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月来，西方和香港的一些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发出“唱衰”香港经济前景的言论，引起了中央、内地和香港各界的高度关注，特别是由于香港当前正面对经济发展乏力、资产价格下降、传统产业竞争力不足、新兴产业仍在起步阶段和政府财政问题严峻之际。部分人倾向从阴谋论角度解读那些言论，认为它们是内外敌对势力用以打击中国和香港的政治手段，目的是要怂恿企业、资金和人才从内地和香港撤走，破坏香港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削弱香港对国家的经济价值以及把香港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的棋子。
其中，摩根史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Stephen Roach）在2月12日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发表一篇题为“我沉痛地说香港已经玩完”（“It Pains Me to Say that Hong Kong Is Over”）的文章较具代表性也引发较多争议，原因是罗奇长期以来被视为是对中国和香港经济前景的“好友”，甚至认为中国比美国更有能力和更快调整其发展方式，但现今却突然反过来持悲观态度，令不少人不明所以。罗奇的解释是，香港在中央制定和实施香港国家安全法后已经失去高度自治、中国的经济由于面对重大结构性难题而发展乏力、而中美斗争又促使不少香港在亚洲的贸易伙伴因为要站边美国而疏远香港。
其实，在这些对香港经济前景悲观评估的背后，是对香港的新发展战略的不认同和不看好。持那些观点的人显然相信香港在“背离”过去那条在意识形态和实际上依赖西方的发展道路后将会一蹶不振。然而，香港之所以要改变其发展战略，绝对不是随意妄为之举，而是在新的国际、国家和香港本身的形势下的最理性、最合适和非不得已的战略选择。
21世纪初开始，美国彻底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由对话和合作转为遏制和对抗。美西方不再相信香港可以变成“颠覆基地”并促使中国实现“和平演变”，反而成为了协助中国崛起的“帮凶”。自此之后，美西方越来越积极插手香港事务，并连同香港的反中乱港分子不断破坏香港的管治和稳定，最终演化为2019-2020年的大型暴乱。在强大的内外敌对势力的夹击下，香港本身缺乏扭转乱局的能力。假如中央不出手并制定和实施香港国安法，香港的管治和稳定必将崩塌，而“一国两制”亦将无以为继。因此，香港国安法是确保香港仍然能够维持繁荣、稳定、发展和“一国两制”的必然举措。
美无法切断香港经贸联系
事实上，由始至终，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中央才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而中央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与维持香港的高度自治可以并行不悖，因此不能说中央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后香港便失去了高度自治，反而香港的高度自治因为香港不再成为国家安全的威胁后更加巩固，而“一国两制”亦将能行稳致远。
进一步说，所有发达经济体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而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律相对而言其实也不算严厉，因此认为香港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会损害香港的经济的提法有欠公允。
然而，美西方对香港国安法恨之入骨，原因是该法，尤其是其域外效力（extraterritorial effect）让外部势力再难在香港策动“颜色革命”或者把香港变成“颠覆基地”。自从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美西方变本加厉对香港实施制裁和打压，包括散播污蔑香港国际声誉的信息和言论、鼓励和恫吓资金和人才从香港撤出、并不断对香港作出恐吓和威胁，其明显意图是要压缩香港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空间，从而进一步削弱香港对中国的价值，最好是把香港变成中国的负累和软肋。
不过，迄今为止，美西方尚未能够以强大的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香港周边的经济和贸易伙伴减少或者切断与香港的经贸联系，而香港的贸易伙伴也没有迹象打算这样做。他们不愿意在中美之间倒向其中一方，从而保留其战略自主性和维护自身利益。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以及进入中国内地的重要通道，香港的利益与其经贸伙伴的利益不但难以隔断，反而越来越密切。香港的贸易伙伴对香港申请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一事上甚为支持，充分表明它们与香港和中国维持紧密经贸关系的意向和决心。因此，对香港会失去其亚洲的经贸伙伴的担忧如果不是危言耸听，便应该是杞人忧天。
