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经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跟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也有一个很长的磨合过程。在磨合过程中，佛教开始慢慢本土化了。本土化首先表现在于对佛教经典的翻译上。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常常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质变。有的是因为不理解，弄错了；有的则是有意识的，为了能够使本土的人更好地理解，比附成本土文化中某个方面的内容。
刚开始翻译佛经的时候就面临这个问题。佛教经典里有很多概念是中国本土文化里面没有的，只能借用中国人所熟悉的一些名词概念去翻译佛经里面的比较相近的名词概念。这其实是非常不确切的，你越是用这样一个办法翻译，越会造成误解。
比如翻译“空”这个概念，佛经是从“性空幻有”这个角度来讲的，也就是讲“空”并不是否定“有”的空，不是否定现象的空，而是在承认现象的前提下面来讲空的，是不能够离开现象的幻有来讲空的。
但是中国人并没有这样一个概念，那怎么办呢？就用了“无”这个词。当时的中国人认为佛教跟道家是很接近的，也是讲清静无为的，所以翻译“空”最好的借用词就是道教的“无”。谁知道用这个词一翻译，中国人就按照道家的意思理解空了。后来很多人解释说佛教讲的空是什么，是无中生有，空是无，而无是一切万物之源，所以万物都是从空生出来的。这就不符合佛教的原意了。
类似这样的翻译毛病很多。虽然本土化了，空变成了无，本土的人能够看懂了，但是意思却变了。最初的翻译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后来发现不行，就改变了方式。
到了魏晋时期，兴起了玄学的思潮。玄学非常强调的一种思维方式叫做得意忘言，就是说重要的是把握意义，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语言上。
佛经翻译也受到了这个思潮的影响，从而强调对佛经内在意义的表达。后来为了把意义表达得更准确，对于原来佛经里面的一些名词概念干脆就不翻译，因为怕翻译了以后引起误解。
比如说一个词本来包含了许多方面的意义，可是我们把它对应一个中国本土的概念的话，其他的意义就会被忽略掉，所以干脆就不翻译。
还有的词语的用法跟中国同样的词汇的用法是一样的，但它里面所包含的意思却不一样。
比如说般若，它的意义应该是指智慧，但是它跟我们中国文化讲的智慧又不一样。我们讲的智慧实际上指的是那种能够辨别是非，辨别事物不同情况的智慧；而佛教里所提倡的般若恰恰是让我们来消除这些分别，也就是说是一种无分别的智慧。
显然，般若如果翻译成智慧的话会失去它本身所包含的意义，人们就会把它当做一般的智慧来理解，这反而就错了，所以也不能翻，干脆就音译了。
这段时期，翻译佛经强调得意，也就是意译，这符合当时佛经翻译的客观条件。因为早期的佛经翻译所依据的经典，并没有具体的文本，而是由一些高僧背诵出来后，再给翻译出来的。为什么呢？这跟印度的文化特征有关系。印度文化比较注重口传，不像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较注重通过文字来传承，什么东西都要记录下来。口传的过程实际上就给了翻译相当大的空间，就可以边翻译词边来讲述意思，可以加很多注解在里面。
到了唐代，玄奘去西天求经，带回来许多经典。这时中国佛经的翻译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有了文字经本的依据后，翻译的风格就发生了变化，更强调直译了，就是要让翻译文字跟原来的文字达到一致，而不像前期的得意忘言，强调意译。
我们看同样对《金刚经》的翻译，有鸠摩罗什的翻译，有玄奘的翻译。鸠摩罗什的翻译就是以意译为主，玄奘的翻译则是以直译为主。这两个版本看上去内容差不多，说明鸠摩罗什记得很熟，背出来一点儿没错。但是里面也有差异，比如一开始须菩提向释尊提问，鸠摩罗什翻译的版本提的问题只有两个，而玄奘翻译的《金刚经》里提的问题是三个，鸠摩罗什少翻译了一个问题。又比如刚才那个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是鸠摩罗什的翻译，提到了梦、幻、泡、影、雾、电六个东西。可是玄奘的翻译里面，这个偈中出现的是九个东西。
但佛教的本土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还不在于这些明显的概念，而在于一种转述的情况。
梵文的表达有时候非常烦琐，比如讲天和人的关系，在梵文里面可能要讲上好几句话，天跟人有什么样的关系，人跟天又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很复杂。可中国人习惯语言要简练。鸠摩罗什在翻译的时候就考虑，怎么让中国人爱看？
于是他就跟大家讨论，这句话应该怎么翻译才好。琢磨了半天，他的弟子说，这句话的意思不就是天人相交吗？鸠摩罗什说，好，这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了。那么复杂的话用天人相交的一个词一表达，清楚了，中国人一看就明白了。因为司马迁也讲过“究天人之际”，天人之际不就是天人相交，天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吗？
