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并完善，市民社会逐渐孕育成型，这些都向国人清晰勾勒了中国大陆社会正在走现代化道路的变迁轨迹。与此同时，原本占据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一些观点主张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特别是经济领域，逐渐被西方现代经济学说取代。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在改革日益深化和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的时候，具有一定的反建设威慑。自由经济的冲击、文化的多元、洞开的国门，使得人们的观念价值系统发生或正在发生着重构，社会的各种力量也在此消彼长中逐渐转换自己的角色和作用。在此情况下，研究当今中国大陆社会变革力量的方向、特点，以及互相之间的矛盾，探讨各种力量可能存在的联合，以利于中国走现代化变革的道路，具有十分迫切和富有前瞻性的意义。
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主宰历史进程的力量亦或主导社会变革的力量，决然不是用“人民群众”四字概括这样简单，因为这个概念太宽泛，太虚无。大而笼之的论断，自然正确无比，却丝毫不能对现实问题起到有益的指导，无非是玩弄文字和概念而已。主宰历史进程的力量，只能是走在社会变迁的最前面，敏锐把握时代脉搏，并能引导历史大潮方向的人物和群体，换言之，即是那些“人民群众”中的精英人物和实力阶层——领浪潮者而非随浪潮者，舍此之外，尽为旁门枝节，不足与语。
因此当今主导中国大陆改革的力量，决然不是人民群众四字可以敷衍得了的，细而化之，目前真正影响和主导中国变革的力量，乃是学习了自由主义学说的知识分子，注重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田园派知识分子，有政治诉求的民营企业家和党政官员中的改革派，这四大群体，构成了主导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四种力量。
一 学习了自由主义学说的知识分子
自由主义学院派知识分子是一个在当下中国非常弱小的知识群体，人数不多，直接的影响力极小，如果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赛（Lewis Coser）的说法，从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考察看，他们属于批判权力和向国外求助的知识分子。
这是一群无需经历幻灭以后才相信权力和知识间有着长期不和谐的关系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开始就把自己看作是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如果必要的话，他们要以长期备战的状态进入政治疆场与那些掌权者厮杀。一般来说，只要时局正常，他们和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没什么两样，只有当时的政治事件引起的问题超出了单调的政治，揭示出更重大的超越性事业时，这些知识分子才会积极参与其中。他们严厉批判自己的文化，同它格格不入；他们对自己社会的掌权者采取批判立场的同时，倾向于把自己的忠诚转向国外舞台。实际上变成了另一些国家而不是自己国家权力结构的合法化制造者，并破坏着自己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对自己社会不怀敬意的知识分子，却能为其他社会编制巨大的神话。在国内清楚发现的缺点，到了国外却被忽略。
由于自由主义学院派知识分子从一开始秉持的学说信仰就具有和中国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格格不入甚至呈现颠覆性和破坏力的特点，所以很快引起执政党的警觉，迅速在思想文化领域遭到剥夺话语权的待遇。同时，由于西方舶来的理论和对西方社会的倾慕，在涉及到民族主义、国际关系的问题时，他们往往呈现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知觉障碍”，其观点的偏激性造成普通民众对其近似媚外言论的反感，加之理论研究完全脱离现实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态，不探讨具体的现实问题，因此无法获得“社会意识”的认同。高居“象牙塔”上的自由主义学院派知识分子对西方理论直接舶来编译、研究，政治主张具有对自由主义政治学说宗教般膜拜的理想主义色彩，势必造成对既有秩序的直接、尖锐的挑战，因此也就遭到完全抵制的命运。
自由主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遭遇，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作为导致。因为事实上，当今世界的三大思潮：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都有表现。无论是政治学界、经济学界还是法学界，学说的根本之基都是从这三大学说生发开来，甚至可以说：自由主义的学说主张占据着相当的份额。在旗帜鲜明的表明自己是自由主义正宗的学院派知识分子那里，自由主义遭到强烈的抵制，而在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很多问题的解决之道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却是来源自由主义。这不啻为一种对自由主义学究们辛辣的讽刺。
事实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类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们姑且称之为现实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是一群极富处世智慧的人群，他们散见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普遍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教育和思想理念，当他们感到必须让社会的运行发生重大改革的时候，他们就会促其改变。他们努力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精神指导、良心主管或谋士，逐渐获得话语权。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改造现实。然而遵照日常政治要求，当知识分子放弃自主权，接受了决策者对研究施加的限制时，当独立的权力基础不复存在时，知识分子就成为专家。当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只能按形势要求解决政策制定者的问题时，他的角色就逐渐与一个具备专门技能但必须执行政策制订者任何指示的公务员没有多大区别了。在旧学说似乎不足以支撑改革发展的历史环境中，他们在各自的领域用包装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学说结合，形成新的合法学说，或者可以创造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学说以证明中国改革的合法性。
现实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富有现实理性色彩的观点主张为执掌公权力的改革者所欣赏，而自由主义标签则消弭于无形，执掌公权力的改革派将其小心翼翼的用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仅没有冲击原有的政治生态，反而促成了执政党力量和国力的增强，巩固了国体、政体，并将在未来确立私产保护、政治监督和选举等诸多问题上，发挥巨大的作用。
二 注重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田园派知识分子
