所谓一分为二、黑白分明原则而有的相互对立、彼此隔绝以及不可融通，而是要寻求在一种文化价值界定上所体现出来的能够包容所有可能性发生的潜力，由此而使得整个人类世界之中的每一种文化样态都真正成为鲜活的而非是僵死的存在。那些外来给予的所谓遗产，都需要在此意义上有一种自我文化的存活性以及能够真正活在自我文化之中的文化自觉，由此而使得自身的文化存在不至于转入一种自行败落甚至是遭到遗弃的轨道中。只有活在了文化之中，人才不会因为失去对自身文化的信心而自暴自弃于自己真实性文化的存在，文化的自信心也才会由此而确立。在此意义上，如何在一种世界性交流的大背景下真正展现出自我丰富且具有三维立体感的文化存在，将会是我们以所谓现代文明人的身份来贡献于一种世界性共同体存在的最为核心的价值追求。

在这一点上，文化本身的存在不应该是来自他者视角中的一种外在性的人为界定，而应该首先是从自我出发而有的现实意义上的“各美其美”的文化认可。这将会是一种自我文化的认同，而非是一种来自他者文化外加的强制性的认同，并且真正敢于以一种自我界定的文化自信的姿态，促进世界性意义的不同文化间共识性形貌的生成。显然，每一种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性的贡献，不论是历史性的抑或是现实性的，都属于文化自身所拥有的独特性价值，都可以用来贡献于一种世界性的可预期性的未来成长路径。我们不能忽视此种共同性意识建构中的诸多文化的个体性真实存在的价值意义，这也是应该得到完全认可和尊重的。

当各种不同的文化在同一个世界性的舞台上得到了一种“各美其美”的自我展现时，它所体现出来的将会是最具独特性的文明属性和价值。这种文明属性和价值，会成为不同的观看者和欣赏者真实体会到人类自身差异性共在的所谓现代文明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基于出发点意义上去观看他者文化存在、再返回来回看自身文化，一种相互观照性意义上的文化交互性作用的发生。人类显然恰恰是在一种无可避免地相互观看之中真实地看到了自我，也看到了他者的样貌，必然还会因此而看到那些能够真正超越二者各自存在属性的作为整体性人类的共有属性，即在这种相互看见之中，也切实地领悟到属于人本身的共同性的存在。

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文化转型

对于现代世界文明的发生而言，在文化表达的背后会有一种基于文化变迁的转型力量在发挥作用，这一转型力量体现在文化意义上便是从一种不自觉到自觉的文化形态的转变。并且，这一转变历程同样映射出一种现代世界的发生，即现代世界是一种基于文化转型而发生的结果。所谓一种不自觉的文化发展阶段，就是指在实践之中的文化存在形式，这种文化会更多地和一个地方人群的所谓不自觉的传统相互联系在一起，自身也没有真正的边界以及固化内涵的那种清晰的完整性意义的概括。一切都会遵循实践性的原则而得到一种习惯性的或者路径化的安排，这显然是基于一个地方人群长期的基本生计依赖而有的不断调适与改变中的自然存在物的适应性行为模式。

因此，人自身作为有机体的自然存在物而言，生物属性的饥饿感会很自然地带来一种进食性的冲动，但进食的方式却更多依赖于一个地方人群长期的实践经验的积累和选择的结果，也因此而有了一种独特性的行为模式的呈现。比如，不同地方人群进食实践下的文化表达，会很自然地流露出相对于后来自觉意义上的文化存在而有的一种并非自觉性意识存在的原生态的文化实践的自我无意识。而在这种非自觉的文化实践之中，一切都会因为其文化固有的惯常性安排而成为一种循规蹈矩模式的生活形态的塑造。但对于一种文化本身的存在而言，它又必然会是一种加入或者减去一些内涵而有的在流动性意义上的自我存在。这有着一种明确的在实践中发生的意义指向，而非是那种现代理性化秩序安排上的所谓规则性优先的种种算计或者逻辑的推演，更多是一种类似人类学家所谓“修补匠”模式的、依赖于既有工具的提供而去完成各种任务的具体化逻辑，以及在这方面的情感交往的发生。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就曾经指出过，在神话思维中有一种满足于人的理智欲求的“修补匠”（bricoleur）逻辑的存在，这是指“用手干活的人，与掌握专门技艺的人相比，他总运用一些拐歪抹角的手段”。这寓意了在传统时代中的人们并非是那种死板的生活模式，而是可以有一些变化无常的或者“拐弯抹角的”生活手段存在的。这根本上而言不会是一种纯粹依赖固定规则的机械性重复，而是一种适应性改变的必然发生。因此而形成的风貌有似于一种外部坚硬轮廓的习惯性模式难以改变，但其内部构成的诸要素可以真正实现富有变动性意义的随机应变。这就是一种在传统文化意义上的适应性改变，它并非一种固化僵死的存在，而是有着一种自我适应性改变的能力涌现。而这种寻求改变的能力的涌现本身，就是更多以生活本身的可持续性为中心，并成为社会价值构建中重要的构成部分。

