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因革命动员和抗日情感的双重需要，中共在延安组织了规模浩大、内涵丰富的“五四”纪念活动，将延安打造为新的“五四”纪念中心。中共革命需求作用于延安“五四”纪念中，使得纪念活动凸显中共革命内容，发展出革命功能指向的新型纪念活动，并将革命宣教与纪念休闲有机融合，呈现出彻底革命化的纪念形态。纪念反作用于中共革命，完成中共的革命史重构、革命理论更新、革命领导权强化、革命方向集中，建设出统一的革命思想基础，并灵活助力中共各时期具体革命目标，推动了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共革命与延安“五四”纪念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不断更新生产纪念形式、革命内涵、革命目标的“延安模式”，有力地维护了中共革命秩序，意义深远重大。
关键词：中共革命 延安 “五四”纪念
五四运动因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解放和思想启蒙的重大意义而为后人纪念。全面抗战爆发后，五四纪念中心从原来的北京、上海等地转移到延安、重庆等后方城市。延安原是陕北一座偏僻小城，罕见“五四”纪念，自中共中央迁入成为革命中心后，才在中共领导下平地建起“五四”纪念的高楼，所以延安“五四”纪念活动亦旗帜鲜明地体现出中共对“五四”纪念活动的组织和对五四运动的官方阐释。从中共纪念角度来看，陈金龙将中共“五四”纪念纳入中共对近代重要事件纪念范畴内。这样分类确有道理，“五四”纪念不同于中共建党等纪念，“五四”纪念其来源复杂、内涵多元，话语权长期被国共两党、自由主义者等多方力量争夺。同时，“五四”不同于辛亥革命等事件之处在于，它不仅指向爱国救亡，还有思想启蒙的意涵，而且在延安时期被赋予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崇高地位，对中共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从这几方面来看，研究全面抗战后延安的“五四”纪念具有重要价值。学界相关研究则多见于对中共领导人纪念文章、演讲和延安本地报纸纪念文章方面的研究，对延安地区的活动纪念研究较少。仅有的相关研究中，侧重于彰显中共“五四”话语内涵及意义，缺乏对中共革命与延安“五四”纪念作用关系的整体探析。本文即尝试从延安“五四”纪念的整体形态、完备内涵、发展历程等方面探究中共革命与延安“五四”纪念的双向作用。、
一、中共革命对延安“五四”纪念的形塑
延安的“五四”纪念是中共在全面抗战的革命新形势下，结合“五四”纪念传统组织起来的，甫一诞生，便带有革命的红色基因。在革命基因的强势影响下，延安的“五四”纪念随各时期革命形势变化呈现差异的阶段化特点，在“遗传”的“五四”纪念传统形式中生长出中共革命内容的面貌，还“突变”出指向具体革命功能的新型纪念活动，并有机融合了严肃的革命宣教和活泼的娱乐活动，形成了完全革命化的纪念样态。
1.革命形势变化使延安“五四”纪念形成阶段化特征
延安在中共到来前，罕见“五四”纪念活动。中共进驻延安之初，因延续土地革命时期对五四运动资产阶级性质的批判和对“五四”纪念的忽视态度，在1937年的“五四”周年时，并未在延安举行相关纪念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号召集中全国力量御敌，动员参战成为了抗战事业的首要任务，同时闪耀抗日光辉的五四运动愈发为人们所怀念，现实和情感的双重需要使得“五四”纪念重新被官方请上舞台。延安的“五四”纪念，便始于全面抗战后的周年日，其纪念内容与动员青年抗战密切相关。1938年5月4日，“五四”纪念晚会于抗大召开，李富春强调：“五四是以反对日帝国主义者发动起来的”，因而纪念五四的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旨在建立独立自由的新中国，“五四运动也就是为了这个新中国而斗争的一个运动”，青年应在革命斗争中担负起先锋任务。6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青年工作指示，号召动员青年参加抗战，要求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团结全体青年参加青救的活动。
1939年为“五四”20周年，也是“我国抗战进入更加难斗争”以及“青运正在向着统一的全体青年运动和组织的方向前进”之时，西青救常委会提出动员组织青年、武装青年参战是“当前最紧急最切要的任务”，因而决定5月1日至7日为青年参战动员周，订5月4日为西青救成立纪念日，并向全国青年提议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西青救的提议很快得到了三青团的呼应，“五四”正式成为“中国青年节”，延安“五四”纪念也迎来发展高峰期。1939年，首届“五四”青年节纪念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中央青委就纪念“五四”问题分别给北方局、南方局、中原局、东南局发去指示，总政治部和中央青委向部队下达纪念“五四”指示。毛泽东是年的纪念讲话阐释了“五四”成为青年节的重要意义：“‘五四’至今已有二十年，今年才在全国定为青年节，这件事含着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说它表示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进到一个转变点了……是要转变到胜利的方面去了。”
此后数年间，在中共组织领导下，延安举行了种类繁多、内涵丰富的纪念活动，彰显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特征，延安“五四”纪念活动就此成型。由于中共的“五四”纪念卓有成效，“五四”被时人认为是中共的节日，在国民党加紧对中共制造摩擦后，“五四”纪念就愈为国民党所限制。1942年“五四”青年节，国民党通令各地禁止纪念“五四”，其中一条重要理由就是认为“‘五四’为共产党的纪念日”。1943年，国民党又改订3月29日为青年节，“五四”正式失去国统区内官方名分。而在延安等中共领导区域，“五四”自1939年起一直作为青年节被热烈纪念，中共此后成为“五四”唯一官方资源。1947年，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延安“五四”纪念活动一度中止。1949年5月，延安“五四”纪念文章庄严宣告：“在胜利的中国革命的形势下，这种人民民主的文化正排除一切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而占领着文化领域中的全面阵地。”延安“五四”纪念正因革命动员需要而唤起，以革命转折而作为青年节，因革命阻难而中断，以革命胜利而完结，谱写出起承转合的革命纪念篇章。
