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儒家经典《大学》所揭示的“家国一体”论的基本逻辑，“修身为本”的终极宗旨，乃是“治国，平天下”。因此，《论语》在“学而以修身”的基础上，自然而然进入了提出并履践“为政之道”的环节，缘是之故，《为政》篇遂紧接《学而》篇，而成为《论语》的第二篇。
《为政》篇共有二十四章。其主旨就是“为政”。这中间，直接阐说“为政”的有八章，间接涉及“为政”的计有十六章。在孔子看来，“为政”不仅仅是纯粹的政治运作问题，而是道德指导下的一个系统大工程，“齐家”同样是“为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倡导“孝道”之类，毫无疑义也是“为政”的必有之义，所谓“或谓孔子曰：‘自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由此可见，直接讨论“为政”，间接涉及“为政”的综合互补，才是孔子“为政之道”的全面体现。
如何“为政”？先秦诸子的认识与主张是不相同的。道家基于“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主张的是“自然政治”；法家基于“无治人有治法”的政治观念，提倡的是“法治政治”；而儒家基于“建国立君，教化为先”的道德意识，推崇的是“德化政治”，即所谓“以德治国”。《为政》篇正是孔子及其门徒阐说“德化”“德治”基本理念的核心篇章，集中体现了孔子与整个儒家有关“以德治国”重要意义及其实现途径的系统理性认识。
因此，《为政》篇开宗明义就提出了“德治”的基本命题：“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德化”“德治”是政治之本，是为政之纲。唯有纲举，方可目张，从而为政治运作的基本方向与中心命题定下了基调；即治国的根本选择当时道德感化，而不能是其他（如用法制规范与约束等）。
那么，为何治国当以“德”而非以“刑”呢？孔子的理解是：“德治”乃是“治本”，而“法治”仅仅只能“治标”；“德治”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法治”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德治”是“形而上”的，而“法治”则是“形而下”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很显然，在孔子看来，具体的政治、细密的刑法，只能在表面上暂时约束住人们不去做坏事，无法真正取得人们对去恶为善形成普遍的共识，恰恰相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如果没有道德感、正义感，那么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去钻法律、制度的漏洞，不但不会有任何耻辱感，反而会为自己的投机取巧行为得逞一时而沾沾自喜、自鸣得意，这就是所谓的“民免而无耻”！这当然不是真正成功的政治。
相反，如果以道德治国，并在具体的政治实践形式上弘扬礼乐文化精神，人们才会在潜移默化、感化挹注的情况下，真正激发起去恶为善的自觉意识，真正懂得廉耻荣辱，由被动进入主动，由“不得已然”转化为“本当以然”，有善良的品质，有健全的人格，有高尚的志趣，有理想的追求。这样的人，就是“新民”，就是政治进入理想境界的具体标志。
毫无疑义，孔子“德治为本”“德化为先”的政治观念，对今天仍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只有让民众发自内心认同与拥护现有的政治秩序，只有使民众在道德修养上升华为自觉向善的境界，人格磨砺上完成了完善高尚的飞跃，那么我们的社会政治才可能是真正理想的，我们的现实秩序才可能是真正和谐的。与之相反，如果一味依赖于“齐之以刑”，单纯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去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以为专政资源可以控制一切，则必然陷入越“维稳”而越不稳的困境。堤坝可以越筑越高，但水位也势必越涨越高，一旦决堤，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在“以法治国”的同时，当务之急，是要积极推动“以德治国”，从根本上化解各种社会矛盾，防患于未然，和谐于天下，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营造政通人和的良好局面，引导广大民众摈弃功利之心、暴戾之心、自为之心，培育广大民众拥有感恩之心、是非之心、敬畏之心，真正做到孔子所推崇的“有耻且格”。
至于“德治”的具体纲目，《为政》篇也有多角度、多层次的阐说。这首先是提倡“孝道”。“百顺孝为先”，“孝”是伦理范畴，同时也是政治命题。一个人能否忠于国家、服务他人，造福社会，起点是能够孝顺父母。换言之，“孝”是“德化”的基础，未尝有不孝之人能够践行忠义的。故孔子强调行孝“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认为“孝慈，则忠”。其次，是强调诚信为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在用人上则是要举贤而用能，让贤良之人成为社会的中坚，成为人们的楷模，树立起正确的道德导向，弘扬正气，使社会呈现出崭新而又健康的气象：“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同时，倡导和谐，强调团结：“君子周而不比”。第三，提倡学习，鼓励思考，为营造和谐、进步的“德化”“德治”氛围创造必要的条件：“温故而知新”“多闻阙疑”。同时做到“知”与“行”的有机辩证统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虚怀若谷，不断追求，不断超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其四，“为政”不能完全跟着感觉走，不应该什么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要善于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为现实政治提供有益的启迪，从而事半功倍，少走弯路，造就“德治”“德化”的理想局面：“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综上所述，《为政》对“为政之道”予以了系统、深刻的概括与总结，有宗旨、有纲领、有细目，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有关政治性质、理想、实践环节理性认识的集中反映，也是儒家道德政治的鲜明体现，言简意赅，胜义迭呈，对今天的为政者而言，不啻为一份精妙至微的政治箴言。
来源：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