对于现代世界的发生而言，其根本性的价值便是一种自我反思性能力的增强和凸显。这显然是和知识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领域，进而引领人的生活价值的不断改变和更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知识论意义上的新知的发明和积累，显然是在不断打破传统的那种基于礼仪秩序而有的知识先入为主，并固化为以一种生活实践为核心模式的知识发生形态。知识的发生因此很容易超越一种地方性而成为自主游移的媒介物的存在，并通过各种形式的新媒体的传播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使人在生活方式上的自主选择性得以增加与强化。而人的现代性生活因此日益会转变为诸多浮游于数字化虚拟媒介物之上的知识创造的存在，并基于此而进行一种主观性的反思性判断。

对于现代世界的真实存在而言，显然不会只有一家航空公司一个航班可供选择，火车运行时刻表甚至可以精确到每分每秒，人们也因此可以基于出行任意地做个性化时间安排。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包括食品的种类在内，显然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些规定好的极为有限的单调类别，而是现代超市模式意义上的琳琅满目以及目不暇接，这使人们在选择所需要的实际消费品时常常挑花了眼。由此，人的自我意识性判断和自我选择也就自然地成为全部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出发点。比如，在对待文化的问题上，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询问这样的问题：我的文化是什么？我究竟应该有怎样的文化？我所拥有的文化未来的命运将会是怎样的？所有这些，从根本性的意义上而言都具有可选择性的属性，并且可选择性意识已经日益进入人类自身的一种自觉意识的反思性努力之中。文化的存在形态将不会是一种固有的实践方式，也不会是在一个方向进行单一性选择的注视，更不会是一直向前在一条唯一性道路方向行进中的无可选择，而是日益转变为能够从多个方向维度上去入手、进行多重观察、进而选择出一种适合自我发展的命运之路。

在现代社会之中，人人都在作自己独有的选择，也都会因此而提供各种可能的新知识的生产，进而提供诸多选择性存在的可能路径。由于此种选择性机会以及选择性能力的增强，一种基于效率观念的更为方便省力的价值观意识，日益成为当下文化选择实践中一种基本的行动模式。比如，过去，在乡村里的一场传统的社戏其本是可以翻来覆去重复上演的，其内容大意以及表演程式大都是一种不断的自我重复，但却可以在唱腔、演员以及细节表情上作适应性改变，并借助此种观赏乐趣而伴随几代人的生活，最后留下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相似性的集体记忆。今天，人们随意点击手机的视频公众号，成千上万个内容各异的短视频会相继弹出，可以懒散地卧在床上轻而易举地获得一种即时性反馈的自我乐趣。人们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将一年之中特定时间段专门安排出来打发自己的闲暇时间，而是基于一种共享知识获取上的方便，随时随地可以消耗掉自己因为选择上的极度省力而富余出来的大量时间。时间的碎片化成为现代世界面向每一个人的生存现实的一种必然的发生。

中华文化在这样一种世界性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之下，更加要转化为一种有着自觉性意识的文化存在，并以一种自觉的面貌去实现对自身所处文化场景的基本认识，提升文化的自信和勇气，由此而全面跨入世界性意义的知识生产的体系之中，并以这样一种全新的知识生产重新审视自身所拥有的文化在得失上的转变。只有以一种眼光向外看的努力，才能真正使人在一种自我文化的不断回眸之中意识到自身悠久文化传统的存在，从这种自我回眸的文化自觉中理解那些更为深邃、基于一种文化实践而展开的更具独特性意味的文化习俗。以这样一种文化自觉的存在为前提，在多种文化价值共处之中所呈现和铸就的独特性的文明形态，其可能的命运归属才会为我们所真实把握。这种命运的归属感显然不是要去刻意地强调“中国第一”，而是要朝向一种世界性彼此共在的全球视野去拓展性发展。

