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三十年”指的是日本经济增速低迷的平成时代（1989年—2019年）。日本社会开始进入结构性萧条，在美国“不许超越”的持续打压之下，日本出口立国模式崩溃。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本政府试图在确保国内物价稳定的基础上，让本国经济转向内需主导型来扭转总需求不足的颓势。在此期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增加令日本政府自顾不暇。面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日本企业不得不同时面对通货紧缩和制造业比较优势丧失的挑战。日企在此期间的应对措施，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一、“失去的三十年”日企面临的生存环境

在1960年—1989年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依托低利率的资金配给以及有计划的政策性投融资支持，日本社会的基础设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依托日元升值和日本独特的企业与工会缔结的工资协定（工会主动控制工资上涨），日本成功度过了上世纪80年代的石油危机。日本的汽车和半导体制造超过美国，日本制造席卷美国市场，这导致了很大一部分日本企业形成了路径依赖，从而丧失了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求得转机的宝贵机会。

（一）人口减少引发日本社会总需求结构的巨大变化

日本社会生育率一直不高。社会生育率的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增加导致日本社会的总需求曲线发生了永久性左移。资产泡沫破灭导致居民收入减少，对未来的收入增长预期普遍悲观（日本内阁府公布的以收入增长为标准衡量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1989年为50.7，1999年为40.9，2009年为36.1）。内需萎靡，企业销售收入开始锐减。内需的减少叠加日元升值，使得日本企业开始普遍步入需求不足的困境，大量日本企业在“大水大鱼”时代所熟悉的商业模式难以为继。

（二）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日企的资产负债表普遍受损

为刺激经济增长，日本央行从1992年开始实施“零利率”。但极低的利率也没能促进日本企业扩大再生产。原因在于，日本企业在泡沫期大举借贷，大肆进行房地产等固定资产投资、参与股票投机，随着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下跌，资产价格缩水导致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大幅衰退。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这些企业不得不将从银行新获得的贷款用于还贷，而这种个体的占优策略最终演化成了“合成谬误”，加剧了日本企业经营目标从“利润最大化”向“负债最小化”转化，最终形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负反馈。

（三）汇率贬值影响日本制造业企业参与全球水平分工

上世纪90年代，IT革命和互联网大幅降低了信息处理的成本和通信成本，距离对经济活动的限制越来越小，一些美国企业开始将服务外包向印度和爱尔兰等国家转移，这推动了全球制造业从垂直一体化走向水平式分工。然而，在日元贬值的大背景下，日本企业为了控制成本，不得不收缩生产线、在日本国内增设工厂，将生产制造环节向国内转移。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日本的夏普公司（生产电器和电子产品）和美国的苹果公司。苹果公司采用水平一体化，将制造环节外包给中国的富士康公司，自己只保留设计、营销、物流和品牌管理。这一生产组织方式所带来的最终结果是，2016年4月，夏普被中国富士康母公司鸿海精密吞并，而苹果公司却一度跃升至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

二、日本企业应对“失去的三十年”的经验

虽然在此期间，日本企业普遍面临着较为不利的生产经营环境，但也有部分企业依托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适应变化了的市场需求，从而成功地化危为机。

