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蜀农民军领袖李顺究竟死在哪一年，在宋代当时就有歧异的说法，而且在起义失败的淳化五年（994年）五月里，就有人提出了怀疑；只是由于宋太宗确认李顺已被捕杀，没人再敢公开议论，后来官修实录依此记载下来。调子既已确定，当代人所撰史书就以《太宗皇帝实录》 [1] 为准，一律向它看齐。这就成了主张李顺死于淳化五年五月的丁巳（初六）的所谓“淳化说”。这一说的来源，是宋太宗亲信宦官、受命镇压大蜀起义军的反动统帅、剑南两川招安使王继恩的军前奏报所捏造出来的。《宋会要辑稿·兵》一四之一一记载：
（五月）十七日继恩遣人驰奏：川贼平，斩获贼首李顺首级，并获伪枢密使计词等及乘舆僭物，点到钱币一百四十余万贯、匹，寻安抚人民讫。……
在告捷的次日，宋廷“宰臣率文武官诸军将校称贺于崇德殿；太宗召宰臣枢密使示以蜀寇伪印、僭服、金银、铠甲、旗帜等物” [2] 。
正使封建统治者兴高采烈的事情，谁要去揭穿它的虚假，自然就会倒霉。南宋王明清在《挥麈后录》里说：“《太宗实录》：淳化五年五月，李顺之平，带御器械张舜卿奏事言，‘臣闻顺已遁去，诸将所获非也。’太宗云，‘平贼才数日，汝何以知之？徒欲害人功耳。’上怒，叱出，将斩之。……” [3] 张舜卿后来虽未被杀，但却丢了官。别的知情者当然也不敢随便议论，泄露天机了。
在宋代大批史书依据《太宗皇帝实录》把李顺之死确定为被擒斩首之外，值得注意的，也有人在不明白反对“淳化五年说”的同时，却持不肯定的模棱态度来表示不同意或怀疑。例如王称在《东都事略》卷三《太宗纪》记的是：“（宋）师进破贼十万，遂克成都，李顺之党并伏诛。”同书卷一二○《王继恩传》则记：“乘胜至成都，破贼十万，斩首三万，遂平蜀。”“李顺之党”等于说“李顺的党羽”，并不一定包括李顺本人在内。至于在《王继恩传》则根本不提及李顺，我觉得王称所以要玩弄这种“笔法”是有其微意的。因为他的这部书，和李焘的《长编》一样，是要进呈南宋政府的，不便显违官书的记载，惹起麻烦，于是就用含混之词来表示他的“史识”或“史德”了。
至于对李顺被“斩获”一说明白作出否定表示的要算刘锡撰的《至道圣德颂》，全文还保存在杨慎编的《全蜀艺文志》卷四五里；尽管是一篇对北宋统治者歌功颂德的文章，但对李顺下落却交代得很清楚：“李顺力屈势穷，藏于群寇，乱兵所害，横尸莫知，既免载于槛车，亦幸逃于枭首。”所谓“免载于槛车”等于说李顺没有被“获”，“幸逃于枭首”就实际说明李顺更未被“斩”。这便根本戳穿了王继恩在奏报中捏造的谎言！作者刘锡，《宋史》无传，生平仕履却是可考的：淳化五年北宋政府部署进攻农民军时，“命枢密直学士张詠知成都府，雷有终、裴庄、刘锡、周渭等，掌川峡随军漕运” [4] ；起义被镇压下去后，一度被派赴川峡处理旁户问题的刘师道，随后出任知彭州，“转运使刘锡、马襄上其治迹” [5] 。足知刘锡是亲身参加这场镇压起义军活动的重要官员，深悉内幕实况，所以他在《至道圣德颂》里关于李顺下落的陈述，应当是有根据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刘锡在颂文中谈到，当地人士“愿以丰碑，请颂圣德”，得知益州张詠赞同后，才由他这样一个具有“漕运从军，备觌戡定”的当事人来写这篇文章的。因此，它是要向当时当地的社会公开的，不大可能随意虚构或扯谎。
在北宋当代提出事实证据，主张李顺死于景祐（宋仁宗年号，即1034—1037年）中的是富有研究精神的沈括，他在《梦溪笔谈》卷二五写道：
……后王师破贼，枭李顺，书功行赏，了无间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陈文琏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覆按皆实。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斩顺，赏文琏二官，仍 门祗候。文琏，泉州人，康定中归老泉州，余尚识之。文琏家有李顺案款，本末甚详。……及（顺）败，人尚怀之，故顺得脱去三十余年。