如果要去除既有狭隘目标设定所具有的孤立无援且更具自我中心意识的那种中华文化的存在，就需要带着一种极为清晰的对于中华文化自身所应该具有的自觉意识，抛开既有的基于一种偏执的民族主义意识的中国化的沉重包袱轻装上阵，真正全身心地融入现代文明意义上的中国世界化的理想图式。这种基于世界性意义的中国化，也必将会是中国人自身所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是能够真正适应当下现实世界的一种自我选择。它是曾经在中国自身历史进程中强势发挥作用的那种文化实践的存在逻辑，又是基于中华民族漫长演化史，有赖于“滚雪球”逻辑而日益积累起来的多元格局的现实框架，以及与一体性发生的理想格局构建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中华文明向前不断发展的多元一体的图式模态。它们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显然可以被一起平移到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多样性共存的发展舞台上去。而中国自身的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恰恰就是在这样一种多元一体的具有自身包容性意义的文化图式引领下，逐渐地从一种文化不自觉的被动性存在状态而转换到自觉主动地融入世界性文明的发展潮流之中。

这个过程本身便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文化自觉，也是在西方现代性强势冲击之下，既有的文化传统在被打破了自我存在的完整性空间后，逐步走向对于未来文化将向何处去的一种自觉的反思，由此而带动中华文化发展路径上各种新的自我选择。在经历了这样一种包含实际苦痛过程的文化自觉以及未来世界性文化发展转型的新选择之后，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此后，中国自身的发展逐渐脱去了一种刻板化的传统中国符号的外衣，成为在世界性中国的发展轨道上有着一种自觉自主意识的可以真正融入世界一体性之中的自我存在。而中华文化的表达，基于一种传统性的现代化转变，因而以一副现代中国的面貌进入与世界各大洲不同区域的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之中，这是真正由自觉性的文化提升而有的一种自主性的文化传播，是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镜像式的相互学习借鉴之中自我文化的新的成长模式。中华文化是在面向而非背离世界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我文化的成长以及对于自我文化的重塑。

也只有在此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真正在一种世界性的现代化发生路径上来把“中国”这两个字加入其中，使之转变为在现代化发展背景中的中国艺术、中国科技以及中国知识创造之类的文化自主性。这些显然都属于基于自我文化自觉和自信而形成的一种世界性的成就，因此必然是要建立在开放性意识前提之下，这恰恰也就成为全部现代化成就真正的动力来源。在一道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文明之门被打开之后，随之涌入的绝不都是洪水猛兽一般的存在，也意味着有着同样文明姿态的人类共同性文化发展的新机遇和新创造。每一位身处这种开放性文化之中的人，都可以在不同文明间的往来互动中去实现一种基于平等性原则的体验式交流和自我提升。而一旦没有这种开放性意识的存在和作用发挥，作为现代性实现标志的那种所谓马达轰鸣的先进意识都只是一种虚幻的泡影。

不纠结于传统的传统利用

一种文化自觉存在的前提，同样是要建立在此种开放性意识先行的路径选择上。一旦离开了这个基本点，一切迈向世界现代性发生的道路选择，只可能成为一种不可能性的存在。在面向现代文明下的世界性发生之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会成为自我可以真正逃避的“避风港”。不加选择地去奔向那里，也并不必然就可以掩饰自身创造力的欠缺，其更无法成为一个完美地逃避或躲避现代世界发生的借口或理由。

总之，一切试图避开现代性发展的努力和自我选择，最终的结局都将会是一种毫无改变之功可言的原地踏步或者自行退步，无法实现在一种人类文化转型的新处境中的顺畅的传统性适应以及创造性转化。而传统本身的存在相对于一种现代性的发生而言，将会成为一种富有创造性意义的文化智慧启示性的来源，而不会是一件无法轻易解脱掉的牢固捆绑在人的身体之上的包袱。如果自我面向现代性的创造性目标设定而有着一种基于文化自觉的选择性意义上的传统利用的意识，传统将会成为一种分布式的而不是固定化的存在，任何人都可以从这种流动转变的传统分布中利用传统。传统将可能真正成为一种极富启示性意义的目标引领，在多样性以及差异性的世界空间的不断涌现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一处自身可以真正融入其中并可在其中获得一片稳固且可靠的生存之地。