（一）及时调整策略适应居民消费趋势性变化

对于“失去的三十年”来说，日本面临的整体趋势是日益来临的老龄化社会和整体人口规模不断减少带来的消费萎缩，这使得日本社会的消费曲线发生了永久性左移。在这一趋势性变化下，日本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需求趋向于回归理性，更加注重产品的实用舒适与物美价廉。在此期间，零售业态中的百元店（Daiso—大创、Seria、Cando、Watts）、软折扣店以及一些淡化品牌概念但更重视简洁实用的休闲服饰（优衣库）、家居用品（宜得利）、食药产品（松本清）、化妆品等性价比较高的新型商业模式得到了日本消费者的认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二）在资源约束中寻找并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面对经济全球化分工的转变，日本制造业企业开始向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高的精密机械、高端电子零部件、半导体设备、存储/逻辑芯片制造、高机能材料等行业发展。以三井财团的东芝和索尼等为代表的制造业企业基于危机感的“自我升级”一直都没有停止，“日本制造”及“日本设计”逐步摆脱了“山寨”恶名，获得了世界级的信誉。其中的佼佼者还有三菱重工、富士重工、丰田汽车公司、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等。这些经验可以总结为：在战略层面，跟踪国际科技前沿，学习世界先进技术，高度重视工程师培育；在战术层面，推广以“精益生产”为典型的先进制造模式。

（三）紧密围绕全球产业链演进的趋势进行发力

虽然日本对当时经济全球化趋势演进的方向作出了错误的整体判断，但反应过来的部分日本企业迅速认识到了这一全球分工体系的核心本质，将制造业的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作为主攻的方向，并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企业是基恩士。这家1974年在日本创立的小企业，自诞生以来，依靠提供能够改善自动化制造质量与效率的解决方案，迅速在全球建成了高效的服务网络，为世界各地的从“财富500强”制造商到小供应商提供传感器、测量仪、数据采集仪、测量系统、视觉系统、控制系统等软硬件产品，覆盖汽车、半导体、电子元件、医疗、物流、商品药品等多个行业。整体来看，日本企业迅速通过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补上了起跑的短板，诞生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性企业。

（四）依托对外投资提高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

资源约束一直是日本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硬性约束。《广场协议》签订后，为应对贸易冲击，日本政府推出“黑字环流”计划，核心目标是通过政府援助、商业贷款等手段，将日本的国际贸易盈余、外汇储备和国内私人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行业。这标志着日本从“贸易立国”开始向“对外投资立国”转变。在此期间，以索尼、本田等为代表的日本企业海外收入占比已经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超过了半壁江山。日本企业“出海”分为两类，一是以降低制造成本为目的的“垂直直接投资”，即产业链外迁；二是以获取需求为目标的“水平直接投资”，即海外市场扩张。

（五）小企业坚持走专业化和“隐形冠军”道路

随着日本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大量日本中小企业开始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市场份额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通过聚焦赛道、走专业化和精细化等“专精特新”道路，日本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都诞生了一批“隐形冠军”。以制造业领域的碳纤维为例，在小丝束碳纤维市场上，东丽、帝人（东邦母公司）和三菱合计占据全球49%的市场份额；在半导体芯片领域，成就了信越化学、SUMCO、住友电木、日立化学和京瓷化学等众多公司。在服务业领域，日本知名游戏企业任天堂，从一家做游戏纸牌的小企业发展成为全球电子游戏行业巨头。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都非常专注于所在赛道，通过创新和下大力气攻克核心技术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产品优势。

三、对我国的政策启示

一是要妥善应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新局面。大环境是企业生存的土壤，房地产具有财政和产业链带动性强的双重属性，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将会传导到企业的需求端。因此，必须要守住房地产市场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把解决烂尾楼等保交楼、保民生和保稳定工作以及妥善处置房企风险纳入地方政府考核。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出台措施为二手房流动提供便利，逐步扩大租售同权适用范围。引导房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鼓励房企推出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群众多样化的住房需求。

二是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和稳定的融资环境。一方面，要稳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为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创造条件，大幅降低企业的负债成本，把资金“赶上”实体经济，助力企业尽快走出“创伤期”。另一方面，要确保汇率不发生大的波动，稳步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为中资企业走出去和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稳定的汇率预期。

三是引导企业把创新摆在经营的核心位置。鼓励企业要加强对市场需求的研判，及时调整产品和服务的定价策略，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围绕“卡脖子”技术和关键核心领域，形成一批走差异化和专业化路线的“专精特新”企业，推动中国经济新质生产力全面成型。

（闫坤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肖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