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有“昭公十九年矣，犹有童心”的说法。《史记》沿袭了这一记载。《鲁周公世家》载：“昭公年十九，犹有童心。”也可以说这是较早使用“童心”这一词语的文献。不过，《左传》以批评的口气言“童心”，《史记》却没有明显的否定性倾向。裴骃《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服虔对“有童心”的解释，是“言无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现在我们回顾历史，似乎“有童子之心”恰是许多有文化贡献的人们共同的值得肯定的资质。阅读《史记》这部中国史学童蒙时期的杰作，是可以通过其气质与笔法的朴实、清纯、天真，亲切体味著家的“童心”的。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名家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对司马迁于他所处时代的另一代表性人物汉武帝进行过比较。他注意到这两位历史名人有共同之处：“汉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赏奇才，司马迁便发挥在文字上。汉武帝之有时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实际，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马迁也以同样的内心生活而组织成了他的书。”所谓“幼稚”“天真”“好奇”“好幻想”，正是“童子之心”的表现。
对于司马迁的“好奇”，西汉扬雄《法言·君子》早有评价：“多爱不忍，子长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因此才取得“《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的非常成就。扬雄所谓“爱奇”，后人或直接称赞其“好奇”。欧阳修《帝王世次图序》说：司马迁“博物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徐孚远《史记测议序》也写道：“太史公志大而好奇”，“包举广矣”。
“好奇”而务求“多闻”，首先表现为历史资料收集之求之“若渴”，对于其中富有“奇”的意味的信息之深心“欣赏”。司马迁对于历史现象“包举”之“广”，可以说到了极致。就通过实地考察丰富历史体验、充实历史见识而言，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一曾经说：“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司马迁勇敢叙写“当代史”为许多评论家所赞许。顾颉刚肯定对于“武帝之世”历史的记录，是“《史记》一书，其最精彩及价值最高部分”。又说，“武帝时事为迁所目睹，其史料为迁所搜集，精神贯注”，因而实现了“光照千古”的文化成就。
“好奇”还表现为历史观察视角之新异的追求。有学者评价：“《史记》记载同他有交往的，他常从他们吐谈中寻取这种便利……最可贵的，他还把这种关系深入到野人田父身上……”（卢南乔：《论司马迁及其历史编纂学》）《史记》避免了一般史书“不载民事”“未睹社会之全体”的痼病，能够“大抵详察社会，精言民事”（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于是梁启超《中国史学革命案》写道：“（《史记》其书）常有国民思想，如项羽而列诸本纪，孔子、陈涉而列诸世家，儒林、游侠、刺客、货殖而为之列传，皆有深意存焉。”他关注司马迁此奇异之“深意”，于是感叹：“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
“好奇”表现为历史探索之创意，使得历史革新、历史推进的真实得以发现。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司马迁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活动永远常新，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情感，特别是寂寞和不平，永远带有生命”（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基于“童心”的“好奇”,还使得《史记》的文献形制和语言风格超越了以往的历史典籍。陈继儒《史记定本序》写道：“余尝论《史记》之文，类大禹治水，山海之鬼怪毕出，黄帝张乐，洞庭之鱼龙怒飞，此当值以文章论，而儒家以理学捃束之，史家以体裁义例掎摭之，太史公不受也。”司马迁突破了旧有的史书记述风格的局限，使得其“文章”呈示全新气象。俞正燮说《史记》可以看作司马谈与司马迁合著，然而，“至其驰骋议论，谈无与焉”（《癸巳类稿》卷一一《太史公释名义》）。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赞美《史记》“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所谓“驰骋”“疏荡”显现的“奇气”，无疑也是“好奇”追求的收获。人们公认《史记》成就了中国史学和中国文学共同的经典。班彪曾经赞誉这部名著“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视前，圣人之耳目也”（《后汉书》卷四○上《班彪传上》）。班固也说《史记》“贯穿经传，驰骋古今”（《汉书·司马迁传》）。梁启超肯定“《史记》自是中国第一部史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崔适也称《史记》为“群史之领袖”（《史记探源》卷一《序证·要略》）。然而又多有学者指出，《史记》不仅于史学建设多所创制，还体现出全面的文化优胜。朱熹说“《太史公书》疏爽”（《朱子语类》卷一三〇《历代史》）。章学诚也有“深于《诗》者也”“千古之至文”（《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的称誉。鲁迅也说《史记》不仅是“史家之绝唱”，亦“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读《史记》，正是高等级的美学享受。从司马迁著写的这部名著中可以品味真实的美，充沛的美，深沉的美。
