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二次台海危机中，美台联盟关系实际上陷入了合作困境，一方面由于联盟的约束力，美国不得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美国又不希望台湾的自行其是将美国拖入更大的风险。因此，美国对台湾采取了既扶持又抑制的做法，并采取各种手段将自身风险减至最小。

「关键词」台海危机/美台合作/军事联盟

「英文标题」Study of the Dilemma of Alli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Chinese Taiwan and U.S.from Taiwan Strait Crisis

「作者简介」王帆（1963-），男，辽宁沈阳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北京100037

美台双方于1954年签署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自此美台双方以联盟关系强化了军事合作的相互约束力，直到1979年底，美台军事联盟关系解除。这二十余年间是美台军事合作最为密切也最具法律效力的时期，在此期间，出现了多次台海危机，美台联盟关系在危机中的运行尤其值得关注。事实上，美台军事联盟远非想像中那样牢不可破，由于战略利益的不同，双方在合作中出现了重大分歧，美国始终在“见风使舵”，当收益与成本无法保持平衡时，美国采取舍卒保车、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的做法，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美对台模糊政策实际上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时已见雏形，其动机还是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

一

联盟关系形成之后，在自身利益得到保证的前提下，如何规避风险，减少成本始终是结盟方考虑的首要问题，因此防止所谓盟国内部的“自行其是”的状态，强调协调一致是惯常的做法。由于盟国之间力量和地位的不平等，一般而言，联盟中主导一方通常具有更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因为它占据着力量的最后决定权和援助的独家垄断权。在可能由盟方引发的危机来临时，联盟主导方总是将自身力量置于弱小联盟的后防，尽可能由弱方盟友承担前沿防卫的任务，而由自身承担辅助作用。

诚然，所谓信誉与威望始终是联盟合作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因为联盟中信誉的丧失会带来联盟合作基础的瓦解，因此，所谓盟约对盟友之间的义务约束是不能回避或放弃的，但在联盟合作实践中这一问题的解决总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完成的，也就是通过既能保全面子又能减少风险的手段来实现的。

美台防御条约签署后的美台军事关系，对于美国的政策而言，体现为两大特征：一是边缘政策，也即战争边缘政策，表明美国不惧战争风险，随时准备介入两岸战争，但却并不真正或直接卷入，实质仍是最大限度的威慑，以求达到避免卷入的效果；二是模糊政策，如何介入怎么介入，在什么时候介入，介入的程度如何，美国一律以模糊政策体现。美国试图以无法判定或无法预料而造成一种威慑效果。同时，美国又可以保持某种进退自如的主动，不致因承诺无法兑现而丧失作为盟友的“信誉”。联盟合作还有一种现象，承诺越模糊，讨价还价的余地越大。

美台联盟关系保持着明显的主从关系，美国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和军事保护，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还向台湾提供核保护，但美国对台政策表现为即扶持又抑制的特点。扶持的目的是希望台湾能够作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一环，抑制的目的在于控制台湾自行其是、脱离美国战略轨道的倾向。当台湾在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上与美国发生分歧时，美国的做法便是尽最大可能规避风险，同时还能够保全“面子”和在联盟中的信任度。

因此，其边缘与模糊政策在两次台海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二

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一些强硬派人士主张进一步放蒋出笼，允许国民党空军大规模轰炸中国大陆；如果中共军队进攻金门岛，就动用美国空军轰炸中共大陆。但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如果轰炸中共大陆，将无法设定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而且可能面临战争扩大化的危险，美国将可能与中苏战略同盟作战。最后，会议通过了国务卿杜勒斯的提案：把台湾问题提交安理会，要求联合国介入，在台湾海峡实现停火，维持两岸分离的现状[1].