对于人的群体性存在而言，文化的传统显然不会随意地被完全丢弃掉，就像我们面向曾经近乎遗忘的现实而照样会有一种难以抹去的不时回忆起来的记忆一般。传统和现代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地存在着的。过去的传统会在一个并非确定的时间段中，经由一种自发性的涌现而被再次予以把握或回忆起来，成为我们可以聚焦并发挥特别作用的文化自觉。

对于传统而言，首要一点就是要没有那种基于传统存在的被固化下来的种种纠结，因此也就不应该像一个行走在路上的负重者一般，将所谓的传统和曾经发生的一切都事无巨细、无一例外地背负起来而加诸到自己身上，而是要让传统本身的存在更像是储藏着各类图书资料的图书馆。储藏着知识信息的图书会因为有心的阅读者的随手打开，而得到一种让具有真正鉴赏力的人眼前一亮的意识性的唤醒，并借助尘封已久的知识信息的传递，而激发出一种在文化之中的人们此时此刻因选择它而可能受益无穷的感知。这种传统不再是那种要强行给予的或者自我逃避式的，或者因为要完全去拥抱记忆的全部遗存而成为毫无行动力、创造性以及生气可言的在文化呈现上僵尸化的存在。应当铭记的是，在人的生命意义的全部属性当中，首要的是活体性的人的存在，而一旦活体死去，也就难以再称之为是一种真正所谓人的存在了。

这种所谓人的文化存在，必然也属于一种活态意义上的存在，那些试图要使之进入到一种对象化陈列的博物馆中去的文化，从来都是基于西方中心论而有的极具偏见性且视他者文化存在为僵死遗产的神话构建，直接称其为是一种“白人的神话”也不为过。只有真正能够放下传统性固化存在的压力包袱，自我积极转化传统的价值，人走起路来才能够变得步履轻盈且放松自如。反过来，那种负重者在路上疲惫不堪的姿态，总会让人想到一种毫无创造性和活力可言的奴性身影的存在。人基于文化自觉意识努力脱离开一种奴性身份的存在，从来都可以看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真实表现。而真正的文化创造力的发挥，必然是与一种自我放松而非紧张的存在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现代启蒙意义上的打破传统，显然不是要让传统消失，而是要让传统能够使我们从身不由己的强制性负重中解脱出来，由此而转化为在路边不断自主盛开的五彩缤纷的花朵，最后成为一个大花园，让人能够看见一种文化多样性共在的图景，并由此而体会到一种彼此间赏心悦目的存在。这样一种有活力和创造性的传统，才应该是我们在现代生活之中的应然选择。

文明只有在不断的自我创造之中，才会真正使人类共在的大花园充满无限生机。如果纯粹固守既有的花草植物，还要刻意甚至强制性地摘下一些花朵而硬生生地安插到自己的头冠之上，那样的花园和花朵只会因为缺少有机土壤的养分供应而日趋枯萎下去。反过来，只有基于人的不确定性、活力性以及冒险性的创造性的发挥，才会给人自身的生活带来一种生机勃勃的涌动的生命力。而文明的发生，不论是传统意义上还是现代意义上，不论是中国社会还是西方社会，不论是每一件器物还是现代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都是基于人的某种创造性的文化生机的体现。一代人接续一代人的努力，终究会使得这种文明创造的传承转化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有生命力的传统存在。传统因此也就不再是那些一成不变的博物馆式的对象化的陈列品的存在，更因为一种创造性的动力而在创造性能力积累上有一种自我谱系的展开。在不同文明发展中各国科技史、艺术史的传统，都可以说是相对于人类总体而言的各自文化史的传统，显然都属于这种自我文明谱系真实存在和发生的最佳旁证。

我们完全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承认，的确会有着自身完整性的传统性的存在，这种传统性也自然会有其各种固化的形式存在。但显然，我们不能单单凭借一己好恶而人为地外在化地自我追认或组织材料认定某种传统的死亡，使之成为一种遗产的存在，生硬地让本是自然的流动性的或者本有着自身生命力的传统，处于一种人为的僵死状态之中。相反，应该让人的文化传统本身在能够活灵活现的同时，还能充满创造力地进入现代世界发生的真实场景之中，并以一种现代性所拥有的创造性的发生，而让传统真正活在我们就在其间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

