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时间偏好的利息理论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居有核心地位，它不仅是资本价值及其所有者取得收入的理论基础，也是调节资源配置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然而，通过理论基础和实践效果两方面的深入审视，就不难发现，时间偏好利息理论仅仅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特定时期的一种构想，并不有利于社会的长期发展。事实上，正是基于这种先验理论，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合理化了那种只关注当下的非理性行为，而不是致力于提升关注长远利益的实质理性；甚至，它还会诱导人们更关注眼前的及时行乐，而不是从人类进步和可持续发展角度为未来留置资源。显然，通过提高关注长远的人类理性，就可改变人们的消费或行为习惯。此时，通过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来刺激生产投资就不再是特定时期摆脱经济衰退的非常规手段，而是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
一、引言
现代消费经济学在为现实市场辩护时通常基于这样三大理论基础：劳动负效用、资源稀缺和时间偏好。其中，时间偏好假说本身就可由劳动负效用和资源稀缺性假设衍生而来：对劳动的厌恶产生了即时行乐的愿望，资源的稀缺则导致将有限资源用于眼前需求的诉求。根据时间偏好说，人们更为偏好现在财货而不是等量的未来财货，相应地，将同等的未来财货折算现在财货时就需要给予一定的贴水，这就是利息。问题是：流行的时间偏好假说是否合理？这又关乎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时间偏好假说是否符合社会现实？就此而言，它似乎与现代经济学所教导出的“常识”相契合，但又与更为广泛的历史和现状相偏离。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就强调储蓄而不是基于时间偏好的消费。第二，时间偏好假说是否有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而推动社会发展？就此而言，它似乎符合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资源配置优化逻辑，但在实践上又引发了当前各国的经济困境。事实上，这只要看看当前世界各国尤其是那些发达国家不断变动却无助于解决解决问题的货币政策就行了。有鉴于此，本文从理论基础和实践效果两方面对时间偏好利息说展开深入的剖析，进而对近年来日益显现的零利率乃至负利率现象做一解悉。
二、从迂回生产说到时间偏好说
流行的时间偏好说是由费雪正式提出的，但它起源于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说。庞巴维克指出利息存在的三大原因：（1）人们通常期望将来情况会更好些，同量的财货在现在的边际价值相应地也要比在将来的长期生活中高一些，从而更偏好现在财货而非未来财货；（2）人们缺乏想象力和有限的意志力，存在着错误的估计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产生对未来需要的低估；（3）基于迂回生产方法，现在财货有利于取得迂回生产的好处，从而在未来可以获取更大的利得。庞巴维克认为，这三大原因的“每一个都是彼此独立的，每一个都适宜于说明现在物品在价值上优于未来物品的差额。”[①]尤其是，第三个原因独立于前两个原因。[②]相应地，时间偏好利息说就是在前两个原因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而由最后一个原因则发展出了迂回生产利息说。问题是，这两大学说之间本身就存在着逻辑缺陷：时间偏好利息说中的现在财货是可以直接消费的生活品（一级财货），迂回生产利息说的现在财货则是用于投资生产的资本品（高级财货）。
当然，在解释现有财货具有更高价值的这三大原因中，庞巴维克最为重视第三个原因：“现在物品在技术上一般是能优先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因此它比未来物品具有较高的边际效用。”[③]由此，不仅可以说明现在生产手段优于未来生产手段，而且可以说明现代消费品优于未来消费品，进而得出更为普遍的结论：“现在物品比未来物品具有更大的价值”。其逻辑关系在于，“占有一定数量的现在消费品，使我们在目前经济时期中有了生活资料。这就使我们可以把这期间已有的生产手段（劳动、土地的使用和资本），用到技术上生产力更高的未来服务上去，并使我们能用较长时期的间接生产方法生产更为丰富的产品。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占有一定数量的未来消费品，当然不能现在使用，因此，我们就不得不把现在已有的生产手段，整个地或部分地来为现在服务。这就意味着生产过程的缩短，结果生产也减少了。”[④]这样，迂回生产说就将生产效率与生产时间相联系：迂回方法较直接方法的效率更高但花费时间更长。其理由是，迂回生产需要增添更多、更复杂的生产设备，从而就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而且，生产方式越迂回，花费的生产时间就越长。由此，庞巴维克还得出论断说：“用同样数量的生产手段，生产方法花费的时间愈长，可能得到的产品数量也就愈多。”[⑤]
然而，固然迂回生产会带来比直接生产更高的生产率，但将生产的迂回度与生产周期相联系并由此来为利息提供理论基础的见解还是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两点认知：（1）随着生产技术的提升，由于不少技术本身就是时间节约型的，因而生产的迂回度增加就并不一定会导致生产时间的延长；（2）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推进，由于劳动分工的半径在不断延长，因而迂回生产就日益体现为不同阶段在一定空间内的同时进行。一般地，分工的基本形态究竟是沿着纵向的时间还是横向的空间展开，这主要取决于资本的积累：当资本存量巨大时，社会化生产就倾向于以空间换时间；当资本存量不足时，社会化生产就倾向于以时间换空间。显然，如果社会化生产主要体现在空间的拓展而不是时间的延长，那么，生产的迂回度增加就并不意味着生产周期的延长，这就对时间利息说构成了挑战。
同时，从社会发展来看，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以及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现代生产总体上恰恰就体现出以空间换时间的特征。具体表现为，现代生产方式呈现出从泰勒制、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标准化和批量生产转变为弹性专业化与精益生产，劳动分工由垂直整合转变为范围更广的水平分工，生产组织结构也从垂直一体化转向水平分散化；正是在新的生产方式下，由熟练技术分解的职务和结构分工就得以在地理上分离，进而使得构想、开发研究和管理等都逐渐自立化。对此，大卫•哈维就指出，“借助旨在降低库存的即时供货制度等新生产组织方式、电子化控制以及小批量生产等新方式，许多行业的生产周期大为缩短。”[⑥]既然如此，我们又何以将生产效率与生产时间进而将资本利息与时间联系在一起呢？对此，约翰•贝茨•克拉克就曾指出，生产周期可以拉长或缩短，但这并不会影响工业的生产率；进而，是资本自身数量的改变而非生产周期的延长或缩短，构成了利率大小的原因。也就是说，资本积累所促进的分工深化使得迂回生产更体现为空间上的同时进行而不是时间上的渐次展开，这也就意味着利息并不取决于生产的时间因素。
所有这些都表明，并不能将利息建立在庞巴维克意义上的生产迂回上。对此，布劳格（2009:389）就写道：“如果利息率为真的，没有人会采取更迂回的方法，在较后的日期获取其成果，除非它更具生产性。但是，这个命题不能反过来证明，资本自由通过增加迂回程度才更具生产性。给定投资水平，利息率的降低的确鼓励采用较长的过程，因为这能减少为获得后来的报酬而等待的机会成本，但是它也正证明降低初始资本成本能使迄今为止无利项目变得可行；这些项目可能比先前采用的方法实行起来需要较少的时间。就算这样，当这些命题的目的是要证明利息率是正的时，基于利息率为正而建立庞巴维克关于迂回性质的命题实际上也是不合理的”；事实上，“庞巴维克的假定是很有力的：不能简单地说更迂回的方法一般是更有生产性的，而是像他所说，每个延长生产时间的‘明智选择’都随时间延长而以递减的比率增加总产品；另外，没有额外的资本，生产期间不能延长，相反地，资本可能只被投资用来延长生产期间。”[⑦]
迂回生产利息说所遭遇的更为系统的挑战来自费雪。费雪认为，庞巴维克关于“人们更偏好现在财货而不是未来财货并愿意为此支付报酬”的前两个心理学理由“无疑是恰当的”，但认为“现代财货对将来财货具有技术上的优越”这第三个理由则“包含有根本的错误”。为此，费雪解构了庞巴维克论证技术上优越的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假定一‘平均生产时期’，代表这个社会的生产过程的长短；第二步是平均生产时期愈长产品愈多的定理；第三步是结论，即长的生产过程生产率高，所以现在财货对将来财货具有技术上的优越”费雪的挑战是：第一，平均生产时期概念过于武断和不确定，它只是一个特殊的、极端想像的例子，而不能够一般化来包括全部技术情形；第二，长的生产过程通常比较短的生产过程具有更高生产率也不是普遍真理，在无数可能的较长生产过程中，人们通常会选择那些生产过程较短且生产率高的生产过程；第三，即使假设生产时期概念是确实的并且时期愈长产品愈多，仍然不能证明会有这种技术上的优越，因为这完全可能是其他两个因素——现在供应与将来比较时的相对不足，即因缺乏理智的想象或情感的自制而发生对未来的低估。[⑧]
