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也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政治学正进入概念建构的新时代，也将面临概念纷争的大时代。唯有重视前置条件，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建构才能从无意识走向有意识和自主性，使建构程序更为规范与科学，可以更理智地理解引发概念争议的深刻根源。那么，中国政治学概念建构的前置条件是什么？本文认为，概念建构具有两个前置条件，即情境性条件与价值预设性条件。以此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复合命题，包含了中国政治学概念建构的两个前置条件。合理理解中国政治学概念建构的前置条件，并不能避免或减少概念研究可能出现的争议，但能更理智地看待概念分歧与争议的缘由。

概念建构的前置条件

在具体研究经验中，政治学所建构的大量社会政治概念无法做到清晰无误，而是充满争议。社会政治概念在本质上有争议，在于几个因素，即价值的评价性与内在复合性、描述的竞争性、情境变化的开放性，以及概念衍生对其初始语义的承认问题，概念的竞争性运用导致初始语义与衍生语义之间的连贯性问题。

约翰·格雷指出，概念在本质上的争议性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情境条件变化。社会政治概念在本质上的争议性是因文化的多样性与历史情境的流变而带来用法的不同，但这种争议可以通过理性和经验的科学方法来理解或化解。其二是价值预设的差异。不同的观察者存在文化结构与价值偏好的根本差异，由此建构的概念框架与理论体系以非理性的世界观和道德视野为前提，是“理性上不可比”的。这两个原因构成概念建构（包括语词选择、语义赋予以及语用的所指和能指等）及其争议性的两个前置条件，即情境性条件与价值预设性条件。

具体说来，情境性的前置条件是指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因外部的时空变化而限制概念之名的建构。这方面，以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的历史语境主义与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概念史为典型。虽然二者存在很大差异，但其共同的主张是，概念建构的语词选择与语义赋予都受制于语境。

语境决定问题、语词、文本、作者及其对手的诞生，任何概念的建构都无法超越作者所处的时代。概念建构必须纳入宏观社会政治结构的整体进程，并且在过去的“经验空间”与未来的“期待视野”两个范畴之间，定位“现代”作为一个 “新时代”的特征，即“期待与经验之间的距离越来越扩大，并且抛弃此前形成的所有历史经验”。显然，概念建构承载历史，历史变迁沉淀于概念，要通过概念来把握特定时代整体的结构性变革，以理解社会生活不同领域与社会各阶层在历史变迁进程中的不连贯性或连续性。

价值预设性的前置条件是指，研究者因所处文化结构与个人偏好而选择特定的价值立场，由此成为概念建构的价值预设或先验条件。在价值预设问题上，学界从未停止过争论。布莱德雷把德国观念论传统的神学和形而上学设定转换为英国经验实在论意义上的前提假设。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其研究者所持的经验认知与价值偏好并不进入科学研究过程，但无不决定性地影响到研究问题的设定、概念框架与视角的确立、经验材料的选择与研究的发现。

然而，在柯林伍德看来，布莱德雷的“前提假设”只是研究者主观上独特的自我意识与生命体验，不能“共享”。柯林伍德突出特定民族的精神特质和文化背景对研究者的认知与思维结构起到决定性影响。也有理论家批评柯林伍德过于强调行动者与观察者的外部结构性力量，弱化了个体行动者的能动作用。沃尔什把“前提假设”转换为“前提条件”，把“形而上学”视为一套研究者可以自由选择的、关于人性假设的经验或先验设定。每一个思想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偏好来确定研究视角，即“视角主义”，自主选择彼此竞争的哲学观与道德前提，由此“决定性地影响他们对历史的解释方式”。显然，柯林伍德与沃尔什对价值预设有不同理解与侧重，但在外部与内部、结构与能动方面恰恰构成一种互补关系，有助于全面理解价值预设作为前置条件的意义。