在妥协的同时，美国又采用边缘威慑政策。艾森豪威尔从朝鲜战争中得出的教训是，战争边缘政策实施的关键在于划线，划出一条敌方不得逾越的战争爆发的底线，让对手清楚地知道，一旦超越这条底线，就可能引发难以控制的战争冲突。只有明确这一所谓战争边境线的划分才能够制约战争的发生。艾森豪威尔认为，朝鲜战争所以爆发，就在于共产党一方认为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干预朝鲜事务。因此，避免台海战争爆发的最好方式就是应使各方对美国保卫台湾的立场不持侥幸和怀疑态度[2]（p.467）。

但实质上，美国的政策在于威慑，而不是真正的防卫或军事冒险。因此，杜勒斯强调美国必须保持灵活的政策。以对付可能的“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考虑”[3]（pp.554～555）。

随后，美国的政策开始表现出重本岛轻外岛的方针政策，1954年9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认为，沿海岛屿在阻止进攻方面具有战略价值，但对于防卫台湾和澎湖并不重要[3]（p.556）。这一思路对于后来要求国民党军队弃岛后撤的决定是相一致的。

1954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国人对中国的炮击和可能进行的攻岛战役反应十分复杂，焦点集中于如何对待沿海岛屿问题，各方意见分歧很大。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和军方一些强硬派人士如蔡斯等人主张，美国应向沿海岛屿提供公开的防卫承诺，甚至主张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3]（p.576）；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陆军参谋长李奇微和国防部长威尔逊反对介入沿海岛屿，金门、马祖等岛对美国没有战略价值，美国一旦承诺介入将没有退路，将可能引发全面战争，而这场战争并没有战略意义[3]（pp.586～590）；美国“驻台大使”兰金则认为，防卫沿海岛屿对于美国而言将是得不偿失的，也是极为困难的，因此美国应该采取模糊政策，并且在适当时候以军事援助的方式向国民党驻岛军队提供支持但并不明确未来的政策[3]（p.627）。

美国在弃不妥、守不成的两难选择中，最终选择了回避。杜勒斯建议将此问题国际化，这才有了新西兰提案以及美国与台湾签约谈判的问题。

显然，沿海岛屿虽然对美国没有军事战略价值，但对台湾有价值，在战略目标分歧和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美国选择了保全自己的安全利益。此类问题在此后的美台军事合作中时有发生。

为了粉碎美台之间达成永久性军事同盟的可能性和搞“两个中国”的图谋，1954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沿海岛屿大陈岛的战役。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认为美国最好在沿海岛屿问题上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并应在《共同防御条约》中也采取“模糊”的措辞，从而使中共始终无法确定美国将对攻击做出何种反应。杜勒斯也强调，考虑到“中共对海峡地区所造成威胁的复杂局面”，美国不可能拿出‘一个全面而明确的解决方案，唯一可行的就是“保持灵活性；并对局势进行探索和考察”[3]（pp.827～839）。

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另一个结果，在于美国意识到加强与台湾军事合作的重要性。其中方式之一就是与台湾结盟。通过与台湾结盟，美国可以更加有效地插手台湾事务、慑止新中国政权解放台湾的行为；台湾得到美国的限定性支持后，可以更好地应对来自大陆的攻击；同时结盟并不一定增加风险，避免自动介入而只是提供援助反而可以减少直接面对新中国的风险。

此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加快了进程，终于在1954年12月达成协议。

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一举解放浙东沿海的一江山岛。1955年1月12日，国民党曾试图以《共同防御条约》为借口，说服美国协防大陈岛。美方坚持两点：一、大陈岛不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二、美台共同保卫这一战略价值甚微的小岛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并没有成功的绝对把握，因为大陈离大陆太近而离台湾太远。守卫大陈得不偿失[4]（pp.38～41）。

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记者发表讲话认为：无论是一江山岛，还是仍被蒋军控制的大陈岛，对于台湾和澎湖的防卫，均无生死攸关的意义。并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向议会递交关于台湾问题的议案[1].