费雪提出的更为根本的质疑是：如果抛弃前两个心理学理由，即使迂回生产会带来较高生产力，它也并不会导致正的利率。[⑨]其逻辑是：考虑到资本的生产性以及延长生产过程将带来更多最终产品这一假设，那么，当不存在时间偏好时，社会就会希望使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最终产品数量最大化，而不管它们形成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现在财货具有技术上的优越性，但并不会导致个人愿意支付利息。基于这一逻辑，费雪将庞巴维克基于迂回生产的利息说称为“天真的生产力说”，它将物质生产力与价值收获混为一谈。[⑩]在费雪看来，从价值意义而非物质意义上讲，不是资本价值产生了收入价值，而是收入价值产生资本价值。[11]费雪认为，庞巴维克的前两个因素作用于借贷市场上的需求和供给双方，而第三个因素只影响生产性借贷的需求。维克塞尔也说：“庞巴维克真正的错误，也是最主要的错误……是他在试图解决利息存在的问题（不同于它的实际价值）时所进行的论述没有提及资本和劳动市场”；相应地，“利率和‘等待边际生产率’理论的一致只适用于某些理论假设下的数学方程式”。[12]为此，费雪将“现在财货优于将来财货的边际偏好……叫作时间偏好”，而将“现在财货与将来财货在进行交换时的价格”称为利率。[13]问题是，即使考虑市场供求，时间偏好理论是否就是合理的？
正是由于认定人们只偏好现在的财货，费雪就得出结论说：“利率在实际生活中几乎从来不会是零或者是负数。”[14]由此，费雪就发展出了时间偏好的利息理论，凯恩斯则进一步提出流动性偏好利率。显然，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时间偏好理论，人们关注现在甚于将来，迟来的幸福往往比早来的幸福更少得到计算，这体现为现代经济学在时间效用函数中通常会引入一个时间贴现。正是基于时间偏好假说，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只有利率为正的条件下，资本才能得到有效配置并实现其价值；相反，如果利率为负，那么，资源或财富就会被挥霍掉。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里，各国的利率却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有些国家的基础利率已经接近于零，甚至成为实质的负值。由此就引发思考：利率不断下降的这种趋势或现实是否合理？这是否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快速耗竭？姑且不说，在古代社会，财富通常因缺乏投资渠道而没有收益（利率为零），但绝大多数家庭都会将一部分财富窖藏起来而不是全部用于消费；即使在现代社会，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利率也不高甚至为零，但依然存在较高的储蓄率。由此就需要深层思考：决定储蓄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最后，基于时间偏好利息说，现代主流经济学还进一步为劳资交易中的剥削辩护：劳动者对以工资所得为代表的现在财货相较于对以劳务服务所代表的未来财货有更高的评价，因而在不能等待自身产出的未来财货而换取资本家持有的当前财货时就应该支付一个利息，更不用说当劳动被用在资本家所提供的资本财货上还会创造出剩余。奥地利学派的汉斯-赫尔曼·霍普就写道：“劳动者没有得到‘全部价值’并不牵涉剥削，而仅仅反映人不可能不贴现就用未来财货换得现时财货的这一事实。”[15]既然如此，不断下降的利率是否意味人们对现在财货与未来财货的评价日趋接近？进而，这反过来又可以揭示出劳资交换中所存在的剥削？因为之前的高贴现率是源于环境的逼迫。更进一步地，按照费雪的看法，贴现率体现了社会愿意通过放弃未来消费（收入）以获得现在消费（收入）的强度，而这个强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舆论渲染的结果。譬如，20世纪70年代以降，西方社会商业的蓬勃发展渲染了一种享乐主义生活，由此导致人们更加偏好现在的享乐，以至于利率也不断走高；而当利率趋于下降时，西方社会的储蓄率也就急速下降，以至于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日益枯竭。这些都反映出，现在财货的价值高于未来财货所依据的理由并不充分，对社会实践的引导也并不有效。
三、时间偏好说的理论基础审视
时间偏好假说认为，人们更为偏爱现在而非未来的财货。米塞斯就说：“我们无法想象一种行动不把近期的满足看得比远期的更重要。欲望满足这件事的本身，即意含目前的满足重于后来的满足。如果一个人不是把近期的满足看得比远期的更重要，他就永远不会满足欲望的消费。他永远在积累而不消费和享受。”[16]同时，米塞斯区分了两类储蓄：（1）单纯的储蓄，这是为未来消费而堆积的消费品；（2）资本家的储蓄，这是用以改进生产储蓄的商品所做的积累。显然，作为单纯的储蓄，它所积累的物品迟早是要被消费掉的，并且没有什么东西可留下来，目前的积累只是考虑到未来收入的可能下降而延缓消费；与此不同，作为资本家的储蓄，它积累的是用于将来生产的资本品，不仅有助于生产力的提升，而且可以生产出原本无法生产的商品。进而，米塞斯认为，如果没有原始利息，就不会有资本家的储蓄，资本就会完全消耗。为此，米塞斯强调指出，“人们不是因为有利息才储蓄并积累资本。利息既非储蓄的动机，也非对放弃立即消费这个行动的报酬或补偿。它是现在商品与未来商品彼此评价间的比率。”[17]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对时间偏好假说的强调带来了这样两大问题。第一，时间偏好假说只是对现实的总体描述和提炼，而并不是现实的真实对应，更不意味着未来也是如此。譬如，米塞斯的论断就面临着两挑战：（1）即使一个人将远期消费看得比近期更为重要，他也不会停止现在的消费和享受，这不仅是因为消费是维持生存的必需，而且还在于现在享受通常并不排斥未来还存有更大的享受；（2）它没有揭示出人们在近期和远期欲望的权衡和取舍上所存在的差异：一般地，理性程度越高的人，通常就越能克制近期的欲望诱惑，进而越能关注远期的需求满足，因而他的时间贴现率也就越低。第二，即使时间偏好说很好地刻画了现实行为，但也不意味着人类行为就应该如此，更不意味着需要鼓吹和激励这种行为。相反，从更高层面来对现实行为加以引导以符合社会利益并促进社会进步，这才是经济学的真正价值和应有之义。问题也就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对时间偏好假说的强调和推崇，也就将这种现实行为合理化了。
布劳格指出，“在下述条件下，利息率只能是零：（1）收入流在全部时间里是持续的；（2）时间偏好是中性的；（3）净产品不耐通过为未来目的的延期消费而增加。”[18]为此，这里从四个方面对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说以及由此派生出的时间偏好假说进行学理性审视。
首先，人们之所以会偏好现在财货而非未来财货，这与特定情形下的需求状况有关。庞巴维克写道：“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之间价值上的差别，其首要原因是需要和供应之间的情况，在现在和未来是不同的。……如果一个人非常需要某种物品，或是一般物品，虽然他有理由希望在将来可以更加富有，他也总是对当前就能得到的一定数量的物品，比同样数量的未来物品，评价要高一些。”[19]布哈林则进一步指出，对现在财货给予过高评价主要发生在两种典型情况：“一种是在人们遭受困难处境的所有情况下；另一种是在期望将来生活有保证的那些人的评价中。”[20]由此推之，极度偏重当前满足的消费倾向主要适用于两类情形。
第一，从收入的大小上说，它适用于那些处于生存水平附近的人。这可以解释，为何穷人通常会比富人更看重现在财货。其原因就在于，贫困境况使人首先考虑如何改进目前的生存方式，而无法为自身的未来生活未雨绸缪，因为“还没有到未来就可能已经死了”。所以，费雪也认为，“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形下，收入愈小，则现在收入优于将来收入的偏好愈大。这就是说，尽早获取收入的不耐愈大”；相应地，“在通常情况下，任何一个重视生命的人，至少在生死关头是愿意为目前利益而牺牲将来的。”[21]班纳吉和迪弗洛在《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一书中也指出，穷人更加关注当下，他们会将额外的钱用来消费而不是投资，因为他们对未来不抱有希望，从而不会做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见效的事情。由此就可以明白，越是贫困的家庭，储蓄率就越低；相应地，它用于基本生活品的花费越高，而用于智力投资的花费则越低。维塞尔写道：“个人甚至国家在困苦中企求贷款时是易于低估未来的。人口中的最贫困阶层在劳动供给和工资处理中也同样如此。那些只能勉强度日的人将总是花尽其所有。他们有充分理由不重视明天的需要。”[22]
