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献曲折地反映，大蜀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的李顺，他和王小波一起开创的革命事业，颇与川西祠祀灌口治水之神的群众活动有关；结合成都江渎庙里长时期保留着的李顺画像，以及大蜀政权建立时采用的“应运”年号来看，李顺等在传统的“五德转移”学说影响下，实有用“水德”来代替宋王朝“火德”的思想倾向。因而这次起义同我国大多数农民起义一样，都是利用过宗教信仰来发动群众投入革命战斗的 [1] 。
王小波、李顺都是成都府永康军青城县人，永康军治所的灌口（旧为四川灌县城区，今改称都江堰市），与青城县邻接，相距极近，是秦蜀守李冰凿离堆引岷江水灌溉川西平原万顷良田的著名水利工程所在。李冰的儿子李二郎 [2] 则是治水传说中被神化了的人物，自汉代以来，人民就在灌口旁边建立起庙宇，崇祀李冰父子。而李二郎的神话，到唐代又和相传斩蛟除害的赵二郎（赵昱） [3] 的故事纠缠在一起，流传更盛。因此，灌口二郎神在川西地区被视为体现农田水利公共利益的保护神；其庙会在当时是非常热闹兴旺的。从宋人关于“灌口祠……每时节献享及因事有祈者……必宰羊；一岁烹四五万口，一羊过城，则纳税钱五百，率岁终可得二三万缗，为公家无穷之利” [4] ；以及清末在灌县城南40华里徐渡公社杜墩子地方发现大量开元钱币和“青城县西门羊市”的唐宋残碑 [5] ，都使人想象得到唐、宋灌口神香火兴盛的程度。
王小波、李顺是永康军青城县味江镇土锅村人 [6] 。味江镇东距青城县城20多华里，青城县北离永康军也不过40华里左右。他们土生土长，熟悉地方情况，有机会常到灌口参加二郎神祠祀活动，并从而广泛联系一些劳动群众，给后来发动起义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从下面的探索看来，是很自然的。
第一，从文献记载分析，王、李起义和祀灌口神的宗教习俗相关。
首先，我们注意到北宋欧阳修撰的《程琳墓志铭》 [7] 和《程琳神道碑铭》 [8] 两文，谈到程琳知益州时曾发生“自号李冰神子”的“妖人”事件，《墓志铭》载：
蜀州妖人有自号李冰神子者，署官属吏卒，聚徒百余人。公命捕置之法。而谗之朝者，言公妄杀人，蜀人恐且乱矣。上遣中贵人驰视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争道公善。使者问杀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杀一人可使蜀数十年无事。”使者问其故，对曰：“前乱蜀者，非有智谋豪杰之材，乃里闾无赖小人尔，惟不治其始，遂至乱也。”使者视蜀既无事，又得父老语，还白，于是上益以公为能。
在欧阳修笔下，这一“自号李冰神子”的所谓“蜀州妖人”，他跟“前乱蜀者”的相同类似之处，显然就在搞灌口神祠祀活动这件事上。稍后于欧阳修的曾巩，通过程琳之口说出这个“前乱蜀者”就是大蜀起义军领袖李顺。《隆平集》卷八《程琳传》：
程琳……知益州，蜀人岁为社会以祀灌口 [9] 。琳曰：“往时不诛李顺，故大乱。”乃捕为首者戮之，余百数配内地。
南宋李焘的《长编》卷一○九“天圣八年十月癸卯”条有此记事，只是记得较简单，连这次“妖人”之前的所谓“乱蜀者”都没有提到。但参欧、曾二人的记载，我们知道这位效法李顺搞灌口神祠祀活动的“为首者”之被斩，时间是在王、李起义后36年的天圣八年。
南宋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卷二三《官政治绩·程文简》对此事记得更加明白：
程琳知益州……蜀州有铙不逞者，聚恶少百余人，作灌口二郎神像，私立官号，作士卒衣装，鼓箫吹，日椎牛为会。……有白其事，琳皆捕而戮之，曰：“李顺由此而起；今锄其根本，且使蜀中数十年无恙。”
江少虞这条记载，指明程琳之所以要对祠祀灌口神者采取异乎寻常的严酷镇压措施，乃是“李顺由此而起”，与曾巩上文所说“往时不诛李顺故大乱”，意思是完全吻合的。
凡此种种，无异明白告诉我们：在程琳捕杀所谓“蜀州妖人”的30多年前，李顺已经带头搞过灌口神祠祀活动，而且李顺因此得以和王小波一起发动一场几乎把赵宋王朝在四川的封建统治加以葬送的农民大起义。
其次，和知益州张詠夙有关系的华阳人李畋，为称颂张詠政绩写过一部《语录》 [10] ，在朱熹的《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三《尚书张忠定公》里，载有《语录》如下一条：
（张詠）初知益州，斩一猾吏，前后郡守所倚任者；吏称无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读示之。既闻断辞，告市人曰：“尔辈得好知府矣。”盖李顺尝有死罪系狱，此吏故纵之也。
这是亲身经历者所记的第一手材料，张詠是被当代统治阶级称赞为清明能干的 [11] 。按照常理推断：假如起义发生前被“系狱”的李顺，所犯的“罪”本不该“死”，那么，“故纵之”的“猾吏”是不会被张詠处斩的，至少这“猾吏”不会在受斩前当众说出上面那种话来。因此把这一则记事和上述《程琳传》所载的镇压措施联系起来看，可知：起义前夕的李顺，“尝有死罪系狱”，很可能就是他领导主持祠祀灌口神的群众活动，并把这一活动导向农民大起义所致。