1955年1月15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5503号文件，即《美国对福摩萨（台湾地区）和“中华民国”政府的政策》进一步明确了美国的弃远岛守近岛的行动方针，明确表示美国将依据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防卫台湾和澎湖免遭攻击[4]（pp.30～34）。

1月20日，杜勒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阐述现阶段政策时指出，美国希望帮助台湾从大陈岛撤出，并不意味着美国将放弃其他沿海岛屿，而是为了更好地守卫其他沿海岛屿。对战争危险因素的错误估算将可能导致战争。“到目前为止，我们处理整个局势的方法就是以模棱两可的政策实施遏制，但中共将会以不断挑衅来试探我们遏制它的范围，含糊不清和虚张声势都将可能带来更大的危险”。因此，美国必须对沿海岛屿采取新的明确政策，这些新政策包括以下重要步骤：第一，出动美军协助国民党从北部岛屿后撤；第二，美国将以协防金门和马祖来阻止中共可能的进攻台湾计划；第三，政府应要求国会授予总统直接权力，使之承诺以武力保卫台湾以及在条约中没有特别提到的“相关地区”。现在的行动方针可能是“避免美国在这一地区地位逐步恶化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提供了防卫台湾和澎湖的最好方法[4]（pp.56～68）。

艾森豪威尔对杜勒斯的新政策表示赞同，认为这个行动方针不仅不会增加同中共发生战争的风险，而且还会减少风险；但他也承认美国目前不能控制事态的发展。同时，艾森豪威尔也明确表明，美国不能听任台湾从沿海岛屿全线后撤，那样将带来极为严重的心理后果。从大陈的后撤决不意味着台湾应该从其他沿海岛屿后撤，因此需要明确金门和马祖的特殊地位，金门和马祖是必须清楚划定的“保卫福摩萨（台湾地区）的前哨基地”。否则国民党将难以防卫台岛本身[4]（pp.69～82）。

最终，在巨大的战争风险面前，美国没有承担协防沿海岛屿的义务，而是要求台湾“弃卒保车”从沿海岛屿之一大陈岛撤退。美国将为国民党军从大陈岛撤退提供海空军保护，将战略重点转向金门，美国同意“协助国民党镇守金门”[4]（p.39）。

在联盟条约签署过程和签署之后的第一次联盟实践表明，美国此时仍十分谨慎地对待联盟合作，避免风险介入或避免有可能的深度介入一直是美国联盟合作的重要原则。后来的事实再次表明，美国虽然表示将协防金门，但却一直拒绝作出公开承诺。在国民党一再要求美国公开承诺协防金、马的情况下，美国没有做出让步。艾森豪威尔对此的解释是，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掌握最后的决定权，他之所以不公开协防金、马，是因为这种承诺可能是长期的，而且必须顾及到北约与欧洲安全对美国的重要性[4]（pp.173～176）。这样，美国又一次为自己的政策留下足够的回旋余地。

因此，美国的对台政策总是在妥协与强硬之间摇摆，具体的表现为退一步进一步。总体而言，美台军事合作呈现出逐步加强的趋势，但这种总体加强的势头是在风险不因此增大的前提下展开的。同时，表面上看，美国对台联盟政策是对美国妥协或要求台湾采取妥协政策的补偿，实际上更大程度上还是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这一阶段美国的决策，更多的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深层考虑，而不是美台矛盾的结果”[5]（p.120）。

三

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后，美国对台政策体现出与第一次危机时的类似之处，这一次的焦点仍然是沿海岛屿，所不同的是美国暗中承诺协防的金门、马祖成为这一事件的核心。从第二次危机可以看出，除非美国认定其国家安全面临直接威胁，否则美国对台海危机的介入方式必然是妥协与折中的产物，同时美国也一定会争取和等待敌对方妥协而做出让步，从而赢得自身的妥协余地。台湾的利益只是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已。第二台海危机的结果表明，在复杂的多边互动之后，美国对台军事介入以护航的方式完成了对金门、马祖的援助，回避了与新中国可能的武力冲突，在中国政府的建议下，中美双方重开谈判，第二次台海危机稳定下来。

危机期间，美台军事联盟合作再一次表明这一联盟在战略利益和风险分担中的分歧以及联盟运作过程中的困境。

第一次台海危机之后，新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在远东的主要遏制目标，因而台湾的战略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台湾成为美国亚太防御体系中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前沿阵地。