2.中共革命新鲜血液注入“五四”纪念传统躯体
五四运动后，在社会各界运作下逐渐形成了纪念习俗，纪念会、展览会、游行演讲、口号标语壁报、文本纪念成为纪念的常备形式。延安“五四”纪念兴起后，中共迅速移植了这些“五四”的纪念传统，在传统形式的躯壳中注入当前革命内容的新鲜血液。纪念会是最重要的现场纪念活动，延安“五四”纪念会多由中共领导的青年团体组织主持，中央青委积极进行指导工作。西青救、解放区青联、新青团及下属的边青救、边青联主要承担或参与“五四”纪念会组织筹备事宜，中央青委的冯文彬、李昌、胡乔木等和边青救的高明山、王治周都担任过纪念大会主席或主持人。纪念会仪式和内容紧扣革命主题，以1939年“五四”纪念会流程为例，首先鸣炮升旗，全体肃立，选举主席团，向孙中山肖像敬礼，恭读孙中山遗嘱，向抗战死难将士默哀三分钟，继而中共领导人和大会主席讲演，演讲完毕举行向革命领袖献旗礼，接着各界青年相继发言，最后通过大会宣言收束。1940年的纪念仪式上增加了脱帽唱国歌和国际歌、引誓宣誓的环节。延安时期莅位大会讲演的中共领导人有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等人。解放战争时期，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莅会讲话，因而延安“五四”纪念会内容敏锐准确地反映出中共革命政策。1939年，万余延安各界青年隆重举行纪念“五四”二十周年暨首届中国青年节庆祝大会，毛泽东发表著名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讲话，号召全国青年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一定要把全中国的青年团结起来，一定要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延安各界青年献词体现出革命对纪念会的成功塑造：“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您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中共所提出与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延安青年节展览会展馆布置和展品陈列均体现出浓郁的共产主义革命特征。以1940年为例，青年运动资料展会分“中国之部”和“国际之部”，分别展出中国革命资料和国际共运革命资料。“中国之部”展出“五四”以来青运图画、照片、刊物资料、八路军缴获日军物资和战斗图、边区青年自制西药、军服、纸烟等展品。“国际之部”展出第一次世界青代大会、中国人民支援西班牙人民、列宁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照片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印章等。游行、口号、标语等革命“纪念”话语的强烈冲击参与者感官，使其在情绪宣泄中建立对中共革命的认同拥护。1940年，纪念者高举红五角星和毛泽东等领袖肖像，抗大等院校高举“中国青年节万岁”标语，游行队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游行至纪念会场。1946年青年节，延安举行讲演会，各地青年讲演内容主要是控诉国民党暴行；1949年青年节，延安各机关、学校、工厂均出了纪念“五四”壁报。
延安“五四”文本纪念旨在宣传中共革命主张和革命话语。延安“五四”纪念文本分为回顾五四运动史文本、革命指导文本、宣传进步青年团体文本、青运工作指示几类。《五四运动》（毛泽东，1939年）、《“五四”青年节》（《群众日报》社论，1948年）、《“五四”运动介绍》（《群众日报》社论，1949年）等文章都宣扬了中共“五四”话语，毛泽东文章观点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思想，其他文章中均出现了“新民主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键词，有些文章摘引了《新民主主义论》内容。革命指导文本是纪念文本中最多的一类，代表文本有：《完成五四文化运动的任务》（艾思奇，1938年）、《今年的五四与中国青年》（凯丰，1941年）、《纪念五四，贯澈为民主自由的斗争》（《解放日报》社论，1946年）、《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陈伯达，1949年）等。总的来看，这些纪念文本分析了各时期革命形势、革命目标和革命方向，有深刻的革命指导作用，彰显出共同的革命规律，即只有中共代表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打破过去革命的限制性与狭隘性，并懂得与根据中国社会历史的规律与革命的规律，提供了中国新生的完全的希望与具体的道路”。宣传中共领导的青年团体活动文本有：《西青救两周年》（冯文彬，1939年）、《迎接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的成立》（《解放日报》社论，1945年）等。这些文本介绍了中共领导的青年团体的成立意义、活动情况，号召青年积极响应该团体活动。中共指导青运工作指示有《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目前青年工作的指示》（《群众日报》，1948年）和《西北青年运动的当前任务》（张稼夫，1949年）。这些工作指示都反映出中共对青运工作的具体革命要求。
3.发展出革命功能指向的新型纪念活动
