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文化转型的视角来看，基于乡土社会的开放性而非封闭性，城乡互动呈现出依循着“城—乡—城”与“乡—城—乡”两种模式的钟摆运动，这两种摆动之中的农轴和工轴相互交叉，便成了一种纺锤体模式的交互作用的图形，两个轴向各自形态运行的结果就可能会出现二者之间种种接触或触碰。基于旅游消费业而有的一种文化转型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生，成为乡土旅游发展的新场域。乡土和旅游这两个有着其各自存在和发生背景的社会文化要素，在此一点上发生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触碰。只有通过这种城乡之间的直接触碰，且这种触碰的原理基于城乡之摆的摆动而发挥出一种接触的效应，城和乡、新和旧、钢筋水泥和青山绿水之间才能发生一种新的交叉，创造和转化出一种新鲜感，乡土和旅游这两个社会文化的要素才能有所沟通以及各自都有所创造性的转化。
关 键 词：乡土旅游；触碰机制；城乡关系；文化转型；乡村振兴
项目基金：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项目：“乡愁中国的文化转型：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和模式研究”。
作者简介：赵旭东(1965- )，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主持人语：乡村旅游是一个新的发展潮流，它在中国乡村大地上逐渐蔓延开来，搅动的是整个城乡关系的旧格局，开启的则可能是一个乡村振兴的新领域，勾画的是未来理想中国的大发展。此时此刻，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想要离开城市去到乡村游玩，切实要去触碰乡村，感受那里作为青山碧水的自然，而乡村的人也好客地打开了家门，迎接从城市里来的陌生游客。但说到底，城与乡之间实际上相互也并不那么陌生，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如果从家谱上朝前数上三代，自然也就都是农民家庭的出身了。所以，城乡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文化里并不是一种陌生的关系，陌生的可能倒是很多现代人内心之中所拥有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城市优越感和独特感。但随着城市自身发展问题的层出不穷，乡村则成为了城市之人获得乡愁的理想之地。恰在此时，城乡之间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触碰，农工之间也随之发生了一种深度的交流。由此，乡村生活的本土文化逻辑才真正直接触碰到了城市的离土文化的逻辑，在一种相互的寻找之中，乡村振兴和发展的希望无形之中映衬在了晨曦的曙光之中，令人心生一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赵旭东
中国乡村曾经被研究者理解为一种封闭的而不与外界相沟通的世界，它是自给自足的，因此是缺少一种开放性的。这种片面理解在当下中国日益兴起的乡村旅游，也就是在城市之人闲暇时间远足到城郊乡村之中去的那种极为热烈的激情中被彻底的颠覆掉了。换言之，乡村中国从来都不是封闭的，它随时都是开放着的，而且是向任何的有益于其自身发展的向度和空间敞开着并开放着的，它甚至比城市的任何一处空间都更为开放。这样一种乡村的敞开性和开放性，根本上是基于一种城乡之间的相互触碰机制而展开的，由此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新旧乡村的转变和自身的发展，在这方面，乡土中国触碰到的乡土旅游将会是一次人类学家观察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的难得机会和场域空间。
一、城乡互依与城乡之摆
从传统意义上而言，基于村庄的乡土景观是一种相对静态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展现。人黏在土地上，受到了土地的束缚。①但同时，乡土生活又并非是单一性的，至少乡土经济并非完全是凭靠土地的收成，去营造一种纯粹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在中国乡土生活的世界之中，真正存在着的是一种农工相辅的生计和生活，而在这生计和生活的背后，一种“不饥不寒的小康”便是其作为核心价值的乡土生活的理想追求。②