进入1957年后，美国加大在军事上支持国民党的力度。这一阶段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是美国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的观点又一次抬头。1957年10月3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38次会议主张提供在时机合适的时候美国应为台湾反攻大陆提供精神和军事上的支持。必须让台湾保持住这种希望，否则将不利于对台湾的控制[4]（pp.612～614）。艾森豪威尔强调此举并不是改变美国现行政策，也不是鼓动台湾进攻大陆，美国真正的目的是维护美国太平洋近海岛屿链的完整，为了这个目的，美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国民党重返大陆的计划[4]（p.616）。

1958年初美台军事合作在机制上进一步发展，1958年3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史敦普访台，并宣布将“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军事援助顾问团”等机构合并，成立“美军驻台协防军援司令部”；5月，美国在台湾首次试验发射斗牛式导弹，这也是美国第一次在远东试验导弹[6]（p.337）；可以说美台军事合作在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之前又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在新中国1958年8月23日炮击金门之初，美国立即做出强烈的反应，艾森豪威尔命令驻亚洲的美军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并派两艘航空母舰驰援美国第七舰队，几天内美国在中国沿海集结了庞大的海军力量，美国海军12艘航空母舰的半数集结在台湾海峡[7]（p.101）。美方估计，如果听任中共封锁或进攻沿海岛屿，而美国不对台湾进行援助，国民党军的士气和防守能力就会下降并且可能最终崩溃。如果金门被攻占或金门守军不战而降，那将会沉重打击台湾当局的威信和削弱台湾的军事能力，最终导致国民党政权的消亡。美国的“岛屿锁链”便会截去一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遏制防线将受到严重的危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地，包括冲绳在内，都可能变得难以维持或无法使用，而且可能引发东南亚的连锁反应[8]（p.330）。

按照联盟理论的观点，在存在不同阵营的极的体系中，联盟必须编织一张紧密的网络，使较小的联盟伙伴不易从体系中分离出去[9].美方对第二次台海危机初期敏感而强烈的反应印证了联盟理论的这一论断。但美国担心更多的还是事态的扩大。

从8月23日到9月11日，美国的态度比较强硬，协助台湾守卫金门的具体措施接连出台。所有这些行动艾森豪威尔都命令国防部有意识地向报界透露一些消息，以便引起中国的注意，目的在于向中国施加压力。

8月24日到9月初，美国从夏威夷、日本、菲律宾、地中海等地区调兵遣将，迅速在台湾海峡实行大规模集结。计有6艘航空母舰、130艘舰只、500架飞机、3800名海军陆战队、5000名地面部队。9月3日，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军已做好准备，警告中共军队不要进攻金马[10]（p.159）。

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着手抑制台湾的工作，劝阻台湾谨慎行事。这反映了美国不得已而为之的心态，由于在一次台海危机中，美国已经表示金门马祖与台湾的防御是联在一起的。因此，美国只能以强力声明表明美国的态度。

这一阶段美国的政策是立场明确，但政策模糊。由于无法确认新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可能的目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风险，美国再一次将模糊政策作为制定对华政策的首选。这种模糊政策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美国不事先明确美国将怎样进行干预；第二是不让国民党当局明确美国将在何种程度上进行干预，以免台湾扩大事态。“美国既不能承诺用武装部队去保卫被国民党称为沿海岛屿的每一块礁石，又不能肯定地指明美国将会保卫哪几个岛，如果这样做就有可能给对方传递去错误的信息，鼓励他们去占领其余的未被点名的岛屿。再者，美国不但要使对手猜不透，而且还必须使蒋介石也猜不透美国在什么情形下会支持他，只有这样，才能抑制他对大陆的主动进攻。”[8]（p.332）

然而，美国仍然面临承诺、信誉与风险这一联盟合作中的矛盾。如果在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对于沿海岛屿的承诺还比较含糊的话，此次承诺则是明确的，而且，很显然，如果美国不对台湾进行援助，金门、马祖必将失守，美台同盟的基础就将丧失，美国已将自己与台湾拴在同一辆风险的战车上。此后美国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给自己解套。美国采取的办法是一方面通过联盟合作来威慑敌对方，另一方面又表现通过抑制盟友来限制冲突。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始终狡猾地履行联盟承诺与台湾进行合作。

