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至80年代初期基本结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曾经毅然决然地作出并雷厉风行地指导实施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即以战备为目的、以国防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工业、交通等基本建设，简称三线建设(西南的川、贵和西北的陕、甘称为大三线，中部和沿海地区腹地称为小三线)。其基本特点：一是作为国家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基本经济建设，决策作出和实施主要目的却是军事及政治因素；二是其过程经历了我们党指导思想从错误发展到占据主导地位直至被纠正（即“文革”由酝酿、动乱到“文革”结束，经过拨乱反正，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计划商品经济、再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转折；三是投资集中（约2050亿人民币），地域辽阔（由东部转向西部再回移东部），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由民转军回到军转民）。
1991年4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听取国防科工委《关于国防科技工业“八五”计划要点》的汇报后，江泽民讲到了三线建设和调整改造问题，正确评价了三线建设。他说：现在看来，毛主席确定的三线建设方针是正确的，三线企业统统搬迁是不对的。从海湾战争看，洞子很重要，已经到洞子里去的，洞子又没有什么问题，就要用好。根据军民结合的原则，要调整一部分力量搞民品。三线军工企业到沿海地区或中心城市设窗口，有利于搞活企业。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他深入三线建设企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并实施的。
本文阐述江泽民等关于调整改造三线建设的思考并指导实施，从而为举步维艰的三线建设指明了根本出路。需要说明的是：一，文中所说指导调整改造三线建设的“江泽民等”，主要是指1989年6月以后建立的江泽民为核心，李鹏等为重要成员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二，本文论述调整改造是在总体评价三线建设“得大于失”前提下，简要分析三线建设失误与偏差展开的，不能论为拨乱反正。三，文章重点是阐明决策的作出及实施。
一、调整改造决策是基于国内外形势重大变化和三线建设的重要失误和偏差作出的
为什么要调整改造三线建设？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国际形势由严峻变为局势缓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外形势与开始三线建设的六、七十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中美以及中日已经正式建交。苏联由于长期军备竞赛，已经力不从心，被迫采取一些和缓政策。而我国和其它国家建交的已达110多个，国际威望得到很大提高。其次，在我国南部的邻国越南，美军已经撤出。台湾当局根据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已经不再叫嚣“反攻大陆”。这些周边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重大变化，使我国不再面临大战威胁，三线建设也就不再有和帝国主义争时间、抢速度的紧迫需要。
2，国内形势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效益，发展商品经济，逐渐成为各行各业追求的目标。这使长期对外封闭、靠计划经济体制投资、以昔日生产军工、能源、机械及初级加工产品为主，面临着资金匮乏，产品无出路困境的三线地区企业相形见绌。
（二）三线建设出现的重要失误和偏差。
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三线建设过程中的问题逐渐地显露出来。
1，从宏观来看，当年作出三线建设战略决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有误，对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现实性、紧迫性估计有些过重。“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决策，包括一、二、三线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过分强调战备需要，违反经济规律，忽视经济效益，使有限的国家财力难以长期支撑。
2，从微观来看，一是决策上（主要是“文革”期间）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进程过快（“三过”）。二是布局上过分强调“靠山、分散、隐蔽(进洞)”，忽视现代化和长期生产要求。三是效益上忽视经济规律和科学管理，片面强调军事化管理，效益和配套水平、综合能力低下。四是在“文革”直接影响下，用蛮干取代科学态度，过分强调“先生产后生活”，不仅造成巨大浪费，还无法解决遗留的问题。
对此，江泽民1991年4月视察四川时对遗留问题导致三线建设企业面临的困境看得更加清楚：（1）相当一部分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五、六十年代的设备约占一半左右。全民所有制的预算内工业、企业拥有的固定资产净值率只占70%。例如，老工业基地重庆（当时隶属四川）只占67%。而且大中企业中，固定资产净值率在60%以下的占40%，有的企业只剩30%。（2）产品质量差，消耗高。同一些国家相比，能耗差距相当大。（3）专业化水平低，技术进步慢，新产品开发能力低，产品老化严重。以机械工业为例，“大而全”、“小而全”情况相当普通，技术密集型产业占的比重小，重庆这样的工业基地也只有9.8%。（4）企业综合经济效益差，多数企业处于“投入大、产出小”的状况。综合以上情况，他认为：这突出反映了我国工业技术比较落后的状况，是制约我国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今后十年要振兴工业，实现奋斗目标，就要下决心大力加强科学管理，走依靠科技进步的路子，使整个工业逐步走上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
三线建设之所以出现重要失误和偏差，其主要原因：一是三线建设开始前“‘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就存在并未得到彻底纠正，” 第二，党的一元化领导最后变成了个人领导，有的决策过程中“一言堂”，缺乏集思广益，科学论证。林彪等干扰破坏，加重了三线建设混乱局面。第三，日益发展的“左”倾错误和阶级斗争理论，使党中央把集中力量建设三线战略大后方也掺杂反对修正主义需要的因素。