香港从来没有打算要弱化与美西方的金融和经贸关系。在美西方的遏制和打击下，香港仍然希望尽量保持甚至强化这种关系，但在美西方敌意重重下，彼此的关系难免会受到损害。不过，更为重要的，是美西方自己也陷入经济疲弱的情况，但同时却不断实行贸易、金融和科技保护主义，而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又此起彼落，所以就算美西方停止打压香港，它们能够提供给香港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也只会越来越减少。因此，香港势难如过去般依赖美西方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必须大力开拓新的、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内地和非西方世界对香港的发展的重要性乃是不言而喻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香港的政治领袖、政府官员、工商和社会翘楚乃至普罗大众对开拓新的发展空间的共识越来越强、内容越来越具体，而对此的迫切性也越来越大。特区政府和香港各界决心更积极地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并以此为切入点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他们正在积极推动香港与中东和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为香港的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开辟更广阔的市场。这些新兴市场将为香港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从而弥补了来自美西方的发展机遇的减退。
为了加强香港的发展动能，特区政府正逐步摆脱长期以来束缚政府经济职能的过时思维，尤其是那套源自“殖民地”管治时期的“积极不干预”或“小政府、大市场”的被动管治理念。特区政府放弃了过去不扶持产业的政策，并在其能力范围内推动、扶持和资助那些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和有利于带动传统行业转型升级的产业的冒起和发展。这些工作与开拓香港的新发展空间有密切关系，因为只有在能够提供高端的商品和服务下香港才能吸引内地和海外的企业和机构建立更密切的经贸联系，从而让香港得以提升其作为国际或区域经贸和服务枢纽的地位和角色。
当然，香港能否在新的发展战略下取得成效，除了自己不断的改革、创新和发展外，国家的经济发展至为关键。只有在国家不断发展的大环境下，香港的新发展战略才有成功的可能。毫不惊讶地，那些“唱衰”香港的人同时也“唱衰”中国。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见顶、或者深陷“中产阶级陷阱”之中而难以自拔，甚至有彻底崩溃的可能。那些人其实是重复一些陈腔滥调，认为中国如果不“重返”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和继续坚持他们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的经济“奇迹”最终将要烟消云散。
然而，尽管面对不少困难，中国仍然坚持转变其发展方式，突出内循环、创新科技和新型城市化的重要性。事实上，中国的经济近年来仍有不错的增长，而那些科技含量极高并与其他产业联系密切的新型产业，比如新能源汽车和绿色产业的冒起和发展正在为中国的长远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动力。
其实，国家和香港都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美西方打压和全球经济和政治动荡、去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重组的沉重冲击，而香港更深受持续一年的暴乱摧残。国家和香港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下都必须实行新的经济发展战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段时间内，国家和香港都处于艰难的发展战略转变的过程之中，肯定要承受一段时间的痛苦和动荡，而美西方对国家和香港的发展又必然会横加阻拦和破坏。
风物长宜放眼量
因此，国家和香港的经济状况出现一些短期困难和问题不足为奇，而这些短期困难和问题又难免会成为美西方专家“唱衰”中国和香港的“理据”。不过，“风物长宜放眼量”，把正在转型转轨中的中国和香港的短暂困难当作它们走向衰败或崩溃的迹象有欠公允。我个人相信，既然国家和香港在新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下都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发展战略，那么也只能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和毅力踏上新征途和开创新局面，而国家和香港对新发展战略有利的因素其实也多不胜数，特别是全球南方的崛起和欧亚大陆经济体的形成。现在对中国和香港的前景下结论未免言之过早。
我反而倾向相信现在那些“唱衰”中国和香港的“专家”最终都会与过往类似的专家一样再次成为人们的笑柄，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冥顽不灵，无非是因为他们迄今仍然笃信西方的发展模式仍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而已。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