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经济学派有一项“时间偏好”（Time preference）的理论，讲现在消费与将来消费的边际替代率，说简单点就是储蓄给将来，还是马上就消费。马上就消费，就是有更强的时间偏好，反之就是时间偏好更低，如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就曾经在内华达大学的课堂上提到同性恋有更高时间偏好，因为没有子嗣作为未来的储蓄。
实际上，人类文明的诞生本身就是克服时间偏好的产物，因为从人的天性来说，都倾向于马上享受得到的事物，而将其进行储蓄留给未来，则需要克服本性，克服那种根深蒂固“爽一把就死”的原始本能。抓住一只小羊，忍住马上就将其吃掉的本能，而是把它养大，未来就能获得稳定的奶和羊毛，而农业和储存粮食更是训练了人克服时间偏好的能力，大量物质的储蓄也让一些人可以脱离农业劳动，产生了复杂的社会分工，进而促进了文明的诞生。
实际上，农业的诞生有效促进了人类克服时间偏好的能力，因为在狩猎采集社会，人们会倾向于将猎物和果实快速食用，而不是用以储蓄。而农业社会，必须克服时间偏好，忍着饥饿也要守着田里的谷物，留下一些储蓄作为来年的种子。如果收成好，就会储蓄更多粮食，最终成为未来的财富。
财产权的稳定，可以有助于人们克服时间偏好，有了稳定财产，一切储蓄都是有意义的，能看到明天的希望，除了积累财产，还包括储蓄善行、为家人积累口碑，这些都是留给未来和子孙的宝贵财富，这样的社会必然有利于美德的培养。反之，在超强时间偏好的社会，因为无法保证有财产或信誉之类，人们会倾向于在短时间内骗一把、抢一把就跑，爽一把就死。很显然，有稳定的共同体、财产能得到保护的地区和人群，可以更好地克服时间偏好，积累美好的未来。而共同体瓦解、遍地原子散沙，或者多天灾人祸的地方，很难积累稳定财产，这些地区和人群就倾向于短时间的博弈，爽一把再说，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
一
《围城》里面有个著名的“葡萄论”，就是先挑最好的葡萄吃，还是把好葡萄留到最后吃。如果从教育小孩克服时间偏好的角度，我会非常鼓励教小孩要把好吃的留到最后再享用，而克服自己首先就吃最好葡萄的那种原始本能。在汉语中，“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饮鸩止渴”这些体现超高时间偏好行为的词语都属于贬义词，这也意味着中国民间主流文化传统还是以克服时间偏好为价值取向的。
汉代民间就有很多存钱罐“扑满”，刘歆《西京杂记》卷五描述说：“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就是说扑满是当时储存硬币的存钱罐，民间普遍习惯储蓄硬币，而不是钱到手就马上花掉，表明至少汉代开始中国民间就有储蓄未来、克服时间偏好的文化，这和汉儒对社会的重建是有关的。
《孟子·滕文公上》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非常清楚，民众的财产得到稳定的保护，成为“恒产”，他们才能拥有“恒心”，即成为克服时间偏好后的文明人。只有在财产得到保护的前提下，自己一切给未来的储蓄——无论是多生几个小孩有助于养老、多收获了几担谷子换成铜钱储蓄、或者在村里帮助别人收获了良好口碑，这些才对自己的未来是有利的。反之，孟子说如果财产得不到保护，民众就会产生超高的时间偏好，即“无恒产者无恒心”，反正无论我怎么积累钱，马上就被石壕吏们榨取走了，我做好事积累口碑，马上被骗子利用还沦为笑话和反面教材，既然如此，那还是做坏事划算，至少偷一把、骗一把搞到钱马上胡吃海喝到肚子里面最实在。所以孟子说，这种超高时间偏好的社会，即“无恒产”和“无恒心”的社会，一定是“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当然，孟子还提出了“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即华夏社会受过绅士教育的精英“士”，无论在任何情形下都要保持克服时间偏好的能力，对积累未来负责任，即使是没有稳定财富，也不能像普通民众一样随波逐流，去骗去偷，而是用尽一切条件和努力去重建社会，让人们重新获得稳定的财产——即孟子所说的“制民之产”，然后去积累和储蓄未来。