第二，从收入的时间形态上说，它适用于收入持续增加的情形。这可以解释经济繁荣时期的利率为何会比萧条时期更高。其原因就在于，因为经济繁荣使人与其未来会有更多收入，而未来收入增加则会降低收入的边际价值。费雪写道：“一个人的收入逐渐增加的情况，与收入不变或逐渐减少的情况相比，倾向于提高他对现在收入优于将来收入的偏好；因为递增的收入意味着现在收入的相对微薄和将来收入的相对丰富。”[23]由此就可以理解，当社会经济处于持续发展的情势时，由于未来社会的财货将会越来越多，人们也就不再需要担心未来生活而可以安心追求暂时的享乐；相应地，人们不仅对自身的未来生活抱有乐观主义态度，而且还会相信“儿孙自有儿孙福”，从而也会降低为子孙的未来生活未雨绸缪的意愿和行动。显然，这种情形充分体现在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欧美社会，这是享乐主义滋长的社会基础。将收入的大小和时间形态相结合，费雪还得出结论说：“低额收入的人比高额收入的人对时间形态的不耐感应更为灵敏。对一个穷人来讲，现在生活的极微小的限制，就足以大大提高他对现在收入的不耐；反之，他的现在收入有极微小的增加，就足以大大减低他的不耐。另一方面，今明两年收入的相对数量要有相当大的变化，才会使一个富人的时间偏好发生显著的变化。”[24]
在庞巴维克看来，“目前有困苦和急需的人”和“有理由希望经济情况会好转的那些人”是在经济生活中经常会出现的典型情况。[25]问题恰恰在于，这两种情况已经不是现代社会的常态：一方面，大多数人都逐渐并已经摆脱了生存困境；另一方面，未来的社会发展充满了并正显示出越来越强的不确定性。甚至庞巴维克自己也说：“与此相反的情况在经济生活中也不是不常有的。这就是一些当前比较富有，而将来经济情况可能不好的人。属于这种类型的人数也不少，他们的收入的全部或大部分是依靠个人劳力得到的，而到了老年，当他们不能担任工作的时候。他们就将没有收入”。[26]事实上，从社会发展来说，随着经济剩余的增多以及未来不确定的增强，人们不仅能够而且也必须为未来生活或社会稳定做更为理性的规划，从而不仅越来越倾向于而且也可以维持更高水平的积蓄。正因如此，社会发展就呈现出了这样的情形：一面是利率在不断下降，另一面则是储蓄似乎有增无减。
当然，按照庞巴维克的看法，即使对那些现在状况好于未来状况的人，他持有的现在财货在价值上也至少不能少于（可能等于）未来财货。其理由是，“未来物品自然只有在将来才可以使用，而现在物品则有在将来使用的可能性，而且此外——根据选择——既可以有现在使用，也可以在现在和用来作比较的未来时期之间的任何时间内使用。”[27]问题是，现有财货的保存通常也是有成本的，这就有可能导致现实财货的价值更低。明显地，农业丰收年份的现在谷物通常的价值就要比未来谷物更低。布哈林就指出，“对于资本家来说，超过其自己需求的现在财货，只有当他有效地使用这些财货时才是有用的，即他将这些财货变成未来财货。这种情况是促使‘过高评价’的不是现时财货，而恰恰是未来财货。”[28]其实，庞巴维克也承认，“要把现在物品保持到供应最坏的时刻是很困难或实际上不可能的时候”，现在物品并不优于未来物品。[29]但庞巴维克又认为，这是比较罕见的。不过，进一步地，按照门格尔的财货说，如果现有财货得不到有效利用，那么它的价值就会降低，甚至会失去财货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现在财货因为太多得不到利用，人们对其价值的评估也会低于未来财货。
其次，时间偏好假说将对现在财货的偏爱归因于缺乏想象力和有限意志力，这也存在明显的学理性不足。尽管庞巴维克也承认那些“当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联系受到特殊情况妨碍或威胁时，现在物品对于物主说来（，才）会有比未来为低的主观使用价值”，[30]但总体上还是认为，“目前物品通常比同种类、同数量的未来物品具有更高的主观价值”。[31]为之提供的另一重要理由是，“我们习惯于低估未来的需要，低估满足未来需要的物品。”[32]更进一步地，低估未来物品的真正效用的原因包括：“由于对将来需要的错误想象而造成的错误评价，意志的缺陷，和人生无常的考虑——以不同程度出现在不同的个人身上，甚至根据性情和情绪的差别，在不同时间的同一个人身上。”[33]
对此，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对此做一审视。第一，它以未来会有更多财货为基础，以至于未来财货的边际收益更低。问题是，未来何以会有更多的财货呢？一般地，这又是建立在财货的生产创造和积累之基础上，而这又依赖于储蓄。显然，这种解释就构成了循环的和矛盾的论证。第二，它以人们低估未来需要为基础，以至于愿意接受更低水平的未来幸福。问题是，人们何以会低估未来的需求呢？一般地，这又与低收入有关。费雪写道：“贫困的结果往往使人削弱了远见与自制能力而‘听命’于将来，只要目前的迫切需要能够满足就行了。”[34]更一般地，这种低估未来需求的行为源自埃尔斯特意义上的梯度攀爬（gradient climbing）：在任意一个时间点上，决策者审视附近的选项，观察其中是否有一项能产生比现状更多的即时利益，由此获得一个局部最大值。显然，梯度攀爬适用于一般动物（如蚯蚓）、人与社会组织（如公司），但人类通常可以做得更好。
事实上，人类具有体现不在场能力的意向性，可以超越短视的快乐原则而将当前选择的远期结果计入考虑，因而通常就可以借助提前计划而做出比分秒间仓促做出的更优的选择。[35]进一步地，布哈林认为，人类通常都“有一定的经济计划，这个计划不仅注重现时的需求，而且也注重未来的需求”；尤其是，“货币储蓄（如果有利可图）、等候行情、有关未来的复杂计划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36]由此就带来对庞巴维克时间偏好假说的反思：人们对快乐的追求为何不符合等边际效用原则呢？通常，这被归咎为“人们的行为是无理性的”这一基础。按照庞巴维克的理解，正是由于我们对未来需求的低估才产生利息的要求，如果理性人没有低估未来的需求，那么就不会需要利息了。也就是说，利息来源于错误的因素，它将随着错误因素的消失而消失。然而，这种解释在方法论上却无法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接受，因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是行为者是理性的。事实上，奥地利学派其他学者如门格尔、维塞尔等人都曾对庞巴维克这一解释提出批评。[37]例如，维塞尔就认为，在所有正常发展的人中，把现在和未来看作相似是一个正常的准则。维塞尔写道：“现实经济在没有干扰因素的影响时，将能够把关心和收入分派到未来各期。在预见到特殊的风险、追求更快的经济发展、计划到或预期到常规收入和支出发生变化时，有必要考虑超出当前时期的经济措施。”[38]不过，这一理由却得到了费雪的支持，因为费雪的“人性不耐”就涉及远见、自制以及习惯等。
再次，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基于时间贴现的行为视为理性的，但这恰恰与关注未来和长远的真正理性相悖。一般地，时间贴现是指人们给予远期未来回报赋予的重要性低于近期未来或当前回报的重要性的倾向。显然，根据这一心理效率，除非迂回生产具有生产性，否则人们就不会采取迂回生产；进而，如果迂回生产能够在较后日期生产出更大成果，那么，过度放大现有物品的价值就会形成对暂时的局部利益产生过度诉求而损害未来的整体利益。相应地，就会如埃尔斯特所说：“与给予未来更多关注的情况相比，纯时间贴现可能会导致行动者的生活每况愈下。”[39]由此就带来这一思考：既然现代经济学人将行为主体视为理性的，那么，时间贴现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其实，现代主流经济学通常也主张，作为一个理性行为者，他应该且会全面地审视行为所带来的利益效应，防止因追求暂时利益而损害未来的整体利益，防止“非理性贴现”。为此，贝克尔还提出“想象力资本”这一概念。贝克尔举例说：“吸毒和酗酒部分是通过降低人们预测未来后果的能力，从而降低其效用的。宗教信仰通常会增加人们对未来效用的权重，尤其是当这种宗教信仰预示着一个诱人的人生。”相应地，贝克尔认为，“想象力资本不仅会影响人们未来效用的贴现率，而且还会通过影响当前和未来的选择，来改变人们对商品的偏好。如果某人把更大的权重放在当前选择的未来影响上，那么他很有可能去从事哪些能提高未来效用的活动，甚至有时要部分地牺牲当前的效用。这种人不大可能会对诸如毒品、酒精以及香烟等有害物品上瘾，他们更有可能坚信来生的存在，并养成诸如锻炼身体和准时上班的良好习惯。结果，更注重未来的人通常会养成能产生有利于未来影响的习惯性偏好和其他偏好。”[40]
上述逻辑表明，一个高度理性的人，通常就会拥有较低的贴现率；进而，一个高度理性的社会，由时间偏好产生的利息也将会趋于消失。威克斯蒂德就说：“正常和谨慎对未来一单位的重要性的评估恰好与现在一单位的重要性是一样的。”[41]但是，正因如此，费雪意义上的“时间偏好”恰恰体现为“人性不耐”，这种人性不耐取决于远见、自制、习惯、寿命预期、对他人生活关怀以及习惯等。具体地，远见愈大、自制越强，则不耐愈小；其中，远见与思虑相关，自制则与意志相关。[42]从这个意义上说，远见和自制实际上体现了人的理性程度；进而反映出，时间偏好与人的理性程度有关：理性程度越低，时间偏好越强。这也就意味着，对时间偏好的强调实际上反映出对人类非理性的重视，从而也就不能将基于时间贴现的行为视为理性行为。在很大程度，从远见、自制、习惯、寿命预期、对他人生活关怀以及习惯等方面可以反映不同人在生活中的不耐程度，进而体现出他们的时间偏好；但是，这仅仅是对现实的一种描述和刻画，而不能将这种行为和现实合理化。例如，费雪就倡导应该开展一场节约运动来培养一种经常储蓄的习惯以降低人们的不耐。[43]
