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提出了一个名为“脱西入东”的概念作为描述和解释香港在回归祖国后所经历的变迁的分析工具。所谓“脱西入东”是指香港与西方的关系在不同范畴内，呈现不同程度和速度的弱化，而与东方（中国和亚洲）的关系则在多方面愈趋密切的历史大趋势。所谓“关系”不但涵盖彼此在经济、贸易、政治、文化、社会、人员交往等方面的客观联系，也包括彼此在态度、认知、思想和感情等主观上的联系。诚然，“脱西”不是说香港将会与西方完全脱离或者割裂，更不是表示西方制度和价值观在香港会彻底消失。事实上，在可预见的将来，香港与西方在经贸和金融上的联系仍然相当重要。鉴于西方在未来一段长时间内在世界上仍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对中国的发展仍然重要，因而一个完全与西方脱离的香港没有条件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发挥独特和不可替代作用。同样地，“入东”也不表示香港会完全融入东方，并因此而失去了它带有不少西方色彩的特殊地位、制度、文化和特色。“一国两制”下香港始终会继续保有它与内地和亚洲有异的制度、文化和与西方的微妙关系，而中央也不希望香港丧失它原有的“一制”的独特性，更遑论要如内外敌对势力所言的要把香港“中国化”。
为了保存香港“一制”的基本元素，中央在回归后决定让香港保留不少有西方特色的制度、政策和文化，容许英国人扶植和培训的政治精英和公务人员在香港的管治上担当重要角色，避免在香港推行“去殖民化”，没有在香港大力推展国民教育和容许不少“反共反华”的势力继续盘踞在教育、媒体、文化、社会和思想领域。
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方亦不希望香港出现“脱西入东”的趋势。美西方锐意扩大它们在香港的势力和利益，并期望香港能够发挥作用促使中国走上“和平演变”、结束“一党专政”的道路，让中国成为认同和支持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小伙伴”。所以，美西方愿意给予香港“特殊”的地位和“权利”，在政治上仍然把香港当作西方阵营的一部分，更把香港视为受到美国和西方“保护”的对象。
不过，纵使中央和西方都无意促进香港“脱西入东”的进程，但却无法阻挡“脱西入东”这个历史大趋势的发生，尤其是过去几年的迅猛推进。这个历史变迁的大趋势的发生和加速，主要源于香港的政治身份的转变，但又与国际格局的巨变特别是中西方斗争加剧密不可分。
回归前，香港是英国的一块“殖民地”，是西方政治阵营的一名成员，在经济上与西方的关系也非常紧密。回归后，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政治上与国家休戚与共，而在经济上与内地的关系也愈来愈密切。尽管香港在回归后仍然与西方维持紧密的经贸往来，但香港已经不再属于西方政治阵营，反而随着中西方摩擦日增而日益在政治上与西方对立。
国际格局在过去几十年尤其是过去十多年的剧变，大大加快的香港“脱西入东”的步伐。中国和亚洲地区在经济上的冒起和西方经济发展相对逊色，促使全球经济的重心向亚太地区移动，香港与“东方”的经贸往来愈趋频繁，而愈来愈多的发展机遇亦来自内地和亚洲地区。中国的强势崛起和美国国力的相对下降，导致美国担心其全球霸主地位和战略利益受损。为了遏制、削弱和孤立中国，美国和其盟友无所不用其极地全方位对中国施加各种敌对政策和措施，香港亦无可避免受到伤害。美国和其盟友不再相信和依靠香港作为中国“和平演变”的催化剂，反而视香港为助力中国崛起的“帮凶”。因此，削弱香港对中国的战略价值、与香港愈来愈疏离、让香港成为中国的战略负担便成为美西方对香港的新政策的核心。为此，鼓动“反共反华”分子在香港发动旨在夺取香港特区政权的动乱、终止给予香港的“特殊地位和待遇”、对香港施加各种“惩罚性”的“制裁”、在国际上抹黑香港的政治情况、人权、法治状况和投资环境、鼓励外资和人才撤离香港和攫夺香港的资金和人才等不友好动作便纷至沓来。近年来，美西方对中国和香港的遏制更变本加厉，目标是要加快与中国在经贸、科技和文化上“脱钩”。美西方不断批评中国没有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威胁要对中国采取更多制裁行动、而中美在台湾和南海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更不能抹杀。香港因此将要面对更加恶劣的国际形势和美西方的打压。与此同时，中国从维护国家安全出发也开始采取各种旨在减少对美西方依赖的反制行动，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削减对美债的持有量、推行科技自主、对战略物资的出口进行更严密的管制、与发展中国家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等。中国与美西方的战略较量无疑会引来美西方对香港打压的增加，进一步加快香港的“脱西入东”进程。
