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海峡两岸都喊立正、都没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大约只有两个：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蔡元培。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时，国共两党一致给予高度评价。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推他为“万流景仰，高年硕学”；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提起蔡元培，世人都会想起他扮演过的一个重要角色：北京大学校长。北大之所以成为国人心目中向往的大学，实始于蔡元培——是他一手塑造了北大精神，称他为“北大之父”并不为过。
蔡元培为什么受到朝野各方的一致尊崇？当然是因为他的道德学问：一是中、西学兼修，学问背景特殊；二是对革命、对教育有特殊贡献；三是个人品德高尚，无可挑剔。
第一代真正“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
先说他的学问。蔡元培出生在绍兴城里，早年的科举道路可以说一帆风顺：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28岁成为翰林院编修，用中国过去的一首诗来讲，可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他读书刻苦，楼上读书，楼下起火浑然不知。夏天读书蚊子多，就找个空坛子，把脚伸进里面。从17岁到28岁的11年间，他走完了科举考试的整个过程，功名富贵已是囊中之物。按理说他完全可以在仕途上非常顺利地走下去，可他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的读书人，他生的那个年代也不容许他按部就班地一直走下去。他点翰林的那一年即1894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年，泱泱大国被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击败了，蔡元培的内心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几年之后，发生了影响深远的戊戌变法，这次变法很快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势力扼杀了。蔡元培本人虽然没有遭到什么处置，但面对这样的刺激，他难以忍受，便挂职南下，毅然告别官场，告别朝廷，回到南方，致力于办教育。
蔡元培的人生也就完全改变了，这一年他32岁。以后他曾长期在德国柏林、莱比锡等地学习、研究。他既有科举考试的完整经历、深厚的旧学根基（比如他八股文写得一流，毛笔字也写得很好），又有长期在德、法等欧洲国家学习研究的经历。要说学贯中西，蔡元培这一代知识分子是第一代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他吸收了西方包括大学精神、现代化的精神，而不仅仅是西方的语言、技术，所以他最终没有回到旧的中国传统的怀抱，而是保有完全开放的、向世界看齐的眼光。他在德国多年，最佩服的人是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威廉·洪堡。洪堡在十八九世纪之间创办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并使这些原则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准则。蔡元培后来办北大深受洪堡教育思想的影响。
把“革命党”请来做北大校长
再说他的贡献。36岁以后，蔡元培看到清朝已不可救药，决意参加革命，他在上海一边办学、办报、办刊物，一边以翰林的身份学习造炸弹、参加暗杀团，这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我们现在能想象一个中科院院士亲手去制造炸弹、搞暗杀、搞革命吗？由于蔡元培在革命党人中的威望，他先后被推为第一任光复会会长、同盟会上海主盟人。辛亥革命之后，他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那个时候叫教育总长。新的教育体制，就是在他手里奠定的。但由于他跟袁世凯、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没做多久就辞职了。
当时的教育次长是湖南人范源濂，一个很出色的教育家，他们两人偏重不同。范认为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第一步就要先办好小学。蔡元培的意见是，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从哪里来？所以第一步是要把大学办好。把两个人的意见合在一起，从小学到大学都要用力整顿。只是他们二人一个兴趣侧重于普通教育，一个兴趣在于高等教育。
1916年底，也就是袁世凯呜呼哀哉之后，蔡元培应邀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拉开了他人生最辉煌的序幕。这一幕比他的革命生涯——比如造炸弹——都要辉煌。正是他把北大办成了学术自由的摇篮、百花齐放的园地。现在还可以看到当时的任命书是总统黎元洪签署的。
谁都知道，蔡元培是个革命党，黎元洪和北洋军阀政府竟然敢请他来做北大校长。当时的北大乌烟瘴气，很腐败，被外界叫做“官吏的养成所”，是一个培养官僚的学校，不是研究学问更不是传播真理的地方。很多朋友劝他不要去接这个烂摊子，他还是去了。孙中山是支持他去的， 并把他看作北方文化教育界极为重要的革命棋子。他自己怎么想呢？他的主要想法是要把北大办成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就是以学术为中心，上大学不是升官发财的阶梯。