最后，需要指出，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信奉时间偏好利息说，这是与风险厌恶理论相联系的。风险厌恶理论表明，人们往往更愿意选择收益较小的确定事件而不是具有相同或稍高预期值的风险收益。在这个意义上，因为未来财货和消费需要具有不确定，相应地，人们也就更为偏好现在财货和满足现在消费需要。为此，费雪就将生命预期视为影响不耐的重要因素，其理由是，生命结束不仅终止了劳动的收入，也终止了对所有收入的享用。费雪还由此得出结论，生命越短促，人们的不耐程度就越强，而那些能够延长人类生命的东西则可以降低人们的不耐。[44]对此，穆勒也写道：“在权衡将来和现在的利害得失时，未来的不确定性是首要因素……‘凡是能增加我们自己或别人享受储蓄的可能性的因素’，都正当而合理地‘有助于增强积累的实际欲望……凡是有助于增加社会生活安全感的因素也有利于增强积累的欲望。……’安全感愈大，积累的欲望就愈强烈。”[45]
问题在于，第一，生命长短通常是不确定的。如果我们并不能确定自己的生命长短，又如何像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那样进行生命周期的消费规划？相反，如果因为未来生命长短以及面临的需求是不确定的而偏好现在消费，这恰恰是不理性的体现。否则，如果收入没了，生命还在，该怎么办？正是为解决这一困境，人寿保险就出现。但总体上说，人们为了降低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所支付的保险费将会大于他们在未来所获得的收入。也就是说，人们是用更大的现在收入在交换更小的未来收入。这就构成了对时间偏好说的反动。第二，正如费雪所说，人们的消费不仅与自身的生命预期有关，还与对他人的生活关怀有关。度一个关注后嗣幸福的父母来说，考虑到自己死后的收入终止而无法进一步补贴子女以增加他们的福利，通常就会未雨绸缪而通过遗产或保险权益的方式给子女留下一笔可以继续享用的收入。显然，这些也是与时间偏好理论相悖的。
更为重要的是，风险厌恶理论本身就面临着新证据和新认知的挑战，这里从两方面作一审视。第一，现代经济学往往假定，人们更加偏好现在的财货而非将来的财货，因为现在的财货更加确定。但是，现代行为经济学和认知心理学却发现，大多数个体并不总是理性的和风险规避的，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这包括“反射效应”“损失厌恶”“偏好逆转”等。例如，“反射效应”表明，面对亏损状态时，多数人会极不甘心，宁愿承受更大的风险来赌一把。“损失厌恶”理论则表明，人们具有对于自身福利水平的减少比增加更加敏感的倾向。第二，根据风险厌恶理论，每个人都希望早早得志乃至一夜暴富，甚至也就为“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态度提供理论支持。但是，根据损失厌恶理论，人生不要过早得意，否则，后面一旦出现不得意的事情就会产生出更大的不快乐；相应地，人们开始的消费水平也不应太高，而是要逐渐改善以增加长期所获得的快乐，因而中国自古就有“渐入佳境”说辞。正是基于这一心理效用，即使在利息下降甚至为零的情况下，人们也不会将更多的财货用于当前消费，而是倾向于持有更多的储蓄以保障未来更好的生活，降低未来生活可能下跌的风险。基于这一情形，米塞斯就反对时间偏好说的心理学解释，而是将当前的满足优于未来的满足当作人类行动学的基本公理。[46]
四、时间偏好说的实践效果审视
时间贴现反映了快乐在时间维度上的替代：时间贴现率越大，意味着，行为者越是关注短期的快乐或需求，越是无法抗拒即期需求的诱惑。就此而言，时间贴现率的大小实质上反映出了个体理性的短视性和意志的薄弱性的程度：时间贴现率越高，理性的短视性或无理性程度就越严重。费雪就写道：“倾向于增大不耐的（个人）特征有：（1）目光短浅；（2）意志薄弱；（3）随意花钱的习惯；（4）强调自己生命短促和不确定；（5）自私，或不愿为身后的孤寡打算；（6）盲目地追随习尚。相反的缺陷倾向于减少他的不耐，这就是：（1）高度的远见，这使他能对将来给予应有的注意；（2）高度的自制，这使他能节储现在的实际收入，从而增加将来的实际收入；（3）节约的习惯；（4）强调长寿的预期；（5）有家属并深切关怀家属在他死后的幸福；（6）保持收支适当平衡的独立自主，不受格兰第夫人（Mrs.Grundy）与高强的招徕手段的诱惑，这些手段是无用的，有害的，或使买者将来不胜其负担。”[47]正因如此，如果盲目推崇时间偏好理论并把它转换为日常行为和社会实践，那么，就会过度偏重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过度偏重现实收益而忽视未来收益。
上面的分析也反映出，过度偏好现在财货的行为实质上是非理性的。布鲁姆就写道：“我说一个人是轻率的，其意思是他对自己未来的幸福贴现；他对现在福利和未来福利没有赋予相同的价值”；[48]而且，“如果人们是轻率的，那么市场价格方法作为捷径将会失败，因为市场价格不会衡量人们的幸福。市场利率不会正确表示哪种行为会产生最好的结果。”[49]一般地，个体的轻率行为表现为行为者往往容易受一时激情的驱动，从而忽视对长远利益的损害。例如，未成年男女间因陷入一时激情而发生不洁性交，青少年因厌倦读书而刻意逃学和退学，明星们因追逐猎奇心而染上吸毒，贫困者因乏味生活而迷上赌博，普通人因嘴馋而出现过量饮食，等等。正是受制于短视理性，人们往往过度重视现状而忽视将来需要。譬如，理性程度不高的人往往会过度消费现在财货，从而就可能导致生产性财货或资本积累不足。相应地，这会严重制约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社会福利的提升。从个人或家庭来说，这会导致生活落魄和家庭败落；从国家或社会来说，这会严重制约了整个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所以，费雪也指出，“贫困与高利、借贷、花费、易坏根据相联系，而富裕则与低利、放款、储蓄、耐久工具相联系。”[50]
同时，贴现率的变动表明，贴现值将随着时间的推延而下降。譬如，贴现率为50%，那么，第一年的价值为1，第二年的价值为0.5，第三年的价值为0.25，第四年的价值只有0.125，第五年的价值进一步缩小为0.0625。这样，在坐标轴上，越往后的两个数字就约会拥挤在一起，从而也就无法区别开来。而且，贴现率越大，后面数字的拥挤现象越严重。进一步地，受制于有限理性，贴现率还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下降，由此就产生“拟双曲贴现”。“拟双曲贴现”使得人们更加看不清楚未来不同两个时期的事件差异，从而就产生出“有缺陷的预测能力”。譬如， 1976年3月29日，《纽约客》封面上刊登了一幅从纽约第九大道看世界的漫画：从第九大道向西看，第九大道与第十一大道的距离和第十一大道与芝加哥的距离以及芝加哥与日本的距离差不多，而日本、中国和俄罗斯则几乎重叠在一起。但是，如果达到日本后再看，东京到上海的距离不短于芝加哥到纽约的距离。见图1所示。这反映出，人们往往会过度关注眼前的事物，放大眼前的利益；这就是“现状偏见”（present bias），它表现在时间偏好上则会出现动态不一致性。
图1 纽约第九大道看世界
一般地，看重眼前而忽视未来是理性低下的表现，由此产生出“非理性贴现”。那么，“非理性贴现”是如何形成的呢？穆勒指出了两大原因：“积累欲望不够强烈，可能是目光短浅或对他人的漠不关心造成的。目光短浅既有道德方面的原因，也有智力方面的原因。智力水平很低的个人和社会总是缺乏远见的。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提高智力水平，才能使当前不存在的事物特别是未来的事物对人的想象力和意志力产生影响。只要我们想一想目前有多少积累并非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而是以别人的利益为目的，如子女的教育、子女生活的提高，其他亲属的未来利益，以及为促进公私利益而花费金钱和时间，我们就会明白，对他人漠不关心会减少积累。”[51]相应地，提升储蓄率的基本途径无非就是两种：一是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从而能够看得更为长远；二是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从而能够更加相互关爱。综合两者，实际上也就构成了笔者所界定的人类理性：人类理性=认知力+意志力+亲社会性。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形成有助于促进互惠合作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52]由此，我们需要关心的问题就转到：如何促进人类理性的发育和成熟？根本上，这就涉及对人类理性内涵的理解以及对理性内生性发展的认识：人类理性往往随着学习和实践而不断成长和逐渐成熟。正因如此，一个人的理性水平通常就会随着年龄、教育以及其他社会互动带来的经验累积而发生变化，而对利益考虑的通盘程度也就体现在贴现率的差异上。[53]
