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之际，正是大乘思潮开始兴起之时。佛教恰好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向东方涌来，似乎是在强烈地暗示和象征着：中国确是大乘的有缘之土。回顾过去，可以清楚地发现，大乘佛教的兴盛与中国佛教的发展在历史的进程中奇妙地叠合在一起，同步而并行。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几乎同时传入中国，但很快大乘就波澜激涌地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在印度，小乘僧团和大乘僧团一直是并存齐立的；而在中国，从来未曾出现过这种格局。几乎从一开始，小乘就作为一个支流被融摄进了以大乘为主流的整体里。大乘佛教以穷尽一切诸法实相的智慧为标帜，这对素有求道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其“世间实相即是涅槃”的入世精神和“慈悲济物自利利他”的本怀，较之小乘自求解脱的独善之路，也更为契合深受儒家仁义之学熏陶的国人的价值取向。大乘佛教之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是由大乘思想本身的超越性和中国文化内在的质素所决定的。

大乘佛教空、有、性三宗在中国皆得到极大弘传。经过数百年的积累和整理，至晚到南北朝时，中国已基本具备了自己独立而完整的大乘法藏，这为中国从此前以沿承为主的酝酿期转入充满创造力的鼎盛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隋唐二代，中国国力趋于盛极，中国佛教也随之进入了黄金盛季，其标帜是大乘诸宗的纷纷创立。这其中，律宗所研究的戒学实际上是一切佛法正行的基础；净土宗所弘扬的则是佛陀特为末法时代众生所开显的殊胜法门。此二宗一为此生修行的基础，一为他世转生的归宿，因而也基本为其它各宗所共同尊崇。余宗则围绕作为佛法主体的定慧二学展开，各成体系而又相摄相入，缨络交参，可谓灿烂至极。

般若类经典是最早传入的大乘经典。空慧之学经由早期以老庄比附的“格义”期，诸师异解（所谓“六家七宗”）的“偏义”期，终至罗什门下，睿哲星列，蔚然成宗，空宗“本义”于兹大明。但此时唯识之学尚付阙如，唯心之论秘而未宣，中观学派未受挑激，所以古三论师尚多属正解空宗本来之义，未及创显中观隐含之理。其后摄山、兴皇承关中正义而多有新解；待嘉祥大师出，整摄一切法藏入于中道二谛。“不生不灭”非只空诸妄法，亦显诸佛常乐我净之真常法身，所以空宗至极之理与性宗本来无二。中观义理至此发挥透尽，可谓大弘龙树提婆之学。

唯识学的兴起，始于南北朝。随着勒那摩提、菩提留支、真谛等高僧的到来，中国佛教学者兴起了唯识学研究的热潮，并很快形成北方地论师南北二道和南方摄论师之三家分立的局面。这种差异，显然不能简单归结为对经论翻译和理解上的偏差所致，而更可在印土唯识学内部义理和传承的殊异之中找到根据。唯识学本有古义与今义的区别，而古今唯识学分殊的焦点之一即在于缘起识的真妄性上。实际上，奘师所传义、摄论师（包括地论师北道）义、地论师南道义，恰好构成唯识学内部一个由妄至真、由显到密的序列，即分别以染识、染净和合识、净识作为诸法缘起所依。玄奘大师所弘全面完整地保持了印度唯识今学（护法——戒贤一系）的正义，真谛三藏与菩提流支二师所传则更近于唯识古学（德慧——安慧一系），勒那摩提所倡实则通于如来藏缘起系统。奘师务求忠实于当时印土唯识学的主流；而地论师与摄论师则早已开启了中国佛教学者独自研思唯识奥义的先河，并对大乘佛教内部虚妄唯识论与真常唯心论二大体系间的过渡与融通以及天台和贤首二宗之成立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