延安“五四”纪念还发展出测验竞赛、军事检阅演习、选举模范青年等有具体革命功能指向的新型纪念活动。测验竞赛是培养和检验革命能力的纪念活动，毛泽东在1938年延安“五四”晚会上提出在抗战中“来一个革命的竞赛”，因而延安“五四”纪念开始出现学习竞赛、军事竞赛、生产竞赛等多种竞赛。抗大于当年便组织了突击竞赛和政治军事测验等活动，突击竞赛的目标是提前完成教育计划，政治军事测验不同于一般学校测验，只有集体成绩，旨在加强学员团结互助。为准备测验，抗大举行了军事政治问答晚会，以班为单位传递解答军事政治题目。1942年青年节，延安县青救会决定在川口区纪念会上举行少队军事竞赛，并举行学生测验竞赛，测验内容是新文字、政治、青救常识。1943年“五四”青年节前夕，延安各大工厂都展开了生产竞赛。1946年5月，延安大学为迎接青年节，举行征文竞赛，组织同学向《解放日报》投稿，报道边区青年民主生活。1949年，该年青年节西北党校百余青年举行了时势、政治测验。除了各单位组织竞赛外，个人之间也有自发组织竞赛的，如1948年“五四”青年节延长县三个青年自发进行耕地竞赛。
军事检阅演习是检验军事革命能力的纪念活动。1940年5月3日，延安举行纪念“五四”青年节军事演习，军事演习模拟的是日寇偷袭延安的攻防战，最终我军通过埋伏反攻赢得延安保卫战胜利。5月4日下午，“五四”青年节军事检阅在延水河畔检阅场举行。受阅部队约一万人，来自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近四十个单位，周恩来、王明、洛甫、任弼时、王稼祥等出席检阅部队情况。
选举模范青年是表彰革命功绩的纪念活动。1939年，西青救为纪念该会两周年和中国青年节，评选该会有功于青运发展和青运统一的模范会员，并颁发奖章，模范会员优先享受会员权利，对于该会出版书报和合作社经售物品可特价购买。1942年青年节，延安县川口区“五四”纪念活动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发给模范少队、模范青年、模范学生以及测验成绩优秀的学生与青年奖品、模范章和模范旗。1943年“五四”青年节，纪念筹备会发起评选青年劳动英雄、模范青年干部和青年学生的活动，并给予获奖者物质和精神荣誉。延安、安塞等县均授予“青年工作者获奖者”“青年劳动英雄”锦旗、奖章、一些农具和生活用品奖励。延市南关完小等校奖给“模范学生”获奖者书包、铅笔、儿童读物等学习用品和毛巾、肥皂等生活物品。1949年青年节，军区卫生部直属医院以及《群众日报》社分别选举了模范青年工作者13名、模范团员3名，并给予物质奖励。
4.形成了严肃活泼的革命化娱乐活动
严肃的革命宣教插入运动会、游艺项目等活泼的娱乐活动，达成了革命与娱乐的张弛结合，人们在放松的嬉笑中接受神圣的革命感召。1939年5月6日，延安青年节运动大会开幕，举行为期三天的比赛活动，比赛项目不仅有田径、球赛、拔河等，还有关联革命的射击、骑马项目。延安青年节游艺环节一般有歌唱、舞蹈、演奏、剧演、游戏、电影、杂技、武术等表演。歌咏最为常见，穿插于各种纪念活动中，歌曲与年度革命宣传主题紧密相扣，如1938年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1939年的《青年进行曲》，1946年国共谈判时的《民主进行曲》等。延安最受欢迎舞蹈是秧歌舞，是多年纪念的“常客”，游艺会主要有音乐会、舞会、平剧会、话剧会、野火会等。
以1940年为例，延安举行了一整天紧张的纪念会、军事检阅、大型游艺晚会等纪念活动。晚会首先是灯塔表演，十几个青年抬着毛泽东用右手指明方向的半身像，后紧跟一辆自制坦克车和一座灯塔绕场一周；军事表演包括步兵刺杀、手枪队操、徒手操、大刀操；火把舞是数百名护士持火把舞蹈，以两个分别胸覆镰刀斧头红旗和胸覆青天白日旗的战士分头从场外到舞中会合结束，“千万个观者是被这个用国共合作的象征来结束的场面感动了”；女大集体舞变幻舞形组成“五四”字形，记者强调“这不是什么，‘却而斯登’、‘华尔兹’、‘福克斯’之类，而是在一个革命的集团里，用以度衡她们自己的力量，检视她们自己的健康的方法而已”；最后以抗大化妆秧歌舞结束。严肃活泼的革命化娱乐活动效果是明显的，“人们带着满脸的笑容离开了会场”。
二、延安“五四”纪念对中共革命思想建设的翼助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共对五四运动性质意义的认识，对革命理论路线的总结，对青年、知识分子与革命关系的分析存在一个走向成熟的过程。延安时期，中共经过红军长征、抗战爆发、国际共产革命策略转向、国共合作等一系列大事件，以前的国内敌人不再是敌人，以前批判的民族资产阶级纷纷参加到抗战中，以前未广泛号召的大批青年奔赴延安，中国革命思想和历史又到了重新总结的时候。于是中共借延安“五四”青年节纪念的大好时机重构“五四”以来的革命叙事，揭示出无产阶级对“五四”的领导、强调中共对“五四”的继承，提出并宣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宣扬了“整风”思想，指明了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先锋作用和革命运动方向。
1.彰显无产阶级对“五四”的领导
土地革命时期由于革命陷入低潮，中共开始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对于五四运动着重于批判其资产阶级性，认为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群众运动。1930年，共青团中央纪念“五四”宣传大纲提出：“五四”“当时尚只是学生群众的运动，直至‘二七’中国工人遂起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这种叙述丝毫没有承认无产阶级在“五四”中的作用。1934年，张闻天教授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指出：“‘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下取得学生、贫民、商人、部分的工人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虽然张闻天在1937年主编的革命教材中对以前观点有所修正，突出了无产阶级在“五四”的作用，指出“五四运动中的主要力量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工人”，但他仍坚持五四运动领导者“一般来说，是代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求的知识分子”，这种论述仍然没有提出无产阶级的五四运动领导权。