为此，引发了关于三线建设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或者得失相当”的激烈争论。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多方面调查，反复研究作出结论，既充分肯定三线建设决策的正确性和实施中取得的巨大成绩，又指出了当年仓促决策和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严重失误。
二、调整改造战略决策作出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于改革开放过程中
三线建设向何处去？这是关系我国经济全局发展、深层次实施国家经济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于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入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反复论证。
1，科学阐明三线建设的历史意义，客观评价其历史作用。
1991年4月，江泽民在四川先后视察了重庆、攀枝花、成都、德阳、乐山五个市和凉山自治州，而他视察的重点攀枝花钢铁公司、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和西南物理研究院都是当年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4月22日，他在四川省委干部会议上讲话，“专门讲了这个问题”。认为四川已成为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科教力量比较强的省份，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所以，要注意发挥军工企业的技术优势。因为四川集中了大批军工企业和科研单位，拥有数十亿元固定资产、数万台设备、数万名科技人员。这方面的潜力远未发挥出来。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以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8个月以后，他在视察贵州时再次肯定了表明“对三线建设应该加以肯定”的态度。认为经过40多年建设，贵州毕竟形成了比较可观的物质技术基础，尤其是三线建设以来，形成了061（航天）、011（航空）、083（电子）三大工业基地，有了一支比较强的科技人员队伍。充分发挥这些基础、基地和科技人员作用，对贵州发展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由此可见，当年毛主席、党中央确定进行三线建设，总的讲这个战略步骤是正确的，是有远见的谋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经过去年的海湾战争，进一步向人们显示了它的正确性。虽然三线建设后来在实践中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应该看到，当时三线建设的许多设备是最好的。人员也是经过挑选的，大多是一些科技尖子和管理骨干，不少工厂的建设也基本上是科学的。
与此同时，江泽民也明确指出：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三线企业可以在沿海设窗口，但决不能放弃这块基地，过去把山洞里冒汗的精密设备搬出来是对的，但没有经过慎重研究确定搬迁的企业，决不要随随便便往别的地方搬。他反复强调：经济建设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我们对三线建设工程进行调整，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其实1985年他来贵州时，就赞成贵州三大基地可以在沿海设一些“窗口”，现在他强调“仍然有这个必要”。但要注意搞好“基地”与“窗口”的关系，不能让“窗口”把“基地”拉掉了，那样就不好了。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确实需要搬迁的，也要很慎重、考虑周到，不能随便说搬就搬。
他认为，还是要通过做过细的工作，使参加三线建设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工作人员安心在这里工作。其中，抓好三线地区的学校教育很重要，既有利于三线职工解除对孩子们学习的后顾之忧、安心地为三线建设做贡献，又能吸引学生们毕业后回到三线地区工作，以缓解这些地区接班人缺乏的问题。总之，一些三线工程单位在沿海建“窗口”，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三线“基地”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明确的认识，虽然贵州经济还不发达，但三大基地是一股很大的力量，这是许多地方所没有的。要继续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它们在贵州经济振兴中的作用。
江泽民始终认为，发展包括三线建设在内的工业，要有一定的速度和规模，但更重要的是要靠科技进步，尤其要着力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当时他到西南物理研究所看了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环流器一号”装置，听了老科学家介绍以后思绪万千。因为受控核聚变是开发人类新能源的尖端项目，一旦实现，地球上的全部海水就会成为巨大的燃料库，至少可供人类使用上百亿年。他坚定地表示：尽管目前工程技术上还有一些困难，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突破。此后，他在数次会见外宾时还高兴地介绍说，我们基础科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各种成果，比如拿生物学来讲，我们首先研制出了人工合成胰岛素，我们掌握了原子能技术。人类目前的能源只局限于煤、石油和水利，它们终究是有止境的，至于说依靠原子裂变发电的核电站，使用的原料是铀，这种能源也是有止境的。人类将来有可能利用的潜力最大的能源，就是海水中含有的氚。现在我国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我国西南部有个很大的研究所就在搞这个东西。当然搞这项研究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从理论上讲，实验需要有上亿度的温度。如果能按安徒生童话中所构想的那样，大家都把力量用在和平和发展上，我想人类会突破这个难关，真是那样的话，地球海水中的氚恐怕难以用完。