这是一群人数虽少却有着爆发般能量的知识分子群体，并在三农问题等研究领域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揭示出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是一群令任何执掌公权力的改革派看到相关的研究成果后都会从后背生出冷汗的田园派知识分子。用事实说话是一贯和鲜明的学术立场，完全从价值中立的角度研究问题，并在大量的客观数据和事例中展现自己的观点主张，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极具科学理性的知识分子群体。
他们和权力之间没有冲突，也没有蜜月。但执掌公权力的改革派人物往往必须要接近他们，试图从他们那里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并在相当的程度上听取他们的意见，从而调整公共政策。
他们鄙视知识精英的话语体制，并认为社会发展的逻辑不能以知识精英的话语体制作为唯一的参照物。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社会取得的关键性转折，恰恰是民众社会根源于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对启蒙“知识”的反动。并举例说：1949年的革命成功，并不是五四时期的民主和自由的胜利，更不是外来的主义和理想的胜利，而是基于中国农耕文明的大同理想胜利。是中国农民对共产世界本土化的向往，用枪杆子进行投票选择了以“工人阶级先进理论”武装的政治团体。然而，当这种“先进理论”作为一个时代的社会话语时，也就产生了造神运动下的民族灾难。促进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联产责任承包制，也不是那些具有现代理论的经济学家创造出来的，而是农民为了满足吃饭这一最为基本的生存需要，冲破了一切理论和理想自己闯出来的。可当那些知识精英试图用“市场化”这类的理论来解释并用“产业化”等理论来发展这农村经济组织模式时，它就在这些改造中失去了强盛的生命力。具有中国乡土社会组织形式的村民自治也不是知识精英们启蒙出来的，而是农民为了社区稳定和安全自己创造出来的。只是当政者和知识精英为实现农村“治理”这一目标对它进行“制度规范”后，村民自治才远离了它应有之义。
他们强调说：中国近现代社会正是在这种知识精英的话语权与民众社会的基本要求的冲突中行进的。那些已有过的或正在发生的启蒙行为，无论是体制内的变革还是体制外的呐喊，知识精英们都企图利用这一神圣的运动，将中国社会发展的话语权垄断在自己手中。正是在这种功利主义引导下，专业化话语就成为既得利益与社会权力分配的砝码，“启蒙”就成为让少数知识精英获得社会发展话语权的方式和手段，启蒙运动最终变成了知识精英对社会发展话语权的争夺。而当知识精英的话语权与当政者的统治权结合在一起时，那些被知识精英宣传的政治话语就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途径和方式，甚至成为了某些社会模式的代名词。
因此他们主张：必须十分重视中国民众社会的田野经验和田野智慧所具有的巨大张力。这种张力来自于民众社会最为现实的生存需要。广大民众正是根据自己生存经验和生存智慧，用自己的特有的行为方式，来抵制那些与当权者结合在一起的知识精英们的话语权的。这种抵制的意义绝不是可以轻视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或影响到中国社会真正的走向。因此首先要做的正是要破除精英主义的迷信，走向平民主义。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那些知识精英应该到中国民众社会里去，将自己的理论交给广大民众评判，去从民众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中国社会最为基本的常识。也就是说，应该让那些企图掌握中国社会发展话语权的知识精英从那些西方化的话语体制中走进“乡土中国”，到民众社会里经受常理和常识的启蒙。
一切以民意为改革发展方向的归属，这是田园派知识分子以事实说话，以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论证改革的鲜明特征，和自由主义学院派知识分子有着泾渭分明的学术视角和研究起点，并在中国改革的发展过程中，成为执掌公权力的改革派一个备受倚重的知识分子群体。
三 有政治诉求的民营企业家
这是一个自近代以来就遭遇尴尬境地的社会阶层。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本是经济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由此而客观要求经济环境必须公平、自由、透明、法治。然而近代以来，民营企业家从来不缺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诉求，却从来无法获得自己管理或寻找代理人管理经济环境的权力，从未独立自主的经营，并时时忧心战火或公权力滥用夺去自己的产业，因此乞命于买办官僚、外国势力亦或政府执掌公权力的机要人物。当他们苦心经营自己的企业时，往往和执掌公权力的机要人物有着不清不白的暧昧关系，并主动的和腐败官员沆瀣一气，恶化经济环境，利用特权形成企业垄断经营，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问题富豪”纷纷落马的罪案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家政治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经济权益不能在涉足资源配置的公权力面前挺拔生长，是“问题富豪”得以逞一时之快，许多效益良好的企业不能得到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之因。
由于民营企业家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和遇到的问题有切肤之痛，所以提出的政治诉求，包括修改一些经济法规等在内的意见，都具有相当的可行性和改革价值。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是一个关键，然而倚重国企的意见调整改革方案，实不足取，原因很简单，国企的领导层因为个人的利益关系和选用干部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绝无民营企业家那样以忘我之精神办好企业的行为，也决不会因政策等原因提出自己的诉求，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惟思人和气顺，工作顺利而已，再者以国企的地位而言，确保国企垄断和政府扶持，以养国企懒汉作风的反市场经济的诉求，终究不会改变，所以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完善的倚重力量和利益代表，当在民营企业家。如此方可催活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万马奔腾、万木争春的大气象。
四 党政官员中的改革派
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一方面，他们在寻找意识形态领域能够论证改革合法性和因改革而更新和重塑意识形态的知识阶层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在建构整个改革设计蓝图的过程中，又迫切希望得到揭示社会矛盾规律和诊治社会问题的良方。最根本的，则是坚持维护和增强国体、政体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总结：坚持稳定的改革必须要寻找盟友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存在着社会变革力量联合的可能性。在国际国内日新月异的形势下，执政党必须与时俱进，在坚持自己根本利益的同时，寻找可以合作的盟友，不断扩大政治基础，不如此，则改革的力量总是分散，改革的效果总是缓慢，甚至会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损害改革的真正力量。只有找到自己的盟友，本着趋利避害，合作共赢的原则，才能将中国的改革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带给人民福祗，赋予社会蓬勃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