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国际力量结构的深刻变化和世界百年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分歧与冲突愈加明显，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彰显中美全球治理战略的差异。二战结束以来，尽管美国外交战略及其实施在不同政府时期有所区别，但总体上始终服从其全球霸权治理战略的需要。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曲折，战略政策与时俱进，逐渐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战略。中美两国全球治理战略的差异具体体现在治理价值、治理主体间关系、治理领域、治理方式、如何处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关系等方面，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涉及两国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现实目标和国家实力等因素。在当今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中美两国的这些战略差异对全球治理合作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产生重要影响，加剧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和领导权竞争。比较分析两国全球治理战略，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避免对抗冲突，妥善管控分歧，促进双边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关 键 词：全球治理战略 美国优先 “美国例外论” 共商共建共享 多边主义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与世界百年大变局的叠加强化了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凸显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迫切性。中美两国都是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中既有合作和共识，也有竞争与分歧，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以来两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更加明显。这种变化反映出两国全球治理战略的差异日益扩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尽管中国力促国际社会同舟共济、合作抗疫，但是中美两国对疫情的认识和应对出现严重分歧，美国试图利用新冠疫情强化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和打压。比较分析两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对于缓解当前大国战略博弈，加强全球治理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美全球治理战略的差异
全球治理战略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和宏观规划，涉及有关全球治理的基本立场、态度和主张，包括全球治理目标、原则、议题、方式等相关要素。考察中国和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可以发现两国在全球治理价值、治理主体间关系、治理领域主张、参与治理方式、处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关系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
(一)参与全球治理的价值观和目的不同。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合作为导向，扩大各国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强调“合作共赢，就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加人类共同利益。”①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②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具体来说，“共商就是以开放为导向，坚持理念、政策、机制开放，充分听取社会各界建议和诉求，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和融入，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共建就是以合作为动力，各国在全球治理体制机制的调整改革中加强沟通和协调，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共享就是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③
美国参与全球治理始终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确保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基于实用主义立场看待全球性问题，根据国家利益选择参与全球治理的领域。美国实施利益导向型的全球治理战略，始终将维护自身的国家主导权与优越的国际地位置于其他一切事务之上。④随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其全球治理战略更加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将本国利益置于首要位置，尤其是经济利益优先，追求狭隘的物质收益，以实力为基础，将霸权的制裁能力作为重要的治理工具。即使是美国盟友，特朗普政府也对其采取相应措施。为了解决长期贸易失衡问题，特朗普政府对欧盟、墨西哥、加拿大、日本等盟友发动贸易战。拜登政府参与全球治理同样以国家利益为导向。无论是重返《巴黎协定》，重新支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还是致力于恢复美国在气候治理、卫生健康等领域的领导地位，拜登政府采取的措施都是为了维护和扩展美国利益。拜登政府出台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指出，“由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对促进我们的利益仍然至关重要，我们将作为全面参与者重新参与，并努力和按时履行我们的财政义务。”⑤甚至在美国不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并逐渐向全球治理领域扩展的情况下，拜登政府依然强调“只要符合国家利益，即使是战略竞争也不应该妨碍与中国的合作”。⑥
(二)对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的认知不同。中国始终主张国家是全球治理最重要的行为体，强调各国主权平等，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认为“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⑦中国支持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多边效用，强调“联合国是合作处理国际事务的核心机制。各方应该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⑧自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加入了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600多项国际公约，忠实履行国际义务，切实兑现国际承诺。⑨
