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出版了《王仲荦著作集》，将先师仲荦先生的生前全部著作汇编在一起完整奉献给学术界，这当然是对仲荦师一生学术贡献的最好纪念。本来据说以此为契机，还要在山东大学举行《王仲荦著作集》出版发行仪式暨王仲荦史学成就学术座谈会，后来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个活动临时被取消了，作为王门弟子，我当然是十二分的失望，翘首以待的结果，是无可奈何的落寞。
不过，让人稍感欣慰的是，主持此事的谭师兄仍希望做点弥补性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即积极筹措编一本《王仲荦先生纪念文集》，为此，他向仲荦师的亲朋好友、弟子门生征集文稿，我自然也收到了通知，师恩如海，铭感五内，笔墨文字岂能报答以一二，但舍此途则无更好的选择，遂以恭敬肃穆的态度，缅怀和追忆先生的音容笑貌，永志自己对恩师的刻骨铭心纪念。
山东大学是一所以文史哲见长的传统名校，上世纪50年代中文系有号称“四大金刚”的“陆、冯、高、萧”，即：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四大著名教授擎举猎猎大旗；历史系也无遑多让，其辉煌阶段曾有多位著名教授坐镇齐鲁大地、授业莘莘学子。他们包括杨向奎、黄云眉、王仲荦、童书业、赵俪生、张维华、郑鹤声、陈同燮等人，号称“八马同槽”。此外，尚有丁山、孙思白、李新、庞朴、华山、韩连琪、卢振华、葛懋春、吴大琨等学术宿儒或中青年名家执掌教鞭。1985年我进山大攻读博士学位时，虽说历史系盛况已不如从前，“八马”之中，陈同燮、童书业、黄云眉诸先生业已仙逝，拱辰师、赵俪生先生早已调离，唯有仲荦师、张维华、郑鹤声先生依然在这里传道授业，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说，它依然是素孚众望的。我为自己感到欣幸，因为能到这么一个厚重历史积淀和浓郁文化氛围中求学问道，这是我个人学术生命飞跃的一个新的契机。我更为欣幸的是，我能忝列仲荦师的门墙，直接聆听他的教诲，获得他的指点。
仲荦师是浙江余姚人(余姚在民国期间是绍兴所下辖的一个县，建国后才划归宁波市管辖，从这个沿革情况来讲，仲荦师和我算是真正的绍兴同乡)，生于1913年，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入室弟子，早年专志于训诂文字音韵之学，后渐渐进入史地之学的研究。抗日战争期间曾任时任国民政府云南监察使的李印泉先生的秘书，协助印泉先生编撰《永昌府文征》，1945年任中央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8年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
仲荦师于文学、历史均有高深的造诣，尤精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著有《北周地理志》、《北周六典》、《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金泥玉屑丛考》、《敦煌石室地志考释》、《?华山馆丛稿》、《?华山馆丛稿续编》、《西崑酬唱集集注》等一系列著作。此外，仲荦师还参加了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的整理点校工作，负责主持南朝“五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的点校，与负责主持北朝“四史”的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并称为“南王北唐”。北京大学周一良先生的评论可谓肯綮：章门高第，一生游心文与史；吾道先驱，两部遗编晋到唐。(挽王仲荦<一九八六年>）
从阅读这些文本以及平时向先生求教的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仲荦师学术贡献的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博通与专精的统一，他既著有会通性质的中古“两史”，又撰有考据缜密、烛隐发微的北周“诸志”。前者示人以“通”，后者则示人以“深”。二是理论与实证的统一，如仲荦师作为“魏晋封建论”的主将之一(“魏晋封建说”其他的代表人物还有尚钺、何兹全诸先生)，其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论述反映了其理论思辨、宏观驾驭的深厚功力；同时，他有关古代物价的考证、敦煌文书的释读，又体现了其注重实证、无信不征的鲜明旨趣。三是文与史的统一，孔子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史学著作的生动可读，是其之所以富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前提之一，仲荦师小学基础雄厚，又曾在中央大学中文系执教，因此他的史学著作注重文采，典雅精致，乃学林所共认，亦深受众多文史爱好者的欢迎。这三条我自认为是追随仲荦师问学的主要收获。然而，1986年6月4日，王仲荦先生因突发性心肌梗塞而遽归道山，使我永远失去了继续聆听先生教诲的机会，至今念及，依然泫然。