因此，艾森豪威尔在1958年8月25日的会上担心将防卫范围扩大到所有沿海岛屿的趋向[1]（p.73）。为了限定美国可能卷入的区域，艾森豪威尔决定在必要时可以扩大护航和军事援助的范围，但只能扩大到大小金门和马祖群岛中5个较大的岛屿，不能扩大到其他面积较小的沿海岛屿，其中包括大担岛和二担岛[5]（p.360）。

针对台湾在危机开始后向美国提出的求援要求，美方也给予了拒绝[11]（pp.87～88）。

8月28日，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在五角大楼举行的联合会议上，与会者达成的共识仍然是：美国应该避免在危机初期卷入台海危机之中，国民党正试图将美国拖入危机，加大美国的责任同时也加大美国的风险，对此美国必须十分谨慎。但美国应该针对形势变化，制定不同的应对之策。目前的封锁并不足以使美国卷入[11]（pp.89～91）。

然而，金门在连遭炮击和海空封锁之后，当地守军已陷入物资供应的困境。美方估计，没有美国海军的帮助，金门将有可能失守[12].在此情况下，美国才采取了护航金门马祖的方式[11]（pp.89～94）。艾森豪威尔严格命令美国舰只必须停在离卸货的海滩3海里以外的公海上。他希望这样做既能为金门运补船队的绝大部分旅程提供保护，又避免了美国舰只在中国领海内与中国发生冲突[8]（p.333）。

为了避免可能到来的更大的风险，美国政府决定采取威慑升级的手段。1958年9月4日杜勒斯在台湾新港发表自第二次台海危机以来最为强硬的声明。这份声明重申美国根据条约有义务保卫台湾使其不受攻击，美国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诸如金门和马祖等有关地区。

“新港声明”虽然强硬，但并非表明美国已下决心进行全面介入。相反，美国只是希望以威慑升级的方式阻止危机进一步升级，其实质仍然是规避美国可能不得不面对的更大的风险。所以，“新港声明”中的最后一点强调中美之间应进行谈判才是这一声明的核心。

这一声明发表后，美国政府采取的仍然是尽可能避免事态扩大的方针。9月6日，当参谋长联席会议再一次向艾森豪威尔要求授权美国空军在中国对沿海岛屿发动大规模登陆进攻支援国民党空军时，艾森豪威尔没有松口，仍然坚持只有他本人才能决定是否使用美军[12].

9月7日，第七舰队2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在编队左右两侧护航，掩护由国民党军2艘运输舰、5艘作战舰组成的运补船队从台湾驶往金门，美舰与国民党军舰相距仅2海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采取了避免事态国际化的做法，决定专打国民党军舰。“美国军舰虽进入金门12海里水域但在距金门海滩3海里以外即停止前进。战斗打响后美国军舰更是一弹不发，而且置国民党军舰于不顾，迅即撤离金门水域，退往台湾。此后，在9月8日、9月11日中国对金门运补行动实施的大规模打击中，美国军舰都在中国炮击开始后立即撤离战区海域。在整个运补与反运补过程中，美国军舰都未与中国直接发生冲突”[12].

当美国对国民党实施护航之后，再次开始限制台湾自行其是的行为。重点是限制国民党对大陆采取报复行动。当国民党要求加强护航，并请求美国同意国民党对中国大陆的目标采取报复行动时，美方反复强调国民党若采取“报复行动”，事先必须同美国进行协商。艾森豪威尔9月6日同杜勒斯和军方会谈时指出，若对中国大陆目标进行空中打击，必须经过他本人的批准[11]（pp.142～143）。美国始终对台湾有可能将其拖下水的企图保持警觉。国民党还请求美国按照柏林危机时所采取的空运方式解决金门的补给问题，同时请求美国协防大担、二担两岛，均遭到美国的拒绝[11]（p.253）。

9月21日，艾森豪威尔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时表示，如能同蒋介石达成某种安排，使其撤出金、马的驻军而不丢失面子，那么他将非常高兴[5]（p.404）。美国还想通过第三方调停的办法来解决台海危机[11]（pp.299～300）。

到9月末，美国国内反对为金门、马祖而战的呼声进一步高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格林（Theodore Francis Green）于9月29日致信总统，对于在军事上卷入远东地区的与美国安全无重大关系的问题，表示担忧，认为如果为金门的防卫而军事介入，将不能得到美国国民的支持[1].