除上述主张李顺死于“景祐中”一说外，还有南宋著名文学家陆游所主张的李顺死于“天禧初”（相当于1017年）的另一说。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九写道：
王师薄城，城且破矣。顺忽饭城中僧数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亦数千人，皆就府治削发、衣僧衣。晡后，分东西两门出；出尽，顺亦不知所在。盖自髡而遁矣。明日，王师入城，捕得一髯士，状颇类顺，遂诛之，而实非也。有带御器械张舜卿者，因奏事，密言：‘臣闻顺已逸去，所获首非也。’太宗以为害诸将之功，叱出，将斩之；已而贷之，亦坐免官。及真庙天禧初，顺竟获于岭南。初欲诛之于市，且令百官贺。吕文靖为知杂御史，以为不可。但即狱中杀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
以上两说都否定了李顺死于淳化五年的官书记录。这两说谁算正确可信呢？近几十年来我国的史学界大多倾向于科学家沈括的主张。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张荫麟先生就明白肯定“景祐说”，理由是：“盖沈识案中主要人物，而陆游但凭二百余年后父老之传说耳。” [6]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般史学工作者仍然维持这种看法，多认为“景祐说”可信，而“天禧说”不可信。但我从有关史料的全面性进行考察，从历史事实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觉得科学家沈括举出实人（陈文琏 [7] ）、实物（李顺案款），证明李顺未死于淳化五年，是很有贡献的；但是他说这事发生在“景祐中”，显然就犯有时间记忆上的错误。首先，景祐一共4年，即使从它的元年（1034年）上数到淳化五年（994年）就足足有40年，怎能如《笔谈》所说“故顺得脱去三十余年呢”？更重要的理由，如把“李顺案”摆在“景祐中”的任何一年，就更难解释宋代存留下来的历史记载。《宋史》卷三一一《吕夷简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夷简）擢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蜀贼李顺叛，执送阙下，左右称贺。既而属御史台，按之非是，贺者趣具顺狱。夷简曰：“是可欺朝廷耶？”卒以实奏，忤大臣意。
这是一次执捕李顺送宋京法办的大案件，是非常明确的。所不清楚的是：究竟是哪一年出现的事情？好在吕夷简的政治经历和生卒年都是清楚的：他任知杂御史是从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十月到天禧二年（1018年）五月 [8] ，任职时间有二年零七个月之久。他是太平兴国四年（1979年）出生的，死于庆历四年（1044年） [9] 。我们如果把吕夷简亲身参加处理的李顺捕获案放在淳化五年，那时吕夷简只有16岁，还未入仕，更不可能担任知杂御史的要职。所以这一假设根本不能成立。如果放在景祐中任何一年也完全不适合。因为早在天圣七年（1029年）他就由“户部侍郎参知政事……以本官平章事” [10] ，做了宰相，怎么还会有上文所说的“忤大臣意”的事情呢？这位“大臣”没有写出姓名，又到底是谁呢？我们见到北宋李宗谔写的《吕文靖公行状》 [11] 里的一条记载，很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岭南获贼，意以为李顺者，献阙下；王钦若在枢府，即称庆。上以属台，公劾之无实，乃守臣利其功锻成之，具以闻。钦若愧其前庆，遂欲治其罪。公执平无所变挠，上亦从之。
这条材料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揭出了李顺被捕时王钦若任枢密使一事。按王钦若卒于天圣三年（1025年）十一月戊申 [12] ；他任枢密使的时间，则在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到天禧元年八月 [13] 。把王钦若任枢密使的这一起讫时间，跟上述吕夷简任知杂御史的起讫时间相对照，便可知道天禧元年的一至八月正是王钦若、吕夷简两人分别担任枢密使与知杂御史的时间。后此17年到20年的“景祐中”，吕夷简已任宰相多年，而王钦若已死去10年左右，早就不可能在“枢府”“称庆”和“愧其前庆”了。这再度有力地证明了李顺被捕遇害，只能是陆游说的“天禧初”，而沈括所说的“景祐中”则显然是错误的。