江泽民特别强调，至于国防现代化，更离不开科学技术发展。他以海湾战争为例，说明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科学技术的较量，使我们进一步看到科技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因此，在国防科技领域，我们要重点研究开发一些关键技术。掌握这些技术，是实现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的需要，也是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后来，江泽民对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关于重视核动力基础研究建设的报告》批示：今后我们还是要自己搞核电设备，不能老是买下去。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报告所提意见是有道理的。请在可能范围内支持一下核动力骨干实验装置的建设。
2，正确提出调整改造三线建设的重要举措。
江泽民认为：（1）在工业生产指导思想上，要彻底扭转片面追求产值、数量的倾向，真正把实现企业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质、改善经济效益放到首位。（2）按照有计划地组织和自愿组合原则，大力推动企业的改组、联合、兼并，组建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集团。在企业集团内部，合理调整生产结构，实行专业化生产。当然，对跨行业兼并一定要慎重。（3）促进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各行业、各企业都要制造技术改造计划，尤其要加快老工业基地、老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要从专业政策指导和资金、技术、物质上为企业改造创造条件。（4）切实抓好“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不仅抓一年，而且要长期抓下去。
根据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1989年7月，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向国家计委报送《攀西一一六盘水地区资源综合开发“八五”重点项目的建议》。9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江泽民，视察了三线调整企业西安八七七厂，他高兴地为工厂提写了“卫光电工厂”厂名，并勉励厂领导同志要注意国际微电子发展信息，关注国际市场，努力占领国际市场。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听取全国军民结合工作会议汇报后的讲话中指出：三线工厂许多在山沟里，生产条件很差，信息不灵，交通不便。现在已经迁了一部分出来，队伍稳住了，市场信息灵了，产品流通也比较好了。所以，过去定了的要继续实现。
1990年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国防科工委、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关于进一步推进军民结合工作的请示》，同意《请示》中提出的十条建议。其中第十条建议的内容是：大三线军工企业调整。6月，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在调查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向国家计委报送了《关于攀西一一六盘水地区资源综合开发规划的报告》。11月，国家计委批复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关于攀西一一六盘水地区资源综合开发规划的报告》。指出：(1)原则同意规划报告提出的开发方向、基本思路和实施步骤，可以将其作为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区编制中、长期计划的基础和依据。请各有关部门和地区在编制“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时，从实际出发，分期分批将规划内容纳入计划，逐步实施。(2)进一步做好规划的深化工作，完成专题规划，对近期可能启动的一些骨干项目的内外部条件和效益，要作深入的分析论证，认真做好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3)对有关政策建议要做深入研究，在与有关部门协商后，再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逐项报批。12月，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在成都召开三线企业调整工作会议，主要研究“八五”三线调整初步方案，讨论修改《“八五”期间三线布局调整工作纲要》，并安排了1991年三线调整计划。
1991年1月，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在北京召开第八次成员会。讨论通过了“八五”三线调整方案和工作纲要。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到会讲话。他说：“七五”调整的121个工厂和科研单位，搬迁出来后，绝大多数的效果很好，队伍稳定了，生产和科研发展了，经济效益好了。这说明国务院决定对三线企业进行调整改造，是很有意义的，是深得人心的，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对于三线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总的来说是肯定的。三线建设总的部署、布局和原则是正确的，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从当前来看，特别是从海湾战争爆发后来看，都证明我们过去建设三线是对的，不能后悔。当然，由于当时搞得很急，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1991年3月，李鹏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研究进一步调整军品生产能力和保护扶持国防科研生产的措施以及推进军民结合工作的问题。在议定的意见中关于三线调整的内容是：三线军工企业“八五”期间继续进行以脱险搬迁为主的布局调整，并把调整搬迁与建设军民结合型企业结合起来，同时继续享受三线调整的政策地方小三线由地方统筹安排调整任务和转产民品，并享受三线调整政策。