性宗，或曰真常唯心宗，在中国大乘佛教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中又包括以《楞伽》、《胜鬘》、《密严》等经为主经的如来藏缘起宗和以《华严》为主经的法界缘起宗，另如《涅槃》倡如来藏为真我，显诸佛法身常乐我净；《法华》会三权归一实，明一切乘皆入于佛乘，俱是性宗无上宝典。是以大乘之了义经，本来义趣无二，同属性宗。大乘的殊胜奥义唯在性宗之经论中才得以最为充分和完满地显示，而其传入中国也在虚妄唯识论之前，是以大乘性宗对中国佛教之影响最极深刻。智者依《法华》立教，法藏依《华严》开宗，天台与贤首二宗作为中国本土开创的大乘教派，一先一后，同以性海庄严为旨归。禅、密二宗虽更尚实修实行，不特重义解闻思，然达摩大师特指四卷《楞伽》以印心，密宗大德均目显教义理为根基，可知禅密之实，与教不违。禅宗以直示心体、即心解脱为旨，密教以彻见明体、即身解脱为宗，此所谓“心体”、“明体”也即是众生真常心性，所以禅密二宗，一者化仪殊胜，一者修法超绝，究其实也都以真常唯心论为其理论依据，同属大乘性宗。

与印度佛教相比较，中国佛教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大乘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二是大乘性宗居于核心地位。印度佛教大乘小乘俱兴；而大乘佛教中，以空（中观）有（唯识）二宗为盛，相形之下，性宗似乎未在彼土大倡；而天台宗、禅宗、贤首宗则更是中国佛教所独创之教派。由于中印佛教的这种差异，在近现代的佛学研究中，逐渐产生了一种对中国佛教的怀疑倾向。在某些学者那里，“中国佛教”似乎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它代表着一种所谓“中国化”了的佛教，一种走样和失真了的，亦即为中国固有而强大的本土文化（以儒道为代表）所改转了的佛教。在这样一种眼界中，诸师判教可被视作中国人喜欢且善于调和妥协的民族个性的表现；法界圆融可被看成是儒家“中庸”、“中和”理念在佛教中的体现；“众生皆具佛性”，可被解为“人人可成尧舜”的佛学翻版；禅宗更被斥为空疏笼统之极或被目为纯然老庄化的佛教；乃至《楞严》、《圆觉》经是伪经，《大乘起信论》、《大乘止观法门》论是伪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将此目为佛学研究的新成果，可谓惑于其表而昧于其实。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中国佛教传统的怀疑，不仅见诸国外（日本、欧美）的佛学研究者，也强烈地体现在中国本土的不少学者身上。究其原因，大体有三。一是语言文字上的间隔。欧美佛学研究者多能精通梵文而罕能解读汉语，其研究所据唯有梵文佛典，这必然导致他们对中国佛教的生疏与间离感；二是学术方法上的偏失。以日本为代表的近现代佛学研究大量采用西方学界的方法，如重视对思想源流的审察，对学术背景的讨论，对文本传承的考订，对语体风格的比较，对概念辞源的分析等等。这些方法的采用，固然对佛学研究大有裨益，但一味以西方学界的眼界和方法来解析佛学，完全忘失了佛教止观内证的实践品格和信解行证的固有理路，则无异于从一开始即已完全错失了佛教的本来面目。近现代研究者大多只能采取纯学术角度，罕有实修乃至有所证入者。佛学对这些学者而言既然仅只是一种世间学术，那么对大乘佛教的超越境界产生怀疑也就是必然的了。三是精神自信力的丧失。中国佛教学者对于自己传统的怀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因素。中国在近代全方位的衰落导致有危机感和使命感的学者对传统的普遍怀疑和否定，这种倾向在佛学研究中同样存在。中国近现代佛学研究可以说正是伴随着对中国佛教传统的批判而兴起的。然而真正伟大的传统正应该而且能够经受住任何一种怀疑的考验。中国佛教既非佛教“征服”中国的结果，也非中国“汉化”佛教的产物，它源于中土佛教大师对佛法所进行的创造性整理和阐释。中国大乘诸宗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于既有大乘经论为本，又有大乘深理为据，更有大师自分亲证为依，因此始终保持着纯正的大乘本色。事实上，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一脉相承，同源同根；而随着佛教在印度无可挽回的衰微，中国佛教更已成为世界上唯一纯正的大乘佛教。只有透过纷纭万千的外部形态，深入中国佛教的内在生命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一点。