李长之说“汉武帝之有时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实际，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马迁也以同样的内心生活而组织成了他的书”。说到与“幼稚”“天真”“好奇”并列的“好玩”的“内心生活”，也许有人会联想到与汉武帝频繁出巡类似的司马迁的长途旅行。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说，《史记》的“奇气”，由自“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马存说，“其文奔放而浩漫”，“其文停蓄而渊深”，“其文妍媚而蔚纡”，“其文感愤而伤激”，“其文雄勇戟健，使人心悸而胆栗”，都与司马迁广泛游历对于不同的地理景观与人文遗迹的亲身体验有关。他说：“子长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观之，则其平生所尝游者皆在焉。”（凌稚隆《史记评林》卷首引马存语）这里所说的“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是可以与我们讨论的“童心”相互对照理解的。
对于自然的亲近，也是“童心”的表现。《史记》以较多篇幅引录汉赋文字，曾经受到一些《史记》《汉书》比较研究者的批评。比如明代学者王鏊《震泽长语》卷下说，《史记》没有载录贾谊的《治安策》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疏略”于《汉书》。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也曾写道，对于贾谊，“专载他的《鵩鸟赋》《吊屈原赋》，完全当作一个文学家看待，没有注意他的政见，未免太粗心了”。其实，司马迁重视汉赋作品，除了内心的文学偏爱之外，可能还由于汉赋对自然景观的细致描绘，亦切合他热爱自然的心理。《文心雕龙·比兴》说，汉赋有“图状山川，影写云物”的优长。有学者甚至说：“汉赋有绘形绘声的山水描写，是山水文学的先声。”（康金声：《汉赋纵横》）有的学者分析汉赋“所铺陈的事物内容”，首先指出“山川、湖泽、鸟兽、草木”（姜书阁：《汉赋通义》）。司马相如《上林赋》有关草色林光“延曼太原，丽靡广衍，应风披靡，吐芳扬烈，郁郁斐斐，众香发越”等文句被收录在《史记》中，体现了司马迁特别的情趣，也为我们保留了宝贵的生态史料。
特别注意对事物细节的观察并有所思考，是儿童心理的特征之一。《史记》对历史人物表情的细致描绘，也与作者的“童心”有关。例如《史记》关于秦史，有一个特殊的语汇值得注意，这就是“得意”。秦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刻石：“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又说：“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秦二世回顾先帝事业，言“作宫室以章得意”（《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以述职表功为主题的上书，也说到“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史记·李斯列传》）。《史记·六国年表》写道：“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贾谊《过秦论》中秦“得意于海内”的辞句为司马迁所重视，《史记·太史公自序》也使用了这一说法。对“得意”的关注，从这一政治表情分析政治心态，是《史记》政治史记录的独到之处。类似的例子，又如刘邦看到秦皇帝时感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项羽则言“彼可取而代也”。鸿门宴历史记忆之深刻，主要由于因《史记》所记述项羽、范增、项庄、刘邦、张良、樊哙等人物表情之生动（《史记·项羽本纪》）。
对儿童生活的关注，是《史记》超越诸多史书的独有特点。扁鹊为“小儿医”的故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刘盈兄妹幼时随吕后参与田间劳作的故事（《史记·高祖本纪》），窦太后的弟弟窦少君“年四五岁”被拐卖从事苦工的故事（《史记·外戚世家》），童年汉景帝与吴太子游戏时发生争执，以博局掷击对方致死的故事（《史记·吴王濞列传》），张汤儿时审鼠处刑，“其文辞如老狱吏”，后来成为司法名臣的故事（《史记·酷吏列传》）等，都为司马迁所关注，一一载入史籍，成为我们研究汉代未成年人生活的重要史料。
我们在考察汉代的儿童劳动与劳动儿童时还注意到，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回顾自己早年经历时，说到在“年十岁则诵古文”之前，他曾经“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童年亲身从事“耕牧”实践的劳动生活，使得他与“野人田父”能够情感融汇，心灵相通。《史记》注重下层社会的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也理解劳动阶级的精神体验，自然与这样的童年生活有关。《史记》于是如梁启超所说，能够“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我们思考汉代社会史、汉代未成年人生活史，乃至汉代文化史和汉代史学史，都不能不关注这样的事实。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