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通史，也是一部社会史（从汉代社会来看，尤其如此），一部关于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百科全书。从现代的学科分类来看，不论是史学、文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民俗学、美学，还是天文学、地理学等，都可以选择一个角度对《史记》进行研究，而且也都可以总结出司马迁在这些方面的成就，并对我们有所启发。这些研究，无疑都是很有意义的，都具有科学史研究的价值。但是，《史记》毕竟首先是一部史书，是一部通史著作。从史学的本来的意义和主要的目的来看，从《史记》的着力所在和精彩之笔来看，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条件和他本身所意识到的肩负的历史责任来看，我认为《史记》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在于它详尽地、深刻地而且也是生动地总结了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这是司马迁奉献给当时的特别是后来的人们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智慧。
司马迁对秦汉之际历史经验的总结，从比较开阔的视野来看，上起秦国的兴起，下迄武帝时的强盛，内容极为丰富。概而言之，我以为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问题上。
其一，落后的秦国为什么能够击败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它为什么又招致速亡？
其二，楚汉战争中，为什么力量强大的项羽终于遭到失败，力量弱小的刘邦反而获得成功？
其三，汉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制定了什么样的国策？
其四，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什么新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战国中期以来至西汉前期大约二百七八十年间的重大历史问题，也是司马迁所处时代的近现代史上的重大问题，有的则是属于他那个时候的当代问题。司马迁真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非但没有回避这些重大问题，而且以严肃的态度、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见识和神奇的史笔回答了这些问题。
那么，司马迁是怎样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又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呢？
一、关于秦国的崛起和秦朝的兴亡
落后的秦国为什么能够击败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它为什么又招致速亡？
关于这个问题，司马迁在《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中，并没有以自己的口气做许多评论。他只是在《秦始皇本纪》的后论中简略而含蓄地写道：“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这两句话，既概括地写出了秦国发展、强大的过程，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的宏大的超越前人的政治抱负，也隐约地揭露了他蔑视历史、目空一切、专横自恣的政治品质。从根本上说，这两句话也就是对《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所记秦国历史的一个总结。接着，司马迁大段引用了汉初贾谊的《过秦论》，并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显然，司马迁是同意贾谊《过秦论》所提出的看法的，他是要借用贾谊的看法来回答上述问题的。这是司马迁历史评论的一种独特的形式。
贾谊的《过秦论》分析秦国自缪公以来不断强大、终于统一全国的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有利的地理形势，即所谓“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这种地理形势在军事上的优胜之处是：六国攻秦，秦可以逸待劳，“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荷戟而守之”；于是六国逐渐疲惫，而秦国则锐气养成，加之政治上的“远交近攻”方略，乃能逐一击败各国，完成统一事业。关中地区在地理上的这种优势，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曾经保持了相当长的时期，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都有论述。贾谊是较早总结这一历史经验的思想家，他的这一看法对后人有很大的影响，司马迁就是最先接受这种看法的人之一。二是能用人，“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同时采取了“安土息民，以待其敝”的政策。秦国国君善于广揽人才，用其所长，这有长久的历史，也是它逐步强大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贾谊之前，已有人做过评论，李斯的谏除逐客之令的上书是典型的概括。他指出：“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1]这是讲的缪公、孝公、惠王、昭王善于用人的历史，也是讲的秦国由弱变强的历史。司马迁作《李斯列传》，全文收录这篇上书，他是赞同李斯和贾谊的看法的。三是得力于商鞅变法和张仪之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横）而斗诸侯。”关于商鞅变法和张仪之谋，李斯已有评论。从秦国的历史来看，商鞅变法是许多重大事变中最重要的一件，所以司马迁说：商鞅之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2]。把这个评价同上文所引李斯的评价结合起来看，商鞅变法对于秦国后来的富强确实起了关键的作用。以上三条，即地理形势、用人和改革，是秦国强大的主要原因。所以到了秦王嬴政时，“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成就了统一大业。
那么，从秦国发展成为秦皇朝后，为什么反倒招致速亡呢？贾谊认为，这完全是执行了错误的政策所致。第一，“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认为，“兼并”时期与安定时期应有不同的政策，叫作“取与守不同术也”。可是秦始皇不懂得这个道理，用对付六国诸侯的办法来对待民众，这是极大的错误。第二，“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企图用愚民政策来巩固“万世之业”，却没有制定出如何进一步安定“黔首”的政策，这跟秦国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的“安土息民”政策相比，同商鞅变法时实行的有关政策相比，自是一个历史的退步。第三，是“多忌讳之禁”，拒绝谏谋。贾谊指出，秦皇朝在政策上的错误，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出来的，即“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但“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这是因为“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人们只好“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这种紧张的政治局面，同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广揽人才、认真听取各种富国强兵之道的生动活泼的政治气氛实有天壤之别，就是同后来的一些英明的封建君主肯于纳谏的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贾谊感叹地说：秦末，“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秦二世时，非但不知改弦更张，反而使这些错误的做法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陈胜等人“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3]，最后导致秦皇朝的灭亡。
