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来，五四运动多被曲解，人们往往简单地把五四运动和激进主义联系起来。尤其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各方面都想“告别革命”。既然五四运动是激进主义的产物，也是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在今天的建设时代，再提倡五四精神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或许是有关部门这些年来低调处理五四运动纪念日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对五四运动这样一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运动，任何轻易的结论都为时过早，政治性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

和其他所有的思想运动一样，五四运动的确有其激进的一面，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批评。但是激进运动并不缺失其理性的一面。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就是通过五四运动在中国得到确立的。五四运动如何确立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今天中共的转型仍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和反思意义。

领导权不等于统治权

首先必须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领导权和统治权。根据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说法，领导权和统治权是两个互相关联但又具有不同性质的政治概念。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通过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自由竞争而得到的地位。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该意识形态，自愿接受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在行动中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或者指导。

但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则不一样。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往往是一个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加于社会群体之上。

意识形态确定其统治地位并不见得是通过自由竞争，而是可以通过政治的、行政的、法律和经济的各种力量加于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尽管并不排斥领导权，但两者的区别是显然的。领导权并不包含强制性，而统治权则包含有强制性。所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之统治权具有更广泛的合理性和社会性。

在五四运动期间，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占领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和社会主义思想在当时的竞争力分不开。当时，社会主义思想没有任何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支持，并且经常被视为是异端。但社会主义思想显然并不怕竞争。这种思想很快取得了领导权，有很多因素。

社会主义思想首先赢得了很多知识分子的认同，他们选择和认同了社会主义。这个知识群体在传播和发展社会主义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再用葛兰西的概念，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有机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思想赢得领导权，也因为较之其他思想它更符合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一方面能够解释中国的现实，同时也能解决中国所存在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哲学，而且也是一种实践哲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的大学和学校所具有的思想自由竞争精神。任何思想都必须有载体，而大学和学校是最主要的思想载体。如果当时所有的大学都不能容忍相信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那么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领导权要困难得多。

当时的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学校领导本身并不见得认同社会主义，但他们勇于面对也有能力面对各种思想的竞争。

这种竞争精神对今天中国的思想战线仍具有参照意义。中共现在是唯一的执政党，具有坚实的统治权。因为有了统治权，一些主管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官员和大学主管，就很少去考量甚至忽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因为有了强大的政权基础，有了经济、社会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权力，他们往往显得霸气十足。

应通过竞争争取领导权

一些人害怕竞争，也不容忍竞争，往往是用权力来压人，用权力来解决问题。尽管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但在思想领域更甚。

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每一个官员都意识到这一点。但很多官员并不想去通过竞争来争取思想上的领导权，而总是想用手中的统治权来取得这种“领导权”。

从这一点来说，笔者很欣赏新任出版总署署长说出“解决问题，少用权力，多用智慧”这样的话的勇气。因为这种勇气早就在很多党政官员中间消失了，或者说一些官员就根本没有能力拥有这种勇气。

要取得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而不仅仅是拥有和使用统治权，就涉及到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政党如果不能培养自己有机知识分子，那么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就很难取得，很难维持。

在多党制国家，党本身只是一种组织，具有组织利益，并且和其他党派相竞争。但中国的现实是，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在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的情况下，党的利益是什么？这是个必须加以仔细考量的问题。

人们常说“党和国家的利益”，就是说，党具有本身的利益。那么党的利益是什么呢？不管党的利益多么复杂，有一点很难忽视，那就是党必须以社会大多数的利益为依归。

就是说，党是整个社会的有机体。党依附于社会整体，而不是社会依附于党。这就决定了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首先应当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反映社会的声音，代表社会的利益。

党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来自社会，服务于社会。他们和党的其他干部是党和社会整体的有机连接点。如果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成为了某一些特殊利益的代言人，那么党在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会出现问题。软性的领导权出现了问题，那么硬性的统治权就显现出来。统治权使用过度，或者滥用统治权，那么党群关系就会呈现紧张状态。

前些年，中共领导层提出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问题，并且把提高执政能力提到政治议程上来。这具有方向性的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党的转型不可避免。近年来，中共在党内民主、反腐败等方面有不少努力。但是迄今为止主要集中在组织和管理层面的转型，而这是远远不够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型也同等重要。

最近提出了要理论创新，这也是时代所需。但如何通过各种进一步的改革，在争取和改善领导权的基础上巩固统治权，这可无疑是中共政治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