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回顾了后冷战时代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互动的演变过程，总结了其特点。展望未来，中美亚太互动存在三种前景：合作主导型、竞争主导型、混合型（经济合作加地缘政治竞争）。鉴于亚太地区的发展大势，中美亚太互动路径的理性选择就是推进地区合作与一体化，构建共同遵守的规则和共同参与的地区机制，打造地区共同体。中美应该共同塑造一个一体化的而非割裂的亚太，一个合作而非对立的亚太，一个更加平等的亚太，一个以有效的机制和公正合理的规则为依托的亚太。为此目的，中国需要创新政策工具、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美国则需要调整思维、更新观念，合理界定其在亚太的地位与作用。
冷战结束后，由于亚太地区环境的变化、中美两国各自地区政策的变化，以及力量对比的变化，中美亚太互动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在新的形势下，中美亚太互动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两国关系的走向，也塑造着地区秩序的未来。在亚太地区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在亚太应遵循什么样的互动模式，着力打造什么样的地区秩序？
一、中美亚太互动的演变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的亚太政策着眼于重塑地区结构。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其亚洲之行中提出了构建 “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与冷战时代美国的亚太政策主要基于安全逻辑不同，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政策更注重经济逻辑，将亚太经合组织视为美国亚太政策的新的重要工具。它不仅要推进亚太地区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也要促进亚太地区的整合，防止东亚成为日本的经济势力范围。鉴于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美国也对其亚太地区的同盟关系进行了调整，这尤其反映在美日同盟的重新界定上。此外，随着东盟推动的合作安全的兴起和东盟地区论坛的成立，美国也对多边安全合作表现出一定兴趣，视其为塑造地区安全环境的工具之一，当然双边安全同盟仍然是美国地区安全政策的基石。
基于对地区形势的判断和国家利益的需要，中国在后冷战时代的亚太政策以合作为导向。首先是经济合作。中国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地区经济合作进程。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又积极参与了东亚金融合作，东亚金融合作是更广泛的东亚合作的先声。其次是安全合作。中国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接受了合作安全的理念，并提出了符合后冷战时代特点的新安全观。中国对亚太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的参与推动着地区合作进程，扩大了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也使中国在地区合作方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从中美互动的角度看，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成为两国多边互动的主要机制。由于利益目标和政策取向的不同，中美两国在这两个机制内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但合作大于竞争，两国都希望通过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地区经济合作，欢迎东盟地区论坛在培育地区安全合作的理念和实践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美国同盟体系的调整，特别是美日同盟的再定义和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制订，使中国在后冷战时代明确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安全压力，它与1995—1996年台海危机的爆发和美国的介入一道，影响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走向。
小布什执政后，在新保守主义理念的影响下，致力于巩固美国的力量优势，打造单极世界。在此背景下，美国视正在崛起的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其全球战略重点开始向亚太倾斜，以加强对华战略制衡，塑造美国绝对主导的地区力量格局。然而“911”事件的发生打乱了小布什政府的既定战略，其亚太政策不得不从结构导向调整为问题导向，反恐和应对朝核问题成为主要的安全关切。尽管美方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战略走向保持高度警觉，但在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掣肘下，美国对华战略压力与“911”事件之前相比显著下降，对台政策也朝着有利于台海稳定的方向调整。在经济方面，小布什政府对亚太经合组织兴趣索然，对风生水起的东亚经济合作持观望态度，主要通过双边途径推进在亚太的经济目标（如谈判美韩自贸协定，通过双边对话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等）。
21世纪初的十年，中国亚太政策最突出的特点是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合作。中国与东盟谈判达成了自贸协定。东盟与中日韩和东盟与中国合作蓬勃开展，并带动了中日韩合作。东亚合作的实践大大丰富了中国的地区合作理念和政策设计。虽然中国仍然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相关活动，但地区合作政策的重心显然是东亚而非亚太。在安全方面，中国通过主办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对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发挥了独特的和建设性的作用。在台湾问题上，为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中国积极争取亚太地区有关国家的支持，塑造有利于遏制台独的地区环境。
