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的这次年会，把古代乡村治理作为主题，非常富有创意。我是做当代农民问题研究的，对于古代问题不敢贸然发言，只能从现实出发提出几个“问题”，没有答案，只有困惑，希望得到指正。
一、怎样界定古代和现代“乡村治理”?
一般而言，古代乡村治理和现代乡村治理，都可以理解为管理、统治，或者说就是在农村方面的治国理政。但是，如果从现代“治理”理论来理解“乡村治理”，则不然。因为，最近二十年间“治理”研究的兴起有特定背景。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世界银行从非洲等国家的扶贫经验总结中提出“治理”问题，认为实现发展需要一个好的治理，并赋予“治理”新的解释，把“治理”区别于通常的管理统治。管理、统治强调自上而下的管控，强调权力一元化，而“治理”则强调多中心权力结构，强调“协同共治”。在这种新的权力结构的基础之上，现代治理还要求治理过程的透明度、回应性、问责性、参与性等等。21世纪之交，这个意义上的“治理”理论兴起。按照这样的理解，显然“治理”不同于通常的管理。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乡村治理应该区别于与于古代社会治理。
在政策语言系统中，本世纪之前没有“乡村治理”这个概念。从政策意义上理解，“乡村治理”是进入新世纪才出现的“政策概念”，出现于2006年的中央1号文件。这个文件是部署新农村建设的，首次提出“乡村治理”的政策要求，内容包括基层组织建设、村民自治、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之前，农村研究学者提出“乡村治理”，是基于世纪之交农民税费负担引起社会乱象和冲突，“乡村治理”成为重要话题。更早时候，“治理”作为农村工作词汇运用，是基层政府通常所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是否有“乡村治理”的概念，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明代永乐年间黄淮、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是商周以下至宋元的奏议汇编。全书分66门类，其中第四类叫“治道”，可以说是属于治理。这本奏折汇编的主要门类有君德、圣学、郊庙、治道、经国、礼乐、用人、选举、法令、兵制、荒政、水利、理财、御边等，其中“治道”主要是讲皇帝处理和大臣之间的关系的，皇帝怎样统御臣子，或者说是讲“精英治理”的，不涉及基层社会。
我总的感觉是，不论在古代农村研究，还是现代农村研究，在如何使用“治理”需要先有概念上的界定，否则难以对话。
二、“乡村治理”是研究视角，还是研究领域?
一般来说，“治理”既可以是研究视角，也可以是研究领域。但在我看来， “治理”首先是一种研究视角，就是说从“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古代农村问题，有了角度之后再厘清问题。如太平天国研究、义和团研究，都有比较明确的研究对象，或者说有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和现象。但是研究“治理”，则事件、现象不容易清晰界定。从太平天国研究、义和团研究来讲，在这个领域里可以研究“治理”问题，如这种战乱既是农村治理的结果，也是影响到以后的治理。其他历史现象也一样，如宋代的王安石变法，青苗法带来哪些治理问题？再如明代的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带来哪些治理问题？都可以成为乡村治理研究的专题。在我看来，把“乡村治理”作为研究问题提出来，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把“乡村治理”作为研究对象，则面临复杂的情况，边界难以清晰界定。
英文学界有句话，“任何事情都是治理”（Everything is Governance ），西方对于治理研究领域的界定也众说纷纭。2000年前后，美国学术界有一些讨论，我个人比较认同的一种界定是，治理主要有三个领域：动员政治支持、管理社会冲突、提供公共服务。大致上，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对治理的研究领域做出分析。但是，这三方面问题，对于不同的治理主体来讲是不同的事情。现在通常使用的乡村治理、基层治理、地方治理等概念，在具体展开讨论研究时都面临概念界定。现在的困境是，研究者心里往往各有假定，看上去很热闹的讨论，其实是各说各话，难以沟通交流。