总之，政治学所建构的社会政治概念本质上存在争议，而引发争议的原因在于两个前置条件，即情境性条件和价值预设性条件。当然，二者在分析策略上分离，并不意味着在研究实践中决然分开，而是可以结合起来。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情境性条件

中国政治学界正在有意识地建构本土概念，为确立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担纲重任。然而，在建构概念之前，需要明确厘清“中国政治学”自身时刻面临的两组经典关系问题：其一是“中国”自成一体与中国作为世界一部分之间的关系，其二是中国传统资源与现代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显然，在时间轴的古—今与空间轴的中—西所搭建的时空坐标系中，“中国式现代化”命题可以成为中国政治学概念建构的情境性条件。

从逻辑学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复合命题，来自“中国式”与“现代化”两个简单命题之间互为条件的关联性结合，不仅推动了“现代化”命题的新发展，也使“中国式”命题呈现新的样态。在“现代化”命题不断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式”命题是作为一种现代性反思的自我意识而出现，并对前一命题起到限制、补充、对冲与铺垫的作用。

“现代化”作为一个加速奔向未来的“进步”过程，不断普及现代性的共同特征，在不同国家和历史时期有选择性地抛弃现代性的某些特征。同时，在现代化过程中又不断补充另一些特征，从而表现出持续自我反思、否定、放弃与超越的过程，并且在不同国家呈现不同的现代化形态特征。

“中国式”命题是在反思与推进“现代化”命题的基础上，经过百年的革命与改革实践才逐渐被提出来的。当然，“中国式”命题在内容范畴上包括“中国化”与“中国特色”两个命题，并且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完善。在不同时期，对“中国”诸多“特点”的不同侧重带来了命题内容的相应调整，并给中国带来巨大成功。

显然，“中国化”命题的意义在于把各种相互冲突的外来政治思潮进行本土化改造，进而赋上“中国特色”。两个命题的共同特点在于，一方面是包容性强，可以消解和统合各种冲突性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主张；另一方面是始终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同步发展，在遵循世界现代化秩序的共性基础上发展自身特性。然而，两个命题的共同之处还在于，自主性不高，并不是内生于中国文明传统，不能充分反映中国文化沉淀的精神内核，没有奠定一种稳定的、规范的知识体系和观念形态来指导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而是表现出在西化、化西、中国自主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唯有命题陈述形式从作为过渡阶段的“中国化”与“中国特色”转向作为稳定的“中国式”的文明形态，才能实现从失去自主性到重建自主性的真正转换。自主性的重建从经济与政治的现实层面转向文化和精神领域。由此，“中国式”命题作为情境性的前置条件即“国情”，规制“现代化”命题，使“现代化”朝向中国过去与现在所期待的方向发展。

唯有将“中国式”作为一个基础性的简单命题与“现代化”命题结合，复合为“中国式现代化”命题，才具有完整而独立的学理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复合命题是“现代化”简单命题的延展。“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现代化”命题的一个子命题，是现代世界变迁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情境中的表现与结果。

就概念建构的情境性条件而言，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建构始终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和经验事实，其合理性依据不可能超出同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需求、社会大众的整体期待。概念建构既发挥归纳性与概括性的作用，总结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总体或局部变迁状况，通过概念来反映中国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变化，也由此引导中国发展和期待的变化方向。概念之“名”与中国社会之“实”保持同步性与一致性。反过来，情境性条件也决定了社会科学概念、理论与知识本身的新旧与更迭，尤其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快速发展，并发生巨大变化，任何学术概念都难以从整体上全面描述、解释和分析中国的变化状况与方向。因此，语境决定了语义，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情境条件发生变化，推动着中国社会科学概念建构的发展进程。同样，概念承载历史、现实与未来，而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建构反映并引领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等多维多层的变化与发展。“中国式”的情境性条件决定概念建构的本土性与内生性，而“现代化”的动态进程决定概念建构的变动性与持久性。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价值预设性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情境性条件，更是价值预设性条件，不仅是过去历史沉淀的现实国情与经验实践，更是指向意义、价值、目标的当下任务与未来设定。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包括五个维度的“中国特色”，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除第一个维度属于情境性条件之外，其他四个维度及其本质要求都属于价值预设性条件，由此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经验实践及其所设定的未来追求，即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对外扩张掠夺。正是以此价值预设性条件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在“中国式”母体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结果。经过百余年的社会政治变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当今中国正在找回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自主性，“中国式”已经不仅仅作为情境性的限制条件，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秩序和特质的价值预设，强势规制“现代化”命题。