延安首届青年节，毛泽东在纪念文章中明确提出，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出现了“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策略军”，他进而从数十年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历程宏观分析，指出中国民主革命“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中国现在革命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但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无产阶级取得了包括“五四”在内的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继续强调“中国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
此后，延安“五四”纪念文章延续毛泽东的分析方法，从对中国革命宏观分析角度强调无产阶级的“五四”领导权。1940年青年节，《新中华报》社论文章从国际背景分析指出，一战前后苏俄与美国分别提出民族自决主张，但依赖美帝实现民族独立幻想最终破灭，“五四运动是确定中国革命一定要站在反帝的战线上，就是说要站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战线上，才有出路”。陈伯达回顾了李大钊在“五四”时对青年的革命号召，指出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指导人”。1943年，亚灵撰文指出五四运动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初次显露了头角，成为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极重要的新的因素”。1946年，徐特立着重强调资产阶级与工人的联合改变了五四运动的性质：“把旧式的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转变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以农民为主的各阶级合作的民主运动。”1949年《群众日报》社论文章引用毛泽东论述，指出五四运动在世界革命、俄国革命、列宁号召下产生，共产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结成统一战线，担任了这个运动的领导”。
2.强调中共对“五四”的继承
1939年青年节，刘少奇回顾了自身“五四”经历，指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社会主义文化占据优势，马克思主义在克服无政府主义并与中国工人运动、人民反帝运动结合后成为雄伟力量，“马克思主义永远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占着主要的地位”。同年，艾思奇撰文提出：“五四文化运动所培养出来的最大的两株文化树，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发展了的三民主义。”他解释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最重要原因是中国诞生了“共产主义的创造人”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飞快的成长起来，并且组织了自己的政党，即共产党”。而五四文化运动培养发展了三民主义是因为“孙中山先生之应用三大政策，其意义不外是在共产主义的帮助之下更发展了三民主义，而这样的发展，如果没有五四文化运动，如果没有这运动里培植出来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不可能想象的”。1942年青年节，《解放日报》社论文章指出，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成为独立政治力量，五四文化运动把马克思主义接受到中国，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因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是五四文化运动的最光辉的产物”。1949年青年节，陈伯达强调五四运动中右翼知识分子转向反革命，而以毛泽东、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左翼，则“高举革命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投身工人运动，号召人民革命，“结果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3.建设宣扬了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和“整风”思想