司马迁并没有用太多的话直接评论秦朝在政治上的种种失误，只是据事直书（如焚书坑儒事件等）。但他在这里借贾谊《过秦论》批评秦朝统治者的为政之失，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不仅贯穿着一种历史的联系，而且也增强了对于历史判断的说服力。
二、关于项羽的败亡和刘邦的成功
楚汉战争中，为什么力量强大的项羽终于遭到失败，力量弱小的刘邦反而获得成功？
司马迁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方法上与上面所讲的有所不同，他在《项羽本纪》中是直接而又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的。毋庸置疑，司马迁对于项羽这个失败的英雄是带有几分同情的。依我的浅见，这种同情主要是出于对项羽的英雄气概和直率性格的赞赏，并不含有更多的深意。而这种赞赏，在《项羽本纪》中随处可见。例如：
（汉四年）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按：指挑身独战——引者）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
项羽的直率（甚至略带几分天真）跃然纸上，这同刘邦的冷静和老谋深算比起来，相去何止千里！又如刘邦父母、妻子为项羽所俘，置于军中。后刘邦派人同项羽讲和，“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许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项羽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项羽的诚意亦跃然纸上，但他的这种诚意却使他陷入了困境，因为刘邦已经部署好了对项羽的袭击。
从垓下之战至项羽乌江自刎的一段记述，是司马迁对项羽深寄同情之心最突出的地方，其中有一段文字是：
（汉五年）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军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今天读来，仍然使人感到，这是一幅多么悲壮的历史画面！后人据此编写出“霸王别姬”的故事并搬上舞台，广为流传，当非偶然。接着，司马迁写了项羽不愿一人渡江（“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赐马亭长（“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自刎于故人吕马童之前（“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等等。司马迁的史笔可谓写尽了其人的性格与气质，有很强的感人力量。
但是，司马迁毕竟是一位严肃的史学家，他对项羽又是采取批判态度的：对项羽的刚愎自用，不懂得罗织人才和总结经验教训，以及过分相信自己的武力等，司马迁都是予以否定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项羽为什么终于遭到失败的历史教训。例如，司马迁写其垓下之战失败后，仅存二十八骑，而汉军追者数千人：
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他甚至要采用“快战”的战术，“必三战之”，以“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到了此时，他还要用这种匹夫之勇来证明“天亡我，非战之罪也”，足见项羽刚愎自用几乎达到了愚蠢的地步！他对乌江亭长说的“天之亡我，我何渡为！”表明他始终认为，他的失败，其意在天，自己是毫无责任的。
正因为项羽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司马迁在《项羽本纪》后论中，一方面充分肯定他“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另一方面又批评他不懂得谋略，“放逐义帝而自立”；迷信武力，“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从轰轰烈烈走向失败，然不知何以失败，至死不悟，这真是英雄的双重悲剧。而与这个悲剧恰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刘邦的喜剧。
楚汉战争中，刘邦多次失败，以至父母、妻子都成了项羽的俘虏，为什么最后终于获得成功？司马迁虽然没有如同《项羽本纪》后论那样，集中地、明确地写出自己的看法，但通观《史记》全书，他是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例如，《高祖本纪》后论说：“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这里说的“承敝易变”，指的是变秦苛法。关于这一点，《高祖本纪》有具体而生动的记载：
（汉元年十月）还军霸上。（刘邦）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
这应当就是司马迁说的“承敝易变”的主要内容。项羽是“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而刘邦是懂得人心向背对政治活动的得失起着重要作用的，因而是懂得政治大局的。经验与教训，成功与失败，竟是如此泾渭分明。
这样的历史认识，司马迁在《萧相国世家》后论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他称赞萧何辅佐刘邦，“谨守管龠，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这里，“顺流”一词用得很好，既形象，又深刻。这是顺民心之所向，在一定的程度上说，也是顺应历史潮流。
刘邦在楚汉战争中获得成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承敝易变”，顺应民心，“顺流与之更始”，则是最根本的原因。善于用人，是刘邦成功的很重要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以往的许多论著讲得不少了，这里不再重复。
楚汉战争是秦汉之际的重大事件，其间得失成败当然不只是项羽、刘邦个人的事情，也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才能、品质、性格的较量。唯其如此，我们从司马迁所总结的这一出历史悲喜剧的经验教训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而对于刘邦来说，楚汉战争中的胜利，也只是初步的成功；他的更大的成功，是要在完成对西汉政权的巩固之后才能获得。
三、关于汉初巩固统治和发展经济的基本国策
汉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制定了什么样的国策？
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得最丰富、最精彩的部分，也是他对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总结得最深刻的部分。因此，本文不可能对司马迁所作的这一总结做比较详尽的评论。这里，我想指出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即司马迁对汉初统治者所制定的并历经几代连续贯彻的基本国策的记述与评价。