而从乡土生活去看城市生活，那只是一种并非劳作于农田之上的人们闲居消费之地，他们的根还是植入在各自所归属的乡土之中的，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根”的意识，这个文化里就会不遗余力地塑造出一种不断要去固化“落叶归根”景况的那种回归乡土社会生活的美好想象，由此而保证了一种“生于斯，长于斯”，最后又能够“回归于斯”的生命循环。因此，应该清楚的是，城乡之间并不是相互分离开的，而是相互可以依赖和关联在一起的。
在这一点上，首先便是乡离不开城，否则，乡土生活之中大量的物产以及农闲时期手工劳作之物便无法真正得到更多城市之人的使用、消费，乃至于消耗或侈靡地耗费掉[1]。与此同时，城也为乡村人口提供了各种非农的工作机会以及农业之外的经济收入，即农民所谓的“闲钱”收入。反过来，城也离不开乡，城是依赖于乡而存在的，城市之人的生活基础必然要建立在一种乡村的资源供应之上。同时，乡土之民在农闲之时成群结队地往城里去，无形之中又给城市的发展带去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支撑起完全落户于城市之人的日常生活、生产和消费。与此同时，在今天而言，更为重要的则是，城市充裕而剩余下来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源，都会通过一种“下乡”的方式而进入到乡土之地的农村社区，在那里得到了一种吸收、转化以及自我提升。
因此，可以进一步去设想，在城乡之间，要想有一种合乎秩序的交流存在，必然是有着某一种类似钟摆摆动的交流形态，即在摆动之中的一种动态平衡体系的存在，这可以用来暗指那种城乡交流的往复运动。③并且，总体而言，这种体系尽管是属于一种动态平衡的，但根本上还属于是一种结构性静态的，也就是从大处着眼是不会有什么太多逸出轨道的结构变异可言，或者说平衡不大容易随意发生改变，而在此之中生活之人，最多也只能是对此做一种两个摆动的极端之间的相互性适应和自我改变。
如果我们再去细分，可以有两种城乡摆动模式的发生，其中一种便是从乡到城再到乡的水平轴关系的摆动模式存在，或我们可以名之为“农轴”的在水平面的那种摆动，不妨称之为乡摆模式，即“乡—城—乡”模式；另外一种则是从城到乡再到城的垂直关系的摆动存在，我们可以名之为“工轴”的垂直性摆动，不妨称之为城摆模式，即“城—乡—城”模式。在这两种摆动之中的农轴和工轴相互交叉便成了一种纺锤体模式的交互作用的图形(参见图1)。
图1 乡摆与城摆
这里，首先便发生了一种城乡之间的“触碰”(encounter)，也就是“农”遭遇到了“工”，反之也是一样，“工”遭遇到了“农”，也就是工农之间因为有触碰而发生了一种交叉。说到底，这根本算是一种城乡之间本有关系的在一种新语境之下的触碰，由城去触碰乡，或者反过来，由乡再去触碰城，而农与工这二者之间必然是有一种相互性需求的存在，即一种彼此互惠共生关系的构建，否则这种触碰也便极为难于发生。应该清楚，一个遥远而完全自我封闭的乡村，和一个同样遥远而同样完全自我封闭的城市这两者，从理论意义上而言，都必然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也就是在人类交往的现实世界中，不可能有所谓“桃花源”或“乌托邦”的存在。因此，触碰和交叉才是社会和文化之间存在的真实。
基于上述这样的一种城乡之间的互依和互动，传统的乡土中国便在城乡之间形成了一种彼此有一种需求和相互依赖的互惠循环。因此，从一种更为实质性的意义上而言，“乡”在这里意味着“农”，而“城”则意味着“工”，至少城是指非农的，但农未必就是非工。甚至可以说，在乡土中国的独特空间之中，农和工之间恰恰发生了一种并接和共存。实际而言，这里的“工”一定并非单单是指城市工业的，而是指与“农”相对而言的各种“非农”的行业，它们跟城市相关联，但并非完全都存在于城市之中，而是城乡共存的，并且是为乡村所必需的。从传统的手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现代机器工业以及最新的信息技术产业都可算作一种传统“工”的范畴，或者都可以在“工”这个概念之下得到涵盖和容阔。并且，在传统乡土中国社会之中，一种“农”接触并触碰到了“工”“农”的生活才有一种活力和富足的可能，而单靠“农”自身是无法使自己旱涝保收地富裕起来的，在农业社会的生产之中，生活的根本是要在农工之间做一种资源的分配的，有此才真正可以出现一种农工之间的触碰，进而才可能会出现一种农轴和工轴各自乡摆和城摆的摆动之间的相互交叉。
