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奠基人之一。1928年就读于东吴大学医学预科。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人类学家吴文藻。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1936年，公费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专攻社会人类学，师从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获博士学位，撰写并发表了《江村经济》。同年回国，先后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研究室主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同时，他还积极投身反对内战、主张团结、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运动，成为著名的“民主教授”。1944年加入民盟。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入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1980年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荣誉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章。
费孝通著有《江村经济》（英文版《中国农民生活》）、《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民主、宪法、人权》《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译有《人文类型》《世界史》《文化论》《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作为闻名海内外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一生中，其内心世界是真正地存有一份家国情怀的。这种情怀，既跟他成长的那个时代密不可分，也跟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地位的变化紧密相连。这种情怀成为他的全部学术和政治追求的根基或支撑所在。特别是在晚年对于自己思想总结的表述之中，费孝通一直通过书写比他年长一辈人的学业志向和笃定的爱国之心，如潘光旦、汤佩松、曾昭抡，来表达自己对这份家国情怀发自内心的默默认同和持之以恒的执着追求。
多元一体
费孝通曾说自己出生在中华民国成立前两年，因此并没有专门留辫子、读竖排字的古书，还进了洋学堂。故而，一切都是新式的。后来读了清华研究院之后，便是由国家出钱供他留英读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费孝通师从现代人类学的开山鼻祖马林诺夫斯基，撰写了有关他的家乡开弦弓村乡村工业化种种变化的《江村经济》。这本书堪称经典之作，时至今日，仍被公认为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1938年抗日战争烽火正炽之时，费孝通绕道越南，回到国内的大后方云南昆明。这种归心，不仅似箭，而且真正是一种义无反顾，那就是无比坚定的对于自己祖国发自内心的认同。他要参与其中，要为其现代化添砖加瓦。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费孝通还有幸作为民盟成员，心怀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新中国的向往，于1949年初乘车去西柏坡。一路上他亲眼见到，从北京去石家庄的道路沿线，老百姓推车挑担自发自愿地送粮送物到前线。那些一幕幕感人的场景，给费孝通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晚年他都不曾忘记。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政务院的文教委员会，后来又经李维汉商调进入民族事务委员会，参加中央民族工作访问团，从社会学研究领域转入民族问题研究领域。就这样，费孝通从一个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研习的学生，继而接受正统的英国人类学传统的训练，最后毅然决然地转到了那时中国最为现实和紧迫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学研究上来。
在其晚年的1988年，费孝通结合自己一生对中国城乡诸多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与观察，明确提出他本人非常认可和满意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新理论。这一理论论述至今仍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理论构建方面一块重要和不可撼动的基石。它在格局视野上的差异性包容，使其对诸多民族问题和实践具有一种指导与引领的作用。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文章发表30多年后，许多民族问题的研究，包括今天国家层面所提倡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种研究，仍然离不开费孝通晚年所提出的颇具包容性的“多元一体”民族关系格局这个出发点。由此，真正实现了从差异性包容到包容性差异或者从多元一体到一体多元的辩证发展、综合创新的又一飞跃。
从家开始
费孝通曾经说过，他一生有两方面的研究，一是他一开始所从事的乡村研究，另外一个便是他所说的民族研究。而在今天看来，二者恰又是他丰沛的家国情怀中两个最为重要的学术研究支柱。前者让他认识到了中国社会更显独特的、可以不断延展下去的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后者则让他跃升到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的高度去看待中国的整体性包容和差异性共生、共存、共荣的大国发展蓝图。换言之，前者让他意识到了中国文化中“家”的重要性，后者让他认识到了“国”或者“中国”的意义和价值及其真实的存在。
首先，费孝通本人是从当时国际流行的社区研究范式，也就是从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派克手中接过社区研究的接力棒，从一种时空坐落下的社区意义上的中国乡村研究入手，进行实地的田野研究，并且尝试用他的一生——数十载的时间从微观的村落研究一直拓展至更为宏观的区域比较研究。这同样是费孝通学术思想上的差序格局图景中一层层地向外拓展开来的思路映射。