我想先讲一讲陆贾这个人，因为他跟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有极大的关系。陆贾是楚地人，以有辩才而从刘邦定天下，深得刘邦的信任。司马迁记下了他在汉初所做的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这就是：
（汉初定）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4]
可以想见，这在当时是何等庄严、深沉而又富有生气的场面！值得注意的是，刘邦这个人的文化素养并不高，有时还带有几分无赖习气，但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不像项羽那样“自矜功伐，奋其私智”，因而能够采纳臣下的合理建议。他命陆贾总结秦何以失天下、汉何以得天下及古成败之国的历史经验，实在是一个极其英明的决定。汉初统治集团，以皇帝为首这样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对于西汉初年乃至西汉前期基本国策的制定和贯彻，无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陆贾说的“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的话，跟后来贾谊说的“取与守不同术也”的话，是相通的。从这个历史的联系中，可以窥见汉初知识分子在总结历史经验、思考当代治国方略上，有不少共同的认识，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陆贾《新语》十二篇，今存。有人认为是后人伪托，但也有人认为是大致可信的，我倾向后一种说法。十二篇中的第四篇（即《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是否可以认为，“无为”“宽舒”“中和”，既是对秦朝“用刑太极”政策的否定，也是直接影响到西汉前期基本国策的理论根据之一。汉初统治者内部在政治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有朝廷同异姓封国的斗争，有刘氏集团同诸吕集团的斗争，有同姓封国同朝廷的斗争等，但以“无为”“宽舒”“中和”为理论根据的基本国策却相沿未改，在较长的时期里得到了贯彻。
司马迁显然十分重视这一历史经验。他在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注意到它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它的实际效果。他在《吕太后本纪》后论中指出：“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吕太后本纪》所记述的史事，大多是关于诸吕同刘氏宗室及开国功臣争夺权力的斗争，是关于吕后在这个斗争中的种种残酷手段的。从上文所引司马迁语来看，说明他在总结惠帝、吕后统治时期的功过得失时，没有局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而着眼于这一时期总的社会发展趋势。这正是司马迁的历史见识的非同凡响之处。而所谓“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同刘邦废秦苛法，萧何“顺流与之更始”，陆贾提出“逆取而以顺守之”的历史经验和“无为”的主张等，是一脉相承的。这里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国策，即顺应民心，与民休息。这一国策在文、景时继续得到贯彻，所以司马迁一再称颂文帝的“盛德”：“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5]“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6]司马迁这样盛赞文帝是有道理的，因为正是在他统治的二十多年中，西汉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并迅速发展起来，在惠帝、吕后时期“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基础上，进而发展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的局面。对于文帝本人的政治才能和治国方略，司马迁有一段记载，写得平实、感人，使人能于细微处见其不平凡的政治家风度，兹录于下：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7]
从这里所列举出的一些事例，可以看出文帝时期的政治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用了“海内殷富”这四个字，反映出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已完全摆脱了汉初那种“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贫困局面。这是自西汉建立至文帝时四十余年中的根本性变化。从惠帝、吕后时期的“无为”到文帝时期的“以德化民”，这也是基本国策的一脉相承。可见，汉初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确与这一基本国策的正确制定和长期延续有极大的关系。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一国策的延续性在大臣中的反映。史载，曹参代萧何为相，不理事，遭到惠帝斥责，曹参解释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8]惠帝认为曹参说得对。曹参是刘邦旧臣，对刘邦和萧何的政治举措自然了解至深。从刘邦的“承敝易变”、萧何的“顺流与之更始”，到惠帝、吕后的“无为”和曹参的“遵而勿失”，这正是秦汉之际封建皇朝政策转换中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是“易变”和稳定的统一。汉初统治者的成功之处，是他们比较恰当地把握住了这一政策转换中的两个不同的环节；而司马迁的高明之处，是他完全洞察了这种“变”与不变的政治举措对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故而能对它们进行深刻而生动的总结。然而，司马迁的这一总结并不限于此，他还引用当时的民谣来说明上述国策的连续性在民间的反映：“萧何为法，弇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又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9]这是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当时的民谣和评价曹参的思想与做法，是历史经验的形象的表示和理论的概括的统一。
以上这些，说明司马迁是从秦的酷法役民到汉的“清净”“无为”“与民休息”这一政策的变化，来总结汉初统治者是如何巩固统治、发展社会经济的。不论是处置封国问题，还是解决民族矛盾问题，汉初统治者都没有改变“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这就证明汉初统治者是真正总结了秦亡的教训。司马迁不愧是伟大的史学家，他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重大的历史经验，并在《史记》中一再反映出来，其深意所在，可以想见。这就表明，他总结历史经验不仅仅是为了说明历史，还以此来观察现实。他对于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的认识，正是他上述历史认识的合乎逻辑的产物。
四、关于西汉盛世时期的社会矛盾
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什么新的问题？