美国也重视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但是更多强调本国的主导作用，追求自身在国际制度中的优势地位。从实践看，美国全球治理战略的核心目的是维持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巩固和扩充其霸权基础。⑩由于美西方大国主导创建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经济治理机构，掌握其最大份额和投票权，美国与发展中国家成为一种治理者与被治理对象的不平等关系，在对外援助中也往往附加自由化、市场开放等经济条件和民主、人权等政治条件。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了塑造符合其霸权利益的国际秩序，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对国际组织采取实用主义、机会主义态度。从20世纪20年代不参加国际联盟到特朗普政府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美国退群毁约的例子比比皆是。基于“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政治传统，美国将非政府组织活动作为自身制度优势，重视其在对外政策实施中与美国政府的配合。此外，美国的跨国公司遍布世界，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具体治理领域的主张不同。中国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参与全球治理进程，随后逐渐扩展到非传统安全及网络和太空等新兴领域。美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领导者，参与了几乎所有经济与安全领域的治理，近年来尤其积极参与网络、太空等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治理领域。两国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反恐、应对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治理领域都进行过有效合作。拜登政府明确表示将寻求在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安全、军控、防扩散等问题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但是，两国的治理主张则存在重大差异。
在经济治理领域，中国强调，“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不搞歧视性、排他性标准、规则、体系，不搞割裂贸易、投资、技术的高墙壁垒。”(11)要巩固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的地位，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引领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完善经济全球化的治理架构。而美国希望通过多种途径，以“公平”替代“自由”，不惜依据本国法律，采取极端贸易保护措施，重塑美国在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霸权地位，践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12)
在传统安全领域，中国强调通过协商对话解决分歧，通过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美国则恃强凌弱，频频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石”(13)，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全球治理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韧性，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支持，避免设置绿色贸易壁垒。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随着政府轮替不断变化。特朗普政府明确放弃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拒绝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承诺，拜登政府重返全球气候治理，要求新兴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减排义务。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中国主张国际社会命运与共、团结抗疫，摒弃“疫苗民族主义”，增强发展中国家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美国却大搞疫情政治化，借病毒溯源抹黑打压中国，在疫苗分配上坚持“美国优先”，限制疫苗原材料出口，丧失国际责任。
在太空治理方面，中国坚持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外空领域国际交流合作。(14)为此，中国利用多边平台与其他国家合作推动太空军控。中国与俄罗斯提出“防止在太空放置武器、对太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支持“不首先在太空部署武器”倡议。美国则致力于确立美国在太空商业、科技和军事的领导地位，对多边框架下的太空军控持不合作态度。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太空战略》提出建立更具弹性的太空架构，强化太空威慑与作战能力，增强太空基础能力、结构和流程，培育有利美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15)“太空政策指令-3”强调制定美国主导的最低安全标准和最佳实践，最大限度协调太空交通，并利用它们指导和帮助国际社会形成实践和标准的共识。(16)《阿尔忒弥斯协议》试图制定以美国为中心探索月球的新标准，为美国公司开采和利用月球资源提供合法性，并谋求对中国、俄罗斯的战略竞争优势。(17)
在网络空间领域，中国主张尊重网络主权，维护网络安全，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18)中国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强调按照多边主义原则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但是，美国坚持“多利益相关方”原则，并以此排除其他主权国家介入，意图继续在事实上维系对关键资源的单独掌控。(19)特朗普政府出台的《美国国家网络战略》强调保护和推动网络自由与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确保该模式战胜以国家为中心的框架。(20)
(四)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不同。多边主义是全球治理的正确路径。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的共性表现为价值目标的多赢性、行为主体的多层性、问题领域的多样性和路径方式的多元性。(21)中国主张，“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2)“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23)在全球治理实践中，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和积极践行多边主义，最大程度增强合作机制、理念、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美国在全球治理中更加偏好单边主义和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为了维护美国霸权，奥巴马政府开始调整国际战略。在军事、金融、国际分工、高新技术、能源和战略资源等核心领域，美国主导国际组织和规则的主要形式由开放的“全球模式”转变为半封闭的“俱乐部模式”，由基于多元化的鼓励加入转变为根据美国标准和需要有条件准入。(24)特朗普政府采取单边主义政策，拒绝多边主义与全球主义，退出多个国际协定、条约、组织，对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多加指责和断供，要求盟友承担更多安全义务，发起“贸易战”。拜登政府继承民主党重视价值观的传统，将民主价值观与外交领导力结合起来，(25)其全球治理战略主要基于与盟国或伙伴的合作，是“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拜登不仅积极修复与盟友的关系，捍卫所谓共同的民主价值观，而且发展小多边机制，寻求组建全球“民主联盟”，举行全球“民主峰会”。美国《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宣称，“我们的民主联盟使我们能够形成共同战线，形成统一愿景，集中力量，促进高标准，建立有效的国际规则，并要求中国这样的国家承担责任。”(26)拜登与G7合作伙伴发起新的全球基础设施倡议“重建美好世界”(27)其目的在于对冲和遏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
