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所要涉及的“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来源于美国的一位学者，就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林毓生教授。他有一本书，叫《中国意识的危机》，1986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是穆善培先生翻译的。这本书出版以后在中国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当时年轻的学者有些赞成，有些不赞成。所以我想借他的这个话题说说我的一些想法。林毓生教授的观点很激烈，他把“五四”和“文革”相提并论，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的，而彻底的反传统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带来了中国意识的危机，影响所及，才会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用林教授的话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又重新出现‘五四’时代盛极一时的‘文化革命’的口号，而且发展成非常激烈的1966—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这决非偶然。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林先生还认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而首开风气的是“五四”。赞成林教授观点的有的年轻学者，虽然对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有所肯定，却也认为：“主导‘五四’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与文化的激进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其表现为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全盘否定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而且我看到有一种教材已经把这种观点写进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认为没有“五四”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文革”，“五四”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文革”。
这样一种说法，我觉得是需要讨论的。把“五四”归入激进主义并不是不可以，与相对保守的学衡派相比，“五四”的主潮当然是激进的。但问题在于，像“五四”这样一场文化运动，能不能叫作“全盘反传统”？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我把整个《新青年》——从1915年开始创刊的《青年杂志》（第一卷叫《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才叫《新青年》）到1923年成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新青年季刊》——都读了一遍，我想讲一些个人的看法。
下面我想分三个问题来讲。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真是“全盘反传统”吗？
我觉得，五四新文化运动有自己的问题，但是不能把这场运动的性质判定为“全盘反传统”。林毓生先生的一个大前提恐怕靠不住：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辛亥革命推翻普遍君权”，造成了“传统文化道德秩序崩溃”，“五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起来，利用这个空隙来“全盘反传统”的。这就把事情讲反了。辛亥革命是推翻了清朝皇帝，但并没有认真破除君权观念、纲常名教和封建道德，“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套还在人们头脑中深深扎根。辛亥革命之前民主共和的舆论准备很不够，当时主要是动员汉族起来反对满族贵族的统治，革命内容主要是“反满”，传统文化道德秩序并没有崩溃、并没有解体。如果君主专制真的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那么还会有1916年袁世凯的称帝吗？还会有1917年张勋的扶植溥仪复辟吗？“五四”的一位学者高一涵在当时就说：辛亥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非君师主义》）。这个看法是符合实际的。辛亥革命吃亏的地方，就是不像法国大革命之前有一个启蒙运动，以致革命之后，封建思想、帝制思想还普遍存在于人们头脑里，认为没有皇帝不行。举个简单的例子：连杨度这样一位曾经帮助过孙中山、坚决拥护改革的人，在1915至1916年间竟然也提出“共和不适合于中国”，他给袁世凯上表“劝进”，劝袁当皇帝。所以，林毓生先生所谓“辛亥革命推翻普遍君权”，造成“传统文化道德秩序崩溃”这个大前提就搞错了，他没有顾及许多事实，只是出于想当然。
弄清了这个大前提，我们才能正确理解“五四”。可以说，正是由于袁世凯和张勋接二连三的复辟，重新恢复帝制，以及像康有为这样维新运动中的激进人物都主张要把孔教奉为国教，列入民国时代的宪法，都拥护帝制，才引起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忧虑和深思。“五四”先驱者们觉得，中世纪的封建文化思想还深深地统治着人们的头脑，所以需要一场新文化运动，所以需要文学革命。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文中说得明白：