从根本上而言，农业所带来的是一个围绕着温饱线上下的一种生活，单单依靠农业，必然是存在着一定的年度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换言之，是一多半要靠天来吃饭的。这种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就要求农业社会里的人若想富足得一种衣食无忧，便要有一种非农行业的额外收入来做一种补充才可以，如此才会实现一种小农经济的韧性与可持续的生存。与此同时，农闲时期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剩余，又使得工业的生产便有了一种充足的劳动力供应，而城市之中各种形式的手工、机器乃至工厂化的经营，才可能真正有一种连续运转的发生。很显然，现代纯粹意义上以工厂劳动为单一工作或职业的所谓“工人阶级”的形成，大约是在工业化世界以后基于一种劳动密集型的工厂生产而实现的[2]。但无一例外的，传统农业则是属于一种小农经济的，是一家一户的作坊式的生产，不会是大规模人力集中的并坐落于大城市之中的工厂化的生产。不过，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这种大工厂、大工业被挤入到乡村社会空间中去的生产模式，也在一些靠近城市的乡村地域社会中正在发生着。
但总的情形是，在最为传统的时代里，工和农之间必然要求有一种相互的补充，彼此不可同时同地的进行，更不可各自分离而单独开展，而是伴随着一种农忙和农闲的季节性的节奏间或进行。因此，也就无所谓一种专门化的工人阶级观念的出现，曾经在城市或城镇里做工之人在这一社会中都会有着多种的角色，他们也必然和作为家乡的乡村之间有着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既可能是工人，也还可以是农民，或者，农忙务农，农闲务工，农工二者兼而有之。
二、工农二轴的自传与触碰原理
这里更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农、工二轴都是在做着一种自我的转动。换言之，也就是两个轴向各自的形态都是在发生着一种自转式的改变。这种各自自我的转动，其运行的结果就可能会出现二者之间在各种新形势之下发生种种接触或触碰的可能。
在这里，首先便是农轴在自转，也就是所谓的乡土中国其自身的农业性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它真正发生并带来的是一种社会与文化上的转型，这种转型意味着乡土之人从一种更多地依赖土地，依赖于传统的农耕，而向更多地依赖于现代工业、技术以及非农耕的生活方式上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所轰轰烈烈兴起的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就属于是这种乡村的农业性转变的一个最为明显的例证。与此同时，传统乡村手工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能够在新形势之下受到城乡之人的关注，根本也是在于这种改变和转型之上，也就是农轴在向着非农轴的工和城的方向上做一种转变或摆动。
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之所以能够有这种农业向乡镇企业的转变或转型的发生，一种乡土中国的土地拥有提供了地方性文化资源的独特性存在，这种独特性在一个乡土社会的转变时代里就变得日益突出了。而这种独特性也就成了一种新乡土书写的基础以及一种有某种形态并可以为人所掌握的结构性框架之所在。
其次，工轴自身也在扭转，即城市的生活在发生着一种变化或转型。今天越来越多人所熟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便是这种转变的映射或体现。随着从纯粹手工制作到现代机器生产，从蒸汽动力到石油、电力以及今天的数字技术的信息工业的发达，基于18世纪以来的原始工业化的整个世界的工轴都在发生着一种不断提速、增能以及超车式发展的大扭转。
而在这种工轴自身的大扭转之中，有一个影响世界人们生活方式改变的副产品是真正需要人们特别去予以注意的，那便是作为“无烟工业”的旅游业的兴起。对旅游业本身而言，理解它可能不仅是一般人所说的“无烟工业”那样的简单，更多还是要从一种文化的维度去做一种理解。从最初的对人人而言作为稀缺性资源的旅游，到今天作为大众消费之一种的旅游，背后则是承载了无数的文化内涵和密码，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加以挖掘和解密。也许这是关注于旅游文化内涵的研究者最应当努力去追寻的。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里必然首先要去予以探索的便是乡土生活和旅游工业之间的各种形式的触碰、关联和交叉，它们是分别并接在了农轴和工轴上的一种交叉、关联和触碰。