我能有幸忝列仲荦师的门墙，更多的是缘于一种运气，带有偶然的成分。1985年硕士学业完成前夕，我机遇凑巧得悉了仲荦师招收中国古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的消息，早在读本科期间，我因对中国古史分期有兴趣，曾拜读过仲荦师论证“魏晋封建说”的论著，对仲荦师心仪仰慕已久，这时，见有亲炙问学先生的机会，便热血沸腾没有任何犹豫报名投考。
待报名时的冲动渐渐消退后，我内心反而忐忑不安了：此前我从未给先生写信问学求教，先生对我的情况是毫无了解，贸然投考，似乎有些缺乏必要的铺垫；山东大学本校的才俊究竟有几人角逐，也是一无所知；自己专业水准尤其是外语水平乏善可陈，底气全无。凡此种种，均教人萌生打退堂鼓的意念，但年青人的好胜心，使得我没有轻易放弃，开始了复习迎考的准备。
也是我注定的运气绝佳，命该有贵人相助，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魏得良、仓修良两位教授与师母郑宜秀教授相熟识，两位老师知道我准备报考仲荦师的决定后，一是热情地予以鼓励，予以祝福，二是主动地表示乐意向仲荦师和郑师母积极推荐我。郑师母那边很快给了令人鼓舞的回音，说是代表仲荦师欢迎我的报考，并希望我在考试中正常发挥水准，能够实现自己的夙愿。有了这样的回音，我才排除杂念，心境才趋于宁静。并在接下来的考试中正常发挥，成为了仲荦师的一名弟子。
1985年5月初报名，6月中旬赴山东大学考试，那时我才第一次拜见到仲荦师，次年6月4日仲荦师就不幸去世了，前后相加，我真正从先生问学求教的时间连一年也不到。这么短的时间里，仲荦师博大精深的学问我能学到多少，当然是无从谈起的，换句话说，在先生学术事业的传承谱系中，我是没有资格列入的，所谓“未曾登堂，遑论入室”了，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这里就不说仲荦师的学术贡献、学术地位，而只是说说我当时所见到的或后来所听到的仲荦师在日常生活中点滴印象，它虽然零零散散，但诚然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因为师长与前辈生活中的细节更能反映与体现其人格精神与道德风范，充满着人生智慧。这才是他们给后来者所留下的最重要文化精神遗产，也是他们对我们这些学子的最大恩宠。
在十分有限的向仲荦师问学期间里，先生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有三点：
这首先是谦逊随和、虚怀若谷。仲荦师是海内外屈指可数的魏晋南北朝与隋唐史研究权威学者，然而，他恂恂如常人，身上丝毫没有专家的架子，亲切自然，谦和内敛，每次拜望先生，均是如坐春风，浑然不知时间在悄然中流逝。他总是推崇他同辈专家的学术造诣，而从不愿多谈自己的学术成就。
《魏晋南北朝史》是仲荦师影响最为巨大的著述之一，许多人正是通过这部书才知道仲荦师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学历史的，没读过甚至没听说过《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的人也许不在少数，但不读过仲荦师《魏晋南北朝史》的人恐怕不多。国家教育部评选首届优秀教材奖，获奖的历史学教材仅两部，一部是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另一部就是仲荦师的《魏晋南北朝史》。应该说，以此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影响而言，它获此殊荣，乃是实至名归，理所当然。可是仲荦师面对这份荣誉，却绝无半点的激动，只是淡然说上一句：这不就是一部教材吗。旷达恬然的心态，彰显无遗。
又如，对史学界内部那种“南王北唐”的称呼，仲荦师内心颇不以为然，他高度推重唐长孺先生的学术成就，一再谦逊地表示：唐先生学问大于己，自己是不能和唐长孺先生并列相称的。
正是秉持这种低调谦逊的做人做事风格，仲荦师能够沉潜执着，以追求真知灼见为治学目标，淡泊于名利得失，不希冀学术上的风光或轰动，其三部代表作《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西昆酬唱集注》均成稿于他20多岁时，但一直到他60多岁时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前后跨越40年的时间，没有谦逊虚心的精神作支持，是绝对不能至此境界的。