从中共二大的民主联合战线，到中共六大的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再到瓦窑堡会议提出民族统一战线总策略，中共在各历史时期根据不同革命路线书写出起伏波折的革命史。抗战新形势下，中共到了对革命历史、革命理论、革命路线重新总结完善之时，中共总的革命思想正是毛泽东在延安“五四”青年节纪念时提出的。1939年青年节，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历史和革命理论进行了初步总结。他撰文分析了中国民主革命总体进程，指出：“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文化革新运动只是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个阶段新特点在于出现工人阶级、学生、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阵营。而中国革命动力则在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同时，他也分析指出了中国革命路线及目标：中国革命对象“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革命的根本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完成一个介于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是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这种总结判断基本成为毛泽东1940年初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主要内容，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早期表达。
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一经阐发，影响巨大，五四运动就被定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点，延安“五四”纪念话语开始成为新民主主义“五四”话语，对中国革命回顾和展望基本不超出新民主主义理论范畴，表现出对新民主主义的宣扬。1939年，艾思奇强调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和中共领导下，“才能依据科学理论的指导”，“能够循着具体的步骤，经过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彻底完成，以达到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1940年，光悌撰文指出五四运动“可以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1943年，亚灵的纪念文章认为“五四”时期中共诞生使中国革命有了新面目，“这就是使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的性质，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性质”。1946年，《解放日报》社论文章指出五四运动反旧政治、旧文化、旧礼教的文化革命意义在于“开辟了民族自决的新民主主义纪元”。1949年，《五四运动介绍》这篇纪念文章开宗明义地引用新民主主义论介绍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史。陈伯达也撰文强调五四运动开启了新时代，“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就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他又展望了革命前景，指出“在全中国境内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已将很快地完全实现”。
1941—1942年间，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报告，批判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未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精神，犯了形式主义错误。中共党内不正之风就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1942年“五四”青年节，宣扬“整风”思想成为当年纪念的重要内容。《解放日报》社论指出“五四”摧毁了中国旧教条，之后却出现搬弄洋教条倾向，并影响到共产党内：许多党员只能背诵马列主义词句而不能了解其精神和实质，不能依据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特点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党员在工作中发生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不正确的作风”。该文号召在“整顿三风”的运动中，用“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进一步地发扬五四的启蒙精神，以五四时代对旧教条彻底摧毁的态度来摧毁新的教条主义”。艾思奇在回顾“问题与主义”之争时，用辩证法分析胡适的优缺点，认为胡适的优点在于研究从实际问题出发、一切学说经实验证实，缺点在于忽略真理普遍性、对真理表现出相对主义、不承认根本改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艾思奇同时提出李大钊思想的科学性正在于：“理论与实际联系”“承认研究实际问题的重要”以及重视“革命的根本的改造思想、革命变革的思想”。
4.指明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及运动方向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一度提出“革命的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忽视了青年和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而抗战新形势产生了团结带领青年、知识分子的需要，中共便在“五四”青年节纪念之时重新定义了青年和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长远规划了青年和知识分子的运动方向。1939年青年节，毛泽东提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青年在革命中“起了先锋队的作用”，这就表明知识分子和青年同样发挥了革命先行者的作用。