这一时期中美亚太互动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因素下降、安全因素上升。由于亚太经合组织发展势头减弱和东亚合作的勃兴，中美在地区多边经济合作机制中的互动显著减少，尽管这一时期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安全上，中美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框架内保持了密切互动，这也成为后冷战时期中美安全关系的 一 大 亮 点。美 国 在 台 湾 问 题 上 的 政 策 调 整———反 对 台 独分 裂 活动———无疑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奥巴马执政时期，在战略上积极寻求结束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同时提升对亚太的关注。其亚太政策表现为加 大 对 亚 太 的 外 交、经 济 和 安 全 投 入，促进美国在本地区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利益，平衡中国不断上升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奥巴马政府推出的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缔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其作为亚太新的地区经济合作架构，巩固美国的规则制定权，扩大美国的经济收益，同时将中国排除在外，削弱中国的地区经济中心地位和经济影响力；在安全上主要表现为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加伙伴”网络，增加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压力，同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介入南海问题，牵制中国在南海方向的战略拓展，离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此外，美国还加入了东亚峰会，希望利用这一多边机制推进其地区安全议程。
这一时期，中国的亚太政策表现出更加积极有所作为的姿态。一方面，中国继续参与 和 推 进 东 亚 合 作，开 展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和 “中 日 韩 自 贸 协 定”谈 判。另一方面，中国提出了“一 带 一 路”倡 议，为 深 化 与 亚 太 地 区 国 家 的 经 贸 联 系、促进互联互通搭建新的平台。此外，中国还积极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构想，促进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和开放性。在安全上，中国更加注重加强与亚洲国家间的合作，如建立湄公河流域国家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推动亚信（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进程，谋求管控南海争端。在朝核问题上，中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核导试验所采取的一系列制裁措施，体现了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坚定意愿。
奥巴马执政时期是后冷战时代中美在亚太竞争最激烈的时期，中美亚太互动最突出的特点是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竞争的加剧。面对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奥巴马政府力图重构亚太经济与安全格局，维护和巩固美国的主导地位，制衡中国。面对美国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以积极有所作为的姿态在经济合作和维护南海海洋权益方面开拓进取，以新的思路和举措拓展新局面。另一方面，中美也在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等地区多边机制中合作与博弈，在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方面进行了必要的合作。
特朗普执政后，一方面放弃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转而通过双边手段推进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推出 了 “印 太 战 略”，试 图 通 过美、日、澳、印四国合作，在经 济 与 安 全 上 抑 制 中 国 在 印 太 地 区 的 积 极 进 取，并加大了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压力。此外，在朝核问题上则积极谋求中国的合作。当前中美在亚太的互动在经济领域竞争与合作都不明显（经济上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双边互动中），而在地缘政治领域则更多地表现为竞争，尽管双方也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进行了重要的协作。
总体来看，后冷战时代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互动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互动面在扩大，这既体现在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这些多边机制中，也体现在朝鲜半岛问题、南海问题这些特定的问题领域。互动面的拓宽一方面是由于地区合作机制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在地区事务中作用的扩大。