在这里我所理解的触碰原理，它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物理之力的相互作用，其中更为重要的，特别是对于有生命的人的存在而言，它还是一种相互之间的感知力。在这方面，如果两种相互作用的力过强，一方就自然会把另一方推倒，甚至推到很遥远的地方去，而如果相互作用的力微弱，那实际上相互之间的触碰也便真的就难于发生了。可以说，触碰之间的感知往往是在一种有无之间的那种阈限状态，或许才是最为完好或理想的。也就是，如果假设一方感知到了另一方的存在，却并不为之所动，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触碰所希求的。反过来，有如一种身体过电一般的触碰，那才算是比较准确的对于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之触碰的理解，这也就是触碰双方各自要有其各自的力量和身心投入的存在，由此带来的相互触碰，其结果才会发生一种触电般的接触，受到一种心灵上的震撼，彼此也会因此而有一种认知和行为上的改变，这就是触碰原理应用于人身上的一种恰如其分的理解。
而这样一种触碰关系的原理，如果能够真正应用于乡土和旅游的关系解释上，或许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对于一种传统乡土生活而言，这恐怕是我们之前在乡村生活或者研究乡村者较为熟悉的一项生活，即我们所一直强调的，它是跟土地的存在和依附于土地的生产之间是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方面，旅游尽管是被称之为无烟工业或文化产业的，但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工业生产，它还是以人的移动性和感官消费为载体的一种文化生产方式，在这背后体现出来旅游者的一种价值选择和人文关怀。它更多的是跟一种个人体验性观念的内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即指人们从自己极为熟悉的生活之所，挪移到了自己并非熟悉的旅行之地，由此而获得的一种独特的视觉的、味觉的乃至全部身体感官刺激以及随之而出现的一种人的差异性存在的获得感。从游客自身的经济学意义上而言，它必然是一种消费性的生产而非是一种积累性的生产，人们在这种过程中一定要付出自己的体力、钱财和积累，由此而获得一种在各种感官刺激上的满足，即俗语所谓的身心愉悦，或朝圣一般的脱胎换骨。
对一个热心旅游的旅行者而言，其所失去的是在于某种物质性意义上的“钱财物”，而其所得到的则是在于一种精神性层面上的“身心悦”，对于后者而言，它更多是跟一种文化的属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更为偏向于一种精神消费的那种观念和价值之上。因此，旅游对人类学的论题而言，确切地说乃是一种软性的文化消费业，但它无疑又属于是非农工业的一种。这种为城市之人更为偏好的旅游，越来越多地是跟一种传统乡土生活之间的触碰交织在了一起，生发出诸多形式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极为有影响力的新生活模式或样态出来。
三、乡土旅游与基于现代世界的文化转型
伴随着一种世界性的游客旅游偏好的向着一种新的文化消费业的转向，如下这样一些情形在使得乡土生活真正触碰到了一种现代的旅游业，乡土旅游也因此自然成了现代人生活的一种新选择。而这种新选择在激发了乡土中国和旅游中国的相互触碰时，也在激发着一种在中国和世界之间越来越易于辨识出来的受当下世界影响并转而去影响当下世界的文化转型。
在这里，最为明确的一点便是，这种基于旅游消费业而有的一种文化转型，它首先便是由于现代汽车工业的发达和日益出现大众普及所带来或促进的。由此，当汽车开始进入到了城乡之民或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中去之后，汽车作为一种消费品也真正成了大众日常出行和假期闲暇时间远足的代步交通工具。这一点或许最为重要，对每一位有车一族而言，生活之中恰恰是因为有了私家车，才可以实现一种通过属于自己所选择的自由驾驶而去任何一个想要去或想要到达地方的那种理想价值的实现。