“真李顺”获于天禧初年，除上举两证外，李焘《长编》卷九○“天禧元年十一月癸卯”条，还给我们留下一段富有启发意义的历史资料：
癸卯，广州民李延志黥面配安州牢城。
初咸平中，王均作乱，延志寓益州，常事均裨将崔麻胡，贼平还家。至是与本州怀勇卒许秀等饮，共道均及王小波逆状。秀疑延志即贼首李顺，因以闻州。又引营卒证其事。知州李应机送赴阙下，御史狱劾问得实，故以延志隶军，秀等杖脊而遣之。
先是，枢密院以真获李顺称贺，及台劾非是，贺者欲遂以为顺，趣具狱。知杂事吕夷简曰：“是可欺朝廷乎！”卒以实奏，由是忤大臣意。
《长编》这条显然采录白官方文献的160个字，我们把它置于上举考证研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加以分析和探索，不特有助于我们了解发生在天禧元年的这一案件的真相，而且可以从事实的曲折隐晦中，看清北宋统治集团是怎样玩弄政治欺骗手段的。
这段叙述值得我们注意的有：首先，它以王均兵变的参加者李延志酒后露出川人共知的真实消息，被共饮者许秀怀疑李延志即是李顺，因而向官府告发，还“引营卒证其事”。只就这事本身而论，又一度证明淳化五年五月宋军攻破成都时，李顺确已出走，而绝非遭受所谓“斩获”。其次，在真假李顺公案的处理上，主管全国军事治安的最高机关枢密院，认为是真李顺，需要举行公开庆贺；而负责审讯，囚禁李顺的御史台，特别是担任知杂御史的吕夷简，则认为是假李顺。文中所记“忤大臣意”的“大臣”，就是指的枢密使；按照前引李宗谔的《吕文靖公行状》，这个担任枢密使的人就是王钦若。其三，李焘对“知杂事吕夷简”与未被直接揭出姓名而代表着“枢密院”立场的某“大臣”关于真假李顺各执己见的一场争吵，乃是记在“天禧元年十一月癸卯”条下最末一节文字冠上的“先是”二字之后，这就彻底否定了“真获李顺”有在沈括主倡的此后大约20年的景祐年间的任何可能。其四，这里的李延志被控案，应无疑义也就是当代文献中提到的李顺被逮案。照常理判断，在李顺被北宋政府宣告“斩获”的23年后，远距起义发祥地四川数千里的广州，是绝不会同时出现两桩有关李顺的案件的。李延志显然是李顺的化名。“不欲暴其事”的宋廷，即在狱中秘密杀害了李顺，并捏造一个假案，作出李延志黥面配安州本城“及原告许秀杖脊而遣之”的虚伪判决，玩弄这种手法，意在“以伪乱真”，障蔽人们的眼睛，好把真相隐瞒过去。其五，《长编》记载把李延志“送赴阙下”的是广州知州李应机，沈括在《梦溪笔谈》所记捕得“真李顺”的是广州巡检使陈文琏。前者是地方行政长官，后者是地方治安负责人；一个主持奏报，一个实际执行逮捕、拷问、押解等工作。因此，在笔者看来，沈括、李焘两人关于此案的地方主办人的记载，表面虽似歧异，实际并无冲突矛盾。
最后还有一点须得一谈：王钦若调离枢密使一职的时间在天禧元年八月 [14] 。而这个李延志案的最后结论，则是在同年十一月作出的，因而李焘才把这条史料编在十一月癸卯条下。如上考察，吕夷简和王钦若为真假李顺问题的争吵，只能在本年一至八月中的某个时间，为什么又拖延许久才捏造成功这样一个假案呢？大概是因为争吵已使本案真实情况有所暴露。吕夷简在以王钦若为首的中央官吏和包括李应机、陈文琏在内的岭南地方官吏，以及知晓其事的人民大众面前，一时还作不出适当的交代。因为它既要无损于封建王朝的“尊严”，又须不致暴露上一代主子主观唯心主义的欺骗手法，更不能让封建国家的机密泄漏，以免更加引起社会的骚动不安。所以宋真宗终于采纳了吕夷简的建议，判定李延志不过是个诬告案。一面撒放烟幕，故布疑阵；一面就阴险毒辣地把这位农民革命领袖秘密杀害了。吕夷简是一个工于心计，善于玩手段的滑头官僚 [15] ，他为封建统治者出谋划策，以真为假，弄假成真，就这样一直把捕获李顺的真相掩盖起来，几乎成为千年定论。但吕夷简一手炮制的这一号称“反假案”的真假案，是不是“天衣无缝”，丝毫不露马脚呢？那也不是。