要克服时间偏好，稳定的小共同体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熟人社会作恶成本高，俗话讲“兔子不吃窝边草”就是描述这种小共同体内的作恶成本问题。无论是家庭、家族还是跨血缘的乡党、村社这些小共同体，都是世世代代一起生活和博弈的人，因此博弈的时间线非常长，人们会考虑很长远的未来关系等制约条件，因此会克服时间偏好，不会像很多流民陌生人社会那样去作恶，爽一把就跑。孟子主张“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即乡党、村社世代互助的小共同体，内部成员互相扶持一起积累未来。这种关系，不仅仅是村社成员之间，还包括村社的领主，也和治下的村民之间凝结成世代博弈的关系，因此不会像后世那种只当三年就拍屁股走人的流官一样，具有超强时间偏好，赶快搞个大的政治工程然后升官走人，至于留下什么烂摊子不关他的事。王夫之曾这样描述孟子推崇的“三代”时期画面：“名为卿大夫，实则今乡里之豪族而已。世居其土，世勤其畴，世修其陂池，世治其助耕之氓，故官不侵民，民不欺官。”（《读通鉴论》卷十九）王夫之提到这些领主和他们属下的民众之间，是世世代代互相打交道的关系，博弈时间线非常长，作恶成本高，因此领主不欺负属民，属民也不欺负领主，双方都克服了时间偏好，考虑更长远子孙的未来和子孙的关系。
傅斯年也观察到，古老封建时代的官民关系亲密。他说：“试看《国风》，那时人民对于那时公室的兴味何其密切。”（傅斯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自《史学方法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7页）因为双方都属于世代博弈和交道的共同体内，这和后世流官完全不同。在流官的时代，频繁爆发农民起义，因为流官只对朝廷负责，反正当几年官就走人，时间偏好极其强烈，赶快搞个大工程，升迁走人，至于当地以后怎么样，关本官啥事？但封建时代，领主和属民的关系是以动辄几百年来计算的，因此双方的博弈行为模式都是最大化克服时间偏好，会考虑得非常长远。
顾炎武就意识到地方官克服自己时间偏好的重要性，长治久安就是克服时间偏好，有世家的社会，考虑的时间线条就更长，这就是更低的时间偏好。因此他在《郡县论》中提出要让县令世袭的方案，如果县令做得好、不违法，就可以传给子孙，完全和当地人同生死共命运，那么县令的思考时间线就会大不一样，他会尽可能克服时间偏好，为这个县的长远未来，以及自己在这个县的长期名誉、口碑而努力，因为自己家族的未来已经和这个地方永久绑定在一起。所以，顾炎武“寓封建于郡县”的思路，就是鼓励在县一级地方培植扎根深、考虑未来更长远、时间偏好更低的一些世家治理。这恰恰是帮助中央集权郡县制时代，克服时间偏好和彻底掏空地方的一种手段，保护了各个县一级的自治与长远未来。在没有封建的时代，却能得到封建的好处，而避免封建的坏处。
如果理解到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孟子提出“世卿世禄”的思想了，所谓“仕者世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孟子·梁惠王下》），古老封建时代的官职长期是由一些家族世代担任的，西周铜器铭文经常会有周王任命新一代官员“更乃祖司某事”，即继承家族的世代职业和手艺。由于会考虑家族世世代代职业的口碑，这些世官会特别讲究类似工匠精神的东西，如以史官为例，封建时代的史官特别讲究秉笔直书这种职业道德，很大程度上就是史官整个家族和这一职业道德的绑定。王安石在《答韶州张殿臣书》中说：“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当时很多史官如董狐或者齐国的北史氏、南史氏之类，都是不避刀斧，也要坚持秉笔直书的，这是封建时代世卿世禄制度下，一个时代职业家族的职业伦理，这种世卿会考虑整个家族长远的利益和口碑积累，克服时间偏好，他们考虑的家族博弈时间线，动辄是以几百年为单位的，很长远，哪怕暂时吃亏，家中有人因秉笔直书被杀，但长远看却进一步积累了家族的良好口碑，对于未来更加有利。所以，孟子主张的世卿世禄背后，也有克服时间偏好的这一面。