基于理性的演化特性，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样两点：（1）一个人的贴现率通常就会随着实践和人生阅历而发生变化，如年轻时比较喜欢消费而往往有较低的储蓄率，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则会有储蓄率的增加，甚至在老年阶段都是如此；（2）一个社会的整体理性也会随着历史发展而提升，如古代人的理性程度相对较低，他们考虑问题通常也就比较短视，因而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往往就比较缓慢。穆勒就指出，“一般文明的落后状态常常更多的是积累欲望不足造成的，而不是其他原因造成的。”[54]穆勒还举例说：“若一开始就让他们（印第安人）照料耕牛，他们囿于懈怠和粗心也许会让耕牛在晚上还套着犁。比这更糟的是，有时他们竟把耕牛宰了当晚餐，受到申斥时，会振振有词地说他们饿了。”[55]对此，维塞尔就评论道：“一个对明天需求的评价大大低于今天的同样需求的原始人，是不可能取得经济发展的。文明人如果缺乏欲望和能力为了未来需求的满足而保持他们已经获得的一定的生产能力，就不可能达到他们今天所达到的先进地步。有效的经济要求未来的满足和需求，不应当被认为与当前强烈体验到的欲望相比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每个有力的个人和民族都应当明白持久价值的意义，不能够被一时的企求所损害。”[56]
显然，作为一个理性的行为者，他应该更全面地审视行为所带来的整体利益效应，防止因追求暂时的局部利益而损害未来的整体利益。同样，作为一个成熟的国家和社会，也应该采取一些政策或强制性措施来防止和减轻个体和群体的非理性行为。庇古就指出，“国家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未来的利益免受我们非理性的打折扣的影响和我们对自己的偏好超过对后代的偏好的影响……政府是未出生的后代和现在公民的受托人、守卫，如果有必要，通过颁布法律保护由可能枯竭的国家自然资源以使它们免受草率和不计后果的掠夺，这是政府非常清楚的职责。”[57]那么，如何提升人类理性以及降低贴现率呢？显然，早期社会主要依赖宗教戒律。例如，西方社会的新教伦理就要求信徒在追求世俗成功的同时保持禁欲和苦行精神，由此就产生出不断积累的资本，这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壮大夯实了基础。现代社会的重要措施则是教育。贝克尔写道：“几百年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许多人一直认为，由于人们在预测未来上存在困难，因此绝大多数人会低估他们的未来效用。这种看法也许是正确的，但是通过村联，人们还是可以减少甚至有时候完全克服这种低估的倾向”，“人们之所以接受更多的教育，部分是由于教育似乎能提高他们对未来的评价，从而降低对未来的贴现率。父母教育孩子，要意识到他们的选择对未来的影响。”[58]
然而，随着宗教精神的式微，西方社会的宗教冲动力就逐渐为经济冲动力所排挤，进而导致个人主义和功利伦理的兴起和偏盛；相应地，原来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就转化为对个人权利的追求，消费上的禁欲就为对生活的奢侈和攀比所取代。同时，根基于自然主义及其派生的肯定性理性，以个人主义为根基的功利伦理和消费方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和宣扬，由此就产生出了时间偏好利息说；进而，在考虑时间贴现后还发展出了生命周期消费说：通过前半生借款后半生还款的方式来安排一生的财富和消费，由此可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基于这一学说的宣扬，信用制度就不断发展，各类消费借贷则层出不穷。但试问：如果每个人乃至每一代人都消费掉了他所创造的财富，那么，靠什么去扩大再生产？凭什么去推动技术进步？我们必须明白，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所依赖的根本性基础就是：每一代人所消费掉的都小于其所创造出的财富；同时，后来者之所以能够在付出更少劳动时间下享受更高水平的生活，根本上就是以前人所创造而没有消费掉的那部分财富为物质基础。
上述分析深层地揭示出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无知和政策荒谬。[59]正是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下，世界各国都推出了极为轻率和短视的经济政策：一方面，它往往注重短期的经济增长，从而热衷于制定各种措施和制度来刺激人们的消费，结果却瓦解了社会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它往往只是反映当前成员的个体偏好，甚至以损害未来者的利益为代价来促进现世者的现有福利，如掠夺性的资源开发、透支式的奢侈消费。这也充分反映出，正是根基于有限理性和行为功利主义，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注重的只是过程理性而不是结果理性，它关注的是现世者的当前效用最大化而不是整个社会的有序发展。正因如此，基于这一认识和逻辑来处置和配置社会资源就必然会导向人类社会的发展困境。对此，甚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德就指出，“个人公民处于自身意愿达到的储蓄水平低于社会理想水平，部分原因是他们不那么有远见，部分原因是国家不像个人那样是会死的，个人更多地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后代的利益。”[60]
最后，需要指出，时间偏好实际上体现出人类的代际关系，涉及现世人对后代的关注程度；进而，人们会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后代的利益，考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往往与社会文化以及认知水平有关。一般地，在集体主义文化浓郁的社会，人们往往会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他们往往更加关注社会共同体或后世子孙的利益，更加关注长期利益和未来需求，从而倾向于追求美好未来而抑制目前的消费冲动和即时的享乐。[61]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结果理性的体现。相反，随着个体主义文化的兴起，人们往往更加注重个体的利益，而有限理性和认知也使得个体看不到长期利益和未来利益所在，从而产生了即时享乐的冲动和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过程理性的体现。正因如此，实际的时间贴现率往往与社会文化有关：在集体主义文化的社会，人们愿意接受的时间贴现率往往较低，这产生了更高的储蓄率，相应地，社会经济也更有可能获得可持续发展。显然，从结果理性角度上讲，较低的意愿时间贴现率以及相应的高储蓄率往往是社会更好的发展途径。为此，布鲁姆强调，“根据实际的情况，在我们现在的平衡中，如果我们开始考虑后代的利益，我们会使用较低的利息率，和我们现在在市场上所做的相比，我们会对将来打折更少。如果公共当局考虑后代利益，他们在决策时会使用比市场利率更低的利息率。这就会产生这种结果：把资源及时向前转移以供未来人使用。”[62]卢梭曾讽刺加勒比人说：他们早上卖掉自己的棉被，晚上又痛苦着再买回去，因为他们没有遇见到晚上还要用它。显然，这一讽刺画面正在享乐主义盛行的欧美世界上演。
五、低利率引发的经济困境解悉
基于时间偏好说，现代主流经济学通常将未来财货视为比现有财货更为廉价，从而就更为关注财货带给人们的即期效用。但是，无论是从这种假说的理论基础还是从由此促成的实践效果来看，这种见解都不见得是理想的。一方面，从理论上说，未来世界往往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需要更多的财货才能保障相同的效用水平。在这个意义上说，高估现在财货的偏好就不是理性的。另一方面，从实践上说，任何财货在现在和未来都会出现用途上的差异，现在财货通常可以用于再生产而产生出更大的收益。在这个意义上说，过度偏好当前消费也不是理性的。事实上，尽管庞巴维克为利息提供了三大理由，但他最为重视的是现在财货的创造性作用，强调现在财货所具有的技术上的优越性。一般地，这种创造性和优越性体现为，现有财货能够促成更为迂回的生产过程，进而促进社会分工的拓展和深化并带来更高的生产力。正是由于资本在生产中带来了更大的收益，资本使用者才愿意支付正的利息；为此，庞巴维克更倾向于将利息归源于现在财货所潜含的生产力而不是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由此也就可以得出两大结论：（1）人们之所以给予现在财货更高的估值，根本原因在于它在再生产中具有创造性而不是具有更大的直接效用；（2）人们之所以会且必须重视储蓄，根本原因在于追求更好的未来生活而不是囿于两类财货的时间替代。
（一）利率下降的趋势及其原因
近年来，西方社会的利率和储蓄呈现出这样的变化：一方面，不少发达国家的利率都出现了不断下降趋势，有的甚至已经接近于零乃至是负数；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人们依然会储蓄，而且，越是关注社会未来发展的国家（如日本），利率往往越低，而储蓄率却相对更高。低利率政策之所以得以推行乃至成为常态，这在于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形势：一方面，为了摆脱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以及随后的各种冲击，西方各国通过各种措施来刺激生产和消费；另一方面，半个多世纪以来盛行的享乐主义导致西方大众已经没有财力继续维持和扩大消费，进而导致厂商也因为对经济缺乏信心而无意扩大生产。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各国政府就不得不推行量化宽松政策(QE)（即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其目的就是通过降低各期限国债收益率来减少借款人的资本成本并由此来刺激生产投资。