他进入北大提出了自己的办学方针，就是有名的八个字：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从文科入手：整顿北大三步棋
蔡元培对北大的整顿是从文科入手的。第一步是请人，他聘请了像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胡适、周作人、王世杰等一大批新学方面的要角（在自然科学方面也请了李四光、翁文灏等科学家）；同时又保留或聘请了一批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像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钱玄同这些人。辜鸿铭在清朝垮台之后，依然拖着一条长辫在北大的讲台上教英文，上课时还有一个仆人在边上伺候泡茶、抽烟。有人很不理解，为什么蔡元培又是请新学的，又是请旧学的。但在蔡元培看来，什么叫大学？他给大学下的定义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大学应该是广揽人才，让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想自由发展。针对有人批评他任用辜鸿铭、刘师培，他这样反驳：辜鸿铭、刘师培，他们的学问可以做你的老师，我们尊重的是讲学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刘师培在北大不是来讲他的复辟思想，他是来教国学的，而辜鸿铭教的是英国诗歌。所以，希望你们学生学的是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而不是要你们和他们一样去拥护复辟或者君主立宪。
为了请到陈独秀，他还曾经“三顾茅庐”。当时正好陈独秀到了北京，住在一个旅馆里，蔡元培登门拜访，正式邀请陈独秀做北大文科学长，要这位没有学位头衔的《新青年》主编来主持中国最高学府的文科。之后蔡元培差不多天天都要拜访陈，有时来得早，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给他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就行了。蔡比陈年纪大，他这样诚意拳拳，陈独秀当然只能答应了。和陈独秀住在一起的安徽同乡、出版家汪孟邹回上海，将这些事讲给侄儿汪原放等人听，他们说：“这很像‘三顾茅庐’哩！”
为了应付北洋政府教育部，蔡元培在上报陈独秀的学历和经历时，略做了一些手脚，比如说他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教育部很快就批复同意了。其实，独秀虽然多次东渡日本，只是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早稻田大学等短期学习过，但没有在日本任何一所高等学校毕业。他是芜湖安徽公学、安徽高等学校的倡办人之一，不过并没有当过校长，仅仅在安徽高等学校当过短期的教务长。蔡元培聘人有自己的原则，他可以请当时只有24岁的梁漱溟到北大教印度哲学，梁没有学历而且有投靠北大没被录取的记录。梁不敢来，他还予以鼓励，你就当作来研究来学习好了。
第二步，是在大学的领导体制上创新，蔡元培在北大开始推行教授治校，由教授自己来管理学校，这在北大包括中国都是史无前例的。当时蔡元培在北大设立了一个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这个评议会的成员就是学校的教授，是由教授自己选举产生的，任期为一年，年满可以连选连任，而各个系里面的教授会也是这样的情况，选举产生，教授之间互选产生一名主任。学校的教学、教务工作，都是由教授会、评议会来决定的，不是校长说了算。校长其实是起后勤保障作用的，是给教授们服务的。
第三步是北大在他手里有了学生自治，这个传统也是开创性的。蔡元培鼓励学生组建自己的社团，比如傅斯年和罗家伦组织了新潮社、许德珩和其他学生组织了国民社，这两个社团当时都非常有影响。还有其他许多社团，比如毛泽东在北大参加过的新闻研究会。这些社团除开展一些活动之外，还办刊物、举行其他一些文化活动，比如出书等，都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举个例子，当时北大的经费并不充裕，一个月全部的经费预算是四万块钱，但他光是给新潮社办杂志就要拿出2000块钱，可见他对学生刊物的重视。北大在五四时代培养了那么多精英，各个领域中许多的第一流人物，都是北大学生出身，这与蔡元培有非常大的关系。蔡元培不在校期间代理校务、后来接任北大校长，领导北大17年的蒋梦麟说自己只是按照蔡校长的既定方针办校。
私德无可挑剔：三条戒律和三任妻子
再来看看蔡元培的个人品德。举几个例子，1912年他和李石曾、张继、汪精卫发起一个“进德会”，定下三条基本戒条：不赌、不嫖、不娶妾；五条可以选认的戒条：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
他到北大做校长后，也提倡进德会的这些戒条，有不少老师、学生参加，他自己也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把进德会会员分几个等级，把自己列名为乙种：除了做到不赌、不嫖、不娶妾，还做到不作官、不作议员两条。戒酒、戒肉、戒烟他不能完全做到。全部8条都能做到的是甲种。
他一生先后有过三个妻子，但他严格遵守一夫一妻制，从来没有纳妾，也从来没有停妻再娶过，更没有嫖娼的恶习，在读书人中有口皆碑。第一位妻子叫王昭，是旧式婚姻，我在蔡元培故居看到过她戴凤冠的照片。1900年王夫人病故时蔡元培只有33岁，身为翰林，媒人纷至沓来。他在书房墙上挂了亲手书写的5条择偶标准：
第一、须不缠足的；第二、须识字的；第三、能接受男不娶妾的自我约束；第四、丈夫死后可以改嫁；第五，夫妇如不相合可以离婚。
不缠足、可以再嫁、可以离婚这三条在当时都是惊世骇俗的，消息传开来，街头巷尾的议论沸沸扬扬，给他提亲的人望而却步，甚至还有老夫子坐了轿子来找他辩论。
两年后，蔡元培在杭州结婚，对象是不缠足、读过书、能书善画的新女性黄仲玉，书香门第出身。有一天他偶然在朋友家里看到一幅很纤秀的工笔画，字也写得很好，得知是一位未婚女性的作品后，他就请朋友撮合——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并以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
