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郭台辉，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2006年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曾经在《社会学研究》、《社会》、《现代哲学》、《公共行政评论》等期刊发表论文，著有《齐格蒙特·鲍曼思想中的个体与政治》。
*青年时期的郭台辉
一、博士前传：艰苦的蜕变
我属于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良的人。我出生于距离县城60多公里的偏远山村，家道贫寒，从小与泥土和竹木打交道。由于距离村里唯一的小学较远，经常逃学旷课，成绩太差，小学读了七年才毕业。
除了课本之外，我只看过小人书，记得小时候特别羡慕别人家的纸和书，总想全部“捎”回家藏起来独乐乐。童年时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所谓的四大名著，梦想就是走出精神与物质都很贫瘠的山沟沟。到了初中阶段才开始意识到，读书是实现梦想的唯一出路。由于没考上中师，只能去一所距离县城同样60公里之远的农村中学读高中。
直到20岁那年我才第一次去县城——为了参加高考。第一年没有考上，父母兄弟允许我补习一年。1994年我以建国后村里第三个大学生的荣誉，考上了本地区的师范专科学校，专业是英语。
三年大学学习英语专业，所设课程必然全是与英语及其中学教学有关的内容，仅有的中文课程也是教育学、心理学、中国近现代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让我完全没有机会接触到古今中外的经典阅读和写作，不了解各种学科门类的知识体系，甚至没有所谓思想与理论的意识，从来不思考形而上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
上大学后，我被太多闻所未闻的东西震住了，不知所措，就像一个饱受饥饿之苦的恶狼，突然掉进一个有各种美食的洞里，不知吃啥，也像一个长期渴望进城的乡下孩子一样，来到一个琳琅满目的超大型商场，不知买啥。结果是，一开始就被师兄师姐拉去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找到归属感、成就感与虚荣，后来就成为社团精英，但也荒废了专业学习。由于没有就业压力，挂科也没啥影响，所以导致我专业基础不扎实，思维没有开化，视野不开阔，稀里糊涂毕业了，接着就被分配到一所农村中学任教英语。
在中学任教时期，除了备课和上课，就是打球和打牌，没有安心学习，也从来不思考未来。经过一年起早贪黑、疲惫不堪的繁忙工作之后，一种无聊感和无意义感开始涌向心头，觉得这样一辈子在中学里混，可能娶媳妇都很困难，怎么可能回报曾经对自己殷切期待的家中父母与诸兄弟呢？这时候才开始思考改变现状的问题。
恰好，在1998年暑假，远在几百公里之外工作的堂兄郭忠华来信，说他已经考上厦门大学政治学系研究生，劝我也可以尝试一下，顺便寄来他的复习资料和笔记。这样，我开始燃起了改变现状的希望，随即开始了新一轮改变命运的任务。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我重新进入到高考前的那种拼搏状态，复习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所需内容。
然而，那时候信息闭塞，一个学校只有一两部固定电话，我不知道何谓专业书籍，也没有时间阅读，更怕同事和领导知道，只有一个人偷偷躲在房间，挑灯夜战。自己只有高中政治和历史教科书的认知水平，常常不太理解阅读材料的内容，但还是凭着改变命运的期待和毅力，切割与外界无益于复习的社交关系，天天死记硬背几本指定的参考书和英语单词，做大量的相关试题。
就这样，在校领导压制、同事钦佩、家人与学生支持的氛围中，经过几个月如火如荼的复习后，参加入学考试。总分上了线，却因公共政治差一分而落榜。但这次尝试让我重拾信心，第二年也就是2000年，我如愿以偿考上厦门大学研究生，但那一年我已经27岁。
如果高考是一次改变命运的考试，使我脱离了父辈那种农耕劳作的乏味生活，可以吃上“皇粮”，那么，考上研究生更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使我在精神上得到升华，从此有机会进入知识世界，遨游于哲学、历史、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的知识海洋，享受其中斑驳陆离的无限魅力。虽然刚开始似懂非懂，但足以让我赞叹人类知识对人世间甘苦酸甜的深刻洞察。
然后，进入厦门大学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土得掉渣，不知道如何使用学校基本生活用品，包括银行卡、公交卡、电话卡、饭卡、电脑、上网等。更不用说，上专业课时那种因什么都不知道而造成茫然不知所措的痛苦感受，甚至公共英语的课堂也使自己出身英语专业的自豪感也洗涮得一干二净。自己完全类似于一个刚入学的大学生，但年龄上却已经大出近十岁，内地与沿海、乡村与城市之间在各方面的强烈反差在我这里瞬时展现，我完全没有了刚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的那种新鲜感与兴奋感，反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自卑感涌上心头。
由于之前根本不知道学科分类的高低贵贱，到学校才了解到我所学的专业名称是中国特色的，而且是全世界最长的，即“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同学和老师眼里，这个专业低人一等，似乎专门为我这种同等学历的、以此作为人生职业“跳板”的人而准备。因此，我一开始就是以“边缘人”的另类身份出现在名校的校园里。在随后三年里，每当被问到学什么专业时，我都不敢说实话，但自己也开始下定决心要甩掉这个似乎“污名”的帽子。
所幸导师是陈炳辉教授，他治学非常严谨，扎实，为人真诚。他师承的邹永贤老先生开辟了国家学说史的研究传统，所出版的多卷本《国家学说史》在全国政治学界曾颇有影响。这是厦门大学政治学在八十年代奠定的国家理论研究传统。这个传统的特点是，以西方政治思想史为基础，以人物思想研究为底线，围绕国家学说这个主题，把西方政治思想家的相关理论集中在一起，构成为学说史的研究主线。这个传统培养了一批如今依然活跃在中国政治学界的知名学者，当然也让我有机会进入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域。
