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笔者曾撰文批评厦门大学朱崇实校长关于大学生打高尔夫球的见解，现在，却不能不对朱校长以及厦大文学院院长周宁教授表示敬意了。

从学术批评网上获悉，厦门大学文学院已经决定礼聘知名学者谢泳先生为教授。这个消息在当下中国大学，真可谓是空谷足音。

现如今，国内各大学都在为学科建设而争夺人才，礼聘知名学者为教授并不新鲜，每年仅在《光明日报》上刊登的招聘广告就几乎没有中断过。但稍稍了解大学的人都知道，各大学开出的基本条件大同小异：不是两院院士、国务院评审专家，就是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即便是副教授、讲师也一律地要求具有博士学位。大学虽然是精神产品的生产基地，但在“实用主义”流行之时，大多变得相当现实。

院士可以给大学脸上贴金，而且院士引进后，地方政府还会有奖励。无论从名声，还是经济上考虑，都是划算的买卖。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可以在争取经费、多出科研成果上为学校出力，而博士毕业生虽暂时还用不上，但其学位、学历也可以提升上报表格的档次。

有人说，现在是“评比学术”，一点也不假。大学整天围绕着外在的形式打转，一个大学排行榜就让许多校长不得安宁，一次自上而下地评估更是让大学所有领导睡不好觉。无论有多少批评，大学都是“我自岿然不动”。原因是评价标准没有变化，谁先擅自改变，谁就明显吃亏。正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心理在作祟，大学的改革总是雷声大而雨点小。

从80年代以来，在延揽人才方面，例外的事当然偶有发生，但愈来愈罕见。像这次厦门大学文学院礼聘谢泳先生为教授一事，在近十年国内大学中几乎是绝无仅有。虽然我们都知道，谢泳先生早在80年代已经名声雀起，以他的学问和研究成果，早该在大学教授的阵营中拥有一席之地，但他的身份却始终是个学院以外的“民间学者”。仅有专科学历，也没有在本科以上大学任教的经历，他有没有职称，我们不清楚，只听说他去年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访学时，只获得了一个副研究员的临时资格。但厦门大学文学院的周宁教授却愿意破格礼聘，朱崇实校长也欣然批准，这多少让我们看到了一点大学在实用原则之外的理想主义的光亮。

其实，中国现代大学的“新传统”中，例外的事相当多。蔡元培礼聘陈独秀入北大就不因后者没有文凭而弃之，蔡先生看重的不仅是陈独秀的“新潮”，也看重他在小学上的造诣。事实证明，作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成了蔡校长改造北大的得力助手。被称为“教授里的教授”陈寅恪当初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时，也没有文凭，但并没影响他成为“四大导师”之一。著名文史学家钱穆仅有小学学历，靠自学照样可以在北大等知名大学任教。笔者以前就读的大学，有一位缪钺先生，也是自学成才，解放前他先是在中学任教，后来转到大学任教，终成一代文史大家。

笔者常常困惑，这些传为佳话的史事为何不能得到继承？有人说，这是大学进入正轨，也是“与国际接轨”必然的结果。有人说，是因为有学位者多了，挑选的余地大了。果真如此的话，倒也可以理解。但问题是，我们的大学的评价标准正在异化，形式重于内容，头衔、职称、学历重于实际的学问似乎成了正常的现象。所谓大学管理也总是走不出量化指标的围墙。

在这里，笔者并非想滥用“启蒙”一词，但厦大周宁院长、朱崇实校长这一次礼聘谢泳的行为，以及出于对学问的尊重和道义，杨玉圣教授居间极力举荐，应该说都给所有大学及其成员一个思想观念上的重新启蒙，让人们明白大学不是单纯的、硬帮帮的机构，她还拥有人文的温暖，学问的寄托，还有激情、友谊和善良，总之，有人的不灭的精神在其中。

2007-4-25 取上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