不可避免地，“脱西入东”过程在香港引发了明显的政治分化和冲突。对不少素来仰视和相信美西方的香港人来说，“脱西入东”是一个他们难以接受的和非常痛苦的历史转折和心理体验，促使他们在思想和行为上以不同方式作出反抗。这些人害怕香港会愈来愈远离“先进”的西方文明和愈来愈被“落后”的中国和亚洲文明所“玷污”。他们担心香港会“沦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部分人甚至因此而陷入“身份认同危机”之中而无法自拔。一些人抱怨中央和特区政府没有阻止这个大趋势的出现，甚至怀疑或者相信中央和特区政府有意“玉成其事”。
他们的反抗行为包括：“反对中央干预香港事务”、“鼓吹‘去中国化’、提倡各类‘本土主义’”、“强调香港制度和文化比内地制度和文化优越”、“要求美西方干预香港事务”、“推动‘香港独立’”、“争取‘西方式’民主化”、“把‘一国两制’下的香港视作‘独立政治实体’”、“不断夸大香港的‘西方属性’”、“反对清拆有‘历史价值’和富有‘殖民地’色彩的建筑物”、“从香港本位角度撰写香港历史”、“将香港的经济成就基本上归功于‘殖民管治’”、“阻挠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策动针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政治斗争”、“破坏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阻挠国民教育和基本法第23条立法”、“歌颂香港的‘殖民地’过去”、“捍卫过去‘殖民地’的典章制度和方针政策”、“排斥内地同胞”、“打击爱国力量”等不一而足。这些反抗行为令香港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管治艰难和发展乏力的困境。
回归以来，因为抗拒“脱西入东”而触发的严重政治矛盾和冲突更让香港长期以来难以积极、全力、主动和有效地应对这个历史大趋势，抓住它为香港带来的机遇和妥善处理它所引发的问题。美西方势力更趁机通过与香港的“反共反华”势力勾结而把香港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的基地。
展望将来，随着“脱西入东”的持续加速，过去因为这个过程而产生的分化与冲突可望不断减少。首先，愈来愈多香港居民会理解到这个历史大趋势的不可逆转性，其抗拒的意欲和行为会愈趋下降。第二，过去几年，为了解除香港的“反共反华”的威胁、对美西方作出反制、维护国家安全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央不得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来扭转香港的局面，确保香港不再成为国家安全的隐患、禁止内外敌对势力在香港的活动、实现“爱国者治港”和推行带有某些“去殖民化”色彩的国民教育。这些举措无疑会削弱西方势力和文化以及香港的“亲西方”分子在香港的影响力。第三，面对西方的制裁和打压、西方的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以及因为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事而受到严重冲击的西方经济，香港要发展经济，长远而言必须更多地到内地和亚洲地区寻觅发展机遇。中央更会不遗余力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与西方的经济联系虽然仍然举足轻重，但无可避免会不断弱化。第四，美西方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无情遏制、对香港繁荣稳定的破坏和对香港“反共反华”势力的扶持，促使愈来愈多的香港居民对美西方怀疑和反感，香港与美西方的关系愈趋恶化。第五，回归后香港与内地互动愈来愈频繁，愈来愈多香港居民欣赏和肯定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崛起上的功绩，并对愈趋强大的祖国感到骄傲和振奋。第六，为了表达对香港国家安全法的不满和对香港居民的“支持”，美西方不断为香港居民提供新的移民途径。尽管真正离开香港到外地移民的香港居民人数不多，但其中肯定包括不少那些不接受“脱西入东”的人。他们的离开为“脱西入东”的进程进一步减少阻力。第七，过去几十年美西方内部出现的政治不稳、社会撕裂、管治失效、金融动荡、经济滑坡和道德沦丧等乱象，以及其对外的横行霸道、文化欺凌、伪善、双标和巧取豪夺，都令不少香港居民尤其是一贯以西方为师的香港精英觉醒起来，对西方的幻想破灭，并对美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产生怀疑和进行反思。最后，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势不可挡，香港的长远繁荣稳定亦因而得到的坚实的保障，愈来愈多香港居民会接受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状况。
回归后，“脱西入东”的历史大趋势在香港引发了不少分化和冲突，并干扰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然而，随着这个趋势的加速推进，这个趋势的负面效应会逐步下降，而它的正面效应则会愈来愈彰显。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