这是司马迁所亲身经历的历史变化。应当说，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最富庶、最强大的时期。如他自己所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10]“建元”元年是公元前140年，而司马迁就诞生于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可谓生当其时。古往今来，有不少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对汉武帝统治时的盛世讴歌备至。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身处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却没有陶醉于对盛世的歌颂。他以一个冷静的、负责任的史学家的眼光，看到了这个盛世表象后面的社会问题，并在《史记》中有所记载，从而显示出他的卓越的史识和实录的精神。
司马迁于盛世之中洞察到事物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当在《史记》的《今上本纪》《封禅书》《平准书》等篇中尤其突出。可惜《今上本纪》已佚，今《孝武本纪》为后人以《封禅书》所补，所以我们只能以《封禅书》和《平准书》作为主要根据来考察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司马迁在《封禅书》后论中说：“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十分清楚，他是要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来揭露方士祠官的虚妄和笃信鬼神的帝王们的荒诞。《封禅书》除记述了历代的封禅活动外，主要落笔在对汉武帝笃信神仙、受方士愚弄的揭露和讽刺上。篇中说到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先后为方士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人一再耍弄而执迷不悟，以至于“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亦遣，冀遇之”，达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篇末有几句带有结论性的话是：“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岳、四渎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这无异是说，入海求仙，不过是一出出闹剧而已。汉武帝本人虽久求而不可得，未免感到厌恶，但还是希望能够见到神仙。由于皇帝的笃信不改，毒化了社会风气，相信神仙的人愈来愈多，但那结果不是十分清楚吗？
显而易见，司马迁正是通过《封禅书》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汉武帝统治时期盛世表现背后的阴暗面，汉武帝的这些愚蠢行径使他看到了“物盛而衰”的历史变化。这种历史变化，已不只是表现为对于神仙的笃信和求访，而是人世间的活生生的反映。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描绘了汉武帝即位后不久，西汉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而达到的繁荣局面，可谓一派盛世景象。但他接着就写道：“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司马迁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来看待和解释这种变化，即他说的“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种变化正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统治固有矛盾发展的结果。武帝不同于高祖、文、景，因为他处在这个矛盾发展的新阶段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最高统治者的变化，不应被看作上述变化的原因，而恰恰是这个变化的一部分。但是，最高统治者的变化因其所处地位的特殊性，必然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的变化。司马迁虽然还不能科学地说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但他毕竟是十分敏感地观察到了这两种变化。他在概括地描绘了社会的变化之后，又从一些具体方面揭示了“物盛而衰”的种种表现。例如：由于通西南夷道和筑卫朔方，弄得“府库益虚”；由于对匈奴的连年用兵，“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由于置赏官武功爵，于是“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由于“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由于“有腹诽之法比”，于是“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以及“富商大贾或晌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等等。这些现象是以前所没有的，或者虽然有但却没有显露得如此突出。当然，武帝时代的西汉社会比惠、吕、文、景时代的西汉社会是向前发展了，于是新的社会问题也就跟着产生了。司马迁以朴素的辩证思想来说明他看到的这些变化，认为：“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他当然还不能完全跳出循环论的窠臼，但他毕竟敏感地揭示了社会的变化，于盛世之中看到了新的社会问题。这些变化，这些问题，固不可完全视为盛衰之变，但也确实包含着盛衰之变。唯其如此，司马迁才给后人留下了永远值得思考的历史课题。
司马迁不愧是伟大的史学家。他不仅能够以冷静的态度看待历史，也能够以同样冷静的态度看待现实。他善于以历史的经验来揭示现实的问题，也善于以现实的问题去反衬历史的经验。他的思想上无疑还带着历史循环论的印记，但他确实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巨人，因为他对历史与现实中发生的变化从不感到惊奇和困惑。他的历史哲学是：“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要之，司马迁所总结的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中包含的历史智慧，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1] 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41～2542页。
[2]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1页。
[3]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4页。
[4]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9页。
[5] 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37页。
[6] 司马迁：《史记》卷十一《孝景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49页。
[7] 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33页。
[8]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30页。
[9]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31页。
[10]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