不幸第二位有才华的黄夫人在1921年去世。这时蔡元培已经53岁了。第三次娶妻，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原有相当认识；第二、年龄略大；第三、懂英文能帮助他的人。
原来他心目中已经有人选，这个标准就是量身定做的，对象是他当年在上海办爱国女学时的学生周峻，一直独身未嫁。1923年他们在苏州结婚，以师生而夫妻。这年周夫人33岁，他已经55岁。
在同时代的大人物中，蔡元培在私德上是无可挑剔的。他被看作是道德上的完人，受到了所有人的敬重。他晚年在国民党执政时代，位高望重，担任的各种兼职达23项，结果八行书到处飞，要为求上门来的人介绍工作，还要天天应付题字、约稿、写序等。1935年，他终于感到难以应付，决定辞去所有兼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他在报上登了一个“三不启事”：一不兼职、二不写稿、三不介绍职业。
“知进知退”：七辞北大校长职务
蔡元培是真正的学界泰斗，受到举世景仰是名至实归，鲁迅始终尊敬这位同乡前辈。从51岁出任北大校长到61岁最后卸任，蔡元培在任一共10年，但实际上在校时间不足5年，期间他曾七辞北大校长而不准，。我们先看看这张辞职表：
蔡元培第一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第二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8年5月21日；
蔡元培第三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9年5月8日；蔡元培第四次辞北大校长职 1919年12月31日；
蔡元培第五次辞北大校长职 1922年10月19日；蔡元培第六次辞北大校长职 1923年1月17日；
蔡元培第七次辞北大校长职 1926年7月8日。
七次辞职，各有原因。第一次辞职是因为张勋拥宣统废帝复辟，他离京到了天津，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不过复辟闹剧只玩了12天就完蛋了。他于当月23日回北大。
第二次辞职是因为北大学生要到北洋政府请愿，反对中日一个军事协定，他劝说不成，当天请求辞职。
第三次辞职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北洋政府抓了许多北大学生。他奔走要求释放，等5月7日学生一放出来，他就公开通电，引咎辞职，实际上他也是以辞职表示和北洋政府的不合作。结果因为政府一再挽留，包括总统徐世昌在内，他辞职不成。
第四次辞职是在1919年12月31日，北京教职员因为不信任教育部，全体停止职务，他作为校长当然要辞职。
第五次辞职原因有点例外，因为北大学生发生讲义风潮，对讲义收费不满而闹事。他愤怒了，甚至对学生说：“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炼出来的，你们如有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蒋梦麟记得他还说“我和你们决斗”。这次风潮由胡适调停解决。
第六次辞职是因为曾经在北大任教、当时担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被冤枉逮捕，本来司法机关查无证据将罗放了。不料教育总长彭允彝竟然在国务院会议上提案将罗再抓起来。他了解罗的人格和清白，为了抗议行政干预司法，不与违背法治、腐败无耻的北洋政府同流合污，他向总统和教育部提出辞职，并公开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辞职声明。还写了一篇《关于不合作宣言》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申报》。直到这年6月23日，在杭州西湖边“平湖秋月”的大杨树下，他还要和胡适商定三个稿子，分别是给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北大教职员和北大学生会的公开信，继续他和军阀政府的不合作。他的这次辞职社会反响很大，舆论强烈，彭允彝也因此下台。总统黎元洪出面挽留，他辞职不成，但不再到校，由蒋梦麟代理。奇怪的是北洋政府始终没有免他的职。
1926年6月28日，也就是三年半以后，他从欧洲回国，第七次提出辞职，仍没有获准，但他没有再回到北大。加上北大师生和北京九个学校的恳切挽留，又没有辞成。一直到了1927年7月军阀张作霖取消北大改为京师大学校，他的校长名义才取消。
从1916年12月以来，10年间，北洋政府的总统就换了5次、还有临时执政1人、摄政2人，内阁总理换了30次，而蔡元培一直是北大校长。
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除了上面说到的具体原因，还有一个答案就在他自己写的《关于不合作宣言》这篇文章里。他开篇引用了《易经》的话，“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他不是小人，是君子，所以他知“退”。他想起1919年春天华北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开会，有人发言说，现在政府哪个部门能离得开留学生，如果留学生都辞职，政府当得起吗？他提出在黑暗恶劣的时局面前知识分子要懂得进退，退有时候比不进重要，所以提出“不合作”三个字。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合作，他一次次辞职，一方面是以告退的形式维护自己的人格自尊，一方面是抗议和示范。
已经走上另外一条道路的前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对蔡先生的不合作主义不以为然，认为是消极的表示，胡适的看法则相反，认为不合作也是积极的。
(原载《同舟共进》200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