他强调知识分子、青年的运动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提出“革命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又指明“全国智识青年学生青年一定要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变成一个有力的青年运动”。毛泽东认为延安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模范，延安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农青年“各个阶层大家都是团结的”，“他们在学习革命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大道理与好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因而，“延安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方向”。从毛泽东论述可以看出，革命、与工农结合、团结、学习、生产就是中共领导知识分子、青年运动的总方向。
与工农结合、团结、生产内涵明确，革命除这些涵义外更多指向于参加革命战争，这些内容在延安“五四”纪念中被一再强调。1939年“五四”纪念时，胡乔木指出，青年积极参军就等于“抓住民族解放的钥匙”，青运指导方针在于“青年运动的一切力量，都为着促进全国青年的团结”，青运唯一出路在于“建立全国青年统一战线”。李昌向全国青年呼吁：“加强青年的团结，展开广大的青年运动，掀起青年投军参战的浪潮，实行优抗、慰劳、宣传与组织民众等工作。”1940年，光悌撰文提出：“‘五四’青年节应当是我们青年加紧抗战动员，扩大生产运动，加强文化运动，以及巩固和活跃青年组织的重要动员节日。”1944年，吴玉章号召“要将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以‘五四’的传统精神打倒日本强盗与汉奸卖国贼”。
学习是青年、知识分子的重要运动方向，其涵义十分丰富。1941年，冯文彬在纪念会上要求青年“努力提高自己政治文化水平”，“加紧学习军事技术、提高体力随时准备到前线去”。1946年青年节，徐特立指示广大青年“努力学习科学，提高文化，掌握技术”，以便适应建国的迫切需要。同年，《解放日报》社论明确提出学习毛泽东的人生观：“中国青年纪念这五四的伟大历史日子，应该进一步地把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生观来武装自己的思想，应该把毛泽东这个伟大的人生观来充实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我们要求的民主，就是人民的民主，我们追求的科学，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1948年，习仲勋对广大青年学习内容进行了全面总结，他指示青年“要善于掌握青年的黄金时代，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政策、文化、政治等知识，学会具体的革命本领”。1949年，陈伯达撰文呼吁知识界进行“思想大革命”，“把工人阶级的宇宙观与人生观来重新武装起自己的头脑”，“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观点新方法”，以真正有效地为人民服务。可见，学习不仅包括学习中共革命理论思想，还包括学习革命需要的一切科学技术、政治文化知识。
三、延安“五四”纪念对中共具体革命目标的促成
中国革命不仅是数十年“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性质”的长程革命，也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具体阶段的革命，甚至是每阶段具体方面的革命。延安的“五四”纪念畅想的不仅是遥远的革命最终胜利，也期待当前革命具体目标的变现。革命具体目标总因时间推移而不断调整，延安“五四”纪念内容也不断调整，以适应革命情势的需要，促成具体的革命目标。
1.对抗战时期中共团结抗日革命目标的促进
抗战时期中共首要革命目标就是团结革命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成为延安“五四”纪念的首要主题。延安“五四”纪念活动始终坚定号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五四”纪念晚会上构想了抗战胜利前景：“我们可问一问日本人他要一年我们就给他一年，他要三年就给他三年，要十年就给他十年，直到他说不能再要了，那就是战争结束的时候到了。”1939年，毛泽东在纪念大会上强调中国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现阶段的革命对象“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再一个是汉奸”，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势力，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同年《中国青年》刊登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追忆“五四”文章，集为《五四运动的二十年》专栏。毛泽东指出：“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李富春感慨道：“二十年后的今日，中华民族又重新团结得更坚固的同民族生死敌人日寇与汉奸作坚持的苦斗了！”谢觉哉要求青年们在这抗战紧要关头：“发扬五四精神，用更大的铁拳消灭现在的曹章陆。”同年，胡乔木发文呼吁：建立“强大的青年统一战线”，“人人参加抗战，人人起来消灭新的曹、章、陆——汪精卫和一切汪精卫之流”。