(五)处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关系的态度不同。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注重世界的整体性和全球公益，强调从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考虑问题，重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统筹协调。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乃至中国对外关系的独特模式。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确立了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提出“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坚持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28)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更加需要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导致各国经济严重下滑，世界经济遭遇二战后最严重的衰退。对此，中国“十四五规划”提出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强调，“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市场潜力将充分激发，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多需求”“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进一步敞开，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中国的对外合作将不断深化，同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29)这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是中国统筹协调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关系的例证。
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服从于国家治理需要。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美国发展不平等不平衡问题愈发凸显，GDP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下降，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抬头。美国民众呼求政府治理政策转向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更加内向化，更加关注本国国内事务。(30)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优先”，遵循“购买美国货”和“雇用美国人”规则；(31)通过《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和《出口管理改革法》，对外发动“贸易战”，推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拜登政府认识到“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之间不再有明显界限”“推进面向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迫切需要把重点放在国内经济复兴上”，(32)全球治理仍然以国家治理需要为前提。在一定程度上，拜登政府接受了“美国优先”政策，保留了特朗普政府的许多贸易保护措施，继续对来自中国等国家进口商品施加贸易限制。拜登签署的《关于确保未来由美国工人在美国制造的行政令》规定，要最大限度使用由美国工人在美国生产的商品、产品和材料以及提供的服务，提高终端产品和建筑材料国产含量要求的数值门槛，加大对国产终端产品和国产建筑材料的价格优惠。(33)为了加强国内重建，拜登政府减少对外干预，完成从阿富汗撤军，引发地区局势动荡。
二、中美全球治理战略差异产生的原因
中美不同的思想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现实目标和国家实力导致了两国全球治理战略的巨大差异。
(一)思想文化背景。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34)自古以来，中国就主张“以和为贵”，追求“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以及“和合共生”的交往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主张不同国家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就是要处理好共生性与矛盾性的关系，强调包容、多元和互补，努力使各方的“共生”都有舒适度、满意度。(35)中华文明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36)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文明冲突，实现文明和谐，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状态。中华文化的这些优秀传统和治理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和合文化在中国全球治理战略和实践行动中的具体表现。
“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全球治理战略的重要思想来源，广泛存在于两党政府执政理念中，决定美国如何定义和追求利益，也常常被用来动员整个国家支持参与全球事务。(37)特朗普曾表示，“我们并非试图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任何人，而是让它成为每个人都能效仿的榜样”。(38)拜登政府致力重塑美国榜样，强调“美国将再次不仅以我们的力量为榜样，而且以我们的力量为榜样来领导世界”。(39)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尽管美国主导建设了多边秩序，但是保留了单边行动“权利”，包括在海外无限使用权力和在国际规范领域内的“豁免主义”。“美国例外论”包含“正义”与“邪恶”的二元绝对对立，(40)也贯穿着长期惯套的霸权逻辑和双重标准。根据这一思想，美国自我标榜为“正义”化身，永远代表“正确”一方。与美国基本制度、理念不同的国家都会对美国产生威胁，是“邪恶”的力量。一个与美国一样的世界，才能保证美国真正的安全。由此，美国追求对其他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同化，甚至为此经常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美国例外论”也为美国对外干涉行为正名，赋予其合法性与正当性。美国在海外使用权力完全自我合法化，不需要诉诸他人的观点或者利益，也不允许自己所标榜的目标受到外部约束，(41)力求使自身免受其所创造的一些多边工具在国内造成的负面影响。可以说，只要美国仍然是超级大国，就会坚持其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的行动自由，就会要求其他国家屈从于多方面限制。(42)