很显然，在中国，基于普通家庭而日益高涨的旅游狂潮，也就必然会在汽车得到百姓之家普及之后而成了一种新的潮流井喷式的在社会出行或旅游行为的模式中得以涌现出来。换言之，中国的大众消费是最为具有一种典型性的，也就是我们的人口结构中很大一部分构成之中乃是最为平民化的一种大众群体，一旦这个群体开始进入到了主流的消费市场，就汽车消费行业而言，也就是家家户户开始有了汽车，或者消费得起由汽车所带来的种种费用，包括汽油、保养、维修以及交通出行的过路费之类，那也便意味着家家户户都要去出行，都要借助于汽车而有一种更远距离的旅行了，在这一点上，它实际上难于真正区分出性别、族群和地域，差异之处只是体现在了出行的时间安排和空间去处上，在这方面的行为是否同一还是分化，差别也许会很大，但其中的共同性便是，人们借助于私家车在中国国内旅行成了一种可能，甚至是成就了许多“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会逐渐地通过一种社会群体间的模仿效应而相互流行开来。与此同时，汽车的日益普及也在使得我们生活的半径陡然增加，这是借助徒步旅行的时间和巨离所无法真正可以企及的。在没有汽车的传统时代里，每天可以走一个来回的距离，或许就是人们生活出行的最远半径，而在有了汽车的时代里，汽车一天可以方便走来回的距离，则成了人们新的生活的最远半径，前者或许只有10到20公里，而后者则可能达至100甚至200公里以上了。
其次便是一种遍布全国乃至世界路网交通的全覆盖，也就是人们旅行的道路在做一种不断地延伸，路连接彼此，路也在往来复去的使人可以在不同的地域之间做快速地移动。今天陆地上的高速、高铁以及空中的飞机飞行所构成的立体性交通网络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一种互联互通，遍布城乡的路网交通基本格局已经日益突出地体现在我们的寻常生活之中，使得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这种基础设施所提供的出行便利和交通服务。由此而使得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出行将会有多种的道路和交通工具可供选择，我们也可因此方便地去安排一种常规的出行路线和时间。而在道路日益变得四通八达的同时，各种形式的道路也在把城市和乡村更为便利地联结在一起。细密分布的交通网络，使得乡村不再是一个封闭偏远之地，它因为相对城市而言的遥远和差异，越来越多地成了城市普通居民度假生活中近在咫尺的一种旅游、消费，乃至长时间居住之所。在此意义上，乡土农家，或者遥远族群的异文化表达，也不再是一种遥远阻隔的他者，而是自己可以随时去造访，方便停留和居住在那里的休闲之地。
人们如此旅行的结果，在使得我们城市的生活开始真正在一种后工业的消费文化的新语境之下去触碰城乡之摆。也就是，人们在节假日出行之时，城市里的人开上自己的汽车，从自家城市里熟悉的居所摆动到了乡村新异的社会之中，在一路欣赏乡村美景、品尝农家饭菜以及体验农耕文化之时，也实现了一次对于亲近自然之期待的近乎朝圣之旅，然后在工作日之前再匆忙地从乡村旅游目的地驾车返回到城市的居所之中，在休息中等待着第二天工作日的来临，城乡之摆的垂直轴的“城—乡—城”的摆动由此而得以完成了一次往复循环的摆动。这使得乡土旅游成了一种乡土中国和旅游中国之间真正触碰出来的一种交叉性产物，这是对于之前的农民进城务工，然后再年节之时回归乡村的另一条摆动轨迹，即“乡—城—乡”摆动的一种时代性回应，在这种双向的城乡之摆的背后，映射出来一种相互之间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构成意义上的需求的互依性或相互性。
第三则是一种乡土空间的广阔、自然以及原生态，这恐怕也是城乡之摆中的城市能够向乡村去摆动的根由或最大的吸引力之所在。如果说城市是一处拥挤狭隘之地，那乡村正好是与之相反的，有宽阔的居室庭院，绿油油的田野，还有新鲜的空气，所谓“青山绿水”，都是城市之人因此而能够获得的一种文化差异性的存在感，也可以算作是一块真正可以“在草地上撒点野”之地，城市之人因此过电一般地触碰到了自然万物，从日常玻璃窗所隔离开的生活中无法真正接触到的动物、植物和自然，一下子真正触碰到了一种真实自然的存在，人们因此暂时性地不再麻木而无感觉地生活在周遭布满钢筋水泥的物质生活世界之中。相比于城市之人所建造出来的那些钢筋水泥构筑的高楼大厦，对城市之人而言，乡村必然属于一种自然的存在状态，是到处都可以看到青山绿水和原始土地存在的地方。这必然会吸引到那些已经日益厌倦都市生活的人们到这里来驻足观光，由此而获得一种心灵生活上的真正洗礼和生活自觉。