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实际上从思想战线的角度为辛亥革命补上了缺少的一课。
在帝制拥护者抬出“孔教”作为护身符的情况下，《新青年》编辑部为了捍卫共和国体，不得不围绕现代人怎样对待孔子和儒家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1917年年初，在陈独秀发动重评孔学的运动之后，吴虞从四川致信陈独秀说：我常常说孔子自是当时的伟人，然而如果今天有人还要搞孔子尊君的一套，要恢复皇帝的制度，要阻碍文化之发展，要重新扬起专制的余焰，我们就不得不来批判他（大意）。这个话确切地说明了《新青年》是被迫应战的。《新青年》上最早发表的评孔文章是易白沙的《孔子平议》，说理相当平实，作者认为：“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思想被历代君主利用而造成许多悲剧，并不是偶然的。易白沙还认为：“各家之学，也无须定尊于一人。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为中国一国之学。盖孔学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以孔子统一古之文明，则老庄杨墨，管晏申韩，长沮桀溺，许行吴虑，必群起否认。”态度比易白沙更激烈的是陈独秀。他的《吾人最后之觉悟》《宪法与孔教》二文指出：在民国时代，“定孔教为国教”是倒行逆施；“三纲说”“为孔教之根本教义”，“尊卑贵贱之所由分，即‘三纲’之说之所由起也。此等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我们如果在政治上要采用共和立宪制，必须排斥这类学说。而且，陈独秀还说，“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如果现在学习汉武帝的做法，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学术思想就会形成专制，带来的祸患就太厉害了，这种思想专制的可怕远在政界帝王之上。在答常乃德的信中，陈独秀还补充了一句：如果只许儒家一家存在，那么孔学本身也会因为独尊的缘故而僵化、衰落，因为没有人跟它讨论、批评。在《复辟与尊孔》中，陈独秀又说：“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故曰：张、康复辟，其事虽极悖逆，亦自有其一贯之理由也。”陈独秀由“三纲”为儒家根本思想，得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的结论。
所有这些，都说明新文化运动中骨干人物的评孔批孔，并不是针对孔子本身，而是针对现实中的复辟事件和“定孔教为国教”这类政治举措的。李大钊就说得明白：“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当时那些批评孔子学说的文章，包括陈独秀、易白沙、李大钊、胡适、高一涵以及后来的吴虞，他们的论文今天看来分寸不当是有的，但是没有全盘否定孔子或儒家，更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相反，《新青年》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规劝青年要以孔子、墨子为榜样，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陈独秀在《再答常乃德》的通信中，谈到孔子的学说时说：“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的说有。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这就是承认孔子在封建社会发展的初期，他的礼教对封建政治体制有一种稳定、巩固、推进的作用。陈独秀说：“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这当然也是肯定。李大钊的《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说：“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甚至说孔子如果活在今天，“或更创一新学说以适应今之社会，亦未可知”。他们都称历史上的孔子为“伟人”、为“圣哲”，肯定他做出过很大贡献，只是认为儒家“以纲常立教”“焉能行于今日之中国”而已。对于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有分析，春秋时代的墨家就受到很高的评价。《新青年》第一卷第二号发表的易白沙《述墨》一文说：“周秦诸子之学，差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者，殆莫如子墨子矣。其学勇于救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面对死亡也不后退），精于制器，善于治守，以寡少之众，保弱小之邦，虽大国莫能破焉。”易白沙在文化上的理想是融合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兼取二者之长：“以东方之古文明，与西土之新思想，行正式结婚礼。”（《孔子平议》下篇）这哪里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意味呢！特别应该说明的是，“五四”当时并没有“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五四”的口号其实只是一个“民主”，一个“科学”，第三个是“文学革命”，即使在评孔批孔最为激烈的1916年到1917年，也没有出现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那么这种说法是怎么出来的呢？事情只有那么一点因由：1921年，新文化运动暂时告一段落，胡适为《吴虞文录》作序，用了一些文学性的说法来夸奖吴虞（吴最有名的文章就是《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认为中国的家族制度支撑了封建专制社会）。其序的开头说吴虞是打扫孔学灰尘的“清道夫”，末尾说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才有了所谓“打孔家店”的说法。胡适这一说法，原是一种文学形象，也带点亲切地开玩笑的成分，可以说是句戏言，不很准确。因为第一个评孔批孔的是易白沙，批孔最有力的是陈独秀，吴虞是一年后才卷进来的，怎么靠他的“一只手”呢？而且胡适原话并没有个“倒”字。后人拿胡适这句戏言，加上一个“倒”字，成了“打倒孔家店”，当作“五四”的口号，岂不有点可笑？