其中，丹麦是第一个实行负利率的国家(2012年7月)，日本则自1989年以来就推出了量化质化宽松(QQE)政策，又在2016年1月开始实行负利率政策。根据2015年的数据显示，世界主要国家的央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如下：加拿大为0.75%、英国为0.5%、美国介于0到0.25%之间、日本介于0到0.1%之间、欧洲央行介于0到-0.1%之间、丹麦为0.05%、瑞士介于-1.25%到-0.25%之间、瑞典为-0.25%。[63]这反映出，低利率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金融新常态，甚至说人类社会正在或已经步入了零利率时代。表1和表2是不同研究机构给出的分析结果，它们大体上显示出当前各国国债的低利率情形。[64]
表1 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债利率之一
资料来源：彭博咨询，中信公司研究部。
表2 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债利率之二
注：适用于某些到期日的内插利率。[65]
从理论上说，人们用现在消费换取未来消费的意愿仅仅决定了社会的储蓄或资本的供给水平，而厂商使用这些资本获取的投资回报率（这体现社会放弃现在消费以获取更多未来消费的技术能力）则决定了投资或资本的需求水平。相应地，只有当一个社会希望贷出的数额与希望借入的数额恰好相等（即储蓄等于投资）时，才会形成均衡利率。正因如此，庞巴维克意义上的利息实际上取决于时间偏好和资本生产力这两方面因素。基于这一逻辑就可以明白，当经济不景气导致资本生产力的下降时，利率就会随之下降；相反，如果此时利率居高不下，厂商借款的意愿就会降低，进而严重阻碍生产和投资。不过，降低利率也会带来这样的衍生效应：人们的消费增加而储蓄减少；进而，在经济衰退时期，储蓄的下降则会使得经济在困境中越陷越深。正是基于这一情势，凯恩斯就主张通过扩大货币发行并将增发货币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支出，由此来为生产和投资提供相应的资金。问题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也会衍生出新问题：政府增发的货币资金根本上是“虚构”而非真实的财富，它对社会经济运行的触发和推动主要是利用人们在短期中所产生的货币幻觉；相应地，货币发行应该被严格规定在一定限度之内，否则会引发通货膨胀或者滞涨危机。这就意味着，要为衰退时期的经济夯实增长的物质基础，根本上还在于提高人们的储蓄率。[66]
（二）低利率面临的困境及其化解
要促进衰退时期的经济复苏乃至快速增长，根本上依赖于真实资本。然而，这通常又会面临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通过扩大资本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通常依赖于较低利率；另一方面，低利率又会刺激消费，从而无法形成投资所需要的储蓄。譬如，欧洲央行从2014年起就实行负利率政策，但经济并没有好转，反而引发了通货膨胀并陷入持久衰退中。为此，2022年5月23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欧洲央行官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表示，“我们很可能在今年三季度末告别负利率。”德国央行行长内格尔也认为，当下通胀率是如此之高，各国央行不能再通过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而必须提高利率，由此来抑制需求和限制物价上涨。[67]事实上，自2022年3月以来，美国已经经历了11次密集加息，利率也从接近于零提升至22年来最高水平的5.5%。受此影响，一大批欧洲银行也开始不断加息的利，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UniCredit SpA)甚至为储户提供高达6.7%的利率。由此就可以理解当前西方经济政策为何会陷入两难：每当经济不景气时就倾向于降息，而利率下降很快又会促生通货膨胀，从而又不得不转向加息，由此就陷入降息、加息、降息……的漩涡。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弗里德曼则曾宣称：“低利率货币政策的失败是反对头脑简单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一个主要原因。”[68]既然如此，如何化解这一困境呢？关键就在于弄清楚这个低利率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一般地，如果低利率源于政府的政策规定，那么，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通常就会扩大消费，从而致使为生产投资提供基础的储蓄出现不足；相反，如果低利率源于人们的理性提高，那么，更为关注未来发展的人们就会克制暂时的享受型需求，从而反而会使得储蓄得以增加。因此，要在低利率下推动经济增长，通常就涉及这样两大问题：第一，如何在低利率下形成足够多的储蓄？这涉及储蓄倾向的可变性。穆勒就指出，“储蓄倾向……并非完全取决于得自储蓄的利润额。同样的金钱诱因，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社会，会引起迥然不同的储蓄倾向。实际的积累欲望不仅会因个人性格的不同而强度不一，而且还会因整个社会和文明状态的不同而强度不一。同所有其他道德品质一样，人类的储蓄倾向也因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现实出巨大差异。”[69]第二，如何将储蓄引向生产性投资？这依赖政府的恰当政策。譬如，日本等国的利率已经达到接近零的水平，而通货膨胀水平似乎也接近零。这反映出，利率的下降并没有刺激人们扩大消费，进而也就难以引导生产投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反映出，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缺乏信心，以至于在消费上陷入了流动性陷阱。由此又潜含着一个新矛盾：一方面，非生产性消费的增加浪费了社会资源，这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消费不足又无法推动生产投资的扩大，从而难以帮助摆脱经济衰退。正是基于这种矛盾，就产生了需求则管理向供给侧管理的转变。
上述分析触及了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在低利率下保持较高储蓄率？根本上在于提升社会的理性水平，因为储蓄率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理性水平的函数。就此而言，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加以考察和说明。一方面，就个体而言，其行为往往受个体理性的影响。一般地，一个人的理性程度越低，其行为就越是短视和轻率，越是追求即期的享乐，越不会对未来负责，从而导致个体储蓄率就越低。另一方面，就社会而言，社会风俗也受集体理性有关。一般地，一个社会的集体理性越低，就越是只关注现世人的利益，越不关心未来和后代，意愿贴现率就越高，从而导致社会储蓄率就越低。因此，一个社会的现实储蓄率究竟有多大，通常就与人们的意愿贴现率有关；进而，这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关心未来、关心后代，而这又是一个社会文化的体现。譬如，按照庞巴维克有关利息的第一条理由“人们因为期望未来情况会更好些而更偏爱现在财货”，这与现代社会的实际显然存在偏差：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增长而对未来有更好的预期，但中国人的储蓄率却非常高；另一方面，当前欧美各国的人们对未来经济都普遍不看好，但欧美人却并不愿为未来而积极储蓄。这一悖像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社会文化及其相应的生活习俗。斯密就暗示了这一点，布劳格写道：“斯密从未提出储蓄是利率的函数或纯收入的函数。储蓄习惯性地被认为是以惯例决定的，并依靠新教而盛行。斯密说：‘一个人所以会借鉴，当然因为他有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在整体上它可以直升奢侈的欲望，即‘一个人所以会浪费，当然因为他有现在享乐的欲望’。”[70]基于这一逻辑，我们可以理解：古代社会的货币持有利率实际上是负的（无法投资生利，反而需要支付窖藏成本），但人们为何都愿意积极储蓄呢？基本原因就在于，人们关注长远。