第四则是一种城乡关系上的洁净与污染观念的大逆转，结果可谓是一种城市的被工业化所污染和乡村的保持一种自然生态洁净的价值观念在日益深入人心。从一种自然而非人为的属性上去思考，乡村逐渐地从人们旧有观念里的一种环境上的脏乱差而转为城市人心目中的洁净之地、不受污染之地。而观念里的从乡村的“脏乱差”，到今日城市之人借由“乡愁”观念而对乡村自然生活的一种向往，这过程中实现了一种从污染到洁净的观念结构的位置转换，换言之，曾经被认为是污染之地的乡村，日益成了城市里的人要摆动到那里去的一个洁净向往之所。反过来，曾经的追求居住在城市里的城市生活的那处神圣之所日益被看成是一处污染之地，特别是由大都市工业化所带来的水污染、空气中PM2.5重度超标所带来的重重雾霾以及各种工业化食品添加剂的令人恐惧生厌，至于由城市大量燃烧化石燃料所带来的整个地球的温室效应以及其背后给气候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都使得一种美好城市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发生着一种重大的扭转，人们虽无法完全可以逃离开城市而生活，但却以一种自我暂时逃离的城市之摆的那种摆动到乡村的旅游而实现着一种生活面貌的改观以及对原本生活面貌的抗拒和不满。也可以说，这是城市之人通过摆动之法而与大自然之间进行的一次新的交换和沟通，由此在一种相对窒息的城市空间中被再一次充进了一股新鲜的乡土气息。与此同时，城乡之间也不再是一种相互的隔离，而是相互的往来，而真正能够实现这种往来的媒介便是一种乡土旅游的深入人心。而在城市之人向乡村摆动之时，乡村自身也处在了一种改变之中，此时乡村原生态的文化被重新得到了一种激活，在城市的乡村旅游者的凝视目光之下，传统的乡村文化从日常的生活，转换成为了一种节假日为游客举行的一种表演。在这样一种时空的转换之中，传统的文化得到了一种再发明，这是城乡密集互动之下所必然会出现的一种交互作用以及在此种交互作用之下可能出现的一种乡村文化的传统再造。
很显然，由于现代工业的更多集中于城市之中的一种大工业生产，人们的生活在日常使用各类工业品之中出现了一种高度的抽象性、风险性以及不安全感，也就是我们越来越身临其境般感受到了“风险社会”的来临[3]。很显然，环境、食品，乃至于日常的生活，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了各种形式的物理和化学的污染，在此种现实的残酷环境之下，乡村里的一种自然生态上不受污染的属性重新为人们所发现，人们趋之若鹜地涌向了地域广阔的乡村之中，甚至不仅是做一种短暂的旅行，有些可以自由去安排自己时间之人还选择了越来越多时间居住在了乡村之中，借此去享受和体验那里的自然以及无污染的洁净世界。
而远行到乡村之中去的乡村旅游，因为此种城乡环境之间的鲜明对照而有了一种蓬勃的发展。这是一种城市之人对城市背离之后的一种自我积极主动地向乡村生活的归属和摆动，之所以有这种摆动，那是因为人们无法真正可以永久地居住在乡村之中的缘故，城市之人只能是假借一种休假和休闲的名义，而将城市生活的自我存在暂时性地做一种放逐，因此而带来的一种生活模式便是，城市之人终究还是要不断地在城乡空间之中做来回的摆动。当然，这因此也才会有范围广大的基于城市之人生活一部分的乡村旅游的博兴。平常空余之时，人们跃跃欲试地要到城市边上乃至远郊区真正的乡村去看一看、走一走，即一种城市之人所谓的观光旅游，这种闲暇时间的安排成为了人们生活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种过久了的世俗化生活之后的净化心灵之旅，也是一种向着自然的朝圣之旅，更是投射出一种期待生活有所改善的理想之旅。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乡村自身生活的大改变，它使得乡村在日益可以接纳城市之人的凝视和体验。很显然，今日的乡村已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穷乡僻壤的乡野了，它自身的面貌和生活的物质基础也必然处在不断的改变之中，即上文所说的一种农轴自身的转动。特别是它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道路、网络、电力、煤气、电视、电话、无线信号系统、上下水以及厕所冲刷系统的增加等，在这些设施满足了城市里乡村旅游需求的同时，也在无形之中改变着当地人的口味、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这是城乡相互影响之下而实现的一种乡村自身社会与文化的改变，是乡村之人逐渐适应一种由外来人在场的自我选择的结果，生活方式因此而改变了，与此同时，价值观念自然也会随之发生一种转变。