我们再看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的如下一段记载：
蜀父老言：王小皤之乱，自言：“我土锅村民也，岂能霸一方！有李顺者，孟大王之遗孤。”……蜀人惑而从之。未几，小皤战死，众推顺为主，下令复姓孟。
把李顺说成是“孟大王之遗孤”，自系陈胜、吴广“诈称扶苏之故智” [12] ；而王小波之所以要选择李顺来冒称孟昶之后，让他作为自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很可能以李顺是组织灌口神祠祀活动的群众领袖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另外，王、李起义前的北宋政府对“蜀人岁为社以祀灌口神”这个长期流传的地方习俗不曾有过禁止的迹象；但在王、李起义后就迥然不同了。北宋统治阶级对这类活动，非常敏感，总是提心吊胆地加以防范和镇压。晏殊在所撰《马忠肃公墓志铭》 [13] 里说：“灌口丛庙，一方岁祠，并将戎械，跨逾境邑，僭乱仪章，申令革绝，用惩非法。”这指的是马亮任西川转运副使时下令禁止灌口神祠祀活动的一项反革命措施，此时上距王、李起义只不过六七年。又《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一，也记有：“（大中祥符五年）七月十日，知益州李士衡言：‘永康军村民社赛，用棹刀为戏，望行禁止。’从之。”这时上距王、李起义也不到20年。像这样渺小不足道的事情，地方当局也要上报朝廷，申令禁止，若不是有过王、李起义曾经凭借或利用了灌口神祠祀活动的创痛经验教训，那就未免“大惊小怪”，使人难以理解了。仁宗时，吴中复知嘉州犍为县，峨眉人祠祀灌口神，他也采取了“配首恶而毁其庙” [14] 的镇压措施；大约同时还有“庆历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写出《记永康军老人说》 [15] 的文章，从理论上批驳祠祀灌口神，认为应该肃清流毒，加以“斥”“罢”。
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王、李起义的酝酿和发生，与当地祠祀灌口神的宗教风习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是这种关系在起义军两位领袖中似乎主要限于李顺，而与首先发难的王小波的关系则不明显罢了。
第二，成都江渎庙有李顺画像，证明李顺也崇奉江神。
川西地区除信奉灌口治水之神李冰父子外，秦代以来江渎神也占有特殊的地位。《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有：“江水祠蜀”。《正义》引《括地志》云：“江渎祠在益州成都县南八里。秦并天下，江水祠蜀。”古代把岷江视为长江正源，整个长江流域被认为是由江渎神所主管；祠祀直至宋初仍然隆重举行。成都江渎庙在宋太祖开宝六年曾加扩修：“侈大庙制、祟阁广殿，修廊邃宇，闻于天下。” [16] 李顺对这样一个在当地长期受到广大群众热烈崇奉的大江之神，显然没有忘记把他拉来同自己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让自己以一个虔诚崇奉者的姿态，出现于群众面前；这样，他的形象就被描绘在江渎庙的北壁外了。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说：
成都江渎庙北壁外，画美髯一丈夫，据银胡床坐，从者甚众。邦人云：“蜀贼李顺也。”
陆游在成都做官，为江渎庙撰写过一篇碑记，这时距王、李起义的失败约有180年之久。这堵壁画还被保留下来，说明成都人民对李顺的怀念是深切的。李顺的画像，从上述的画面布局来看，可能属于当时流行的“供养人像”一类东西，乃表示他对江渎神的崇敬。江渎神与灌口神都是川西地区崇奉的水神，而李顺在稀少仅存的文献中又都反映出和它们结下密切关系，这对我们来说自然是很有启发性的。
第三，大蜀政权建立的“应运”年号，体现出他们是利用了以水灭火的五行阴阳学说。
结合上述事实，我们还要指明，李顺在这场革命斗争中是充分利用过传统的五行阴阳学说的。
我们知道，战国邹衍提出关于“五德转移”或“五德终始”的阴阳学说，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曾是人们用以说明王朝兴替缘由的一种流行思想。《宋史》卷一《太祖本纪一》载：
（建隆元年三月）壬戌，定国运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
这是因为“有司言‘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 [17] 之故。太宗时有人上书宋廷，“言皇家当越五代而上承唐统为金德”。太宗命百官集议，徐铉等奏：“（后唐）庄宗中兴唐祚，重兴土运，自后数姓相传，晋以金，汉以水，周以木；天造皇宋，运膺火德。况国初便祀火帝为感生帝，于今二十五年。……伏乞圣宋永为火德。” [18] 于是火德便确定不移地成为赵宋王朝神圣尊严的精神标帜。如王安石实行新法，要卖河渡坊场，牵涉到“主大火”的商丘阏伯庙，宋神宗“震怒”，就在文书上亲笔写了“慢神厚国，无甚于斯！” [19]