最后，基于上述分析就可以得到这样几点认识：（1）意愿时间贴现率主要取决于不同个体或不同世代间的利益权衡，而非同一个体的利益最大化；（2）意愿时间贴现率越低，表明人们更看重长远利益，从而也就体现出更高的人类理性；（3）一个社会的意愿时间贴现率较低而储蓄率较高，这就体现出该社会的总体理性水平和文明程度较高。这个意义上说，在低利率乃至负利率下，各国的储蓄率之所以不同，根本上与其社会文化和价值观有关，进而也就与该社会的文明程度有关。穆勒很早就指出，“标志着当代文明的那种社会进步有降低这种最低利润率的趋势。……（原因之一是）人类已不再是眼前利益的奴隶，而越来越习惯于在遥远的未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目的，这也是文明进步的结果之一。远虑的这种增加，是人们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握未来的自然结果，而且，工业生活对人类的感情和喜好所产生的影响，大都有利于远虑的增加。随着生活的变故日益减少，随着生活习惯日益固定，……人们愈来愈愿意牺牲眼前的享乐以实现未来的目标。”[71]正因如此，为了保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不应该基于时间偏好说默认乃至鼓励人们的草率和短视行为，而是要积极引导有助于社会发展和个人长远利益的理性选择，要积极推行缓解和避免个人非理性行为的社会政策，最终要塑造出关注社会和未来的责任文化。这正如庇古所倡导的，“政府应该保护未来的利益，不仅要防止把我们自己的偏好放在后代之上，而且要防止我们的‘非理性贴现’。”[72]
六、结语
本文的分析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个体理性并关注即期消费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提出了深刻的反思和挑战。譬如，基于流行的时间偏好利息说就会陷入政策悖论：一方面，基于时间偏好的利息说，各国政府都积极推行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来刺激投资和消费，以此作为摆脱经济衰退的非常规手段；另一方面，囿于时间偏好的利息说，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又认定低利率或负利率将会危害经济的长期增长，因为它会激发明显的借贷动机和储蓄厌恶情绪而瓦解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由此还出现了国债利率倒挂的现象：长期国债的利率低于短期国债的利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物质基础的瓦解导致经济陷入长期衰退，于是，一方面通过较高短期利率来吸引人们的储蓄，另一方面又通过较低的长期利率来引导厂商的长期投资。但是，这显然会为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锲入一个内在困境：长期的低利率收益不足以持久支撑短期的高利率成本。同时，欧美社会之所以面临着“长期性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储蓄不足，这又引发一个思考：作为最早推行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日本为何依然有如此高的储蓄率呢？这显然反映出，人们对资本贴现率的偏好或期待并不是先验和固定不变的，而是与个人理性和社会文化有关；进而，通过从文化和认知上提升理性程度，人们的忍耐度就会提高，从而导致贴现率的降低。
悉尼·霍默（S.Homer）和理查德·西勒（R.Sylla）在广有影响的《利率史》一书中就引用庞巴维克的话说：利率是一个国家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的反映，一个民族的智力和道德水准越高，其利率水平越低。事实上，正是通过提高关注长远的人类理性，那么，即使利率下降甚至为负的情况下，人们的储蓄率也不会有大幅度的下降，与此同时的投资率却会有明显上升。也就是说，通过提升人们的理性水平，就可以改变人们的消费或行为习惯；此时，通过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来刺激生产投资，这就不再是特定时期摆脱经济衰退的非常规手段，而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例如，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在“二战”后的发展史就表明，正是这种低利率政策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的起飞。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使得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真正有效可行，根本上要将克己和耐心内化成社会大众的消费方式，进而需要进行社会文化和偏好的形塑；相反，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之作为达成短期目的的功利性工具，尤其不能基于现代货币理论（MMT）而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来推行低利率政策，这会将大量货币集中到少数富人手中，进而加剧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从而并不能真正增加消费支出，这在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历程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所有这些都表明，基于时间偏好的利率理论来推行社会经济政策，更可能对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带来灾害而不是夯实基础，因为该理论放大了眼前的享乐，而这恰恰成为那些奉行实用主义的各国政府及其官僚推行政策的基本着眼点。
本文载《负利率与经济发展：对时间偏好利息说的理论反思》，《经济纵横》2023年第7期。
[①]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87页。
[②]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84页。
[③]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73页。
[④]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85页。
[⑤]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73页。
[⑥]大卫•哈维：《世界的逻辑：如何让我们的生活的世界更理性、更可控》，周大昕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128页。
[⑦]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9页。
[⑧]费雪：《利息理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21-422页。
[⑨]费雪：《利息理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29页。
[⑩]费雪：《利息理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7页。
[11]费雪：《利息理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8页。
[12]维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卷），解革、刘海琳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82、215页。
[13]费雪：《利息理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5页。
[14]费雪：《利息理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1页。
[15]汉斯-赫尔曼·霍普：《私有财产的经济学一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研究》，吴烽炜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6页。
[16]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04页。
[17]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46页。
[18]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3页。
[19]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62-263页。
[20]布哈林：《食利者政治经济学》，郭连成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5页。
[21]费雪：《利息理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5页。
[22]维塞尔：《社会经济学》，张旭昆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0页。