(二)参与全球治理的目标。参与全球治理目标是对全球治理要达到的目的和结果的主观设想，是全球治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全球治理战略其他组成部分指明方向。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要目标，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这两大战略目标要求中国统筹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把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总体目标是护持美国的全球霸权。这种目标要求美国在政治、经济、金融、军事、国际分工、高新技术、能源等核心领域治理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掌握规则制定权。就其本质而言，与其说美国关注的是全球治理，不如说是治理全球，(43)借助全球治理实现自己的霸权和主导目的。因此，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单边主义常常成为美国实现全球治理目的的重要手段。
(三)参与全球治理的经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经历了从局外、边缘向融入、引领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不仅被孤立和排斥在西方创设的国际经济制度之外，而且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长期被台湾当局占据，中国客观上处于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边缘位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席位的恢复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程。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和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逐渐向促进者、贡献者转变，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2008年中国成为二十国集团的正式成员，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随着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方案落实，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2.77%提升至4.42%，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从3.72%提升至6.39%，成为两个国际组织的第三大股东国，(44)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话语权得到提升。从边缘走近中心的变化使中国深刻认识到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平等不合理及其改革的必要性，进而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不断贡献力量和智慧。
美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经历了从排斥、质疑到参与并主导的过程。(45)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倡导成立国际联盟，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世界和平和安全。但是，外交的孤立主义传统和保存自身实力的现实考量使得美国最后没有加入国际联盟。二战后，美国吸取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打破孤立主义传统，开始积极参与全球事务管理，与其他主要战胜国共同制定国际制度。美国两党就国际主义达成共识，相信美国可以通过领导秩序并与世界主要地区进行深度接触来最大程度地促进其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46)1945年，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机构成立。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掌握着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和重要国际治理机构的话语权、决策权，在许多领域处于主导地位。现有大多数国际机制或制度主要体现美国的商业和文化观念，反映美国式的政体结构和组织原则。(47)由于国际制度具有非中性属性，通过国际制度的主导地位能够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美国始终致力于维护自身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主导地位。
(四)国家实力与全球影响力。国家实力是影响一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因素，主要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安全、气候、卫生等领域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但是，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48)就目前现状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硬能力还相对欠缺、软硬能力发展不平衡、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和引领能力不足等，已经成为中国全球治理能力建设的明显制约。(49)因此，中国强调在全球治理中承担与自身能力相当的治理责任，既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但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50)
随着整体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与责任、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张力日益扩大。1945年美国GDP占世界的56%，凭借超强的综合国力，美国在很长一段时期承担着大部分全球治理责任，提供大量国际公共产品，建立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由此获得美元霸权、军事同盟体系和压倒性的经济优势地位。这些优势不仅帮助美国收回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还积累了其他地位优势。(51)但是，随着美国获得的边际收益递减，美国GDP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下降，难以满足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庞大成本，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减弱。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提出改革要求并开始创建新的全球治理机制，美国通过主导规则制定获得最大相对收益的难度加大。为降低庞大且掣肘的多边机制管控成本，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就不断调整全球战略，增加中国等新兴国家在规则体系中的获益难度，设法约束其发展势头。特朗普政府更是在“美国优先”理念指导下奉行交易型外交政策，并将美国利益置于首要位置。
三、中美全球治理战略差异的消极影响
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两国不同的全球治理战略对全球治理合作和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