显然，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大龄学生缺失主流大学科和核心课程的系统性和规范性，更没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导，陈炳辉教授很了解我这个半路出家的门外汉，从来没有在学习上对我提过任何要求，只是让我自己想办法恶补本科阶段必备的理论知识，为每一次研究生课程做好充分的准备。但即使如此，我都无法达到。因为自己毫无基础知识的积累，看不懂所指定阅读的文献，听不懂老师所说的经典人物和专业术语，更不用说参与课堂的讨论。这种学习状态真是让我痛苦不堪。原本很活跃的我，却难以融入到同学们的轻松氛围中，性情变得古怪，沉默寡言，异常敏感，怯弱，不想与任何人打交道，喜欢独来独往，自感到与厦大名校这种浓厚的人文环境似乎格格不入。
经过半年痛苦煎熬的生活与学习体验之后，我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粗俗和无知，下决定要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开始有意识地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态度，选择更积极的学习方式。在春节假期结束后，我开始泡图书馆、阅览室，试图在书的海洋里排除内心的焦虑、不安、寂寞和无助，也想从中找回信心、新的希望与再次拼搏的支点。
此后的研究生阶段，我基本是在图书馆度过。只要在学校，每天都保持食堂、寝室和图书馆“三点一线”简单而充实的生活节奏。每天至少有十二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呆在阅览室。虽然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想恶补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专业知识，但每天都至少保证看几个小时。由于太缺乏历史、哲学等相关知识的铺垫，很多知识都只是照着书本摘抄到笔记本上，然后再囫囵吞枣。
我还学同班“学霸”省吃俭用狂买专业书，即使看不懂，但放在书架上睡觉也更踏实些。我东施效颦，模仿他们在书上写眉批和评论，还闹出许多笑话。最有印象的是，在看施特劳斯撰写的《政治哲学史》时，在“柏拉图”那一章的结尾处做了一个至今令人贻笑大方的批注：“作者严重的唯心主义立场，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
尽管如此，一个学期下来，我还是坚持看完全书的上下卷，并在二年级的第一学期继续详细阅读完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上下卷，摘抄了两大本笔记本。对这两本书的阅读使我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脉络有了初步了解，并且，用这两本教材的知识体系来与同学交流，也得到了不少认可，增长了少许自信，稍有掩饰内心的强烈自卑感。同时，以这两本经典教材为主线，我还进一步尝试翻阅其中提到的一些经典思想家的主要思想，包括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十几个人以及几十本经典著作，还囫囵吞枣地读过当代前沿理论家的相关著作，包括阿伦特、哈贝马斯、罗尔斯、桑德尔、吉登斯。
政治思想史长河的博大深厚给我带来的震撼与深刻启示，类似于笛卡尔所谓的“直觉”或“神启”。这一年“补课”更使我迫切意识到，不能直接就业，需要继续攻读博士，否则这种难得的“神启”可能经不起世俗的滔滔江水激荡，自己将可能重新回到被蒙蔽的状态。同时，忠华兄刚考上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这种现实的可行性与便利又强化了我继续搏击的意识，增强了信心，鼓足了勇气。所以，在研二下学期后，我就开始转入考博节奏，基本每天都在图书馆里，按照考博对公共英语和两门专业课程的要求，展开政治学基本知识的全面提升。
然而，毕竟是自学，缺乏系统学习相关的核心课程，更没有相关知识的积累与铺垫，对许多思想与理论都只是一鳞半爪的皮毛了解，似懂非懂，更谈不上自己的独特见解。自己缺乏对20世纪政治科学的了解。记得在博士考试面试时，胡雨春老师问，是否了解政治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路逊?派伊，我听成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这让大伙儿一团雾水，笑掉大牙，就像硕士生复试时陈炳辉老师问“君权神授”，我听成“军权闪烁”一样。
我没受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训练，一直以为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理论专业的全部，更没有关注中国本土社会的历史变迁与现实问题。同时，对于传统中国的认知也是一片空白，因为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入学考试指定刘泽华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我只了解该教材对一些知识的表述，了解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大致发展脉络。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知识基础上，跌跌撞撞，懵懵懂懂考上了复旦大学的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我这种情况对于现在的硕士、博士招生考试制度来说是完全不可能上的。
二、选题过程的苦涩
入学后发现，同班同学的出身都很好，满腹经纶，阅读面很广，对学术史有很清晰的认识。我的硕士论文是《吉登斯的国家变迁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复述《民族国家与暴力》。
有一个博士同学翻了翻我的论文说：“你基本上没看懂这本书！”这对我当时的心理冲击是难以言表的，连仅有的自信都击碎了。怎么在一穷二白的学术基础上，通过几年的努力，能顺利拿到博士学位？这是第一学期考虑最多的现实问题。