1943年，胡乔木又强调消灭法西斯主义：“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从思想上彻底打垮和消灭法西斯主义”，此任务目的“就是为了战胜侵略我国的日本法西斯强盗，使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贯彻到底，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的抗日策略，在延安“五四”纪念时得到了广泛宣传。1939年“五四”青年节，毛泽东强调：“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之取得，必是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巩固与发展之时。”毛泽东在同年的纪念大会又指出团结统一的延安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模范，号召“把全中国的青年团结起来”，“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改造旧中国为新中国。边区革命青年团体同年的联合宣言也声明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实行全国青年不分党派阶层的抗日救国大团结”。
为维护统一战线，延安“五四”纪念发出中共号召拥护国民政府、宣传国民党有关政策的声音。1939年3月，国民党掀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4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告全党同志书，指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目标“是根本正确的”，号召全党同志拥护并推动全人民参与此运动。当年青年节，胡乔木撰文强调要在国民精神总动员浪潮中纪念“五四”，中国青年运动有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参加到军队和战争中、走向团结一致的历史优点，“正符合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中的三个基本原则：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李昌提出“把政府最近颁布的国民精神动员运动中所提出的宣誓不做顺民不做汉奸的口号作为纪念中国青年节的主要的精神内容”，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的要诣”作为行动的总方针。罗迈对比“五四”与抗战的环境，指出青年们“五四”时反对北京政府，当今则要“拥护中央政府抗战到底”。《中国青年》引用孙中山“结合者即强也”的言论，冯文彬援引蒋介石“切盼全国青年一致努力工作”的话语，强调国共在统一战线的一致性。延安青年节宣言也提出：“中国青年节是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所先后提议决定的，这种巧合正是中国青年统一战线前途胜利的最好象征。”
延安“五四”纪念不仅在宣传上支援抗日战争，还为抗日战争做切实准备。1940年初延安一度成为前线，面临日军进犯，保卫边区便成为当时重要的革命目标，当年“五四”纪念体现出保卫边区的准备。该年青年节，八路军留守兵团组织了大规模军事演习，模拟延安攻防战，演习内容是日寇一支迂回部队偷袭延安，敌军以优势兵力和强势火力一度攻占杨家岭，我军节节抵抗，最后通过反冲锋结合伏击取胜。此次演习目的在于“将更坚强的确保了延安，而使渡河西犯的日本鬼子尽数消灭”。同时，延安还举行了“平日少有的”四十个单位参加的大规模军事检阅，检阅队伍持机关枪、红缨枪、大刀，周恩来、张闻天等出席检阅，“万千青年在战斗的节日检阅了自己战斗的力量”。
2.对抗战时期中共反对专制、争取民主革命目标的助力
反对专制、争取民主是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另一重要目标，延安的“五四”纪念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行径，努力以和平的方式争取实现国内民主。1939年后，国民党掀起了抗战时期第一次反共高潮，同时加紧迫害进步青年。1940年青年节，《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抨击了这种丑恶行径，指出“抗战阵营内暗藏的托派汉奸反共派，正里应外合的破坏全国的团结”，号召中国青年不仅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那些违反青年利益，阻止青年进步，扣留青年的，屠杀青年的反共派、顽固分子”。文章还强调，“中国青年目前的一个最急迫的任务，是争宪政的实施，是开展青年参政运动”，青年必须要求修改损害青年利益的旧国大组织法和选举法，要求政府立即给予青年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日的自由。同时，西青救等十余个青年团体向蒋介石上书，提议下令完全停止“摩擦”，“释放各地监狱和劳动营中的爱国青年”，“撤销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全部特务人员，厉行国内民主”。
但1941年1月，国民党仍悍然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对青年迫害更变本加厉。此后延安“五四”纪念不再以参政、上书方式促进国民党民主化，而是着重揭露其反动独裁面目。1941年青年节，新华社纪念文章指责国民党顽固派模仿日寇奴化方法，在学校大行欺诈迫害的特务作风，呼吁“恢复五四运动关于思想自由和民主教育的精神”。凯丰撰文揭露青年在大后方受到相当于沦陷区的迫害：“大批的青年被活埋、枪杀、逮捕，所谓青年劳动营，事实上就是监牢，关上几千几万的青年。青年的一切民主权利——言论、集会、结社都被剥夺了，连生命的保障，居住行动的自由都失去了。”1942年青年节，蒋南翔抨击国民党党化教育侮辱和破坏了学术自由：“提倡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思想’的思想统制，党同伐异，排斥异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无异是以强制的法令来‘钦定’一切‘真理’，不容再有任何比较讨论的余地。”1943年3月，国民党文化统制变本加厉，出版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公然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粉饰国民党独裁行径。该年“五四”青年节，胡乔木撰文强调，中国思想界当下的中心任务就在于从思想上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不容在我们的抗战阵营之内还有人宣传法西斯主义或其亚种”。文章犀利讽刺了国民党内法西斯主义者对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效仿，号召“广泛宣传孙中山先生的反法西斯思想”，反对抗战阵营内的法西斯主义者和日本法西斯主义者。