二是竞争性增强。由于利益的差异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中美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竞争在一些地区合作机制中和某些问题领域内都有所反映，并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达到高峰，越来越体现出新兴大国与现存霸权国家关系的特点。
三是排他性倾向突出。在20世纪90年代，亚太经合组织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大平台，东盟地区论坛也成为东盟主导的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重要机制。到了奥巴马时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新的地区经济合作框架，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则不包括美国，“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也未得到美国的积极响应，安全上美国则积极构建“同盟加伙伴”网络，中国则是这一地缘政治设计的主要目标。排他性的上升一方面显示出美国为应对中国崛起而打造针对性（甚至对抗性）更强的地区工具，同时也反应了东亚自主性的上升，即能够提出和推动不以美国为中心的新的地区合作倡议。
二、中美亚太互动之走向
从上述分析可见，后冷战时代中美亚太互动的频率上升、力度增强，但走向不确定。理论上看，中美亚太互动前景大致存在三种可能：合作主导型、竞争主导型、混合型（经济合作加地缘政治竞争）。
合作主导型的互动，在经济上体现为双边经济纽带增强和相互依存度上升，多边合作的扩大，如中美继续推动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积极探索和构建亚太自贸区等。在安全领域，中美地区合作，首先表现为双方达成正式或非正式的重大战略谅解：美国尊重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利益诉求，不谋求遏制中国在本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中国在实力上升背景下 的 战 略 进 取 保 持 克 制，如不谋求在太平洋上的主导地位，不以武力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争端等。其次，双方在处理地区热点问题上进行合 作，如 通 过 谈 判 和 平 解 决 朝 核 问 题、建立新的半岛安全机制，在南海地区避免发生冲突，推动形成争端管控、危机预防的新机制。第三，两国在构建新的地区安全架构方面合作。亚太地区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不仅表现为地区成员追求多样化的甚至 相 互 冲 突 的 安 全 利 益，也反映在多元甚至相互抵触的安全安排上。要有效应对地区安全挑战、促进地区稳定，就必须构建一个由本地区主要国家参加的复合安全合作机制，而中美两国的合作对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
竞争主导型的互动，体现为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双重竞争。经济上，中美在双边层面既可能不断扩大经贸联系（如奥巴马政府时期），也可能加剧竞争（如特朗普政府时期），但在地区层面，双方则围绕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和规则展开竞争，努力构建排斥对方的地区经济安排，并采纳各自偏好的规则，以扩大己方的经济优势，削弱对方的地区经济竞争力与影响力。安全上，双方的竞争表现在力量对比、战略环境的塑造，以及对重要的地区安全问题的主导权。具体来说，美国要保持在太平洋特别是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优势，中国则致力于提升对美可靠的军事威慑能力；美国谋求巩固和扩大以同盟关系和伙伴关系为主要形式的安全联系，并试图主导一些地区安全机制的议程，中国则积极发展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关系，这种关系不具有结盟性质，但有助于增强互信、提升合作，防止这些国家在安全上完全倒向美国；美国积极介入并试图主导朝鲜半岛问题、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中国则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维护自身安全利益、保持重要影响力，在台湾问题上维护核心利益、不断增强掌控能力，在南海问题上捍卫重要利益、积极发挥引导力。在竞争主导型的互动模式中，地缘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具有相互强化的倾向，并加剧竞争升级为冲突的风险。
混合型互动体现为经济合作加地缘政治竞争。经济上，中美两国基于自由主义的逻辑，不仅在双边层面深化经贸联系，更在地区层面携手推动包容性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如亚太自贸区等，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共同制定彼此都能接受的规则。安全上，中美两国则基于现实主义的逻辑，在亚太地区展开力量与影响力的竞争，这种竞争大致体现为竞争主导型互动中的地缘政治竞 争 模 式。混 合 型 互 动 中，经济合作与地缘政治竞争依据不同的逻辑，并行不悖，但经济合作的深化和经济利益相互依存度的上升能够对地缘政治竞争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防止竞争走向冲突或绑架整个双边关系。这里对混合型互动的分析排除了经济竞争加地缘政治合作的可能性，是因为中美之间地缘政治矛盾比较突出，在缺乏像冷战后期共同对付苏联这样重大的战略合作需求的背景下，中美很难在地缘政治方面进行全面合作（当然不排除在个别问题上的有限合作）。事实上，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越来越担心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越来越倾向于把中国当作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决定中美亚太互动前景的因素不仅 包 括 中 美 各 自 的 利 益 目 标 与 政 策 选 择，还有亚太地区环境，它会对中美各自的行为起到重要的塑造作用。笔者关于亚太地区格局变化的研究显示，亚太地区力量结构呈现“多元复合”形态，既不是美国独霸下的单极，也不是中美两家主导下的两极，而是多个重要力量单元并存，多个重要行为体发挥作用；中美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二者之间的力量差距在缩小，中国处于崛起态势，美国处于相对衰落态势；亚太地区地缘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强劲变化，走向部分整合的可能性较大，地缘政治变化则呈现渐进与温和态势，就长期趋势来说，强劲的地缘经济演变与温和的地缘政治变化相互作用，前者会更多地影响后者，并对地区格局的塑造发挥更大的作用。