10月5日在中国决定停火的当天，美国国务院便发表声明暗示将停止为金门运补船队护航。美国政府的政策转变遭到台湾当局的激烈反对。台湾当局反复强调守卫金、马对于台湾防卫的意义和作用，申明金、马既不是反攻大陆的基地，也不是拖美国下水的陷阱，金、马不仅是台湾防卫的屏障，也是保卫自由世界的前哨，竭力说服美国国会和舆论，阻止美国政府制定和施压台湾从金、马撤兵的政策[1].虽然台湾方面则表示宁愿冒继续遭受炮火封锁的危险，也不愿让美国退出护航。但美国还是宣布暂停为金门运补护航，这是美国谋求从金、马脱身的重要步骤[13]（p.446）。

10月7日，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商议，决定劝阻蒋介石撤出沿海岛屿[12].

为了进一步限制台湾的举动，也为了弥合美台之间的分歧，杜勒斯于10月22日访台，与蒋介石进行了4次会谈。“会谈时间之长、次数之多、频度之高，前所未有，可以说明美台双方意见分歧的存在和尖锐程度。”[1]美台双方于23日签署了《联合公报》，公报确认了金门连同马祖的防务，是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务紧密相关的；公报还使得台湾表示放弃武力重返大陆的计划[11]（pp.442～444）。公报虽然笼统地承认了沿海岛屿与台澎防务的关系，但也达到了限制台湾在未来挑起武力争端的目的。美国对这一联合公报十分满意。众议院外委会远东小组委员会主席萨布劳基说，在他看来，这等于向美国再次保证，台湾将不采取可能使美国卷入战争的军事行动[14]（p.176）。

总之，在此次危机中，美国对台政策一直在两难中摇摆，首先为了确保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利益和安全体系的完整，美国不得不协防金门、马祖，确保台、澎本身不受武装进攻，并以此维护住国民党政权的“士气”，但又担心国民党政权将其拉入与中国对抗甚至与苏联冲突的危险之中，而这又将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背道而驰。这就是美国对台湾这一盟友既合作又防范，既扶持又抑制的政策实质。

四

美国在此次危机过程中，利用联盟关系采取了两种手段来达到其保护自身的目的，当风险难以回避时，美国先是鼓动台湾在沿海第一线冲杀，由美国提供后勤支援，其次是劝阻或抑制盟友，迫使其向着自己希望的方向转变。

纵观美台联盟的形成和在二次台海危机中的运用，可以对联盟合作的动因有更深的认识：即一个国家之所以组成联盟，是希望降低其保卫目标的代价；换句话说，也就是类似美国这样的国家，在亚太地区具有多种目标的寻求，它可能并不想对某个特殊目标承担所有的或其能力不相称的那一部分责任；再有，联盟一方在涉及以上两个动因时，往往需要谨慎地权衡与其目标相左的盟友的能力，并获取比实际需要更多一些的能力；第三，对于美国而言，美国维持或承担美台联盟的协议是为了保证未来在这一地区的有利地位。第四，对于台湾而言，在危机过程中不得不多次按照美国的指挥权行事，是因为台湾在联盟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对美国存在不平衡的依赖关系和动机的差异。从联盟的角度来看，联盟的发起者和联盟的协同者在利益上必然体现出主从之分，协同方的利益不得不服从于主导方的利益，协同方自身利益的体现不得不置于主导方的利益之下，而绝不能对立或相反。

「收稿日期」2005-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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