假托孟蜀后裔，号召反宋兴蜀的王小波，特别是其接班人李顺，在精神领域里显然没有放弃这种“五德转移”的传统思想，来作为加强反宋斗争的武器。
李顺在淳化五年正月十六日，攻下成都后即大蜀王位，建元“应运”。这“应运”的含义，也就是宣示在“五德转移”之中“应”天之“运”，以大蜀的水德代替赵宋的火德而兴的意思。王禹偁在咸平三年向真宗所上奏疏，特论蜀事说；“臣按司马迁《天官书》云‘天运三十岁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此常数也。’……国家建隆甲子岁下西川（按‘建隆’是‘乾德’之误，即宋兴兵伐蜀之年），甲午岁复乱（按即建立大蜀政权之994年），三十年之应也。” [20] 他这一段浸透神秘感的文字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因为它对王、李起义后的四川社会心理背景作了一定的反映，特别是“甲午”这个年头，在当时的四川人民起了反抗暴政的信号作用。因为孟知祥在成都建立政权是这年。往后宋军平蜀，对四川实行严重的压迫和剥削，相比之下，人民反而对先前的孟蜀政权怀有一定的好感。王小波、李顺等就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假托孟蜀后裔来进行反宋斗争的。起义军攻下成都，刚好又在“甲午”这一年。他在这样一个干支相同的年头（甲午），相同的地点（成都），假托孟氏遗孤的身份，建立起名号相同（“大蜀”）的政权，这对蜀中人心的震撼是不小的！加之李顺巧妙地把两个“川主”——人界的“川主”（孟蜀皇帝）和神界的“川主” [21] 与自身联系起来，尤其后一个“川主”是千年来被认为职司水利体现地方公益，即与广大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代表农业生产利益的保护神，它是川西人民精神领域中的一面光辉旗帜。所以李顺对灌口神和江渎神的崇奉，显然是把矛头对准“火德王”的赵宋王朝，声讨其虐政暴行；同时可能还向人民大众广布如像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时提出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22] 相类似的口号，而宣传富有现实意义的“火运告终，水运当兴，岁逢甲午，天下大吉”这种披上宗教外衣的革命思想，来坚定起义群众的革命意志。
正由于“应运”这年号具有巨大的现实政治意义，所以它在往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四川地区的人心有着深刻的影响。《宋史》卷二九二《程戡传》载：
人言：“岁在甲午，蜀且有变。”孟知祥之割据，李顺之起而为盗，皆此时也。
对此，仁宗深以为忧，前一年（皇祐五年）便下令要不事声张地修筑益州、梓州两路诸州军城池，采取预防措施 [23] ，同时“精择”干员程戡前往坐镇，并面许说：“无事归朝，置卿二府。” [24] 次年七月程戡被召回，升任参知政事。次年程戡还“请禁民间私习《六十甲子歌》” [25] 。《宋史》卷二九八《燕度传》也载：
岁皇祐甲午（按即1054年），益州言：“岁在甲午，蜀再乱，今又值之，民为戚戚。”
当地学者张俞 [26] 谈到这一年的亲身感受说：“无知民传闻其事，鼓为讹语，喧哓震惊，万口一舌，咸谓岁次于某，则方隅有不幸。然自春抵夏，未尝有毫发惊。秋七月，蛮中酋长以（侬）智高事闻于黎（今四川汉源县），转而闻之益（今成都地区），云南疑若少动，岁凶之说又从而沸焉，缙绅从而信之焉，云南一隅，朝廷重又忧之矣。” [27] 据此，可见赵宋王朝对大蜀农民政权的建立的这个甲午年头是多么惴惴不安，胆战心惊啊！
在李顺失败的次年，北宋的统治阶级就捏造了一次“火德蕃昌”的“符瑞”来给自己打气，并麻醉人民，其目的显然是想消除大蜀农民军的革命影响。《长编》卷三七载：“咸平三年，蜀寇王均叛，有登城指贼大呼曰：‘梓潼神遣我来，九月二十日城陷矣。’贼射之，不见；及期果验。”这是宋招安使雷有终效法唐僖宗捧出梓潼神做后台的一次翻版，僖宗封梓潼神为顺济王 [28] ，至此北宋政府又改封英灵王。玩弄这种迷信欺骗手法，正足以说明封建统治阶级的虚弱本质。
本来在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一贯宣扬宗教迷信来麻痹劳动人民，使之安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困境，永远无法翻身；那么，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革命领袖李顺信奉灌口、江渎两个水神，利用阴阳家以水灭火的五行学说，作为进行斗争的武器，那就不足为怪了。朱熹谈过：“梓潼与灌口二郎两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也！” [29] 这一在东川，一在西川的两个神，不只是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在北宋时代还被用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前者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宠儿，一再晋爵封王；后者由于受到农民阶级的爱戴，就不免屡遭严厉禁革。这就是当时阶级斗争激烈的曲折反映，既非偶然，也不是不可理解的。至于象征以“水德”代替赵宋“火德”的大蜀“应运”年号，我们认为也应当作如是观。