反对儒家三纲，革新伦理道德，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做的一件大事。另一件大事，就是提倡白话文，提倡新文学，提倡“人的文学”，发动文学革命。这也不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要把几千年的古典文学完全否定。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里确有那么一句话，就是“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但只要读读上下文，就可以看出来，他所要推倒的“古典文学”，其实只是“仿古”的文学，是骈文、排律这类严格讲究规则、讲究声律的古典主义文学。就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用大量文字赞美了传统文学里的优秀部分，从国风，到楚辞，到汉魏以后的五言诗，到唐朝的古文运动，一直到元明的剧本，明清的小说，他都是肯定的，认为是中国文学里粲然可观的部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只是批判了六朝靡丽的文风，同时批判了明朝主张复古的前后七子和清初桐城派的四位创始人归、方、刘、姚。所以说，陈独秀并没有否定中国的古典文学。如果认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就是否定古典文学，那是一种误会。
总之，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造成“断裂”这种说法，在三个层面上都是说不通、不恰当的：第一，这种说法把儒家这百家中的一家当作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这是不恰当的。第二，这种说法把“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当作了儒家学说的全盘，这也是不恰当的。“三纲”在儒家学说中当然是很重要的，是纲领式的，但儒家首先讲的还是“仁政”，“三纲”远非儒家学说的全部。“五四”时着重反对儒家学说中的“三纲”，怎么就等于把儒家全部否定呢？显然不合逻辑。第三，这种说法忽视了即使在儒家文化中，原本就有非主流的“异端”成分存在。孟子那里已有一些新的思想出现，他主张“民贵君轻”，反对把君权抬得那么高，所以朱元璋就不高兴。到了明代后期清代前期，在儒家内部已经出现了具有启蒙色彩的新的文化，像李卓吾、冯梦龙、黄宗羲、顾炎武、颜习斋、戴震等思想家、文学家，他们都是儒家，但是他们有许多新的思想，跟传统儒家很不一样。比如黄宗羲的《原君》就有启蒙色彩，他绝对不会把“君”捧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谁也不许批评。这样一批人物在儒家几千年的历史上虽然不占主流地位，但这种“异端”成分是相当重要的。辛亥革命时期有一位学者邓实，已经将黄宗羲等“不为帝王所喜欢”的思想称为“真正的国粹”。“五四”除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等外来思潮外，也继承接受了儒家内部这些非主流地位的、“异端”色彩的“真正的国粹”。周作人谈到自己所受古人思想影响时就说：“中国古人中给我影响的有三个人，一是东汉的王仲任，二是明代的李卓吾，三是清代的俞理初。他们都是‘疾虚妄’，知悉人情物理，反对封建礼教的人，尤其是李卓吾，对于我最有力量。五四时候有一个时期，大家对于李卓吾评论称扬的很多，他的意见都见于所作《焚书》《初谭集》及《藏书》中。这些书在明清两朝便被列为非圣无法的禁书。他以新的自由的见解，来批评旧历史，推翻三纲主义的道德，对于卓文君、武后、冯道诸人都有翻案的文章。他说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可是文章中多是‘据经引传’。”[1]所以，怎么能说“五四”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乃至于造成“断裂”呢？
二、怎样看待“五四”的偏激？
“五四”新文化人物当然有偏激的地方。例如对骈文、对京戏、对方块汉字、对中国人的国民性，都有一些不合适的看法，都有一些过甚其辞的地方。像钱玄同称京戏为“百兽率舞”，似乎看作是一种野蛮的戏；把骈体文骂为“选学妖孽”，把桐城派末流骂为“桐城谬种”；他还主张要废除方块字，要学世界语。产生这类看法的根源，在于他们对进化论历史观，对文艺的进化、文字的进化存在着简单的、自以为科学其实却可能是蒙昧的理解。他们认为，既然欧洲中世纪以后的文学艺术沿着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这条路线进化而来，而且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又确实同科学上的实证主义有关联，那么，同这种先进的、科学写实的文艺相比，中国那种看重象征的而非完全写实的京戏当然就算是落后、野蛮的了。他们认为既然从文字学上说，象形文字是人类比较初级的文字，拼音文字才是比较先进、比较方便的文字，于是比较难学的方块字当然就应该废除、应该改换成拼音文字了。他们不知道，文艺其实很难以出现的先后来决定低或者高，劣或者优，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文学艺术永远离不开象征和象征手法。有文学就有象征，象征不一定就落后。从《诗经》开始的“赋、比、兴”中的“兴”，就是一种象征。并不是写实就一定是最好的文学，对于诗歌恐怕更是这样。他们也没有想到，如果没有书写统一的方块字，如果早就按方言使用拼音文字的话，中国众多的方言区很可能早已像欧洲那样分裂为许多个小国家了。欧洲许多所谓民族国家，实际上在文艺复兴后才形成。他们语言上的差异并不很大，像法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就可以相通，英语、德语也相当接近，可能还没有中国的吴语、粤语、闽南话、客家话和各地区官话之间距离那么大，那么难以沟通。如果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方块字，没有秦代统一文字这一步，都是方言的话，那就会发生许多问题。但一用方块字来书写，问题就解决了。应当说，方块字大大有助于中国的统一和稳固。他们更没有想到，几十年后当电脑流行的时候，使用方块字的效率丝毫不低于西方的拼音文字，甚至还可能超过拼音文字。所以，“五四”当时所理解的科学，确有幼稚病。