那么，亚太地区环境变化的上述特征对中美互动意味着什么呢？首先，中美互动必须适应地区力量和影响力变化的现实。中国的力量会进一步上升，并保持积极进取的战略姿态，地区影响力持续增强。不仅如此，整体而言东亚国家在地区经济与安全事务中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将进一步提升，对美国的依赖减少。美国的实力优势相对下降，对地区事务的主导能力和对地区 格 局 的 塑 造 能 力 减 弱。
其次，亚太地区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受经济逻辑的驱动，这意味着扩大和深化经济合作、推进区域一体化乃是大势所趋，中美亚太互动须顺应这一趋势。最后，由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安全因素在亚太国际关系中重要且突出，但安全因素难以主导经济因素，大多数本地区国家不会在二者之间做出取舍，而是尽可能二者兼顾，所谓“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二元格局将长期存在。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各自在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比较优势会长期存在。
在此背景下，中美亚太互动路径的理性选择既不是冷战式的，也不是霸权争夺式的，而是地区共同体式的。冷战式的互动就是把亚太地区割裂为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霸权争夺式的互动乃是谋求基于力量与影响力优势的主导地位，而地区共同体式的互动则是推进地区合作与一体化，构建共同遵守的规则和共同参与的地区机制。结合前面对中美亚太互动的三种可能前景的分析，地区共同体式的互动路径就是混合型互动（经济共同体）或合作主导型互动（地区共同体）。
三、中美互动与亚太地区的未来
亚太地区的未来不仅取决于中美互动形式，也取决于两国各自的地区秩序观。事实上，秩序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美地区互动的形式。中国主张的亚太秩序观，首先是以经济为基本逻辑，即通过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经济合作推动地区秩序的构建或重构，该秩序反过来有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地区成员间的经济合作。其次是一体性与包容性，亚太地区秩序应该涵盖整个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不能出现割裂的或排他的地区秩序安排，不能因政治、经济或文化原因而将一些地区成员排斥在外。再次是平等性。该秩序不是等级结构，而是平面结构，所有成员地位平等，没有高下之分。当然由于各国力量和参与地区事务的意愿差异，它们在这个秩序中所处的位置会有所不同，有些处于秩序的中心，有些处于外围，还有些介于二者之间。最后是多极和多元特征。支撑地区秩序的力量结构是多极而非单极，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能够共存。总体而言，中国所主张的亚太地区秩序是一种以经济为导向、以伙伴关系为特征的松散多元的地区共同体。经济上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和多层次、复合型的地区安全架构将是该秩序的主要制度支撑。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美国主张的亚太秩序首先以安全为基本逻辑。历史地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塑造地区秩序时安全是最主要的抓手；现实地看，安全是美国的力量优势所在，一些亚太国家在安全上需要以不同方式借助美国，因此以安全作为秩序的基本逻辑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其次，美国希望把其主导的亚太双边同盟体系作为地区秩序的基础。在安全逻辑下，美国缔造的同盟体系是亚太地区历史最悠久、制度安排最严密、运作最为常态化的安全架构，以它作为地区秩序的基础毫无疑问将确保美国在 该 秩 序 中 的 主 导 地 位。
第三，美国偏好的地区秩序是等级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各国的地位视其与美国的亲疏而定，美国作为主导者高高在上，其次是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国，再次是美国需要发展合作关系的伙伴，如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等，最后是具有合作者与竞争者双重身份的中国。
第四，秩序的排他性。美国的亚太秩序观以安全为构建逻辑、以同盟体系为主要架构，因此该秩序就具有选择性，不包括那些被美国视为异类的国家，如朝鲜或民主化之前的缅甸。最后，是单极和单元特征。美国所偏好的地区秩序是美国作为单一的主导者。虽然在冷战时期全球和亚太格局具有鲜明的两极特征，但在后冷战时代，美国谋求单极世界，不允许任何其他国家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在中国崛起的亚太地区尤其如此。
美国不仅要主导秩序，也要垄断规则的制定。与此同时，美国也希望这个秩序内的国家在政治制度、价值观，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上向美国看齐，使秩序形态呈现单一色彩。由此可见，美国所偏好的亚太秩序是以安全为导向、以同盟关系为核心、以美国为主导的安排，本质上是一种霸权秩序，是“美国治下的和平”。其制度依托是美国的“同盟＋伙伴”架构和某种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合作机制（如奥巴马政府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安排）。