其实，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年龄已经偏大，已婚，但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漂泊生活，经济压力很大，需要尽快安顿下来，给家人一个交代。所以，当时基本上不敢考虑论文选题的研究前景，更不敢想是否有利于就业或未来研究前景，只有一个最低要求：不管什么选题，要确保三年按时写出来，并且按时毕业。鉴于自己的学术基础太差，对任何主题或领域的前沿研究都不甚了解，更不可能像如今的博士生那样，需要提交详细的研究计划，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可行性论证，还要展示前期研究成果，实行差额复试。实言之，如果按照这种要求，我那时候一问三不知的水平是很难让面试老师满意的。
清楚自己的学养基础和底细，明确攻读博士期间的最低要求。但我对自己有两个自信。其一，勤奋。自己出身贫寒，刻苦耐劳，只要目标明确，就能够忍受肉体的痛苦，抵制物质上的诱惑。况且，在过去三年的硕士阶段，自己已经证明过还具有高考前的拼搏精神，敢于超越自我，能够在咀嚼较高深晦涩的人文社科书籍中找到精神的愉悦与乐趣；其二，自己出身于英语专业，虽然是大专学历，但思维方式与其他非英语专业出生的同学有所不同。相关学术文章的阅读速度与理解能力方面可能稍微比其他同学要更强些，可以阅读西方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更能够从英语语言本身理解其社会与思想。这有助于我从西方前沿研究领域的文献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断。
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博士选题肯定难以关联到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由于自己的浅薄知识严重缺乏历史基础，更不可能是中国的历史问题。我只能做西方观念意义上的文本梳理，但又不可能从事西方经典思想、理论的哲学思辨性审视，也难以参与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问题争论，只能通过大量同一主题的最新文献，做一点大陆学术界鲜有涉及的西方前沿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我就被逼到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研究这条道上来了。
当然，还有一个让我选择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前沿的原因来自导师方面。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是孙关宏教授，他当时差不多是古稀之年，为人非常宽容随和，性格开朗，思维敏捷，健谈，勤学好问。当时，孙老师对学生的论文选题没有什么要求，只是要多一点理论思考，能得到思维训练，为未来漫长的学术道路铺陈基础。同时，选题别太贴近中国现实政治，唯恐过于敏感而徒劳无功，推倒重来。显然，这很大程度上是替学生考虑的，因为他老人家自己思考的问题和写作的文字基本上是关于现实中国政治的敏感问题。
*郭台辉的指导老师孙关宏教授
他的学生有很高的自主性和自由度，我之前几届的选题都不是他钦定的，但都需要说明选题的理由，并经他同意。他说：“你可以任意选题，不要考虑我是否能指导。我的很多知识都过时了，老化了，肯定很多不懂，但我肯定能找到年轻有为的、学问渊博的老师指导。你需要请教哪个老师，我去打电话联系！”这就像一把尚方宝剑一样让学生信心满满。同时，这种豁达坦荡的胸怀让学生油然产生被释放的感觉，接下来不用太考虑导师的知识背景和心理感受，信马由缰。所以，同师门博士生的选题是五花八门。就上三届的同门师兄师姐来说，比如何俊志的历史制度主义，郭忠华的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张向东的哈贝马斯政治哲学，胡涤非的晚清民族主义，郭圣莉的建国初上海国家政权建设，付春的民族权利与国家整合，王向民的民国政治与政治学，等等。这些选题主要是历史阐释与理论梳理，颇有特色，唯独没有关于现实中国政治问题的选题，但最终答辩的效果都不错。所以，我作为他的关门弟子，鉴于他之前指导学生的成功经验，他对我想从事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是完全欣然赞同的。
即便如此，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研究也是很庞大的范围，最终选定博士论文的选题，还真费尽一番周折，纠结了一年左右。社会政治理论（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这种表述本身就有点诡异，出现在西方学术界也不过近半个世纪左右，它是继承正统社会理论对世俗世界的经验分析，糅合“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社会的反思批判，加上社会科学的理性解释，力图为化解现代社会运行内部的诸多困境提供政治理念和制度的指向。
二十世纪60、7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进入跨学科、无学科的时代，纷繁复杂的流派、主义和主义层出不穷。各路英雄好汉，你方唱罢我登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仅一个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概念，就有众说纷纭但说不清道不明的解释。作为一个盲目无助的后来者，从中怎么挑选一个三年能做出来并且顺利毕业的题目？
这里需要提到几个人，对我的选题有重要影响。一是刘圣中师兄，他虽然是行政管理博士，但对社会理论、政治理论、哲学、历史类的研究都有所涉猎与关注。在我参加入学考试期间与他在校园散步，他建议我做齐格蒙特.鲍曼的社会思想研究。他认为，《现代性与大屠杀》非常经典，对现代西方世界的人和制度批判得体无完肤身，而且，鲍曼非常高产，当时中译本就超过十本，但似乎还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更没有博士论文对他的思想进行专题研究。在无路可走或者选择太多而茫然的情况下，任何人的指点都可能是一种希望，都将认真对待。我就开始收集鲍曼的所有中译本著作，关注有关他的文字，开始整体上了解他的思想。但由于汉语界当时没有前人的研究，找不到人请教和交流，对原著又似懂非懂，不知如何整体把握。所以，几个月都在啃《现代性与大屠杀》，但并没有什么进展。
二是堂兄兼师兄郭忠华，他不仅是我攻读硕士、博士阶段的引路人，而且，由于同房同字辈的亲戚，家境和求学背景极其相似，学术话题、私人领域话题都交流颇多，推心置腹，一直以来相互鼓励，共同耕耘在相似的几个领域，共同成长。我正在忙着选题时，他的博士论文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了。他当时收集到所有有关吉登斯的文献，沉醉在吉登斯的思想中，在一起总能被他的吉登斯研究灌得烂醉。