不过，这些偏激之处，在《新青年》内部以及周围就有不同看法。钱玄同废除方块汉字的主张，就遭到他的老师章太炎的反对。鲁迅1918年在《渡河与引路》中就批评钱玄同推广世界语的主张是刚从四目仓颉面前站起来，又在柴门霍夫脚下跪倒。傅斯年也说：“钱先生都不曾断定现在的Esperanto是将来的世界语。那么Esperanto还是一个悬案；我们先把汉语不管了，万一将来的世界语不是他，我们岂不要进退失据吗？”钱玄同说人到四十岁就吸收不了新鲜事物，就应该枪毙，鲁迅后来嘲讽他“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胡适提倡白话文是对的，但认为文言是“死的语言”就有点简单化。傅斯年、刘半农等纠正了他的看法。到1918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就接受了一些别人的意见，认为新式白话文也可以吸收某些文言成分。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功劳很大，但他把《聊斋》《西游记》《水浒传》《三侠五义》都说成“非人文学”就太简单、太片面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纠正了这类简单片面的观点，胡适也不赞成周作人对某些古典小说的看法。经过内部的交换意见、讨论、批评，后来这些人自己的看法都有变化。钱玄同的思想到1925年前后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也有一些消极的东西留下了影响，比如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主张。他的反对者梅光迪一直认为作诗和作文在语言上是两条路子，诗的语言和文的语言不一样。梅光迪这个意见倒是对的。但是总的来说，“五四”先驱者偏激的地方都是局部性的，后来在认识和实践中也有所纠正。即使拿“五四”当时不在新文化中心的毛泽东来说，他对“五四”的偏激方面也有认识。在抗战时期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毛泽东一方面对“五四”肯定得很高，另一方面也清醒地指出“五四”存在着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偏向：“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似乎西方的一切都好，而中国的一切都糟，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就狠狠批评了这种偏向。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的著作里多次讲到孔子，口气都是尊敬和肯定的，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那篇文章里，讲得非常明确，他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称孔子的学说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可见他没有跟着“五四”偏激方面走。
而且，偏激毕竟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方面。总体上看，“五四”是一场由理性主导而非感情用事的运动。当时提倡民主、倡导科学、提倡新道德、提倡新文学，介绍近代西方人道主义、个性主义思潮，主张人权、平等、自由，这些都是服从于民族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胡适、周作人都鼓吹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是要将传统的一切放到理性的审判台前重新检验、重新估价。在反对了儒学的纲常伦理和一味仿古的旧文学之后，他们又提倡科学方法，回过头来整理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鲁迅写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胡适写了《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进行古典小说的考证，就是要用现代的观点、科学的方法重新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这就证明他们是要革新传统文化，而不是要抛弃传统文化，不是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从“五四”起，中国思想的主潮才进入现代。“五四”是一场思想大解放的运动，是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大大向前推进的运动。“五四”是接受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危机的呼唤而诞生的，因为有危机，才会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本身并没有带来危机，而是基本上成功地解决了那场危机。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享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
三、“文革”与“五四”：背道而驰，南辕北辙