随后，财政部发出《关于对“八五”期间三线调整单位免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的通知》。明确：纳入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八五”三线调整计划的单位，特案免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6月，国家税务局发出《关于“八五”三线脱险搬迁企业减免税的通知》。规定：凡自筹资金调整改造有困难的，可适当减征应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以1990年应纳税额为基数，增长部分予以减免；减免税期不得超过5年；搬迁企业生产国家严格控制的30种特殊消费品和长线产品以及属于甜八小”企业范围的，一律不得减免税，如确需减免的，须报国家税务局批准；地方小三线企业调整改造是否减免税，由省、自治区、计划单列市税务局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确定。减免税的审批手续，按现行税收管理体制规定办理。
10月11日至13日，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务院三线办公室有关司局在四川温江县召开长江上游地区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总体战略研究工作会议，商定了这一个课题研究的范围、内容、方法、进度和组织领导等问题，安排在1 993年完成研究任务，并向国家提出建议。
党和国家领导人情系三线建设的“地标”攀枝花钢铁公司的开发建设与改革发展。攀枝花，作为共和国西部最重要的钢铁、钒钛、能源基地拔地而起，凝聚着中共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战略决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攀枝花建市40年以来，先后有4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攀枝花。毛泽东说攀枝花是战略问题，“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邓小平于1965年11月至12月视察攀枝花时高兴地说：“要说在攀枝花搞钢铁，真是这里得天独厚啊。这个钢铁厂的选址，我看很好嘛。”
江泽民则于1991年4月、1999年4月两次视察攀枝花。他说：“攀枝花、宜宾、绵阳、鞍山都是同一类型的城市，都是由一个龙头企业来带动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在谈到攀枝花钢铁公司和攀枝花市的关系时他指出：地方党委对企业要加强领导。我们还是要强调党的领导，特别是对企业的领导。”“企业再大，也要注意跟地方的关系。”他称赞道：“攀枝花真美，比我想像的美的多，万家灯火，很壮观。”“百闻不如一见，攀枝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攀枝花是我们自己设计，完全靠自力更生搞上去的一个比较现代化的钢厂，这是我们中国人民引以为自豪的，毫无疑问，攀枝花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他还欣然挥毫题词：“努力把攀钢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钢铁钒钛基地（8年以后，他又题写 “江泽民重到攀枝花钢铁公司1999年4月19日”）。
1981年3月28日，方毅在视察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攀枝花时,针对近邻的二滩水电站工程议而不决提出：“我说二滩的工作不仅不能动摇，也不能有丝毫放松。西南地区有这么一个大能源上去了，对于加强西南的战略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回到北京，他向邓小平等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开发和建设攀枝花的几个问题》报告。4月，邓小平批示：“我看这些意见都很重要，问题是，每一项都应认真落实、力避拖延。”他在听取汇报时说：“建设二滩水电站，已经讲了很久了，我赞成。不只二滩水电站，还有一批项目要上。要搞现代化，没有大的骨干项目办不到，没有骨干工程，小项目再多也顶不了事。不要徘徊，一徘徊，一两年就过去了。” 两年后，他又专门讲西部重点工程要不要搞的问题。他说：“不搞重点建设没有希望。能源、交通等重点项目，都是十年八年才见效的。比如三峡工程、长江上游的二滩工程，应该搞哪个，不要再犹豫了。” 二滩工程开始和进行过程中，江泽民又两次视察了二滩水电站。
早在1984年，国务院三线办公室就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成员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对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开展调查研究的汇报提纲》。强调今后调查研究中要注意必须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从三线地区的实际出发，调整改造规划必须突出重点。会议还研究确定了调整改造工作的计划、步骤和工作方法。姚依林在会上说：从长远来看，从今后还可能会有战争来看，三线建设有重大作用。从当前来看，从最近几年、十几年这样一个时期来看，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三线也有很大作用。一方面，三线建设有很大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另一方面，发挥这个潜力是我们在‘七五’计划及后十年的实际需要。张爱萍说：“三线建设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重大战略决策，不管布局怎么不合理，也不管受到多方面条件的限制，必须在现有基础上通过调整改造，使它完全符合国民经济的需要，特别是符合国家长远战略布局的需要。”经过半年多的调查排队，基本摸清了现有三线企业的状况。
改革体制,保障后勤。邓小平提出，三线地区军工企业的几个机械工业部，除了二、七机部以外，应该纳入整个国家的规划，要结束另外一个天地的时代。最大好处是这些设备、技术、人才综合利用起来，效益不止成倍增加。这是一个全局问题。军工企业的人才、设备都是好的。这个力量用不上，对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利，对国防建设也不利。因此，要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这也是改革。