3.对中共解放战争时期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革命目标的推动
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这个时期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这一时期中国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决定胜败的斗争，中共革命目标是“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个时期，延安“五四”纪念体现出对建立新中国目标的积极推动。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虽经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关于建国施政等一系列协议，但是国民党并未执行，反而撕毁协议积极准备内战。内战爆发前夕的1946年“五四”青年节，任弼时在延安纪念会上指出国民党正积极扩大内战，有组织地准备进攻东北和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一触即发，因此他提出中国人民、中国青年的紧急任务就是“反对内战”，“并准备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之爆发”。徐特立撰文提出当前最大政治斗争问题之一是宪法问题，中国亟需一部适合全国人民需要的宪法，各党派一致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确定了符合人民利益的宪草修改原则，但在国民党内战威胁下有被推翻的危险。因而，他号召全国人民“把坚持停战、政协与整军三大协定造成一个广泛的政治运动”以求三大协议的实现。
当国民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革命目标就只有解放旧中国、建立新中国。1948年青年节时，延安刚为解放军收复，《群众日报》纪念文章介绍了延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踊跃参战、与国民党军战斗的一些事迹。习仲勋在纪念会告诫青年不要因胜利形势而松懈，“应再接再厉地加倍努力，完成解放大西北的艰巨任务”。1949年“五四”青年节，民主人士杨明轩号召西北人民热烈支援即将向西北大进军的人民解放军，保证粮草、担架等必需军用物资的供给，“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协助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彻底消灭胡马匪军，解放西北”。西北局宣传部部长兼青委书记张稼夫强调西北青年运动总任务就是全西北青年动员起来在中共领导下，与西北人民一道，积极参加支援解放军，“迅速消灭胡马匪及其他反革命残余力量，解放大西北并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西北而奋斗”。
四、余论
延安在革命新形势下因中共中央进驻由一个偏远小城而一跃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中心，在全面抗战新形势下，中共在延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组织起丰富多样的“五四”纪念活动，延安也成为“五四”纪念的重要中心。中共在延安“五四”纪念时，移植了传统纪念形式并注入革命内容的鲜活血液，发展出革命功能指向的新型纪念活动，并将纪念的娱乐项目服务于革命宣教，宣传扩散了中共革命主张和革命话语，加强了中共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打造出从里到外彻底革命化的“延安模式”的“五四”纪念。这种“五四”纪念不仅表现为革命对纪念形式内容的革命化塑造作用，还表现为纪念对革命的反向推动作用，延安“五四”纪念完成了中共的革命史重构、革命理论更新、革命领导权加强、革命方向集中，建设出统一的革命思想基础，并因时而宜地灵活助力不同革命形势下的具体革命目标，通过促进一个又一个革命目标的胜利，促成了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胜利。“延安模式”打造了延安这样一个“五四”纪念中心，塑造了像延安这样集革命的宣传、动员、战争、建设为一体的全国“模范”区，引领了全国各地区，促进了中国革命。
革命是为了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纪念作为一种仪式，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并且“用仪式的方式使秩序保持在活跃状态并且得到再生产”。革命与纪念的拥抱使得纪念凸显革命秩序并聚焦于革命需要，助翼了革命的完成。纪念也使得“现实与历史之间筑起一条情感桥梁”，历史已经远去，革命现实在不断变化，这种情感桥梁则在不断地延伸、改造、加固，新的纪念形式、革命内涵、革命目标在纪念中不断更新生产，“五四”纪念的“延安模式”永葆生机。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