在我看来，“文革”并不像林毓生教授说的那样是“五四”全盘反传统的继续和发展。恰恰相反，“文革”是“五四”那些对立面成分的大回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封建专制、愚昧迷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恶性发作。“文革”和“五四”充其量只有某些表面的相似，从实质上看，两者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文革”根本不是什么文化运动，而是执政党内部在错误思想指导下引发的一场政治动乱；它在1974年发动的批林批孔，似乎涉及文化，其实却是为了掩盖林彪叛逃，转移人们视线的一场政治闹剧。“文革”的出现有两个根本条件：在上面，是个人专制倾向变本加厉，党的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在下面，是个人迷信盛行，某个领袖越来越不正常地被神化。两个方面上下结合，才会发生“文革”。而这二者，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五四”提倡民主，就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就是为了反对愚昧迷信。“文革”和“五四”恰好是反方向的运动。“文革”的发生，说明封建思想早已严重侵袭到了革命队伍内部。中国反对封建思想的斗争本来就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仅仅“五四”那几年不可能一蹴而就，启蒙必须不断地进行。真正的问题在于：一旦封建思想侵袭到革命内部，反起来就非常困难，比一般反封建难上千百倍。因为投鼠忌器，怕伤害革命，也因为封建思想有的时候是以革命的名义出现，用革命作护身符。延安时期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就是在解放区里反对封建思想、反对宗法观念、反对小生产意识，然而他们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毕竟是个小农意识犹如汪洋大海的国家，封建思想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人们对这一点缺少清醒的认识。而缺少清醒的意识，放松了这一方面的警惕，就会出现问题。如果说40年代这还只是苗头，那么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个人专制的情况就已发展成为巨大的、严重的现实危机。有几件事情可以说说：第一件事情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发言，建议加紧制定法律、完善法制，毛泽东一句话就顶回去：“你要知道，法律是捆住我们自己手脚的。”这是吴冷西在“文革”中作检讨时说的，他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自己当时确实跟领袖人物的思想有距离。第二件事情是，到50年代末，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记得1958年秋，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来做报告，就鼓吹“时代智慧集中论”，据他说，每个时代的智慧都会集中到某一方面。比方说19世纪的俄罗斯，时代智慧集中在文学艺术上，出现了许多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和文学批评家；20世纪中叶的中国，时代智慧就集中在政治上，表现为党中央有了毛泽东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那是国际上都少有的。到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刘少奇发言，明确提出“我们就是要搞点个人崇拜”。如果把这些话与1956年中共八大一次会议明确反对个人迷信，而且据此做出的决议相比，可以看出，那是很大的倒退，埋伏着很大的危险。林彪正是利用这种氛围把个人迷信推向极端，从而实现其夺权野心的。第三件事情是，经过反右派和反右倾，打倒、批臭了党内外一批不同意见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民主派”。而且在批判中形成了一种理论：民主革命时期的老革命如果不自觉地改造，到社会主义时期就会成为反革命。“民主”于是成了非常可怕的东西。民主主义思想这样被批臭的结果，是个人专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通行无阻。所以邓小平同志在70年代末深有感慨地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真正说中了事情的要害。第四件事情，是毛泽东1958年从第一线退下来后，用许多时间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大量古籍，他从历代兴亡中吸取经验、智慧和策略。现实中“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遭遇的挫折，增强了他无端的怀疑猜忌心理。他很怕遭到斯大林死后被赫鲁晓夫鞭尸的命运，很怕中国也出现赫鲁晓夫。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中那些赞美专制、排斥异端、愚弄民众甚至扼杀人性的消极成分，恐怕未必不会对毛泽东产生作用。中国的古代文化中确实也有消极的、糟粕的东西：像《商君书·修权》里讲到的“权制独断于君则威”；《荀子》中讲到的“才行反时者杀无赦”；《论语·泰伯》中讲到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墨子·尚同》中讲的“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这样一些专制主义思想，我们在后来的很多事实中确实看到了投影。以上这种种条件纠合在一起，“文革”的爆发几乎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所以，“文革”表面上是打倒一切，对“封资修”文化全批判，实际上是封建主义的大回潮和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在起作用。它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方向是相反的。为了避免“文革”的悲剧重演，我们得出的结论应该相反，不是去否定“五四”，而是应该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理性精神，继续进行反封建思想的斗争，继续进行民主、法制建设，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继承一切对人民、对民族有益的好的内容，而摒弃那些反人民、反民主的有害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