(一)制约全球治理合作。中美全球治理战略的巨大差异增加了两国达成治理规则共识和协调治理行动的难度。尤其是在美国全球治理战略转向大国竞争的情况下，这些差异使两国在金融、数字科技等核心领域治理中各行其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指出，世界可能发生“大分裂”，地球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创造了两个相互竞争的世界，每个世界都有自己主导的货币、贸易和金融规则，拥有自己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能力，以及他们自己的零和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52)近年来，美国为了维护自身霸权地位，在经贸和数字科技领域不断加大与中国竞争的力度。经济安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就试图从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方面提高规则门槛，遏制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战”期间与加拿大、墨西哥签订的《美加墨协定》专门提出针对非市场经济体和国有企业的限制条款，也具有针对中国的倾向。中国在5G技术领域取得的领先地位使美国日益重视新兴技术治理，并使其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总体战略部署。特朗普政府不仅阻挠欧洲国家采用中国5G技术，而且积极推广美国制定的规则和标准。另外，美国政府试图阻碍中美在技术、数据、资金、市场、人才方面的自由流动，从而改变中美科技合作的基本逻辑。(53)
(二)加剧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通过创建新的多边机制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而美国出于利己主义和保护主义，退出对自身不利的全球治理机制，“另起炉灶”建立小多边机制，加剧了全球治理机制的碎片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份额与投票权改革，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为了加强区域和全球金融安全，促进投资便利化，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与其他国家合作建立新机制。2010年，中国与东盟等相关方合作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建立了1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2015年成立金砖国家银行，主导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出台贸易保护措施，试图制定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以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奥巴马政府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与签署。特朗普政府虽然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是与加拿大、墨西哥签订《美加墨协定》，以此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与韩国、日本等盟友重新签订双边自贸协定。在此情况下，其他国家也通过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维护自由贸易，例如中国与东盟及其他国家合作推动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此外，近年来，全球安全治理突出表现为治理对象的区域化及治理主体的本地化。(54)全球治理的区域化演进也加强了全球治理碎片化。
(三)加剧全球治理领导权竞争。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两国全球治理战略的差异加剧了全球治理领导权特别是规则制定权的竞争。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抗疫取得成功，中国治理模式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日益增强。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认可，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方案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中国的持续发展态势被美国视为是对美国国际规则主导权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特朗普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就是因为美国主导优势的下降。相反，拜登政府则致力于“通过恢复美国信誉和重申前瞻性的全球领导地位，确保美国而不是中国制定国际议程，与其他国家共同制定新的全球规范和协议，促进我们的利益，反映我们的价值观”。(55)世界大国特别是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的领导权竞争将更加明显和激烈。
比较分析中美全球治理战略可知，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突出共商共建共享和公平公正合理，而美国则试图维持全球霸权治理模式。中国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问题为导向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张多元主体共商共享，坚定支持和践行多边主义，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打破美西方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垄断。同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扩大各国利益交汇点，努力消除全球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信任赤字。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则始终笼罩在“美国例外论”和“美国优先”的理念下，有关全球治理的主张和行动注重本国绝对利益而非全球共同利益，在诸多领域采取单边行动和“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目前拜登政府更加突出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并据此划分敌我，重新打造“民主联盟”。随着中美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两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竞争与博弈将更加激烈，美国对中国的全面遏制打压也将暴露无遗，两国加强战略沟通、妥善管控分歧、避免对抗冲突、寻求互利共赢、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①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7页。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页。
③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
④杨娜、吴志成：“欧盟与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比较”，《欧洲研究》，2016年第6期，第66页。
⑤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the White House,March 2021,p.13.
⑥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the White House,March 2021,p.21.
⑦习近平：“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⑧习近平：“勠力战疫共创未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2日。
⑨王毅：“五十载风雨无阻 新征程砥砺奋进——在‘纪念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蓝厅论坛’上的主旨演讲”，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886867.shtml.