中国古代三大农书，贾思勰《齐民要术》、元代王祯《农书》、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都对乡村治理有所涉猎。这些著述的主体内容是生产和技术的，但绪论部分似乎也可以说是讲“治理”。《农政全书》全书六十卷，期中十八卷讲“荒政”（从第四十三卷到第六十卷），就是讲如何处理灾荒，占全书1/4篇幅。书中有“备荒总论”，是关于救荒规律的总结归纳。第四十三卷开篇讲：“救灾恤患，尤当在早。若灾伤之民，救之于未饥，则用物约而所及广”。“救之于已饥，则用物博而所及微。”也有很多的管理技术问题。第四十四卷专门讲如何设置“粥场”：“荒年煮粥，全在官司处置有法，就村落散设粥场”“城四门择空旷处为粥场，绳列数十行,每行两头竖木橛，系绳作界。饥民至，令入行中，挨次坐定，男女异行。有病者另入一行，乞丐者另入一行。”这里具体讲到了灾荒之年救济场所粥场如何合理设置，如何维持秩序，有相当的专业性，可以归结为基层治理术之一种。古代农书中关于此类治理术的陈述颇多。
灾荒贯穿古代社会，荒政属于古代社会的乡村危机治理，是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问题。当然，不同的时代，治理危机表现不一样。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主体是讲科技，也有相当部分是在讲治理，如第十一卷“官政”谈到“范文正浙西救灾”，介绍灾荒年间官府可以经建土木工程，包括修建祠庙，来增加灾民收入，缓解生活困境；第12卷讲“吏无常禄”，都属于基层治理问题。我们从这些阅读中可以受到启发，有了“治理”的研究视角，会在研究中发现新问题。
三、乡村治理研究是否需要学术框架?
所谓学术框架，是构成这一研究门类的核心要素，如主要的观察对象、主要的社会现象、基本的概念使用、重要的分析方法等等。任何专门学术领域发展都离不开这些条件。如果没有基本的规范性要素，研究会显得非常散乱。当然，任何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一定时期内散乱现象不可避免，但是，如果走不出散乱，则研究难以推进。因为“治理”概念的宽泛，研究对象容易发散，散乱现象就特别突出。研究路线的确立，根本上取决于“问题”如何提出。现在的基层治理研究，看上去繁华热闹，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打乱仗，就是因为基本的学术框架建立不起来，尤其是缺乏基本的逻辑性框架。分析路线和框架往往被政治宣传所主导和规制，学术陷入困境。
学术框架是在研究竞争中逐步形成的，不能依靠某些权威设计制定，谁也不能垄断关于研究框架的解释或设定。对于农村治理研究而言，学术框架的建立需要走出现实的政策框架或政治解释框架，从根本上立足于现实生活的观察分析，立足于学术积累，尊重学术发展规律。
也许最重要的学习途径是要借鉴前人研究。在我看来，萧公权的《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堪称典范，不论对现代还是古代的乡村治理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借鉴意义。这可以说是一部“乡村治理”研究的早期经典。他还没有使用“乡村治理”的概念，而是使用了“乡村控制体系”。当然，乡村治理不同于乡村控制，但显然乡村控制是乡村治理的核心部分。萧公权分析的帝国晚期乡村控制体系，包括治安监控（保甲体系）、乡村税收（里甲体系）、饥荒控制（社仓及其他粮仓），思想控制（乡约、书院、义学等）。这样的分析框架，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乡村治理有重要启发。
现在国家治理研究非常繁荣，但在我看来，国家治理是一个政治化概念，并非学术化概念。在国家治理的话语下，很多国家研究中政治问题研究被覆盖了，模糊化了。如果把国家治理概念再应用到古代研究中，情况更为复杂。
四、古代农民战争史研究可否打通现代史研究?