我们的学术背景决定了基础薄弱，阅读面太窄仄，没办法做一个宏大的问题和主题，而做人物思想研究，文献收集有可控的边界，阅读和思考也有明显的针对性。更不是用说，以某种角度或路径整理一个知名思想家的某方面思想，这也是博士论文选题的一种通行做法，很多成名的学者其实都是从做人物思想上手。暂不管以后发展如何，做一个没人涉足但有一定难度的主题，更容易通过论文答辩。这一点可能是最适合当时我的想法。
如果是说在入学之前这两位师兄的选题建议如灌顶有醍醐，但在第一学期的课程却使我对社会政治理论研究尤其是人物思想研究并不太看好。林尚立老师的《中国社会的政治分析》。林老师的每一次精彩讲授，不仅使我对中国政治有了一种整体上的认识和把握，而且他对政治和政治学的独到理解和分析深深感染了我。他一贯强调政治学者既要有理论知识，更要有历史眼光，而且还要有宽广的全球视野，掌握当下境况的变化，包括全球变迁、国家战略、社会动态和人们生存状态，力图为人们的幸福创造更好的可能性。这是政治学和政治学者应尽的责任。
林老师始终强调，博士论文最基本的要求应该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意义，还要具备人文关怀和知识引领责任感。这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给我很大的冲击，使我质疑做“鲍曼思想研究有什么用？”实际上，这个问题缠绕着我，直至论文答辩，甚至乎如今开展任何一项研究都有意识自我追问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或许，明确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意义，这就是复旦政治学的研究传统。其实，当时好几位老师与同学都不怎么看好我的鲍曼思想研究这种选题，认为我花三年宝贵时间做与中国毫无关联的二流学者思想研究，意义不大，没有前景。我每次提到论文选题，都被追问“鲍曼是谁？”“为啥值得研究？”。实际上，这些问题我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很多情况下，没等我讲完，听众的回答都是“不懂”，而其他做中国研究的同学总能找到本系老师或者师兄请教，这种反差让我产生一种孤独无助和焦躁不安的感觉。甚至整个学期我都感到很茫然，并同时到处找可替代的新选题。
对于大多数初入学的博士生来说，论文选题总是存在一个矛盾。老师要我们先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意义，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往往只能先从研究主题着手。先大量收集并深入阅读与主题相关的前人研究文献，同时战战兢兢地寻找一个不知真伪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不断赋予其研究意义。因此，问题是找出来的，意义是构建的，只有研究主题是固定的。必然的结果是，如有高手推荐一个有意思的主题，自己就开始买一批相关的著作，收集大量相关的电子文献，并集中一段时间阅读一大批文献，并不断找人交流。一旦被人质疑或者自己没有感觉，又开始新的一轮寻觅。这种徒劳无功的循环往复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不断把巨石推上山顶。那种痛苦、迷茫和坚持是非常锻炼一个人的顽强意志力。这时候，我们可能最希望导师或谁能帮一把，给一个值得做又能做出来的命题作文，但西西弗那种独立与不屈从的坚韧不拔感受却可能永远也体会不到。当然，博士论文选题不可能像西西弗那样的悲壮，因为这块“巨石”终究要固定在某个山顶上，开题之后就不再如此痛苦与折磨。
可以说，第一个学期非常繁忙，补充专业知识，读完每一次课程规定的大量文献，整理读书笔记并写好发言稿，累得够呛，同时还不停地为博士论文选题而广泛涉猎各领域的研究。到学期结束为止，复旦政治学的研究特色、各位老师的研究偏好以及师兄师姐们的选题都大致了解之后，我意识到，社会政治理论的人物思想研究在这里很可能是孤行者。复旦政治学博士生一般是在第一学年的结束时开题，因此在第二学期开始，我已经找到三个替代性的选题，一是公民身份研究，二是社会资本研究，三是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同时也给自己确定一个底线，这些主题如果自己没能力做，就只能选择鲍曼思想研究。
在读研究生期间我就略知洪涛老师的学问扎实，尤其是他的博士论文《逻各斯与空间》颇见功力，遑论入学后导师和师兄们对他的推崇。论文选题的问题他应该最有发言权，因此，第二学期就选修洪涛老师的《西方政治学名著选读》课程。上第一堂课时我亟不可待地就三个选题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公民身份研究，如果不研究康德关于公民的法哲学讨论，就没有深度。你看过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和《永久和平论》(1795)这两篇文章吗？
我当时一听就懵了。虽然公民身份研究在当时来说是国内学术界鲜有讨论的主题，我也收集了不少有关公民身份研究的中英文资料，但经他这么一说，我就不敢碰这个主题了（有意思的是，博士毕业之后还是重拾公民身份研究的旧梦，洪涛老师的话也不全对，下文再议）。他说，其实，反思现代化理论、发展主义、殖民主义是很好的选题，可以出很好的研究成果，以后的研究空间也很大，但文献太多，需要有较深厚的沉淀，估计三年做不出来。他还很坦然，不懂社会资本理论，也没兴趣，认为这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需要讲究相关的研究方法。这要咨询其他老师。
对于鲍曼研究，他很有兴趣并有一定研究。他不仅译过《立法者与阐释者》，而且正在接手《寻找政治》的翻译，并希望我借做博士论文的机会，跟他一起译出此书。在他看来，一篇好的博士论文，就是要让路过该领域的人都不得不驻足围观，而介入者不得不引用。同时，鲍曼的思想并不能仅仅定位在社会政治理论，而是涉猎哲学与人文的诸多领域。他对西方文明和现代世界的反思之深邃，并不是目前持乐观主义态度的学术同仁如吉登斯所能理解的，但二十一世纪都将面临他讨论的社会、政治、伦理等方面困境。虽然目前鲍曼的思想似乎很边缘，但随着西方与世界的生存危机感的增强，他的观点就能逐渐被人接受，就可能成为学术讨论的焦点。显然，洪涛老师这番话起到关键作用，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与勇气，他是我决定以鲍曼思想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的真正引路人。此后，我的博士论文准备与写作过程都离不开他的指点，当然也离不开复旦政治学其他老师及其整体的浓厚学术氛围和同学关系融洽的学习环境。