其次是宽厚待人、海涵包容。宽容是做人的最大美德，这正如老子所云：“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而一个人宽容美德的养成并成为思想行为上的自然流露，则是其谦逊品格的必然体现，这一点在仲荦师身上得到了十分鲜明的印证。我印象记忆中，有两件小事足以显示先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人生境界。
我博士生入学复试，是在仲荦师家中进行的，除了仲荦师外，当时还有葛懋春教授、丁冠之教授参与把关。记得复试的口答题有两道，第一道题是如何评价王充在两汉思想史上的地位，我相对轻松就回答了；但第二题却是我所从来没有关注的，即：在思想史研究中如何贯彻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因为没有关注，我只能信口开河，乱说一通，但毕竟心虚，我越来越紧张，开始变得口干舌燥，辞不达意了。这时，仲荦师不但不显现不屑或不耐烦的神情，反而以和蔼的神态鼓励我：不要心急，按自己的想法讲，说对说错都没有关系。正是先生的宽容包涵，我才排除杂念，把题最终答完。而先生对年青人以正面鼓励的做法，也成为我今天对待更年青学人的基本原则了。
上世纪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鲜活时代，史学研究的范式也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发生转换。当时我们这些年轻学子一度痴迷于用系统论等“老三论”和信息论等“新三论”来探讨历史，对老一辈学者的治学方法多少有些疏离。记得1986年3、4月份，山大历史系曾举行过一次学术方法论座谈会，由老师们向我们这些年轻的博士生、硕士生介绍如何学习与研究历史的方法。仲荦师也出席了这次座谈会，讲话时仍秉持他治学的基本理念，强调打基础，搞史料的重要性。与会中有一位陈姓的教世界史老师，他接着仲荦师发言，大意是王先生所讲原则都对，但是在这个变化剧烈、急功近利的社会里，再按传统的路径治学，不免有些远水不解近渴了，其言外之意，是仲荦师所坚持的治学理念有些“迂远而阔于事情”。
仲荦师是何等聪慧之人，哪里听不出这番话的弦外之音？然而，他并不以为忤，只是宽厚地一笑，不再说什么。这种不计较的态度，在名闻天下的教授身上体现出来，的确是令人肃然起敬。事实也证明，当年我们好高骛远的表现是何等的浅薄、何等的无知。
其三，是甘于奉献，助人为乐。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仲荦师曾担任过多年的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一职。在这个平台上，先生运用有限的资源，做了大量为他人服务的工作，用自己的积极操持、默默奉献，见证人性的光辉、谱写友情的颂歌。
仲荦师对同行怀有深厚的情谊，尤其是对那些英年早逝的同系教授怀有无穷的追思和不尽的眷念，于是他把搜集整理亡友的论著，并向出版社推荐出版作为系主任任上的一项重要事业。有一次，我在先生家汇报读书进展情况，先生突然提及山大历史系已故教授卢振华生前曾撰著过一部《论语》的著作，但因未整理而无法出版，所以他希望我留意此事，争取日后有机会参与整理，使卢教授的著述得以出版。这事虽然最终不了了之，但仲荦师关心系里已故老师的学术成就总结，并积极予以推动，乃是客观的事实。就是在他的主持之下，并由他本人作序，童书业先生的《先秦七子思想研究》、陈同燮先生的《古代希腊罗马史》、华山先生的《宋史论丛》等著作才获得顺利出版，告慰了亡友们的在天之灵。
对同单位的人是如此，对外单位乃至不太熟识的人也是同样。1996年初夏，在北京图书馆举行了仲荦师逝世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会上，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永兴先生深情地回顾了当年仲荦师在他返回北大任职一事上所作的大力推荐。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先生则回忆起他当年拜识仲荦师的情景：尹韵公以新闻学研究背景“客串”历史学研究，于三国史解读多有心得。还在读研期间，一次他途径济南，发现自己已无回北京的盘缠，情急之下，计上心来，遂冒昧前去拜访仲荦师，从而第一次见到先生。道白过仰慕之情，切磋过三国史实，韵公兄“图穷匕首见”，遂开口向仲荦师表示自己的困窘之况，希望先生借些钱给他，使他能顺利返回北京。仲荦师毫不犹豫予以答应，并询以需要几何？韵公兄表示，10元足矣，因为当时济南至北京的车票为10元。先生说，一路上你总得有吃饭喝水的开销，还是拿20元吧。于是乎韵公兄受钱告退，一路顺畅，回到北京。
谦逊虚心、包容宽厚、乐于奉献，这就是仲荦师的人格魅力，这就是仲荦师的人生境界。这比先生学问事业更为伟大、更为崇高，身为王门一名不成器的弟子，我也只能以仰慕先生的德操，作为自己追求向上提升而避免向下沉沦的不竭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