显而易见，中美的亚太地区秩序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的秩序观呈现出发展、进步的特点，而美国的秩序观则带有强烈的冷战和霸权印记。中美地区秩序观的差异源于历史和现实，是不同观念和利益结构塑造的结果。然而，要使亚太地区不再重演20世纪的分裂与对抗，要使21世纪的亚太拥有和平与繁荣的未来，中美必须就以下目标达成一致：一个一体化的而非割裂的亚太；一个合作而非对立的亚太；一个更加平等的亚太；一个以有效的机制和合理的规则为依托的亚太。
亚太作为一个地区出现在国际政治中是相当晚近的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事实上，它作为一个地区的身份主要来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考虑，而非来自基于同质性和共同目标的本土意识，并且这一身份仍处在演变和进一步界定的过程中。亚太地区最早是指“太平洋沿岸的亚洲”或“西太平洋地区”。
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的成立和亚太经贸合作的推进，亚太地区成为一个环太平洋的概念，从西太平 洋 扩 展 到 南 太 平 洋 （包 括 澳 大 利 亚、新 西 兰）和 东 太 平 洋（包括了南北美洲 的 太 平 洋 沿 岸 国 家，如 秘 鲁、智 利、墨 西 哥、美 国、加 拿 大等）。到了21世纪初，中国的崛起和东亚合作的开展使亚太更加充满活力和吸引力，亚太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显著提升。在亚太地区内部，各行为体之间的经济与安全联系显著增强。经济上，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亚太及东亚经济合作的蓬勃开展，已经形成了围绕美、中、日三大经济体的密切的经济联系。安全上，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正在朝“同盟＋伙伴”的网络状结构发展，从而扩展了地区安全联系的纽带。东盟发起的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从东盟地区论坛到东盟防长扩大会，增进了地区国家间的新型安全互动。中国倡导和推动的地区安全合作，从上海合作组织到湄公河流 域 执 法 安 全 合 作 机 制，丰富了地区国家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建设性合作。在此情况下，任何企图在经济或安全上割裂亚太的行为既有悖亚太地区的发展大势，也不符合亚太地区的整体利益。
如上所述，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亚太地区的概念和身份是在地缘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形成和深化的。在冷战时期，由于地缘政治对抗割裂了亚太，亚太的概念和意识严格来说并不存在，而随着冷战终结前夕亚太经合组织的成立和亚太经贸合作的推进，亚太地区 的 概 念 开 始 被 广 泛 接 受，其 内 涵 逐 渐 丰 富。因 此，地区合作尤其是经济合作乃是亚太地区的生命力所在。只有秉持合作的理念和坚持合作的方向，广袤而多元的亚太才能保持活力和凝聚力，各地区成员的利益目标才能更好地实现。中美两个大国的态度对地区合作的开展至关重要，任何一方为了一己之私而放弃或阻挠合作，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美 国 与 一 些 亚 太 国 家 建 立 了 双 边 安 全 同 盟，这 种“轴心—轮毂”式的安排体现了不平等 的 政 治 与 安 全 关 系。然 而 亚 太 合 作 的 开展，不论是亚太经合组织还是东亚合作，则较多地照顾到了东亚国家对平等性的诉求：中国基于自身屈辱的近代历史经历而注重平等，而东盟国家对平等的重视，既有历史因素，更基于其作为中小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弱势地位的现实。平等性是亚太地区合作行稳致远的关键，它不仅意味着合作进程中大国、中等国家，以及小国的平等互动，也表现为太平洋驱动力（美国）和亚洲驱动力（中国和东盟）的平衡作用，更体现在一种平面而非等级结构的地区秩序中。
任何有效的地区合作都需要机制和规则的支撑，亚太地区亦然。二十多年来亚太地区的合作实践已催生了一批机制，然而，这些机制的有效性有待加强。由于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国家很大程度上出于主权关切而偏好弱机制，目前建立的地区合作机制，无论是亚太经合组织还是东亚地区论坛等，都存在着约束性不强和功能性不足的问题。要深化亚太地区合作，建立更加有效的地区机制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制定公正合理的规则对保持地区合作的可持续性也至关重要。亚太地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经济诉求，实力和安全关切不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也大相径庭，因此经济合作的规则并非门槛越高就越好，而安全合作的规则不应该仅体现出强国的意愿。如何使规则照顾到不同地区成员的合理诉求，体现出利益的平衡，也是亚太合作进程中中美两个大国需要认真应对的课题。
构建一体化的、合作的、平等的并且以有效的机制与公正合理的规则为依托的亚太，符合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亚太地区成员的长远和根本的利益。然而，实现上述目标无疑给中美各自的亚太政策及其互动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对中国来说，尽管在理念上容易认同上述目标，但在政策层面则面临着如何创新政策工具、如何更好地发挥引 领 作 用 的 问 题。对 美 国 来 说，首 先 需 要 调 整 思 维、更新观念，其次则是要合理界定其在亚太的地位与作用。亚太正在经历后冷战时代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中美两国谁能更好地顺应变化的潮流、推动新格局的构建，谁就能在21世纪的亚太地区占据更有利的地位（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