三、准备与写作过程的甘甜
论文选题一旦确定，意味着已经找到了未来两年半的目标，只要按部就班推进就行。人物思想研究最大的优点就是给文献查找划定了一个明确的边界，给阅读确定了一个指标性的硬性任务和时间进度表，但也同时存在的不足是，画地为牢，固步自封，不再关注其他人其他事，除非要参考研究对象所涉及的观点，找不到任何人交流相关主题，只能茕茕孑立，孤灯苦读。
我记得，那时候自己开始有一个较严格的、倒计时的时间进度表。一般是六月初博士论文答辩，四月份进行预答辩，之前还要预留时间修改全文和找工作。所以论文初稿必须在第三学年的春节前完成。以这个时间为deadline，计算下来只有两年完整的时间。其中需要准备半年的时间写作，只剩下一年半时间的收集资料、阅读与思考。
但当时对鲍曼思想的确还一窍不通，怎么能完成一篇20万字的论文。这种理智分析并不是未雨绸缪，而是有自知之明的焦虑感，推动我从第二个学期就开始紧锣密鼓，大量收集并阅读齐格蒙特.鲍曼的所有著作，并专注于解读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立法者与阐释者》、《后现代伦理学》等几本重要著作，而丹尼斯.史密斯的《后现代性的预言家——齐格蒙特.鲍曼传》中译本是让我较快整体了解鲍曼思想的二手资料。
可能正是有第一学期为选题而奔波的苦涩，洪涛老师的指点让我产生既释怀又负重之感。这就像徒步在一个漆黑又漫长的夜晚，走了很久才突然有人举着一盏摇曳的灯光，给我指明前进的目标。但这盏灯注定是停留在身后，光线很微弱，我看到的只是自己的模糊身影，以及自己脚下荆棘丛生的荒坡。渐行渐远，灯光越来越暗淡，接下来没有人指路，只是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艰难地迈向那个有时间限制但路面坑坑洼洼的目的地。然而，有目标指引的生活总是快乐的，精神总是愉悦的，因为每迈进一步，就距离目的地近一些，步伐快一点就可以早点完成旅行。
我自己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得不做的事情尽早做。经过三个月的阅读，我按照规定的格式写出了开题报告，虽然自己还是似懂非懂，但有了成型的文字，心里踏实很多。我记得，在当时同专业的同学中，我是上手较快的，报告很完整，有的同学甚至连选题都还没明确。但在五月份的开题报告会上，我汇报完后，当时几位老师们都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不懂这个，但没有人关注，应该是可以做的。
他们没有给出更具体的建议，只有林尚立老师追问：“你还是没有交代清楚问题意识，介绍和阐释人物思想这类研究有什么意义？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有什么启示？对你未来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帮助？”这些犀利的问题我当时无言以对，总不能说自己只是为了三年能按时毕业，没考虑未来。开题报告就这样稀里糊涂通过了。但我知道，接下来我必须认真对待林老师提出的问题，因为答辩还要经过他这一关。实际上，在此后对鲍曼著作的研读与自己的写作中，林老师的问题始终在耳边回响，在指导着我的思考，一直到结稿。
齐格蒙特.鲍曼是出身波兰的英国社会学家，一生很坎坷，从五十年代开始创造，英文著作就近40部之多，思想历程经历了多次变动，但1989年出版《现代性与大屠杀》之后才开始名声鹊起。到我开始关注他的思想时，他已经成为西方批判社会理论的代言人之一，并且有不少专题研究的文献。
要整体把握鲍曼的思想是不容易的，或者说对于一个没有学识基础的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如何以及为何解读他哪个时期的什么思想？如何尽可能多地获得专题研究的二手文献？如何通过对鲍曼思想的研究回答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这是我在写作导论时思考最多的，以至于化了大半年的时间来思考导论的起笔。
在这个过程中，我几乎穷尽了国内所有图书馆馆藏有关鲍曼的英语研究文献，任军锋师兄还从牛津大学图书馆复印一期关于他的思想研究。我对汉译原著的理解有点懵懵懂懂，《现代性与大屠杀》反复看了三遍，都不得其解，更不用说他那种艰涩的英语风格和怪诞的论述方式让我啃得索然无味。只有接触到一些当时最新的、解读性的二手英文文献，尤其是一些访谈、回忆录、传记和专题整理，我才能理解鲍曼思想的意图。实际上，在此后的近一年时间里，每天至少八小时，我花费一半的时间阅读英文文献，翻译并整理出几十万字的笔记，对照着原著，反复琢磨他的思想来源与核心意图。在解读方面一旦有心得和发现，就记录在笔记本上，这样，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独创性的观点。
所幸，在此过程中得到很多关照。其中，在当时任研究生辅导员的陈周旺老师组织下，我在学院两次汇报论文内容及写作进展，征求意见，这在同届同学中是没有的。第一次是在六月份，也就是开题之后的一个多月，陈老师想组织研究生论坛，问谁愿意讲讲自己开展的选题研究。当时我有点冲动，就抓住这个机会，主动报名参加。这次报告主要是介绍鲍曼其人其书，毕竟大家都不了解这个人。当时的效果一般般，毕竟我自己也还不得法，只记得当时采用的柏拉图“洞穴”来类比现代民族国家，似乎引起一点讨论。这后来也融入到论文中。
第二次是时隔半年之后的年底。经过半年的研读和整理，我已经基本上写出了导论的问题来由与综述，也大致确定了论文的侧重点以及篇章结构的布局。陈老师再一次组织研究生论坛，依然没有人报名主讲，我又一次抓住汇报的机会。这次活动的形式更为正式，张贴了宣传海报，我主动邀请洪涛与何俊志两位老师担任点评人，提前两天把导论初稿与框架发给他们参考，还制作了ppt。可能很多同学都是冲着这两位知名的评论人而来，记得当时的报告厅来了几十号人，基本上都是同专业的研究生和上下级博士生，他们参与提问。两位点评老师尤其认真，何俊志师兄提出八条具体的修改意见，而洪涛老师要我突出论文自身的问题意识，通过鲍曼思想的梳理来回答一个并不是其思想本身的问题。这次报告效果很好，极大增强了我的信心，对我后来的思考与写作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之后的几个月我更有针对性地思考与阅读，有把握按时完成论文，对及时毕业也充满期待。