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指导思想是：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出发，同国家长远计划相结合，合理配置生产力，大力调整产品、产业和企业结构，促进专业化协作，促进经济联合，促进技术进步，围绕三线企业军工、机械两大优势，针对布局过于分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三个症结，统筹规划，综合平衡，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把三线地区建设成为平战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为国防和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三、调整改造战略决策的巨大成效已经为实践所证明，其历史经验和现实作用应该认真总结引为借鉴。
在邓小平、江泽民分别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从1986年“七五”计划开始，到“八五”、“九五”计划，对三线地区进行三个阶段的调整改造，取得积极成效，改善了三线企业外部环境，稳定了三线职工和科研队伍，促进了三线企业的技术进步，加快了体制转变，增强了三线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竞争能力，生产了大批关系国计民生的军用和民用产品，为20世纪末的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提供了物质和思想的准备。
（一）三线地区企业调整改造的实践。
1，初步调整，稳定人心。从1979年到1983年对三线建设进行了初步调整：压缩基建战线，调整投资方向，把布局调整放在首位；将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的企业转入相近的民品生产；制定一系列解决三线职工困难的政策。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批转了国防科工委等部门关于解决国防科技工业三线和边远艰苦地区教育工作、离休退休人员安置和职工夫妻长期两地分居问题、稳定和加强科技队伍的若干政策等报告。
2，“脱险搬迁”，调整布局。根据 “七五”规划（1986-1990），三线企业调整改造主要任务是“脱险搬迁”，解决钻山太深、险情严重、生存困难的上述“第三类企业”布局，确定原料、市场、技术、信息为四个原则。到1991年底，调整项目完成或基本完成。到1995年底，基本解决了“第三类企业”的“脱险搬迁”问题。
3,“调整改造，发挥作用”。“发挥作用”主要指产品方向调整，生产当前国家和市场急需的民用品，即“军转民”。这是调整改造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当时，多数保留在原地的三线企业，面临的调整改造，是自身产品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
关于产业结构调整。随着民品生产逐步规模化，三线企业结构不适应生产需要的矛盾日益突出，结构调整又成为重点。最终三线企业先后走上了三条道路：一线和三线地区进行经济技术合作，互利互惠；三线企业到沿海和中心城市兴办窗口企业，有利于搞活企业。1992年4月，国家决定利用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进入绵阳的95家军工企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在绵阳设立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进行军转民科技兴市试点，逐步将绵阳建成西部的电子城市。
（二）三线地区企业调整改造的基本成效。
1，三线企业周边环境得到改善，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大大提高。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十五年时间，调整搬迁使一批原本具有较好设备、技术力量条件，却长期受地理环境制约、自然灾害侵袭的三线企事业获得生存发展的环境，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人才、设备优势，提高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
2，促进了企业自身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更新。西北铝加工厂铝箔车间，迁出山区重建，投资4172万元，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生产国内稀缺的新产品铝箔。1992年铝箔产量比1991年增长了200％，医用工业铝箔供应覆盖了国内市场的50％以上。
3，稳定了职工队伍，使技术力量后继有人。四川西部山区一批电子、核工业三线企业，搬迁到成都、新都、绵阳后，吸引了许多博士和留学生前来创业，使绵阳市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按人口比例居于全国之首。
4，促进了三线企业体制转轨和经营机制转型。在布局调整中，许多企业进行合并联合，节约了大批建设投资，缩短了建设周期。在236家三线布局调整企业中，已经有50多家实施了公司制、股份制，不仅有利于企业之间优势互补和增强竞争能力，而且有利于企业内部深化改革，走向社会化道路。
（三）三线地区企业调整改造成功的主要经验。
第一，发挥艰苦奋斗、重新创业的“三线精神”。三线建设企业其突出优势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仍然是重要精神支柱。
第二，各级地方政府给以一系列优惠和扶持政策。弥补了资金不足，增强了企业自筹资金能力，激励企业发展扩大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取得了良好的效用。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导向。三线建设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保证国家安全而实施的国家战略行为，所有资金、物资、人力都是计划指令调拨，尽管蕴涵着极大的积极性，却并不存在独立的企业行为。
当然，三线企业调整改造虽然取得巨大成效，也还普遍存在着问题：调整改造主要靠自筹资金，欠付银行利息严重，负债过多，难以形成扩大再生产的良性循环。与民营、三资企业及东部地区新兴国有企业相比，优惠政策远远不能改变三线企业劣势。因此，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就自身改造和改善是取得了巨大成效。但就整个西部地区企业的大视野来看，反映了东西部地区因地理条件、历史遗留、发展战略出现的经济差异。这个差异并不是仅靠调整改造就可以消除的，必须将其纳入到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即从开发中予以根本性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