应该清楚，人必然都是在一种相互看的过程之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在一种相互看或旅游凝视之中形成了一种彼此的观照，这种观照改变了人们相互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刻板印象，所谓的民俗，便是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之中慢慢成长起来的，民俗因此也必然便是一种观看者眼中的民俗。因此，外来者和当地人的关系不再可能是一种纯粹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而是转换成为彼此知晓对方存在之后相互交流、互惠与互换的新城乡关系。
四、乡土如何触碰旅游
当下中国乡村旅游的空间，必然是一个传统添加上了现代，并且相互有了一种基于交流、交换和互惠而产生的彼此结合转化之后的乡土文化、乡土旅游，再加上一种“乡土设计”意义上的一个混合性的产物[4]，也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作用和彼此渗透的存在和发展状态。与此同时，人们会浸润于自然之中，又能享受到现代科技带给人们的生活方式上的舒适选择，这是由作为新技术的虚拟的互联网而让世界人群之间没有了一种阻隔，交流变成是发自自己意愿的一种自由选择，而互联网世界中资源信息的网络式分布，也让人们生活的空间从一种聚居而逐渐转变成为一种分散式的去中心化的分布。可以想见的未来是，或者说就在当下，在一个互联网发达的时代里，今天的人们完全可以在一个乡村之中去完成城市所要求的那些日常性的工作，比如通过电脑，或智能手机的电子邮件，再或者图文音视频的传输，一篇论文、研究报告以及新闻稿的上传，一门课程或慕课的网上观看，或者还有某一笔交易款项的支付之类，生活中有越来越多的方面在实现着一种借由远巨离信息传输而对于旧有生活方式的一种替代。
因此，乡土和旅游这两个各自有着其各自存在和发生背景的社会文化要素，在此一点上发生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触碰。到乡村去旅游的观念开始进入城乡寻常百姓之家，又实实在在地转而进入农户的家中，体现在他们的旅游接待的实践中。从最初的“农家乐”，到今天日益火爆的“民宿”，这一路连续性的乡村旅游形态和模式的改进，体现出来乡土的开放空间以及敏感性地对于作为现代工业副产品，或者后工业化时代最具象征性的旅游消费经济的接纳，这同时也体现出来对传统城市大工业逐步替代或转型升级的新实践。很显然，在此过程之中，乡村传统的结构仍旧存在和保持着，人们因此也就有了更为新型的增加收入的产业和契机。
在这里，最为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新时代基于频繁交流的社会触碰，已经是大为不同于传统时代的社会融合。此种触碰必然是敏感地觉知到对方的存在，是突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性的一种感通或感悟，由此而激发出人们去不断去做出新的行动的动机和热情，塑造出来一种新的行动性力量，并对自身的文化拥有一种高度自觉和敏锐。相比较而言，传统的社会融合，其所强调的是一种中心和边缘，或者上下之间的关系，这相对而言是一种权力不平衡的关系，借助于这种不平衡，而最终实现了一种中心对于边缘，上对于下的一种社会融合，由此而用权力的支配来消除彼此之间的差异，弥合相互之间的分化。对于现代互联网存在的世界而言，这种社会整合的机制很显然已经是不再可能单一性地发挥其作用，而是转而在日益地被实时密集交流的各种形式的触碰所取代，乡土触碰到了旅游(或者反过来也是一样，旅游触碰到乡土)，便是其中一例。
在一定意义上，触碰也可以造就出一种新鲜感，并借助于彼此的触碰而去不断地要求保持和发挥这种新鲜感，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便是，这种新鲜感往往是社会与文化创新的动力来源。可以去设想一下，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如果没能有1978年所开启的改革开放，没有因此对于西方，特别是欧美发达世界科学与技术进步的新鲜事物的全面了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后的40余年的动力又从何处而来呢？
