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机事件的第一阶段已告一段落。从这个事件的处理过程我们看出，经过多年外交实践的磨练，中国处理外交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是大大提高了。从事件发生后，外交部发言人针对美方严正交涉和抗议，到江主席针对美国总统要中国无条件放人交机霸权主义的表态，公开指出责任在美，当美国表示不道歉时，江主席再次表明美国为保持中美关系正常发展，必须道歉，然后按预定日程访问拉美六国，最后，当美国不得不多次向中方表示深表歉意后，中国适时决定放人，整个撞机事件表明了中国冷静从容，不亢不卑，自信乐观的大国风度，它表明中国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外交心态，就是正常，自信，乐观，主动和大国外交心态。
现代中国面临的一个虽然简单但却很重要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大国还是小国？有些人回答说，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因为她是世界上人口最多，领土最大的国家之一，是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核大国之一，她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排名世界第7，她拥有世界前几位实力的强大的军队……不同意的人却说，中国内部问题太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处于世界后100名之后，50年后即使中国总产值超过美国，人均产值却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国家差不多。因此，中国实际上是个小国。
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用在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定位上，却都不正确。准确地说，中国既不是大国，也不是小国，而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国家，30年或50中后她必将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
毫无疑问，没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是谈不上世界大国的，但有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也未必就是一个世界大国。远的如孤立主义支配下的美国，虽然美国早在19世纪未其综合势力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居世界首位，但美国的世界影响远不如英国；近的如日本，虽然日本早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日本现在还很难说是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不会自然而然形成世界大国的地位。如果拿现在的中国与60—70年代的中国比较，那么现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应当说比过去有很大发展，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的增加与中国国力的加强并不成比例。因此，在一个大国的崛起过程中，国家心态起着重要作用。
所以，中国必须从现在而不是等到中国强大起来后才开始构筑作为世界大国的国家心态。
大国外交的心态首先是正常心，以现实的，发展的心态面对世界，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如何吸取历史教训与面对现实世界的关系的问题。日本之所以现在还不是一个世界大国，主要问题之一也在于日本不能以大国心态面对历史问题，没有大国具有的勇气来勇敢地承担起对历史的责任，而是以各种自私的，畏怯的，小家子气的借口和态度为自己的过去狡辩。
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除加速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发展外，也有一个调整国家心态的问题。看看我们从鸦片战争来的历史，大体上可以把我们的国家心态概括为三种：第一是自大心态，在鸦片战争前，清朝的统治者以中国中心和华夷秩序应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自认为中华物产丰富，不需要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自认为中国是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而西方国家只是与历史上各种蛮夷民族相同的野蛮和未开化的强盗，未能正确应对西方列强的东进；第二，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进攻下，清朝统治者又丧失了信心，由自大变为自卑，对西方列强采取投降妥协的立场，崇洋媚外，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出卖国家主权的屈辱的条约；第三，100多年屈辱外交的历史，使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后又形成了自尊心态。这种自尊心态有两种表现，一表现为自强不息和奋斗精神，通过努力提高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来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面对西方强权国家的挑衅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中国的国家尊严和民族荣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过分自尊，对在国与国交往中出现的一些冲突，矛盾和摩擦，不能冷静面对，往往采取做出超出需要的强列反应，对某些问题，如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对加入多边合作过程等过于敏感，常常强调防止重新受西方列强的控制；特别是在与西方大国的交往中，一有问题，我们就会联想到八国联军，联想到晚清时列强对中国的凌辱，会用一种历史的眼光观察问题。 今天，在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用正常的，变化和发展的眼光观察问题。比如，我们与欧洲国家之间的一些矛盾，冲突和磨擦，就很难把它们与这些国家侵略中国的过去联系在一起，就是与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也不是所有矛盾和问题都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如中美双方贸易问题上的一些冲突，属于正常的国家利益的矛盾，与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不一定有直接联系。我们当然要记住历史的教训，但也要自我疗伤，走出历史的阴影，摆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恶梦，恢复一个大国应当有的正常心态。如果我们不能建树这样的心态，恐怕真要陷入中国越发展，西方各国越防范的怪圈了。有正常心才能摆脱历史的思维定式，采取灵活和务实的立场，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各种复杂的国际事务。
构建大国外交心态的第二个方面是建树起坚固的自信心。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小国，一个弱国的观点，恐怕主要还是对中国的发展缺乏坚定的信心，或者对中国能否保持长期的发展，对中国的发展速度缺乏自信，而对美国超级大国的力量，对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看得较多。