二
与这些稳定长远共同体形成对比的，就是流民散沙社会，陌生人之间博弈线条极短，因此往往具有超强时间偏好，倾向于爽一把就死。
东晋时期的成汉君主李寿，在咸康四年（338）就曾经有一次占卜，得到结论是可以当几年皇帝。他手下的罗恒、解思明等都劝他不要自称皇帝，而是称成都王、益州牧就行了，以诸侯身份向东晋称臣，就可以得到东晋的保护，从而长远地当诸侯，延续自己的家族。所谓“数年天子，孰与百世诸侯”，当几年皇帝，哪有当上百代诸侯好？但是李寿生自流民家族，有强烈的时间偏好，他竟然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是爽一把皇帝就行（《资治通鉴·晋纪十八》）。既然称皇帝，那就是摆明和东晋作对，后来成汉被桓温所灭，也是咎由自取。显然，李寿完全误读了孔子那句话，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是“道”如果可以实现，自己愿意死去（李竞恒：《论语新劄：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8页），而“道”的实现恰恰是遍地都是克服时间偏好的自治共同体，而不是超强时间偏好的流民散沙。与李寿相比，同是东晋南朝的琅琊王氏，就非常聪明，晋、宋、齐、梁、陈朝代不断变化，但琅琊王氏的地位却不变，以“百世诸侯”的身份延续了三百年的基业，而不是灿烂几年就灭亡。显然，贵族精神品质的士族，比流民更能克服自己的时间偏好。
到了宋代，随着中古时期贵族社会的瓦解，出现了更均质性和扁平的社会结构，在“齐民”之间身份更平等的同时，问题也随之出现，就是更平民化的家庭组织不像古代贵族家族那样，能更好地克服时间偏好。对此宋儒张载有一番论述：“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张载集·经学理窟》，中华书局，2019年，第259页）。张载认为，孟子推崇的世家、世臣是一个社会和国家的顶梁柱和凝结核，贵族世家的时间考虑范围非常长远，如周公动辄“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琅琊王导动辄卜得“淮水竭，王氏灭”，家族生命线与大自然河流的生命一样久远。如果和这些贵族世家动辄几百上千年的时间线相比，来自平民科考当官的家庭，时间偏好确实更强烈，只是倾向于考虑“三四十年之计”，哪怕当了一回宰相，也不过造一栋大豪宅，然后死掉，家产就被子女们分了，散沙化、原子化，如同一个美丽烟花，绚烂绽放瞬间，然后烟消云散，什么都留不下。
因此，张载主张平民精英模仿先秦贵族，建立宗法，通过宗法手段建立起模仿古代贵族家族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通过宗法手段获得长远的生命，尽量不散沙化，而是将散沙的核心小家庭团成宗族共同体。个体的生命有限，但宗法承载的生命河流共同体可以无限，这样就不会只是考虑“三四十年之计”，而是会动辄考虑几百年、上千年的未来，那么博弈的行为模式就一定会很稳健，不会轻易干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和不考虑长远未来和子孙的事。宋代范仲淹留下的范氏义庄，运转九百年，堪称平民社会模仿古代贵族世家最成功的例子之一，这种动辄九百年的世家一定会强有力地克服时间偏好，而如果遍地都是这样的世家，对于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李竞恒，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师。出版专著有《干戈之影：商代的战争观念、武装者与武器装备研究》《论语新劄：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早期中国的龙凤文化》。
原载《文史天地》202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