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就讲到这里，下面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进行讨论，我讲得不妥当的地方、讲错的地方，欢迎老师、同学们批评。（掌声）
问：请问严老师，为什么您说黄宗羲等人是带有启蒙思想的儒家学者？儒家思想在什么程度上能包含这些启蒙思想？
严家炎：明后期和清前期李卓吾、黄宗羲这些有启蒙思想的学者，他们大体上对儒家的经典还是肯定的，但是他们用自己的观点作了新的阐发。他们不是教条主义地照搬历代儒家的一些想法，特别是对宋明理学他们有自己的很多新的看法，有很多尖锐批评。这些人确实是有启蒙色彩的。我们只要仔细读一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这类著作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
问：请问严老师，林毓生先生在他的书中用了哪些例子来佐证他的“五四全盘反传统”的理论？您能否为我们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并批判它们？
严家炎：《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举的具体的例证是不多的。林毓生先生似乎认为，中国“五四”和“文革”的全盘反传统是众所周知的，他没有具体展开来讲，其实，要断定“五四”全盘反传统是需要论证的。我刚才在三层意义上说林毓生先生的说法不对，大体概括了他那本书里的主要问题。林先生是我的朋友，我们也交谈过，也切磋过，但是对于“五四”，我和他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他是王蒙先生中学的同学，1948年前还在北平，后来他的家庭跟着国民党到了台湾，又从中国台湾到美国去上学、教书，我觉得他对大陆的情况有点隔膜，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没有经历过“文革”，“文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天天在批孔吗？不是的，是天天在批斗活着的人，天天在那里搞对毛主席的“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跳舞也是跳“忠字舞”。很多情况局外人是不大清楚的。我建议大家把穆善培先生翻译的中文本拿来看看。我很赞成林毓生先生那个对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的观点。对于传统文化的接受，或者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都需要经过“创造性的转化”。但是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估价我觉得不符合实际。
问：五四运动是一个反帝爱国运动，为什么我们又把它和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
严家炎：“五四”既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这是从政治上说的，但是这个时间短——同时又是一场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如果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时间就长。《新青年》是1915年创办的，在“五四”之前四年就已经出现了。《新青年》一直在进行辛亥革命之后的重新再启蒙的运动，一直在宣传民主共和、宣传科学、反对专制、反对迷信，这个过程很长。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准备。如果没有那一场新文化运动，没有许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接受新的东西，可能巴黎和会那种令人失望、令人沮丧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学生还不会一下子就起来反抗。正因为有了初步的觉醒、接受了启蒙，学生运动才会一下子就兴起。这是有关系的。反过来，“五四”的反帝爱国运动又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白话文的范围一下子扩展得很快，1919年下半年全国的白话文报纸达到四百种以上，这是“五四”之前所没有的。因为要宣传“五四”爱国运动，所以才会在全国各地涌现出很多小报，这就推进了白话文运动。到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同意将小学课文改用白话文，称白话文为“国语”。所以这两个运动是有紧密联系，互相促进的。
问：您是否认为，现在中国的意识出现了危机？如果是的话，这个断裂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在对过去思想的继承上，牟宗三先生经常说我们这代人是“没有根的一代”，您认为这个问题存在吗？
严家炎：我认为不能说现在中国的意识发生了危机。“文革”当中，特别是到了后期，不仅是意识发生了危机，经济都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今天，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中国是欣欣向荣的，尽管出现了许多问题，有严重的腐败，有环境受到破坏，有贫富悬殊扩大，等等，但总的来说，中国是在发展当中的。今天的中国是兴旺的，包括文化在内。作为敲响的警钟，牟宗三先生的话值得记取。但是因为他是新儒家，他的立场使得他把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估计得严重了。恐怕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不能说我们的文化是无根的文化。时至今日，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有分析地继承”的，我们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又除去它的糟粕，我认为这样子是对的。但整理研究传统文化的工作应该大大加强。