（原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84年年会编刊，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原题作《王小波、李顺起义考索二题》）
[1] 见蒋逸人：《关于宋代以王、李起义及张余为首的农民起义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1958（5）；及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探索》，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 《朱子语类》卷三：“蜀中灌口二郎庙，当时是李冰因开凿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
[3] 明人唐用贤《尚友录》卷一六，记赵昱，隋人，曾任嘉州刺史，传说他“斩潭中老蛟，以除民害”，后隐居青城山，今名赵公山者，即其隐居地。又《常熟县志》载：“嘉州水涨，蜀人见昱雾中乘白马，越流而过，因立庙灌江，呼曰：‘灌口二郎神’。”
[4] 洪迈：《夷坚支志丁》卷六。又《朱子语类》卷三，曾敏行《独醒杂志》亦有类似记述。
[5] 徐昱等：《灌县乡土志》卷二；及彭洵：《灌记初稿》卷一《舆地书》。
[6]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
[7] 《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三一。
[8] 《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二三。
[9] 王称：《东都事略》卷五四《程琳传》，下有神字。
[10] 李畋，华阳人。所撰《语录》的名称卷数，各书不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张忠定公语录》四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作《乖崖政行语录》三卷，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作《乖崖语录》二卷，《宋史》卷二○三《艺文志》则作《乖崖语录》一卷。
[11] 《东都事略》卷五三《薛奎传》，称其“为政明决”；同卷《王曙传》，称其为政严平而不可犯；又卷七○《田况传》则称其“听汤之明”。
[12] 《续资治通鉴》卷一七《考异》。
[13] 见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中编卷一。
[14] 《宋史·吴中复传》。
[15] 见《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九。
[16] 《四川通志》卷三四《舆地志·祠庙一》，载陆游所撰碑记。
[17] 《东都事略》卷二《本纪二》；又见《宋史》卷一○三《礼志六》
[18] 《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四月甲辰”条。
[19] 《宋史》卷三一八《张方平传》。
[20] 《长编》卷四七，“咸平三年十二月乙未”条。
[21] 《四川通志》卷三四：“川主祠在（成都）府城西南，祀秦蜀守李冰。”直到解放前，四川各县都有川主庙，祀李冰父子及江渎神。
[22] 《后汉书》卷一○一《皇甫嵩传》。
[23] 《长编》卷一七五，“皇祐五年八月戊午”条。
[24] 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六《程公神道碑铭》，及《乐全集》附录王巩所撰《张方平行状》。
[25] 《长编》卷一八一，“至和二年十二月乙酉”条。
[26] 张俞，益州郫人，《宋史》卷四五八《隐逸传》中作张愈。
[27] 张俞：《送张安道赴成都序》，《宋代蜀文辑存》卷二四。
[28] 传说梓潼神原名张亚子，仕晋战死。黄巢起义，僖宗逃到四川，封梓潼神济顺王。大臣王铎题诗：“剑门喜气随雷动，玉垒韶光待贼平；为报山东诸将士，主持勋业赖阴兵。”见《太平寰宇记》卷八四，“剑州梓潼县”条下。
[29] 据《陔余丛考》卷三五“文昌神”条引。《朱子类语》卷三作：“利路又有梓潼神极灵，今二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