可以说，论文导论与框架方面花的时间最多，足足有四个月有余，主要是通过阅读与思考，反复打磨，修改，征求各方面意见。不管别人懂不懂，愿意不愿意听，见人就聊我的研究意图与问题意识，几乎到了一种不厌其烦的境地。最终的写作方案是让人信服的。把鲍曼的思想放在当代社会政治理论家争论的一个问题中去检验，看看他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并由此得出启示与意义。具体来说，论文从萨拜因对“政治理论”的历史主义界定出发，关注自70、80年代以来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发生了诸多危机与变革。危机激发起学术界关于“我们是否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现代性问题之争。先有哈贝马斯与福柯等人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断裂与连续的争论，后有吉登斯、贝克、鲍曼加入其中。接下来就指出，鲍曼是如何回答这个时代问题的。这样处理可以避免被视为投机分子，仅仅阐释或再现一个鲜为人知的人物思想，更重要的是回答一个当代共同关注的问题，由此能够落实林尚立、洪涛等诸多老师提出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意义”。
在通过一年多时间积累足够多的中英文文献基础上，确定好这个扎实的导论，形成了较严谨的写作逻辑。以鲍曼关于个体伦理的论述为立论基础，转入到现代西方文明的构建如何压制个体伦理及其问题，这种构建在全球化时代如何逐渐捉襟见肘，个体伦理是如何从中得以张扬，应该通过什么政治理念与制度的新构建才能符合个体伦理的原则。结论是回到开篇探讨的核心问题，比较鲍曼与其他社会政治理论家对时代诊断的异同，以及鲍曼的诊断对于我们重新理解这个时代有何不同的意义。这样，正文分为五章，加上导论与结论，当时打算每章写三万字，每章三节，每节一万字，正文的总体篇幅就必然超过20万字。
为了按时完成如此篇幅的写作工程，我给自己规定了详细的时间进度表。第四个学期的四月份写好了完整的导论，章节安排也固定了，所需的资料准备到位。我清楚记得，从6月1号正式开工，严格按照每个月写一章的速度，每天就是完成一千字的有效文字，基本上就是两自然段（我喜欢500字左右为一自然段，这样在版面设计上更漂亮）。基本的节奏是，上午在通读并修改头一天写的内容，再写一段，午休后再写一段，到五点就去跑步，晚上就是整理和思考第二天要写的内容。每天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运动，那几个月虽然高温少雨，但内心平静纯粹，一切都有条不紊，紧张有度。这种写作进度使自己每天过得很充实，找到了做学问的内在动力与乐趣。更不用说，每个月我还与洪涛老师聊一次，汇报我的论文进展，请教他相关问题，这是其他同学难以享受到的福利。
按照这个进度，我的博士论文初稿本来在年底可以大功告成，之后的五个月就可以用来修改，雕琢和找工作。但人算不如天算，美好的设计与愿望总可能被意外事件所打断。
几年来，我大弟一直小疾不断，但始终找不出缘由。就在我论文完成三分之二，并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国庆节前夕，他被确诊为鼻咽癌晚期，然后他独自一人来上海找我。人已经瘦得剩下八十斤，嘴歪一边，流口水，牙缝张开度不足一厘米，但眼睛显露出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和顽强的生存意志。
这让我有着从未有过的震惊，更不敢想像他还有一个两岁的孩子。此时，强大的心理负担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在人命关天之际，论文已经变得完全不重要了，写作戛然而止。本来，在第一次化疗之后医生是要放弃的，但他自己认为这却治好了多年来的偏头疼，由此给医生和我很大的信心。果然，随着疗程的推进，口腔慢慢张开了，精神状态好了，更乐观了。他那种对死亡的恐惧与顽强的求生意志对我刺激很大，越感到鲍曼把勒维纳斯的“他者作为第一哲学”作为伦理基础的合理性。
弟弟病情的日趋好转，还有老师与同学在各方面的关照，让我重新开始思考论文写作的延续问题。实际上，在随后那刻骨铭心的几个月，我基本上是白天或是陪他去医院，或是去一个职业学院兼课，晚上才思考自己的论文。经济压力、论文压力、就业压力，在这种三座大山的状态下写博士论文，不仅进度缓慢，五个月才完成一章，而且质量明显不如之前的好。直到第二年的3月份我才开始写结论，直到预答辩才完稿。全文是22万字。反过来想，如果不是提前上手，我是不可能如期完成任务的。
到博士论文答辩那时，我感到无比的欣慰。经过放化疗的极限式治疗，弟弟的病也治愈了（至今十年了），我个人背一身债也值得。同时，我的论文得到了各方面的良好评价。其中，在博士答辩前夕，导师要我先向林尚立老师汇报一下，征求他的意见。这样，我在林老师所有研究生都要参加的“双周论坛”上汇报了论文的问题意识、论证思路与研究意义。最重要的是，我模仿林老师那种恢弘的历史眼界和全球视野，把个体与政治的关系变迁置于西方民族国家构建及其当今困境，以此阐释鲍曼的思想及其对当前困境的可能超越。
这得到林老师的赞赏，认为从一个人物思想的研究能上升到宏大问题的讨论，是难人可贵的，从事基本理论和政治哲学研究的人不能把自己禁锢在一个狭小范围，应该学习这种小题大做的套路。三个外审专家对论文也评价很高，得分都是A等，博士答辩委员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因此，我的论文被推选为复旦大学优秀博士论文，随后又被林尚立老师推荐送去申请出版项目。就这样，论文在通过答辩之后没有修改一个字，就获得了上海市的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并于2007年8月正式出版。还有一点后话，也让我感到宽慰。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编辑该书的徐晓明先生在2010年告诉我，那本著作已经卖完了，这在学术类的书籍中并不多见。
四、博士论文之后的转型
然而，这种甘甜的滋味似乎并没有维持多久，博士论文带来的更多是辛酸。由于在三年前博士论文选题的最低要求是按时毕业，除此之外没有想法。很多人在选题时都要考虑未来的研究前景和就业去向，尤其要评估是否能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挖掘出几篇高质量的论文。还有些更有远见的博士生，他们可能在校期间就写好几篇相关的文章，等工作单位确定之后再投稿发表。最常见的情况是，博士论文并不会急于出版，而是要从中改出尽可能多篇的期刊论文之后，再择机出版。这些做法的确是明智的选择，对于刚毕业的博士来说也是必要的功用考虑，可以为职称晋升减轻很大压力。然而，我在当时却显得相当愚钝和短视，根本没有考虑毕业之后的问题。正如一穷二白的基础进入复旦一样，也是没储备任何成果，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就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的陌生岗位。