对于人类自身而言，一切的共在性都是基于彼此间的差异性而存在的，这一点在无形之中也符合中国人观念中所固有的富有包容性意义的多元一体的结构模式。这本来也是这个世界存在着的根本性的样貌形态，而世界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同样也属于多元一体格局，因此也应该是具有差异性包容属性的。这里更要清楚的一点是，所谓的传统本身，也不过就是这一错综复杂的整体性世界中的一员。我们显然有责任使其富有活力地一直存在着，而不是要使之僵化地死去，更不是要通过一种偏见性的仪式性的或者象征性的遗产追认而使之转化为“木乃伊化”的存在。相反，让自身的传统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而不是去寻求一种自我边缘化的自我认同，才应该是面对传统世界的现代转型的一种适恰的发展路径。

显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貌，必然是要在这种意义上不断发生、存在以及延展开去的。当世界性的潮流已经在一种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岸边惊涛拍岸之时，中华文明作为总体性存在的世界文明之一，又如何可能背离发展大势而有一种自我孤立的可能呢？甚至可以说，即便是有此种可能性的存在，只可能是一种带有自我欺骗性质的存在，最终只会导致一种不思进取的躺平，这往往也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文化观极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今天世界一体性的发展之中，如果忽视世界中多样性他者力量的真实存在和作用发挥，自我存在只能在一条孤傲且迷茫的道路上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面对现实世界的存在，一种掩耳盗铃一般故意不去张望远处海面上波涛汹涌的做法，显然不是一种文化智慧高明的文明所应有的姿态。

更应该懂得的一点是，只有真正在惊涛骇浪中搏斗过的人，或者敢于直面风险性存在的人，才会有一种自信的勇气去迎接更大规模的在不确定性上的以及在自我创造性上的挑战。而文明本身的存在和发展显然理应如此，即在一种不断寻求自我创造的发生之中，根本性地剔除曾经有过的文明衰落之后那些糟粕般的传统，由此才会有新的文明形态可能被重新创造出来，并以此来去转化或者替代旧有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明自身绝对不会是在原地止步不前的一种自然本身所存在着的那种消退性的力量，也从来不会在意既有的森林究竟会有怎样的一种茂密和丰盛，这终究将会是一种基于自然属性意义上的归于文明废墟生产一般的荒漠化的塑造。对于今天的文化以及文明的世界性存在而言，这并不构成一种危言耸听，而是在文明史发展意义上不可避免会遭遇的一条前行路径的自我选择。

今天，中国式现代化也不可避免地会面对如何去看待自我文化的固有传统，以及如何去面对他者世界现代性共在的现实处境。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由此将从不自觉的既有文化生存状态中脱颖而出，散落在现实生活的日常安排之上。我们由此才会真正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存在的真实语境，并且无法加以回避。这就需要在一种文化转型的语境中培育起积极自觉的应对姿态，这种姿态显然不会是僵化地固守传统的过往，不是耿耿于怀地纠结于传统的有无，而是要以一种反思性自觉的姿态借助新媒体所造就的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我成长，真正让传统中国文化所支撑起来的中华文明，在现代化的自我追求中能够有着一种“特种兵式”的边界突围，最终实现一种基于传统智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道路的新选择和新走向。

这显然是要去面向世界、走近世界并且最终还要融入世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果敢选择。我们在不失时机地寻求着媒介共同体的新创造的同时，也在热烈地拥抱这种媒介共同体的种种新的发展形态。并且，我们所真正寻求的是一种基于多元一体格局的诸多文明的共同在场。或许，在文明之间必定会有各种冲突的发生，但是基于一种共同性塑造的人性努力，终究会使得文明之间的所谓冲突或者不和，最终将转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差异性共存、共在的自我构造的经验来源。显然，在我们自身的文化里也一直有着这样一种向外部世界学习的传统的存在，因此在必要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应对性地做到“西天取经”，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更为热烈地拥抱世界诸文明透露出来的光彩照人的曙光。显然，当我们的文明在这个意义上充满无限活力之时，便是这个文明体真正实现自我腾飞的起航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