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套用了“我的朋友胡适之”那句老话，这个标题很容易遭人非议。其实，谢泳根本不能与胡适相比：论学历，胡是纽约哥仑比亚大学的博士，谢是山西晋中师专的学生；论职称，胡是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谢是内地一个文学期刊的编辑（中级职称）；论地位，胡一生基本上处于社会主流，谢至今还是一个边缘化人物……。这一切，主要是因为他没有赶上胡适那个好时候。不过，就做人和做学问而言，他好像是按照胡适的路数，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若不是生不逢时——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成长在十年文革时代，他可能会有更大成就。
谢泳大约是1985年前后调到山西作家协会的。大学时代，他学的是英语专业，却好像不大喜欢那些功课。他读书很杂，各种报刊订了一大堆。据说《批评家》创刊后，做过一次读者调查，发现只有两个人自费订阅。其中一个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个主管，另一个就是谢泳。于是，谢泳何许人也，竟成了编辑部关注的一个问题。
谢泳进入作协后，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却没有什么来往。直到90年代初，我在朋友那里看到他自费出版的一本书——《禁锢下的呐喊》，才对他有所解。这是一本研究报告文学的书，在那全民经商、一切向钱看的年代，书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给人以空谷足音的感觉。一个年轻人，能以自费出版的形式与朋友交流心得，已经很不容易；如果还要谈论什么社会良知和知识分子的责任，则更是难能可贵。
有了这本书，再加上丁东、高增德、陈坪等几个共同的朋友，我和谢泳很快就熟悉起来。当时他经常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发表文章。读这些文章，让我耳目一新，很受启发。后来我才知道，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那段日子里，谢泳经过短暂的消沉以后，很快就投入储安平和《观察》的研究中。这个选题，可能与他的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及他在研究报告文学时接触到一些储安平的材料有关。当时，人们都纷纷下海经商，他却经常从太原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简单的面食。有了那种经历，谢泳更舍得花钱买书了。前几年太原有了旧书市，他成了那里的常客。凡是民国年间的书刊，不论贵贱他都要买下。有用的自己留着，自己不需要就送给需要的朋友。他说，看到这些东西不能派上用场，就觉得很可惜。有一家出版社向他约稿，他将买来的旧书整理一下，每本书写一篇随笔，就凑成一本随笔集。这些文章反映了他求学做人的一些侧面，有许多在《文汇读书周报》和香港《大公报》等刊物发表过。
我以为，谢泳是从储安平与《观察》的研究开始，才走上学术道路的。他写文章做学问，大致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平实朴素，有啥说啥，从来不绕弯子，也不卖弄学问，甚至连虚词也很少使用。他的文章有一种很强的思想穿透力，又有一种雅俗共赏的亲和力。第二是重证据，重第一手材料。他是搞文学出身，却颇有史家所谓言必有据、落笔谨慎的风范。因此，他一旦做出判断，便像老吏断狱，让人不得不心服口服。第三是眼界开阔，方法得当。他没有受过所谓正规学术训练，但是他却很注意方法的使用。在研究过程中，他以实证的方法为基础，辅以统计的方法、比较方法等等，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如虎添翼。
储安平与《观察》的研究告一段落后，谢泳开始西南联大的研究。刚刚过去的20世纪，给中华民族带来旷古未闻的劫难。前50年是连绵不断的战争，后50年是没完没了运动。为此，中国不知道战死多少人、饿死多少人、冤死多少人。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好像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说法。读谢泳的著述，可以看出他是想通过一个人、一本杂志和一所大学的命运，来寻找比较可信的答案。从关注自己一家一姓的不幸，到反思国家民族的命运，这恐怕是他从事学术研究的动力之所在。
1995年，谢泳的第一本随笔集——《旧人旧事》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某种原因，很多人没有见过这本书。这本书给我的最大印象，是他在主动剔除意识形态语码的基础上，使用了一套客观公正的语言，来谈论历史，臧否人物。这对于主流思想的解构和批判学术的重建，具有开创性作用。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意识形态编织的网络之中，思想污染、语言污染的情况非常严重。绝大多数人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人们不说假话、套话、空话、废话，就只能处于失语状态。有些人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正如《皇帝的新衣》中那些臣民，由于早已习惯了肉麻的吹捧，习惯了人云亦云，所以当他们看到平时歌功颂德的对象突然变成一丝不挂的小丑时，都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因此，当有人能够根据常识，说几句真话的时候，往往会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谢泳之所以敢说真话，除了后来所下的功夫外，恐怕还与他学历不高，在学校里不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有关。
在90年代前期，中国思想界度过了一个异常沉闷的阶段，直到有人拐弯抹角地提出人文精神和学术规范，才开始出现一点生机。在这种情况下，谢泳的“童言无忌”不仅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也让他所抨击的对象无言以对。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说到学术规范，当时我和谢泳、丁东、高增德有过一次对话。我们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规范，而在于体制。在此之前，针对日益严重的学术腐败，丁东经常说“专著不如论文，论文不如随笔”。基于同样的看法，我把主要精力放在随笔写作方面，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久，我们三人在长春出版社出版的求索文丛中，各有一本小册子，可惜这套书影响不大。直到1998年《逝去的年代》出版后，谢泳才成了众所周知的人物。
要想有所得就必须有所失。前两年我问谢泳，你为什么不申报职称，或者像大多数青年才俊那样，混个博士到北京发展呢？他淡淡一笑，说这种事情太麻烦，他不适应。我想，若不是为了工资、奖金、课题经费和医疗待遇等一系列体制性利益，谁又肯牺牲人格尊严，去忍受那种折磨呢？在这方面，谢泳也算是一个另类吧。正因为如此，他才取得那些骄人的成绩。
２００３年８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