自信心的问题实际上包括五个层面：1对中国积极推动的多极化的发展应当有信心。虽然美国现在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综合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大国，但21世纪决不会是美国独霸天下的世纪。美国的强大是相对的，不会是永远的；俄罗斯不会永远沉沦，欧洲不会当美国的小伙伴；印度巴西等国的力量也在快迅增长；美国国内也有种种困难和问题，内部对此也有2对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应当有自信心。应当现实地看到国际一有一股力量处心积虑的阻止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但如果中国对自己有自信心，如果我们坚持和平和对外开放的外交政策，实行正确的外交战略，小心谨慎地处理国际问题，就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中国成为世界大国；3中国的发展当然也面临各种困难和问题，目前这些问题最大的是政治上反贪污和建立法治社会，在经济上则是解决国企和失业问题但这些困难和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努力逐步解决和克服的问题； 4对台湾与大陆的统一应当有自信心。台湾问题是制约中国发展的重大因素。现在台独势力较嚣张，主张台独的人当政，看起来台似乎会向台独方面越走越远，但实际上，要在台搞台独也不那么容易，96年以来大陆对台的军事压力已经让台许多民众知道台独没有出路，台独就意味着战争，所以，客观地讲，台独的力量并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有可能现在主张台独的人当政就是台独的高潮，此后会慢慢退潮。
5对中国处理复杂的国际局势的能力应当有自信心。还要看到，经过近半个世纪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外交思想，外交战略，外交政策等方面都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日益趋于成熟，越来越灵活，因此处理复杂的国际局势的能力和技巧也在提高。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朝鲜核危机等问题上的外交举动已经显示了中国的大国作用和气质。中国处理撞机事件的能力也表明了中国外交在处理复杂问题上的能力和水平在整体上有很大提高。当然自信不是盲目自大，也不是不重视存在的问题，而是应当以平常之心对待之。
乐观主义精神应是中国构建大国外交心态的第三个方面。现在不少人一讲中国的国际环境，总是喜欢运用或制造所谓的“两难困境”，例如，中国越发展，国力越增强，周边国家对中国越不信任，警惕越高，越会联合起来对付中国，所以中国也就越不安全；中国不发展，面对西方的压力也就越大，西方越是欺负中国，中国也同样不安全。再如，中国加入世界体系，会被西方束缚手脚，会钻入西方陷阱，迟早会被西方化掉；中国不加入世界体系，又会陷于孤立，可能会重新回到封闭之路上去。总之，不管中国发展不发展，不管中国加不加入世界体系，都将会身处困境。真不知这种“深沉的悲观主义”是从何产生的。在这里我们应当不断地重复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如何面对困难时讲过的一段话：“许多客人问过我，我的回答是四个字‘乐观主义’。天塌下来，不要紧，有人顶着。我是三上三下的人，对什么问题都持乐观主义的态度，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我是活不到今天的”。 。这种乐观主义源于对客观局势的冷静分析，建立在世界复杂多变的矛盾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基础上。“对国际形势……不能看成一片漆黑, 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 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 大得很, 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 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 机遇存在着, 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用这种乐观主义来看中国的外交问题，就会承认中国面临许多困难，但决不是没有出路和前景。比如，中美关系的确存在种种矛盾，冲突，但正如江译民同志指出的，中美之间没有对抗的必然性。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既取决于美国如何对待中国，也取决于中国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虽然有反华势力的背景，但美国也有主张两国发展关系的力量。考虑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社会舆论的多元化和变化性，我们就没有必要因某人、某报、某议员发表了某种反华的观点就认定它已经是美国既定的对华政策。考虑到美国对华政策的摇摆性和矛盾性，我们也没有必要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反华的政策就认定美国将长期实行这种政策。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充分美国对华政策一贯的摇摆性和矛盾性，就能增强一些信心。退一步讲，即使以同样的力量面对同样的问题，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可能也会有大不同的结果。
中国大国外交心态构建的第四个内容是责任心和主动心。
在外交方面，激进盲动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余痛犹存，韬光养晦的告诫言犹在耳。然而，越是因为如此，越是对中国外交——尤其是对外交决策者和执行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外交决策者对国际形势有深邃的战略眼光、对中国对外事务有全局性的考虑、前瞻性的规划在胸，要有符合大国身份的能力、胆识和气魄，又能牢牢把握住发挥大国作用的领域和分寸。中国的大国外交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奉献精神和主动创造精神。大国外交不应忽略“韬光养晦”后面还有四个字“有所作为”。中国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朝鲜核问题、南亚核危机中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稳定人民币汇率提供外援，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有所作为，当然还包括中国参与、修正乃至自己提出、主导创立国际规则。例如，近年来，中国改变了过去在军控问题上过于道德理想主义的传统立场，有选择有条件地参加主要由西方主导的防扩散和军控外交，以防止其蜕变成美国等国家干涉内政剥夺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和自卫权的借口和手段，这是在参与国际规则中求转变的较好做法。又如，1998年美国提出修改美俄《反弹道导弹条约》，积极研发导弹防御系统。针对此，我国与俄、白俄共同在1999年联大提出了维护和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决议，获得了压倒多数通过。又比如，中国在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首次倡议了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脑会议。
中国应更勇于参与到国际博弈过程中去，勇于在国际事务中伸张正义，对涉及中国切身利益以及人类前途的规则要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才是大国外交的抱负所在体现所在。
总之，端正心态，发展国力，开展大国外交，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扩大外交影响力，改善自身处境、提升中国地位，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
（叶自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