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前在一个小范围的闭门讨论会中，一位出席人士不经意地抛一句：“现在都只讲“爱国者治港”，不讲“港人治港”了。”

当时这种讲法，只是闲话一句，没有跟进深入讨论；而内里那个“讲”字，意思是可轻可重，其效果也可大可小。就算不是以此易彼，“港人治港”和“爱国者治港”，也有需要厘清其中的关系。

本栏之前也曾经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些基本政策方针，作过一些个人解释和演绎。而这3条基本政策方针，都是必须放在一个可供对照的情况来理解。所谓“港人治港”，其实就是对照当年提过的“京人治港”而来。所谓“京人治港”，就是北京直接指派官员来港担任重要职位，情况就有如中央管理其他省市，又或者伦敦在1997年回归前对香港管治一样。由英国占领香港实行殖民管治到撤出香港，港督和部分主要官员都是由伦敦直接委任，而大多数都是英国本土人士，履新之前与香港全无关系。他们来到香港，就只是为了“管治”这个地方。

对照“英人治港”模式

对于“港人治港”，要了解其政治内涵，就必须对照“英人治港”模式，因为《基本法》起草时，就是英国政府对香港作殖民管治的时候，这就是对照的背景。香港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都必须是香港永久居民，并无外国护照或居留权；而对行政长官要求更高一点，多了必须居港满20年这一条。

而行政长官作为领导特区和特区政府的首长，基本法也规定是经选举委员会通过选举产生，这包括了香港各界代表的参与。而英国委任港督，人选当然百分之一百不会来自香港本地人，也从来不容许本地参与成分，甚至每次在正式公布人选前，保密工夫做到密不透风，连事先吹风、试探一下香港民意都欠奉。反正都是伦敦派来“管治”香港，港人意见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所以从基本法条文去理解“港人治港”，在最高层的治港班子中，行政长官必须是来自香港的香港人；其产生过程，也经历具“广泛代表性”的港人参与。而在主要官员层面，也必须来自没有外国居留权和护照的本地港人，经行政长官提名并由中央政府任命。这些政治内涵，跟殖民管治时的“英人治港”对照一下，就相当清晰。若比较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地方管治，其对照就更为明显突出。起码在明清两代，省级最高行政首长，即总督和巡抚，都是由中央官员出任，而且这批中央派出的封疆大吏，都尽量避免回到其原籍出任地方最高行政首长。以大家都较熟悉的两广总督为例，明朝一代，48任总督无一来自两广；清朝一代，两广总督60多名，唯一来自两广的只有一个广西籍贯的岑春煊。岺能破这个官场惯例，固然因他是慈禧太后心腹爱将，而他出任两广总督之时，大清帝国已是礼崩乐坏、日薄西山。这些中国历史上的官场惯例，正好与“港人治港”做一鲜明对照。

所以对“港人治港”的正确理解，就是这是香港特区管治班子组成任用的制度。而这种制度，经1990年颁布的基本法以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在1997年回归后落实，沿用至今，未有任何修改。“港人治港”，还是基本法内规定的“港人治港”，无论多讲还是少讲，“港人治港”还是一模一样。

港人治港下对治港者的政治要求

至于“爱国者治港”，其实只是在“港人治港”这个制度下，对承担管治责任人士的政治要求。邓小平在1984年曾提到爱国者的标准就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国家恢复行使对港主权，以及不损害香港繁荣和稳定。这3条大原则至今仍适用，但经历近40个年头，而其中26年是回归之后的实际管治，这3条广阔的大原则总需实质化和细致化，甚至可以说是“现在化”：要把这些原则放于现在的政治环境中。负责港澳事务的夏宝龙主任就一再发表讲话，进一步刻划爱国者治港中的爱国者。夏主任在2021年2月发表了以〈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为题的讲话，就以3点来讲治港爱国者的标准和要求：

（1）“爱国者必然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换言之，爱国者绝不会做出有损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

（2）“爱国者必然尊重和维议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国家不是抽象的，爱国也不是抽象的，爱国就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香港基本法的母法”；

（3）“爱国者必然全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不做损害香港繁荣稳定和市民福祉的事，这看起来是一个不太高的标准，但这个标准只有爱国者可以达到，反中乱港分子是做不到的”。

这3点所做出的实质化、细致化和现在化，其实都是针对2019年黑暴事件。经历这次严重的政治事件，“爱国者治港”就是在“港人治港”制度下对治港者的政治要求。对管治者有政治要求，这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政治事实，在所有管治制度下都必定存在。于回归之初亦已订立一些政治要求的规矩，只不过在行政部门就非常严谨，对立法机构就相对宽松，甚至是“可忍则忍”；但经历2019年事件，反对派企图用“35＋”去颠覆夺权，在“忍无可忍”之下，严谨的政治要求也一并适用到立法机构而已。

张志刚，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