研究古代乡村治理，离不开关注农民战争。20世纪中国革命也是一场农民战争。以往的研究，强调战争性质不同，如有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有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作为农民战争，太平天国第一次借助了西方思想（利用基督教创立拜上帝教），作为理论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运用了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古代农民战争和现代农民战争之间，是否有某种内在联系，或者说是某种一脉相承的东西？裴宜理早期著作《华北的造反与革命》，分析捻军、红枪会和共产党武装的内在渊源，对于理解中国革命具有重要启发。
传统农民战争怎样发展为现代中国革命？研究这样的宏大问题，需要拓展研究范式或者话语体系。新的研究需要更新视野，建立在更宏大、更深远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创新基础上，而不是局限于某种既有解释、某种既定的叙事方式。如果略加考究就会发现，一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性解释事实上无法成立。如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因为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而事实是，早期用“打土豪分田地”办法发动革命的努力是失败的，所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壮大，恰恰是在放弃了激进土地政策之后的抗战时期。研究不同历史条件下两种以农民为主体的战争，当然要强调两种战争的本质不同或者性质不同，但是问题在于，在非本质的方面有哪些相同或者想通之处？这些相同、相通的方面怎样影响本质的、性质的东西，或者说，那些关于性质、本质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立。另一个问题是，激进时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若干方面和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可否进行比较研究，并从中找到某些深层的历史性关联因素，也是值得思考的。
在乡村治理史研究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理解农民的政治意愿、政策需求，以及这种意愿需求和现实制度的关系。农民为了土地而参加战争，但是，农民是否有意愿获得土地以后再把土地交给国家并进一步集体化？是否愿意粮食等农产品低价被国家统购而放弃自由市场交易？这些问题都可以开展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如何理解农民意志与国家意志？不仅需要学习借鉴既有的研究成果，而且需要走出既有的研究成果。否则，就在既有的研究中淹没了自己。要把历史事实搞得尽量清楚，最重要的是依靠历史学。但对历史事实的分析透视解释，而是要尽可能的多学科力量，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也有广阔的施展空间。
由历史上的农村困境，联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通常可以说经济决定政治、文化，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问题是，在若干历史条件下，政治、文化对于经济是否有某种超越作用？经济影响政治，政治影响经济，情况非常复杂，不可以轻言“规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农村，有大量人口长期不得温饱，有的年份甚至出现大饥荒，导致巨量非正常死亡，这些都可以说是经济问题，但是，这些经济问题的根源却在政治上，更具体说是在政策和制度安排上。显然，在这长时段农村发展中，是政治决定了经济，而并不是当时农村经济状况决定了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在农村内部大搞政治斗争。再具体一点来看，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国农村实行二十几年，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反映，还是某种乌托邦政治的集中反映？显然，人民公社作为制度出现并不是农村经济的必然要求。人民公社作为一种总体性社会控制体系，应该从经济上解释，还是从政治上解释？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
五、研究古代乡村治理的现代意义何在?
乡村治理能否以乡村控制为价值目标？乡村治理与乡村控制有何区别？根本上说是建立何种价值判断标准。
判断古代乡村治理，可以有不同的价值维度。核心是如何贯彻人的价值。疆域缩小或者扩大，中央集权强盛或者衰弱，还有统一或者分裂，治世抑或衰世，站在什么角度来观察考量、分析评价，都有采用何种价值标准的问题。应当特别重视是，人的发展指标，人的权利得到尊重，社会的思想文化繁荣等等。研究古代乡村治理研究，也有基本价值取向问题：是控制社会、巩固王朝统治，还是促进民间活力，促进人的尊严与发展？这些问题既贯穿治理研究的立场，也贯穿方法。
自从十几年前“乡村治理”进入中央政策议程以来，经历了“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两个阶段，其中关于乡村治理的文件政策表述，从“管理民主”变为“治理有效”。考察政策目标的演变过程，这中间有若干价值问题、目标问题、方法问题需要深入考察研究。这涉及到如何理解“治理有效”。有很多治理举措，在政府看来有效，对农民看来就未必有效。某些政府认为很好的“治理”举措，农民也未认同，甚至持相反评价。进一步可以说，虽然控制与治理有许多相通，不能把“治理”简单化地等同于“控制”。在很多情况下，看上去是“控制”能力增强了，实质上“治理”能力下降了。强制管控所形成的稳定或秩序，未必真正可靠，谈不上是良好治理。不论在现代，还是在古代，都有这样的问题。司马迁在《史记》中讲“以恶为治”，指酷吏拿作恶来当统治方式，以使统治者安享太平，是古代社会重要现象，也给后人很多启迪。所以，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看待乡村治理，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这就需要转换价值尺度，拓展研究视角，增加新的研究维度。
在乡村治理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观察维度是“人的价值”“人的发展”。借用年鉴学派一句话，“历史学必须捍卫人的价值”。乡村治理研究研究怎样捍卫人的价值？许多深层问题需要展开。
（2022年8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