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美两国的民间都有一股很强的敌视情绪。我们注意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3月发布了一组美国民调，其中有38%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敌人”，比去年增加了13%，过半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只有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合作伙伴”。

在美国国内对华敌对情绪上升的同时，中国国内普通民众对美国的反感也日益增加。情况的确如此，尤其是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部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些高涨。但是，并不是整个中国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高涨。如果我们与商界人士讨论这个话题，他们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

例如深圳，深圳制造业非常发达，规模很大，与世界市场密切关联，虽然商界也有一些人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表示担忧，但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希望中美能尽早回归正常关系。

即使在特朗普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以来，中国商界还是在持续和美国做生意。即使不能和美国直接做生意，也会通过越南、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甚至墨西哥等南美国家和美国继续做生意。所以，中美之间直接或间接的贸易迄今仍然在发展。

当然，对于一些对华鹰派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对华民族主义的态度是不可否认的。其实，中国也有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对美国持鹰派态度。但是，政府官员总体仍然是非常理性的。

我没有看到中国官员像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公开指责中国那样去指责美国。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态度也是非常理性的，他们希望中美关系能够保持稳定发展。所以谈论民族主义情绪，取决于我们观察的是哪个社会领域。

在社交媒体上，确实存在民族主义情绪泛滥的情形；但在其他领域，特别是在中国政府内部，我觉得并没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总体还是比较理性的。

根据我几十年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持续观察，中国政府一直能够比较好地管控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是一个那么悲观的人。我认为基本上是双方那些高知名度的鹰派公共知识分子将对方妖魔化了。

有很多人都在讲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却根本不知道这种竞争是什么竞争。我认为竞争关系有好的竞争，也有不好的竞争。

一方面，比如经济、技术的竞争，其实既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竞争大概率也是有益的，经济、技术方面的良性竞争其实会推动双方的发展。在芯片方面，虽然美国停止向中国出口尖端制程芯片，但中国自己全力研发出了新一代的芯片，华为近期便取得了一次技术上的突破。

另一方面，拜登所说的体制竞争或者政治竞争，例如一些政客宣扬所谓的“民主”和“独裁”的对决，正在演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竞争。对这种竞争，我们也不用恐惧。中国具有独特的政治体制，这是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对这种竞争也不用太过担心或者害怕。

我们应该担忧的应该是军备竞争，这是一种最糟糕的竞争。我在东盟国家有很多年的工作经验，东盟国家以及很多类似的区域是欢迎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的，他们也不担心其他领域的竞争，但是唯独对于军备竞争会感到担忧。中美间的军备竞争将会给这些地区带来很大的困扰。

我个人认为，中国和美国必须非常谨慎地看待东盟的这种立场。东盟近几年已经做出了集体的决策，即他们不会选边站。如果美国和中国的冲突公开化，东盟大概率是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所以，中美两国必须谨慎。现在这种氛围和美苏当年冷战的氛围是完全不同的，过去小国必须选边站，但现在小国可以拒绝站队。

我们所需要的是政治互信。我觉得商业合作、经济合作仍在继续进行，人们对这个方面比较有信心。但是，我们需要更多政治方面的互信。美国最近也有政府高级别官员到中国访问，比如布林肯国务卿、耶伦部长、雷蒙多部长。

中美在政治上如果开始进行交流，双方的社会就会更好地朝互信这个方向前进。民族主义情绪的出现是因为中美人民对彼此失去了信心，但为什么会失去信心？因为现在双方缺少交流，所以我们希望双方都可以开诚布公地进行交流。

中美关系非常重要。这对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双边关系。两国是世界秩序的两大支柱，美国不可能在没有中国的情况下维持世界秩序，中国也不可能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建立世界秩序。

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先生早些时候提出的观点，即如果中美开战，不仅对双方来说是具有毁灭性的，对于整个人类文明都是具有毁灭性的。作为公民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应尽一切努力，让双方关系重回正常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