如何备课和站好讲台，受学生欢迎，不能给名校名牌专业丢脸。对于我这个旁门左道出身的政治学博士而言，《政治学原理》、《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制度》这些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程都是非常陌生的，都需要自己花大量时间看教材，读原著，做好每次课的ppt。尤其记得，第一次给研究生讲西方政治哲学课程，还需要写好讲稿，否则担心自己讲不好。周末还要去其他教学点，整天讲成教自考的课程。这完全是体力活，除了能以此尽快还清弟弟治病时欠下的债务，毫无意义。有时间还要考虑如何解决夫妻团圆的问题，毕竟两地分居六年。
就这样，不知不觉，一个学期就在各种压力下忙忙碌碌过去了，但自己的研究似乎还没有认真考虑过。到了寒假，等我开始考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拆分小论文，用于发表时，有好友就善意提醒，博士论文一旦出版是不能在重复发表的，否则属于学术不端行为。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论文甫一写完，就送去出版，并不值得庆贺。
不能挪用博士论文，这对于一个仍沉醉于其中的新毕业博士来说，心里顿感压力巨大。不仅如此，我也尝试用博士论文没有用过的材料，撰写鲍曼思想的其他内容，但任何投稿都是石沉大海，毫无回音。这双重压力使我陷于一种无名的焦虑感中，痛苦的难受程度不亚于三年前论文选题的那种茫然寻觅。对于投稿没有回音，当时考虑三种可能性：学术界和杂志编辑对鲍曼比较陌生，没有发现其发表的必要性；自己对鲍曼思想的研究也不够深入，不能让同行满意。更可能是，对于高深的哲学研究来说，鲍曼思想还没有到达那种玄思高度，对于社会理论界来说，他又属于边缘群体，过于后现代性的思想呈碎片化，他恰恰反对吉登斯的理论体系，认为体系是思想的牢笼。反过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理论研究恰恰喜欢吉登斯那种类型，早期与古典社会理论一脉相承，构建学术味很浓的结构化理论，后来又推出符合时政口味的“第三条道路”。其实，更深层的还有一种可能。2006年之后，中国学术界尤其关注本土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转而挖掘地方经验的实证研究和概念提炼，尤其追捧量化研究，而西方理论与概念的引入、介绍和阐释已经失宠。
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意识到，博士论文的出版意味着自己的鲍曼思想研究也可能到头了，必须转入新的研究主题，否则就难以在学术道路上维持生计了。2007年我在两方面做了转型的尝试。其一，学习定量方法。牛铭实教授在中国大陆较早推出政治学的定量研究培训班，当时正好是在复旦举办第二期暑假班，为期9天。对我这个什么方法都不懂的人来说，定量研究是很新鲜的，当时就报名作为正式学员学习。我认真上好每一堂课，也觉得这种研究方法也科学，而且通过学习，能够阅读国际期刊关于定量研究类型的文章，了解p、r这些值，置信区间、变量等概念，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模型，以及spss、stata等统计工具。但由于自己多年来一直沉浸在社会政治理论研究，仅有的一点政治学知识也停留在思想史领域，严重缺乏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天资也不够聪明，对数学符号与公式完全不敏感了，也没有收集过任何定量研究需要的统计数据。再者，我总觉得定量研究的成果没有思想性，无法给我带来观念上的冲击和兴奋。何况，长期从事定量方面的研究需要一个学术团队和经费支持。我在目前单位注定只能孤身作战，没有进一步实操数据和定量训练的机会。因此，我决定不能朝定量研究的道路上转型。
其二是翻译。由于自己出身英语专业，虽然是专科，但在做鲍曼思想研究的几年期间，多半接触到的是专业英语文献。阅读和理解英语的速度都不亚于中文，何况为了撰写论文而翻译和整理过几十万字的学术笔记，同时还与洪涛老师一起，翻译出版了鲍曼的《寻找政治》。这些经历使我对自己的翻译水平有一定信心。实际上，与此同时，忠华兄也面临学术转型的困境，虽然他的吉登斯研究比我的鲍曼研究做得出色得多。正好刘训练与江苏人民出版社合作，就与忠华一起，合编了一本T.H.马歇尔的《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2007）文集，而我在其中翻译了几章，十来万字，对公民身份研究已经有所了解。随后，忠华兄与吉林出版集团谈妥，主编一套“公民理论书系”。我负责独立翻译《公民身份的条件》（2007）一书（应该是《公民身份的状况》才准确），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一篇可供发表的相关文章。就这样尝试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我开始看到转型的曙光，从此也认真关注公民身份这个主题了。
当然，就此放弃鲍曼思想研究，心里很不甘心，也还试图努力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挖掘或拓展新的研究，也在学术声誉不错的几个核心刊物上发表了几篇鲍曼专题的、质量不错的文章。其中，第一篇在知名杂志《社会》（2008/3）上发表长达三万字的文章，就是比较吉登斯、贝克与鲍曼的新政治观。当然，为了晋升职称，也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支付版面费，在湖北一个烂杂志上发表一篇相关论文。但从此之后，为了在学术道路上求得生存，我不得不忍痛割爱，告别鲍曼研究，隔断与博士论文的联系。当时辛辛苦苦从各地收集来的诸多关于鲍曼思想的著述，没日没夜研读鲍曼思想并翻译整理相关文献的大量笔记，也束之高阁。如今，一沓沓沉甸甸的论文复印件和装订完好的复印的书籍堆得几尺高，躺在办公室书橱一个冷僻的角落，无人问津，纸张开始泛黄，并发出某种霉味。虽然新的研究领域还没有完全进入，但已经釜底抽薪，结束了对鲍曼思想的跟踪与关注。