一般而言，极为熟识的两个事物之间很难会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触碰，此时感知的阈限升高到了无法真正实现觉知到彼此存在的境地。对中国而言，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其基调是要求一种与时俱进的，也就是要在不断地改变之中去寻求一种标新立异的发展，是全方位的新鲜感在推动着一种陈旧脱胎换骨一般地激发出一种自我革新的行动力，而走入乡村、触碰乡村的乡土旅游，在这个意义上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乡村乡镇企业大发展带动着乡村社会文化转型之后的又一次极具新鲜感的新转型，这种转型将把中国乡村带入一个基于“绿水青山”新价值理念的新生活方式之中去。
或许，理想的“绿水青山”应该是这样的：乡村之人仍旧居住在他们祖祖辈辈耕耘的土地上，那将是他们永久的家园，他们时空的核心仍旧是一种“耕者有其田”的自食其力，在乡村时空的剩余之中，他们可以有余力地分配注意力和收入经济转向于包括乡村旅游在内的非农行业的发展，他们借此可以使得自己的生活不仅富足而且丰富多彩。他们因此也无须专门跑到城市之中去辛苦的打工，他们依赖土地生活的空余便可为自己寻求到一份相对闲适的收入来源，在这方面，社会的新组织以及文化的新价值的引导，对于乡村生活的新改造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在后工业时代的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日益可以普惠到乡村基层社会之时，乡村与城市交互作用、互为依赖的新社会理念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念的自觉将会是未来文化转型的一种必然方向之所指。
因此，在这里所说的旅游触碰乡土的“触碰”必然是一种乡村之人去看城市络绎不绝而来的旅游者们的新鲜感和创造性产生的来源之所，只有通过这种城乡之间的直接触碰，只有这种触碰的原理基于城乡之摆的摆动而发挥出一种接触的效应，城和乡、新和旧、钢筋水泥和青山绿水之间才能发生一种新的交叉，创造和转化出来一种新鲜感，乡土和旅游这两个社会文化的要素才能有所沟通以及各自都有所创造性的转化。
在此意义上，触碰必然是一种可交换发生的前提，没有发生一种触碰的人群交换，它一定是不可能真正发生的，这里对于触碰的理解，一定不要局限在一种身体或客体之间的那种触碰，它也还可以是虚拟的，信息意义上的，可以是一种眼神、目光以及意义的触碰，其间交流的是彼此之间文化意义的获取和体会，而这可能就是乡土去触碰旅游，或旅游去触碰乡土所带来的一种乡土社会的文化转型的真正动力源泉之所在。
①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开篇的一段话是对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总体性判断：“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2018年，第1页。
②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一书中专门提到了“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平”这个话题，这个话题种在乡村的农工相辅的混合性的乡土重建，他为此打了一个比方，用它研究的江村作为范例：“假如江村的农民都是自耕农，他们单靠现有的土地也足以达到‘不饥不寒’的水准了。六一·六蒲式耳米等值的收获可以经常支出二0·三蒲式耳的吃米，二0·三蒲式耳米等值的农业投资。另外还有十二·九蒲式耳米作其他特殊费用的准备——这正是我所说的‘小康水准’。”参见费孝通：《乡土重建》，观察社出版，1948年，第81页。
③人类学中有关社会结构动态平衡的钟摆模式最为著名者便是利奇有关上缅甸高地的克钦人政治模式的钟摆模式。关于这一点可参阅：Edmund Leach,1954,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Boston:Beacon Press.同时也可参阅赵旭东的“动态平衡中的社会变迁——利奇著《上缅甸高原的政治制度》评述”，《民俗研究》，1998年第1期，第90-9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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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