所以，佛经在翻译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变繁为简了。这样做以后，可能意思就没有梵文的原典中说得那么清楚直白了，有一些不确定的东西也混杂在里面，可以这样思考也可以那样思考。但这不正是中国语言的一个特点吗？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佛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磨合中，逐渐找到了正确的表达方式，使得佛经能够很快地在民间传播开来，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以出世法做入世事
解决了内容的准确性问题，接下来佛教所要面临的就是教义本土化的问题。前面讲过佛教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冲突，反映出来的其实主要是儒跟佛的冲突，特别是刚才讲过的出家、忠孝等观念。
于是，佛教就尽量强调儒、佛的一致性，尽量强调佛教并不违背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出家其实是为了更大的忠和更大的孝，因为是为了要解救众生，这是中国人能够接受的。因为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中国人认为孝应该服从忠，小家要服从大家。当时佛教反复强调出家能使众生都得到解脱，当然中国人就很容易接受了。这样儒跟佛的冲突也就渐渐地减弱了。
另外在印度，佛教是比较强调苦行的，即所谓的头陀行，这也是婆罗门教的传统，为了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一般的修行者就是三件衣服、一个钵、一张席子，是很清苦的。
佛教的修行也不是一世就能成功的，往往要累世的修行。这种方式到了中国后也发生了不少变化。虽然有一些宗派也讲累世修行的问题，也讲修行有许许多多阶梯，要一步一步上去才能最终成佛，但是在中国占主流的禅宗强调的是顿悟，强调的是一生就有可能成佛。这也可以说是佛教传到中国后发生的一大变化。
还有一点，早期佛教在印度应该说是一种出世的宗教，特别强调通过个人独处的修行来悟道。到了大乘佛教时期，才开始强调出世和入世的不二，《维摩诘经》里面专门有一品叫《不二法门》，强调“世、出世不二”。
所谓“世、出世不二”，就是不能离开世间来求出世间，出世其实就在世间的生活中。烦恼和菩提不是两个世界的东西，生死和涅槃也不是两个世界的问题，所谓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
大乘佛教的思想到了中国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在禅宗的《六祖坛经》里面就讲到：“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恰如觅兔角。”特别强调在现实世间来求得解脱。
所以，在印度出世性格比较强烈的佛教到了中国后就变得不那么极端了，更强调只有入世才能够真正出世。中国佛教的入世精神是非常强的，或者说世俗性格非常强。
为什么呢？因为佛教的宗旨是要度尽众生，它的志向就像地藏菩萨大愿所表述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要救众生，不入世怎么救？强调这种慈悲精神就使得中国佛教跟印度佛教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就是强调了入世的这一面。
那怎样去解决入世后面临的污染呢？如何保持出世的品格，做到既入世又不跟世俗同流合污呢？中国佛教的宗旨是：以出世法做入世事。这样就把二者调和了。
万法归禅
佛教到了中国，它在形式、理念上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更重要的变化是在佛教宗派的建立上。因为宗派在印度是没有的。
在印度，无论是在原始佛教时期，还是发展到大乘佛教时期，出现的都是不同的学派、部派，部派其实也是因为学派的不同而形成的。大乘佛教开始是中观学，后来是瑜伽行学，最后是密教，都没有成为一种宗派。而在中国就出现了宗派。
宗派的建立可以说是跟中国的整个文化环境有相当的关系。
在印度，是没有寺院经济的。僧人到了中午要拿着钵排队沿街乞食，现在我们到印度还能看到这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藏传佛教里面看到的，出家人都是家里供养他，他是背着粮去出家的。家里也定期给他送吃的、送穿的。
但在内地的寺庙就不一样了，内地的寺庙逐渐发展成了一种寺庙经济，也就是说寺庙有一些固定的财产。比如说梁武帝三次要舍身出家，但皇帝出家了，这个国家怎么办？于是大臣们就拿出国家的财产把他赎了回来，这些财产送给了寺庙，寺庙当然就很有钱了。也有很多人舍宅子，北宋的王安石就把自己住的宅子送给寺庙当庙产。还有送地的，到解放的时候，北京的潭柘寺的土地不仅在北京周围有很多，而且远至河北、山西都有，寺庙就通过出租土地来挣钱。
应该说，中国佛教之所以出现了宗派，并且还能够长久地生存下去，跟寺院经济的发展是有相当关系的。有了一定的寺院作为根据地，又有比较强的经济实力，宗派的生存自然就不会太困难。