在此认识基础之上，他专注于研究京九铁路沿线那些像串糖葫芦一般的中小城市和附带的乡村发展问题，甚至在晚年还尝试着从“下乡”而“进城”，走进上海这样的世界级特大城市，研究上海作为一个金融和经济中心的大都市，及其必不可少的腹地供应这一连接性的纽带性价值。今天再去看上海，费孝通当年所构想的这一中心和腹地互惠发展的模式，已经在当今时代不断地展开和渐趋实现。因此，纵观费孝通的中国乡村研究，它的特点一定不是单一性的或者偏安一隅的乡村研究，而是从他情有独钟的差序格局模式的发现而不断地在视野上的拓展，也就是从点到线再到面的微观细节的发现和宏观上的不断整合，以形成一种全局观的整体性认识。
在早年英国的社会人类学训练，或者说更早一些时候，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的俄国教授史禄国指导下，费孝通的人类学的知识学习也是一层层地向外拓展的，从最基础的基于生物学的体质人类学，一直到语言研究、社会关系以及文化研究。尽管费孝通在晚年一直表示，这样一套完整体系的训练可惜没有完成，因此一直试图借助于晚年“补课”的方式来达到知识体系的自我完善，但毋庸置疑，他是从人类学的亲属制度研究开始的。他于1936年发表在《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上的《中国亲属关系制度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lationship System）这篇英文文章也是关于亲属制度的，后来从英国学成归来写成《生育制度》也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很显然，费孝通从人类学研究最为核心的亲属制度的结构和功能分析入手，因此特别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形态，最后才真正关注到在中国这样的乡土社会之中，家或者家庭在社会结构关系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是代际传承的基础，也是社会动力的来源，更是社会整合的基本单元。在费孝通看来，中国人的关系中，是以自“己”或自“家”为中心一层一层地，像一块石头打到池塘里的水波纹一般，由近及远、由深至浅地向外推出去的，即他所说的一种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上可以无限放大的差序格局的关系网络，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得到承认。
这样的一种认识，对一个更关注基层社会实际发生或真实生活的学者而言，或许费孝通的研究发现最为重要的价值便是使得中国文化里的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有了一种真正的打通。中国文化的上下之间，或者庙堂和民间社会之间，在观念上是可以连贯在一起去理解的，用费孝通自己常说的话，这上下之间“通了家”。其中仍然是那种他牢牢把握的中国人“家”的观念起到的一种连通作用，所谓的大家和小家之间的两家通好，以及家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无缝对接。
因此，在费孝通的学术思想中，家的观念作为其内心世界家国情怀的一个支柱，显然是有深切的学术研究的自我体认，而不是一种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随意想象。更有意义的是，他对家庭关系的最初认识，是从他和他那在大瑶山里不幸牺牲的第一任妻子王同惠在彼时开展的《花蓝瑶社会组织》的调查中发现并加以理论总结而产生的。进而，费孝通将其应用到对家乡吴江开弦弓村的实地调查。因此，才会有他在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一书开篇所述及的家的观念以及从家庭关系开始的细密的田野调查。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着手研究因改革开放而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在很多人还不清楚其存在意义的时候，他已经洞若观火一般意识到了一次新的乡村工业化的开始。这仍旧是以家的考察为起点的。换言之，乡村的家庭在支撑起一种乡村工商业的发展。一种曾经的乡村社会“工农相辅”的结构模式再一次发挥了其独特的社会功用。因此，他才会特别关注以家庭为核心的乡镇企业那种基于家庭关系的“前店后厂”模式。而在研究小城镇发展时，他则会关心一种可以不断返回家里去的小城镇的“人口蓄水池”以及与之相应的农民离土不离乡问题。这里同样还是家的问题，一切问题似乎都要从这个家开始去追问才会有一种解答。
此外，今天在中国已经变得日益突出和不可回避的养老问题，在费孝通的研究中，也是从“家”这个概念入手去研究的。他关注到了中国那种独特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养老方式，也注意到生育制度中那种代际传递关系的反哺模式，是以年长一辈对年轻一辈无微不至的关怀为前提，关怀其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等年轻的一代成长起来时，便得到一种反哺式的养老。这很显然是中国人养老模式的优良传统，是代际之间友善而非冷漠的一面。因此，中国养老模式的根基还是在家庭，这一点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而费孝通所有这些乡村研究的课题，很显然，都未曾真正脱离中国人的家观念而作为其全部问题思考的出发点，同时也最终会回归到这个出发点上来。
国家认同
民族研究作为费孝通学术思想的第二个支柱，使他更清晰地俯瞰到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性存在的样貌，或者说，1950年以后的民族地区研究，真正让他注意到了一种更为宏观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一体性的存在和未来发展，注意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现实维度上的内在统一性。这一点仍然和他最初的金秀大瑶山的研究有关。在费孝通和王同惠最初研究这种对他们而言属于陌生文化的瑶族社会生活时，他们便特别注意到来源不同的瑶族支系自身多样性的存在。同时他也意识到，这种多样性完全可以通过一种彼此之间的适应和互惠往来的过程，形成一种统一的瑶人自身的共同性认同。换言之，一个有着统一性的国家存在，完全可以通过一种差异性包容而实现其自身一体性的存在。因此，有差异的包容和有包容的差异，成为他在思考民族问题时的核心出发点。