不知是为了麻醉自己，不能留恋神交多年的鲍曼研究，还是翻译上瘾了，把翻译与研究公民身份主题结合起来，可以带来我心灵的愉悦、慰藉，缓解我在人物思想研究上的焦虑感与恐慌。因此，我又向忠华兄主动请缨，翻译雷森伯格的《西方公民身份传统——从柏拉图到卢梭》（2009）。这本书对我触动很大，不仅与我一直教学的《西方政治思想史》高度吻合，而且我从中找到了未来研究的主题。
该著作对公民身份做观念与制度的界定，区分于美德、正义、善这些伦理价值，远非马歇尔那种自由主义式的权利范畴所能涵盖。而对公民身份的观念史与制度史梳理更是让我深信，这个领域值得终我余生去耕耘。在此基础上，我不仅可以进一步细化该著作没有深入的话题，还可以延续思考其现代变迁路径，尤其是民族国家时代的公民身份问题。同时，我们还可以以比较历史的视野来看待中国、东亚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公民身份问题。这就意味着公民身份的观念与制度研究可以在时间与空间上无限延伸，从此可以让我在研究主题上不再转型，也不再迷茫。这一点在我继续翻译《公民身份：政治学、教育学与历史学中的公民理想》（2010）一书中得到印证。相应，我以这些书的思想观点作为基础，撰写几篇相关论文，很容易就被期刊杂志录用了，在学术界也得到一定的认可。同时，以此为媒介，也找到与忠华兄的亲密合作的渠道，逐渐明晰了自己归属的学术共同体和研究自留地。
博士毕业随即就遭遇研究转型的辛酸与苦楚，表现为，既要冷血告别“热恋”多年的鲍曼思想研究，又要重新去苦苦“追求”另一个“精神恋人”——曾经擦肩而过的公民身份研究。这种徘徊、犹豫、挣扎与坚持一直延续了至少三年之久。实际上，我从2008年开始正式告别鲍曼研究，但对于如何研究公民身份问题，我却并没有清晰的认识，这主要归因于自己没有明确的方法论指导。真正进入一个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标志是具备介入其中的方法论。而我为自己找到进入公民身份研究的方法与路径是在2009年暑假之后。那也是一个偶然，或者是我苦苦寻觅多年，才突然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概念史方法，从此就一直尝试运用到公民身份研究。这可能就是常说的“缘分”吧。2009年中国政法大学举办首届政治思想史方法论研讨班，我有幸作为正式学员参加全过程的学习。我记得，那个班邀请了思想史研究领域几位知名学者来主讲。但给我启发最大、受益最多的是李剑鸣与方维规两位教授。李老师列举西方近代历史上的概念所指与能指以及国人理解误区，使我认识到概念应用的语境差异是一项有意思的研究。方老师却讲述近代中国的民族、共和、民主这些概念的西方来源与当下语境。我第一次了解到概念史方法，并且意识到这应该可以运用到公民身份研究中。因此，此后我开始主动与两位教授取得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指导。方维规老师的关照尤其让我感激不尽。他鼓励我，公民概念史是有意义、有前途的研究，并几次给我寄来德语、日语方面的相关文献。我曾尝试用概念史的方法比较中日近代“国民”语义变迁，并以此申请哈佛燕京项目，虽然由于没有日语基础而落选，但这项研究发表在《社会学研究》（2011），也足以让我释怀。概念史方法让我此后学术生涯受益颇多，虽然至今并没有在方法论本身有所突破。
仅用概念史这一种方法来研究公民身份问题，肯定是不够的，因为该主题还涉及到制度、行动、教育、观念等庞杂议题，需要介入更多的研究方法。由此，我又尝试接触历史社会学。这也是“缘分”。
我在2009年匆匆接手翻译艾特曼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的专著《利维坦的诞生》，当时真不知天高地厚，啥都敢干，所以错译是必然的。我只知道要在八个月内完成任务，否则该书版权过期。殊不知该书的翻译难度很大，涉及到的史料之多，时间与空间的跨度之长，是我难以驾驭的。虽然译本遭到许多读者的批评，但我的收获是远无法言表的。该书在美国历史社会学和国家政权建设领域都有很大影响，我在翻译过程中一直与作者保持联系，后来受其邀请，去他的纽约大学社会学系做访问学者，专门关注作为方法的历史社会学。
埃特曼建议我利用这一年的时间访谈美国时下最顶尖级的学者，他们都是运用历史研究方法的著名社会科学家。这样，我不仅收集并阅读了历史社会学领域的大量文献，而且还以滚雪球的方式访谈到华勒斯坦、迈克尔.曼、西德尼.塔罗裴宜理等十几位国际著名人物。在此基础上，我开始学习并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比较历史分析、过程追踪分析、时间系列分析等时髦方法来关注公民身份问题，也进一步整体反思他们的研究以及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史，以此尝试推动中国学术界在该领域的发展。虽然显著性性成果还未面世，但一直在努力探索中。
显然，直到2011年我才明确自己的研究主题是公民身份的理论与历史，研究方法是概念史与历史社会科学，并正式写进个人学术简历。这意味着，博士毕业之后的五年都是充满“酸辣”味的转型过渡期。然而，即便如此，研究转型后并不是说可以从此安心踏实地经营自己喜欢的学术自留地。我还必须抵制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因为种种名利的诱惑时刻在向我“抛媚眼”。
历史常常出现悲喜剧，我也不例外。就在我明确自己的研究领域的同一年，却命中关于农民工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个项目似乎来得很不是时候，过去五年我孜孜以求却均毫无音讯，如今我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后却不召而至。但话又说回来，这个项目来得又是时候，不仅仅为晋升教授增加亮点。更重要的在于，如果这个项目提前到来，我准备付诸于终生的公民身份研究和研究方法可能被永远扼杀在摇篮里。就这样，为了按时结项，我不得不暂且搁置钟情的理论与历史研究，而去收集那些通过问卷设计与访谈得来的数据资料，完成自己并没有多大兴趣却有严格时限的研究成果和调查报告。
在完成项目过程中，自己暗下决心，结项之后绝不再做违背自己兴趣爱好而只是迎合现实意图的研究，因为人的学术精力和知识储备总是有限的。只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研究成果才是真实的，有意义的，才能让自己信服，到老态龙钟时才敢回首自己的研究历程，才对得起学者这个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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