问：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儒家思想在历代的发展情况？
严家炎：我只能简单地谈谈我对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些理解。儒学在汉代的表现形态是“经学”，又分为阐发微言大义和重视名物训诂的两派。后来的儒学发展到了宋代，以讲究义理为主，兼谈性命，被称为理学或道学，又是一种形态。宋明理学跟汉代经学大不一样，它融合禅学，有新的阐发和创造。但也把“三纲”之类思想推到极端，像程颐所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是从宋代理学开始的。所以清代戴震要说“理学杀人”。《三国演义》第十九回，写到有个猎户刘安，因为刘备到了他家，那天他没有打到什么野味，觉得很抱歉，但是吃晚饭时碗里还是有肉，刘备也吃得很高兴。第二天刘备到后院转了一圈，才发现刘安妻子被杀，他吃的肉就是刘安妻子腿上的肉。中国“三纲”一类道德里，确实有吃人的成分。这种事情一直到鲁迅1918年写《狂人日记》的时候还有。有这样两则材料：1918年上海的报纸报道，有一位姓陈的姑娘，只有十七岁，听说她的未婚夫病死之后，写了十二字的“绝命书”——“生虽未获见面，歿或相从泉下”，然后自杀而死。浙江海宁有一个姓唐的女子，在丈夫死后三个月内用种种办法自杀了九次，最后悲惨地死去了。鲁迅所批评的“孝”里，就有“割肉饲亲”“卧冰求鲤”一类畸形的、残酷的、不近情理的“孝”。“三纲”集中体现了封建道德残酷的一面。它不是宋朝才开始的，但是宋代理学把这些封建道德推向了极端。
问：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也是当时的自然经济趋向全面瓦解、资本主义经济迎来春天大发展的时期，由于经济的大发展造成了思想的大解放、大变革。在“文革”时期，无论是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还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甚或是当时党内的最高领导人，他们都不能完全说是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何能够掀起这样的思想、文化界的大动荡、大变革呢？
严家炎：我认为不能说“文革”中的高层领导人没有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因为当时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政府还在维持着国家的某种运转，所以经济才没有彻底垮掉。“文革”最高层当时确实让所有学校停课闹革命，不少工厂停产闹革命，只是不敢号召农民停产来搞革命而已。这是“文革”时的实际情况。所以经济状况是越来越糟糕。到1975年邓小平复出的时候，他不得不首先抓革命、促生产，把经济状况重新加以整顿，但“四人帮”还说邓小平“用生产压革命”。
问：严教授您认为“五四”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阶段在整个中国文化中应该如何定位？在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它和古代文化和近、现代文化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严家炎：在我看来，“五四”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到现代文化的一座桥梁，它一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着、发展着。整个20世纪文化一个最突出、最显著的标志就是“现代性”——文化的现代性。从戊戌变法时期开始，文化就在明显地发生着变化，“五四”达到了一个高潮，转上了现代的轨道。“五四”以后的文化，如果用王瑶先生的话来概括，就是自觉地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但自发地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基因。“五四”一代作家是从传统教育中成长起来的，鲁迅、郭沫若这些人，不但对“四书五经”很熟，而且对历史和野史，对诸子百家的东西等，都有相当的积累。从传统文化里接受的东西——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他们的生活中，在他们创造新文学、新文化的过程中，都自发地起着作用，不然就没法解释很多现象。像包办婚姻，在晚清就有很多人提出来，可是“五四”这一代先驱者有多少人接受了包办婚姻？可以数一下：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郭沫若、闻一多、郁达夫、苏雪林、傅斯年……那么多人，他们都接受了包办婚姻，我们能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他们这代人身上是“断裂”的吗？不是的。鲁迅说他自己身上有着鬼气、毒气，这就是旧的文化对他的影响。鲁迅的勇气就在于要用自己的肩膀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年轻的一代到新的世界里去，甘愿自我牺牲，这当然又是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他们就是这样起着桥梁的作用。
原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三期，后译为英文，
作为2008年4月参加欧洲汉学论坛会议的论文
注释：
[1]周作人1949年7月4日呈周恩来信，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