吕夷简和王钦若争吵的时候，装模作样一派正经地把岭南捕获的真李顺，弄成好像“劾之无实，乃守臣利其功锻成之”似的。面对这样的论调，我们要问：这“守臣”不管是指广州知州李应机，或巡检使臣陈文琏，他们怎能在王、李起义被镇压下去23年后，忽然异想天开来“锻成”这样一个重大案件呢？何况还是被先皇帝亲自坚决压制下去并早已作过明确结论的“御案”！如果没有确凿可信的证据，地方官吏焉敢轻举妄动，自取罪咎！这样的糊涂虫显然是不会有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如果这次“送赴阙下”的确非李顺，吕夷简在“按之非是”时，为什么没有建议处分“利其功”的“守臣”李应机和陈文琏以为贪“功”者戒呢？相反，依据沈括的亲证，宋廷至少还曾“赏文琏二官”。这在道理上更是说不过去的。此外《长编》卷九五“天禧四年六月丙申”条下还载有一段记事：“吕夷简言：‘淳化末，蜀民或从草寇刺面为“应运雄军”，今请择其情罪重者，分配潼关以东州府牢城。’从之。”“应运雄军”就是参加李顺起义的农民军，事隔多年，这部分残存下来的群众，久已被纳入封建统治的奴役枷锁之下，为什么吕夷简这时心血来潮，又来一次残酷镇压呢？联系吕夷简是在此三年前坚决主张秘密杀害李顺的罪魁来看，这是他心怀鬼胎，深怕大蜀军旧部要为故主复仇，所以才悍然采取严厉措施，以防万一的。
根据以上分析论证李顺被害时间绝不在淳化五年或“景祐中”，而应如陆游所记述，是在宋真宗的天禧元年，即1017年。
（原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84年年会编刊，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原题作《王小波、李顺起义考索二题》）
[1] 《太宗皇帝实录》系钱若水等修，共八十卷；今本残缺，无淳化年间部分。
[2] 《宋会要辑稿·兵》一四之一二。
[3] 《挥麈后录》卷五“黄巢、明马儿，李顺皆能逃命于一时”条。
[4] 李攸：《宋朝事实》卷一七《削平僭伪》。
[5] 《宋史》卷三○四《刘师道传》。
[6] 见《宋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失败之均产运动）》，载《清华学报》，1937。按陆游写《老学庵笔记》述王、李起义事，当在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擢蜀州通判事时前后，上距起义失败约180年。
[7] 陈文琏是陈洪进的侄儿，洪进弟陈铦，曾任漳州刺史，文琏乃其子，后任“供奉官， 门祗候”。见《宋史》卷四八三《陈洪进传》。
[8] 吕夷简“擢升刑部员外郎，侍御史知杂事”，见《长编》卷八八，“大中祥符九年十月壬辰”条；解除此职，任“同勾当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见《长编》卷九二，“天禧二年五月壬戌”条。又《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三之一亦有夷简在天禧初任御史的记载。
[9] 吕夷简卒于庆历四年九月戊辰，见《宋史》卷一一《仁宗纪三》；《东都事略》卷五二本传，说他寿66岁。
[10] 见《长编》卷一○七，“天圣七年二月丙寅”条，及《宋史》卷九《仁宗纪一》。
[11] “文靖”是夷简的谥称，《行状》这段文字载于《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六之一《丞相许国吕文靖公》。
[12] 见《长编》卷一○三，及《宋史》卷九《仁宗纪一》。
[13] 《长编》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戌”条，及同书卷九○，“天禧元年八月庚午”条。《宋史》卷八《真宗纪三》所记相同。
[14] 《长编》卷九○，“天禧元年八月庚午”条。
[15] 《宋史·吕夷简传》一则说：“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又说：“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