⑩刘丰：“美国霸权与全球治理——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困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9页。
(11)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人民日报》，2021年1月26日。
(12)陈凤英、孙立鹏：“WTO改革：美国的角色”，《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2期，第61页。
(13)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4月23日。
(14)“习近平致信祝贺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立10周年”，《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5日。
(15)"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is Unveiling an America First National Space Strategy",https://aerospace.csis.org/wp-content/uploads/2018/09/Trump-National-Space-Strategy.pdf.(上网时间：2021年8月25日)
(16)"Space Policy Directive-3,National Space Traffic Management Policy",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presidential-actions/space-policy-directive-3-national-space-traffic-management-policy/.(上网时间：2021年8月24日)
(17)"Artemis Accords:A Step Towar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r Further Competition?" https://www.lawfareblog.com/artemis-accords-step-toward-international-cooperation-or-further-competition.(上网时间：2021年8月25日)
(18)“习近平向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词”，《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0日。
(19)沈逸：“全球网络治理原则之争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外交评论》，2015年第2期，第65页。
(20)National Cyber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 White House,September 2018,pp.24-25.
(21)吴志成、刘培东：“促进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9期，第23页。
(22)习近平：“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1年4月21日。
(23)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人民日报》，2021年1月26日。
(24)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第89页。
(25)"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l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上网时间：2021年7月6日)
(26)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the White House,March 2021,p.10.
(27)"President Biden and G7 Leaders Launch 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Partnership,"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2/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d-g7-leaders-launch-build-back-better-world-b3w-partnership/，(上网时间：2021年8月24日)
(2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第4、48页。
(29)习近平：“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互利共赢——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0日。
(30)刘贞晔：“美国全球治理战略新转向及其动因”，《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22期，第20页。
(31)"The Inaugural Address,"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the-inaugural-address/.(上网时间：2020年5月20日)
(32)"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上网时间：2021年8月24日)
(33)"Executive Order on Ensuring the Future Is Made in All of America by All of America's Workers,"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1/25/executive-order-on-ensuringthe-future-is-made-in-all-of-america-by-all-of-americas-workers/(上网时间：2021年8月25日)
(3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35)金应忠：“再论共生理论——关于当代国际关系的哲学思维”，《国际观察》，2019年第1期，第15页。
(36)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4月23日。
(37)John Gerard Ruggie,"Doctrinal Unilateralism and It's Limits:America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New Century",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No.16,January 2006,pp.3-4.
(38)"The Inaugural Address,"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the-inaugural-address/.(上网时间：2020年5月20日)
(39)"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上网时间：2021年8月24日)
(40)王晓德：“‘美国例外论’与美国文化全球扩张的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7期，第50页。
(41)John Gerard Ruggie,"Doctrinal Unilateralism and It's Limits:America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New Centur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No.16,January 2006,p.1.
(42)Stewart Patrick:"Global Governance Reform:An American View of US Leadership," The Stanley Foundation,February 2010,pp.5-6.
(43)刘丰：“美国霸权与全球治理——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困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5～16页。
(44)“中国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jingshidian/xinhuanet/201004/t20100426_288932.htm.(上网时间：2021年8月24日)；“中国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大股东”，《人民日报》，2016年1月29日。
(45)杨娜、志成：“欧盟与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比较”，《欧洲研究》，2016年第6期，第64页。
(46)G.John Ikenberry,"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n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17,p.3.
(47)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第85页。
(4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49)吴志成、王慧婷：“全球治理能力建设的中国实践”，《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第4页。
(50)习近平：“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人民日报》，2016年9月29日。
(51)Doug Stoke:"Trump,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4,No.1,2018,p.141.
(52)António Guterres,"Address to the 74th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https://www.un.org/sg/en/content/sg/speeches/2019-09-24/address-74th-general-assembly.(上网时间：2021年8月24日)
(53)李峥：“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深层动因及长期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期，第33页。
(54)陈翔：“回归区域？——全球安全治理区域化的演进”，《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8期，第55页。
(55)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the White House,March 2021,p.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