“现代化”命题主张与传统秩序拉开距离，并极力奔向美好未来，但“中国式”恰恰包含着把自身文明传统带入现代和未来的意涵。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式”是一种发生性和结构性的规制，剥离原来隐藏在“现代化”简单命题所普遍预设的个体化、民主化、自由化等西方价值规范和意义，转而使之重新获得新的内容、形态、生机与活力，从“中国式”出发，以“现代化”命题为手段和路径，指向“中华民族复兴”的终极性命题。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命题蕴含内在紧张，以“中国式”的特殊性消解“现代化”的普遍性，本身是反思现代性的表现与结果，传统不再成为现代的对立面，而是其得以成功展开的基础与可资利用的丰富资源。

就概念建构的价值预设性条件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为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建构确立了中国当下与未来的规范框架。规范框架来自两方面。其一是把中国传统带回到现代化道路。“中国式”命题把传统中国政治秩序和道德规范再现于概念建构。受“中国式”所规制的“现代化”命题为改造国际学术界通行的学术概念，提供中国文明的经验性和规范性支持，使政治学的概念建构真实反映中国式现代化从当下通向未来的独特道路。其二是用中国式现代化的愿景引导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建构设定价值基础和特定意义的“轨道”，为中国政治学建构标识性的概念确定价值导向。政治学的概念建构以达成基本共识的政治价值与意义为共同导向和准则，为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概念体系提供价值预设的前置条件，由此可以在根本上区别于西方基于其自身价值基础而确立的政治学概念。由此，“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价值预设性的前置条件，不仅带来传统规范与秩序的经验基础，还确定共同的未来目标与愿望，过去与未来共同规制当下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建构进程。

结语

在政治学的研究过程中，探讨概念建构的前置条件很重要。尽管学术界习惯忽略双重前置条件对科学研究的限制，但情境性条件与价值预设性条件经常搅和在一起，使价值与事实难以分隔。结果，政治学的概念建构始终无法摆脱相互交织的两种矛盾：明知概念甫一建构就面临时空情境的条件变化而备受争议，但仍一如既往地建构概念；认知、道德与价值观念等非理性立场的偏差是概念理性建构的基础和前提，也决定了概念语义理解与运用的差异性，但这往往在概念建构中受到忽视。

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建构更为复杂。“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政治学概念建构的双重前置条件：其作为情境性条件，是在时间维度上把中国传统文化与文明注入现代概念，在空间维度把中国事实经验嵌入学术主流概念，使之获得新的语义与语用，参与国际对话与交流；作为价值预设性条件，不仅把现代化进程限制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秩序与道德规范所确定的文明体系，更重要的是，以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与梦想来导引现代化进程的未来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政治学概念建构的双重前置条件，可以完整回答中国知识界百年来一直无法绕过的中西之争与古今之变两个“元问题”。这具体表现为四组关系：现代世界整体的普遍情境与中国局部的独特情境之间的关系，现代世界普遍情境与中国文明传统的独特价值规范及体系之间的关系，现代世界普遍价值共识与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情境之间的关系，现代世界的普遍价值共识与中国未来贡献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的关系。无论“中国式”表现为时空情境、文化结构还是个人选择，中国政治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概念建构将始终难以逃避这两个问题与四组关系，而其内在的紧张、分歧或协调关系本质上决定了中国政治学的概念争议性、局限性与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