当然，从道理上来讲，中国的寺庙都是十方的丛林，不是私有的，而是所有的佛教信仰者的共同财产，或者是国家的财产，所以并不一定固定在某一个宗派下面。但是在开始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宗派来主持这个寺庙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都有哪些呢？主要是这样一些：一个是天台宗。天台宗是最早形成的一个宗派，它以《法华经》为根本经典，以中观理论构造教义，提出了一些十分有特色的理论，像一心三观、一念三千等，然后用止观的修行方式来修证。天台宗强调止观双修，也就是一种坐禅的方法，通过止观来调身、调息、调心，来坐禅、修证。
另外一个有特色的宗派是华严宗。华严宗是以《华严经》作为宗经的。为什么天台宗选择《法华经》，而华严宗选择《华严经》呢？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对佛教的教义在理解上有所不同。天台宗认为《法华经》所讲的佛教教义在佛教里面是最高的，华严宗则认为《华严经》所讲的道理是最高的。华严宗认为《华严经》可以包容一切，是最融通、最圆满的。所以，就发挥《华严经》里面的一些思想，建立起圆融无碍、法界缘起这样一套理论，以及十回向到十果位的修行方法。
还有就是净土宗。净土本来是佛教所有宗派共同追求的一个理想。所谓净土，就是清净的国土，也就是一种佛的境界，一种涅槃的境界，一种觉悟的状态。它本来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为了形象化，就出现了讲东方净土的、讲西方净土的、讲弥勒净土的……有了各种各样的说法。
中国净土宗是强调西方的净土，强调西方极乐世界，认为通过念佛就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中去。
本来念佛也是各种各样的。念就是念头的念，心中想念也是念，有观想念佛、观像念佛、实相念佛，也有称名念佛，所谓称名念佛就是口念佛号。中国净土宗选择了称名念佛作为主要的修行办法，认为这样就可以功德圆满，就可以往生西方净土。这也是中国的特色。
最有特色的中国佛教是禅宗。坐禅、修禅本来是一种很普遍的方式，不仅仅是佛教各个宗派，甚至佛教之外包括婆罗门教都可用。但是禅宗却把它变成了自己宗派的称号，就是因为它破除了禅的外在的形式，不执著于坐禅，而强调禅应当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禅宗认为，行、住、坐、卧里面都有禅，担柴挑水里面也有禅，强调在日常的生活中间就有禅。而禅根本的核心就是把握本性清静、原无烦恼的境界，并在日常生活中落实这一点。也就是说，所有的烦恼其实都是外来的，你内心本来是没有的。如果你没有觉悟到这一点，那么处处都是烦恼，因为你总把烦恼当成自己的。但你如果觉悟了这一点，就不会再为烦恼所扰了。为什么？本性清静嘛。就是那句俗话所说的：“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禅宗的修法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都可以修的，这就是中国禅宗的入世精神。禅宗本身也强调这一点，就像六祖惠能所说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修行是不能离开当下生活的。
禅宗的形成是中国佛教的最大的特色，也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具体体现。禅宗不但具有中国特色，还充分发挥了印度大乘佛教的那种人文精神。它不拘泥于坐禅的形式——处处是禅，事事都是禅，时时都有禅，而且从根本上破除了对所有偶像的崇拜，包括佛像、经典、祖师。
禅宗里，可以呵佛骂祖，可以随意丢弃经典，甚至把经典撕下来当做盖酱缸的东西。当然并不是说要提倡这种极端的形式，但如果你有执著的话，我就得拿这个来破你，无论是对经书的执著，还是对偶像的执著。
禅宗专门强调自性弥陀，强调佛就在你心中，即心是佛。要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而不是去向外求，佛不在外面。成佛也不能靠别人，别人只能帮助你，但不能代替你。你得靠自力，也就是靠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来使自己得到解脱。
应该说，禅宗的这种人文精神跟中国文化有了一个内在的契合。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都强调人的自我提升。并不是说要去做一个神，而是强调要做一个完美的人，儒家圣贤就是完美的理想的人。怎样才能成为理想的完美的人呢？就要靠自己的修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人格。在这一点上儒家跟佛教，特别是禅宗的精神是完全契合的。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已经流传了两千多年，时间上已经超过了佛教在印度本土流传的时间。之所以能够这样，就是因为它在中国本土化了，而且跟中国的文化又有内在的契合，这就使得中国人在接受它时没有太多的障碍。
原载《中国的品格》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