[23]费雪：《利息理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7页。
[24]费雪：《利息理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7页。
[25]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62-263页。
[26]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63页。
[27]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64页。
[28]布哈林：《食利者政治经济学》，郭连成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0页。
[29]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65页。
[30]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66页。
[31]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62页。
[32]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66页。
[33]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71页。
[34]费雪：《利息理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6页。
[35]埃尔斯特：《解释社会行为：社会科学的机制视角》，刘骥、何淑静、熊彩等译，重庆出版社2019年版，第105页。
[36]布哈林：《食利者政治经济学》，郭连成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0-151页。
[37]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2页。
[38]维塞尔：《社会经济学》，张旭昆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
[39]埃尔斯特：《解释社会行为：社会科学的机制视角》，刘骥、何淑静、熊彩等译，重庆出版社2019年版，第110页。
[40]贝克尔：《偏好的经济分析》，李杰、王晓刚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41]转引自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2页。
[42]费雪：《利息理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3-75页。
[43]费雪：《利息理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5页。
[44]费雪：《利息理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7页。
[45]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赵荣潜、桑炳彦、朱泱、胡企林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90页。
[46]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06页。
[47]费雪：《利息理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0页。
[48]布鲁姆：《伦理的经济学诠释》，王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49]布鲁姆：《伦理的经济学诠释》，王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50]费雪：《利息理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33页。
[51]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赵荣潜、桑炳彦、朱泱、胡企林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91页。
[52]朱富强：《“经济人”分析范式内含的理性悖论：长远利益、为己利他与行为理性的理解》，《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53]朱富强：《合作的文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与社会规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14-225页。
[54]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赵荣潜、桑炳彦、朱泱、胡企林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91页。
[55]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赵荣潜、桑炳彦、朱泱、胡企林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94页。
[56]维塞尔：《社会经济学》，张旭昆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
[57]转引自布鲁姆：《伦理的经济学诠释》，王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90页。
[58]贝克尔：《偏好的经济分析》，李杰、王晓刚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59]朱富强：《现代经济危机何以愈演愈烈探源：基于现代信用制度的审视》，《南大商学评论》2020年第17期（第49辑）。
[60]米德：《自由、公平和效率》，崔之元、王文玉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
[61]朱富强：《文化特质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基础》，《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62]布鲁姆：《伦理的经济学诠释》，王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63]《主要工业国家关键利率表》（更新日期：2015/05/12），http://www.cnyes.com/fc/govSpeech.asp?govtype=5&pagetype=finance.
[64]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既然国债的利率是负的，人们为何不把现金提出来藏在保险柜里而要去买负利率的国债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做大致的解释。第一，负利率主要是指实际利率，非名义利率一般是正的，但纳入通货膨胀的考虑就变成负的，因为现代世界竞争使得各国货币具有增发和贬值的趋势，从而具有一定的通货膨胀率；相反，持有现金则意味着名义利率为零，从而使得实际利率更低。第二，持有现金往往会产生其他成本，如窖藏成本（购买保险箱以及放保险箱的场所）、风险成本（现金遗失、被盗以及损坏的可能性都比较大）以及使用成本（日常交易中使用现金显然比较麻烦，大规模商业交易使用现金更不保险）。
[65]《负利率时代开启，对世界经济前景产生怎样的影响》，http://www.sohu.com/a/339116998_120114460.
[66]朱富强：《现代经济危机何以愈演愈烈探源：基于现代信用制度的审视》，《南大商学评论》2020年第17期（第49辑）。
[67]《德媒：欧元区将告别负利率时代》，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3871440852456524&wfr=spider&for=pc.
[68]Friedman M., 1968,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1): 1-17.
[69]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赵荣潜、桑炳彦、朱泱、胡企林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89页。
[70]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71]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胡企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7-298页。
[72]布鲁姆：《伦理的经济学诠释》，王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