佛教智慧无疑是整个东方精神世界里最为秘奥的部分。佛教寻求“一切智慧”的目标，正是精神所能得到的最恒久和最强大的推动力。智慧之不同于知识，正在于知识随时日而变化，真正的智慧却是逾久而弥固，其价值和活力决不会随着时间而丧失。因此，佛教内在的生命在今日正与在其历史上最为灿烂的时期一样充满活力。不过这种活力尚被掩蔽着，未能显露出来。如同大地深处涌动着的潜流，我们尚只能听到它那微细而又巨大的激荡声，但只要能重新找到决口，它便会在大地上喷薄而出。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处于如此多元的接触、冲突、对立和影响之中，众多的世界从未象现在这样相互遭遇在一起，众多的文化从未象现在这样处于相互构成的无限张力之内。我们再也不能生活在一个封闭单一的世界里，因为众多其它的世界正如同林中的枝桠一般展开在我们周围。一个传统要保持和发展自己，因此不能再仅靠向其内部寻求动力，它还必须走出自身以回应来自其它世界的声音。对话、竞争与平衡，这是多元时代最为突出的主题。事实上，佛教自古以来就一直是通过与其它文化的竞争和对话来得到发展——并常常是以摄服“外道”的方式来达到平衡的。佛教在历史上丝毫就不曾惧怕过这样一种压力，它在今天也同样可以极高的自信来回应来自其它宗教、哲学和科学的挑激，并在这样一种回应中，促进真理的昭明。

随着佛教思想在西方世界一定程度的传播，佛教与作为西方世界精神根基的基督教之间的对话业已展开。虽然这场对话的范围和深度到目前为止尚极其有限，但作为东西方精神伟大传统的代表，佛教与基督教间的对话或许真会成为下个世纪中最为重要的文化事件。佛教与基督教之间，在三身即离与三位一体，共相法身与隐秘上帝，化身应现与道成肉身，慈悲与博爱，解脱与拯救，净土与天堂，无明与原罪，轮回与复活，业报与审判等等众多主题上，均存在着可以讨论的广阔空间。

相对于宗教间的对话，佛教哲学与西方哲学间的比较或许将更具吸引力和挑战性。西方哲学的所有重要主题几乎都可以在佛教哲学中找到相应点。仅举下面一例即足以表明佛学在哲学比较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德国在西方世界向有“哲学之乡”的美誉，而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更可视作德国近现代哲学的四座巨峰。现在已有不少东西方学者注意到其哲学思想与佛教哲学相比较的可能性。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华严宗的缘起观，康德的认识论、胡塞尔的现象学与唯识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中观哲学的实相论之间皆有着极具价值的可比性。在与西方哲学之顶级层次的对话中，佛教哲学将可以向西方世界充分展示东方智慧的深度。

佛教与现代科学间的对话同样有着广阔的前景。令人深感惊异的是，现代科学最前沿的许多发现与佛教之启示极为相似，科学似乎正以实证的方式来验证佛教圣者对其自证境界的描述。仅举物理学而论，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二大基石的现代物理学彻底动摇了绝对主义宇宙观的迷梦。时空的相对性隐含着“念劫相融”、“尘刹相含”的可能性；广延与质量的相对性将“物质实体”的概念消融于“关系实在”中，正可表明定相与自性之“不可得”；基本粒子的相互构成而非独立自在，正合“诸法缘起”之理；量子力学对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参与了物质实在构成的揭示，更隐约相通于“万法唯识”之义。佛教义理与现代科学发现的相似性，已经引起科学界一些目光敏锐的学者的注意，二者间的比较也必随着相互间理解的加深而变得更加富于成果。

以上粗略的分析，足以显明佛教在现时代的广阔的发展前景。面对着在现代社会中将佛教智慧重新发扬光大的历史任务，中国佛教界理应担当起最大的责任。由于佛教在其源始国的衰落，中国传统佛教已成为世界上唯一纯正的大乘佛教，中国大藏经（包括汉藏满蒙等多种文字）事实上也已成为世界上唯一整全的佛法大藏。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失落之后，正在一天天重新找回它昔日的荣光，中国佛教也应该重新恢复它往日的自信。那种无与伦比的自信，我们仍可在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脸上那沉静、喜悦而神秘的微笑里感觉到，唯有真正究竟的觉悟者才会现起那样的笑容。我们仍可感觉到，昔日伟大的传统并不曾全然逝去，并不曾完全远离我们。它正如天边遥远的雷声，穿彻静寂的天空，向我们呼啸而来。中国佛教的传统维系着大乘佛教的纯正血脉，护卫和复兴我们的传统即是在这个圣者隐遁的时代护持大乘正法的唯一道路，这也应当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开路王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