正如前文所述，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基于以往的民族研究，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关系构架。它蕴含着一种包容，也蕴含着一种差异，是包容和差异的辩证综合。这样一个宏大的民族关系构架，实际上也是在他最初瑶族社会调查的认识基础上酝酿形成且不断完善起来的，先从多样认识到一体，又从一体认识到了多元一体，由此实现了一种由偏狭至广阔再至多样统一的普遍性人群关系的包容性认识上的升华。
由此，在费孝通的学术思想观念中，基于他的乡土中国研究和多元一体民族研究——另一个在他思想观念中的支柱性认识，便在其思考观念上最终实现了一种一体性涵盖并包容多样性的家国认同，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思想升华。换言之，中国文化之中，传统儒家观念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观念，与费孝通所说的，以及最初便认识到的以家为核心的差序格局的一层一层向外扩展或推开去的世界观，就有了不谋而合的默契。一种以自我、家庭为出发点，而至天下世界的理想人生价值相互间的联系和贯通，或者更为精炼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由此而得以实现。费孝通自身的家国情怀的自我意识，也因此获得了一种自我思想成熟意义上的丰满和在具体时空下的不断应用和落实。
美美与共
如果三足鼎立才算是一种稳定的意象性特征，那么在费孝通家国情怀的认同之外，还有一种儒家天下观的独特关怀，即今天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种关怀在其晚年愈加突出地体现出来，或者说与他晚年一再强调的那种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以及普天之下的或者世界性的美美与共观念，无形之中相互连通在了一起。
在其晚年，在与西方人类学者的学术交流和自己的实地观察中，费孝通清楚地意识到了世界在变，而且一个巨大的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正在发生。他的晚年，也不可避免地跟那种参与到世界性发展之中去的紧迫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行动上的应对之策，他不仅强调社会学要“补课”，而且自己也以身作则，一直保持一种“补课”的心态。因此，他会去花时间重读派克，以派克的传记为拐杖，不断去揣摩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真意所在和在中国场景中的适用性问题，为此写作了大量札记并结集出版，由此又重新发现了一种所谓“从实求知”的中国经验。与此同时，费孝通还专门花时间去重读陈寅恪、潘光旦、冯友兰的著作，关注儒家思想中的推己及人理念，中国知识分子内心世界中真正的志存高远、风清气正，以及一种强调人生境界中带有超越性的神游冥想。费孝通希望在他手上恢复起来的社会学，能够超越其既有的传统边界，达到一种观念和认识上的新拓展。而这样做的核心，就是社会学要有一种自觉，要有一种世界性关怀，要有每个人发自内心的超越性的神游冥想。
费孝通在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做着一种尝试。他试图打通中西、内外之别，打通家国的上下级别，打通自己和他人的种种分别之心，寻求一种并非对立冲突而是以和为贵的世界秩序。因为极喜欢看足球比赛，费孝通注意到国际足球赛的赛场逻辑，不同的球队显然可以服从共同的规则，不论输赢，都能默认规则和裁判的唯一性。在他看来，这一点可能恰恰是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接触和交流时应有的理想图景。
费孝通也特别注意到潘光旦人生观念中放在第一位的做人观念，或者说像潘光旦那一代人首先在意于他人的存在，在意于克己修身而去成就心中有社会他人存在的道德和价值观，即“中和位育”的观念。在费孝通的心目中，潘光旦无疑是这方面的良好典范，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做人上的共同品质的代表。而所谓儒家“推己及人”观念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便成为那一代有志于学之人在做人上的共同理解。这也真正体现出中国人观念中不以人和自然的对立为出发点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因此，费孝通极度赞美潘光旦的不怨天尤人，即真正地不去怨恨。因为很多事情并非某个人所造成，很多事情也难以让社会上的某个人去承担全部责任，怨恨只能导致冲突性的、无休止的冤冤相报。潘光旦的这种不怨恨精神，同样是费孝通所敬仰和心仪的那种儒家天下观的最佳模范。费孝通因此而心向往之，他无疑也选择了潘光旦的那种价值选择，身心愉悦地走自己的自信之路。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中，费孝通与党和国家共患难、共荣辱。费孝通作为民盟领导人，作为一名“民主教授”，深度地参与到了党所领导的各阶段国家建设之中，担任其中的要职。在此期间，费孝通凭借自己在学术研究上从微观而至宏观的认识，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以及未来的发展也有了一种更为深入的认识。他自己积极参与其中，凭借知识分子那种秉直认真、不计私利的精神，时时想着建言献策。他听从党的召唤，将社会学这门学科从无到有地建立并加以恢复，提倡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三科并立。
显然，今天的社会学在中国已经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并且不断开枝散叶，人才队伍日益壮大。费孝通早年和晚年都一直关注并身在其中的人类学，也在茁壮成长。面对世界不同文化日益触碰交流的新局面、新格局以及新秩序，中国人类学在世界人类学中发挥作用的春天也指日可待。由此，我们更应该以一种感恩之心去感念费孝通对于恢复社会学的良苦用心，以及对人类学家参与到文化自觉建设中去的殷切期望。与此同时，更应该感念他对于我们伟大祖国那种家国情怀的纯粹性，也更应该铭记他那种基于文化自觉而有的天下大同理念，以及对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未来命运的深切关注。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思想和价值接力赛的意义，就像他所书写的《生育制度》一样，思想、文化和价值的代际继替，意味着一种无可阻挡的辉煌未来和恒久绵延。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