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我从山东大学完成学业，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第三研究室，开始从事中国历代战略、中国古代兵学与军事历史的研究。于我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我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硕士学位论文所讨论的主题，皆为孟子及其思想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董仲舒与两汉儒学思潮。可见，在先后十年的大学学习期间，我的主业一直是儒学和经学，时间段则是集中在先秦和两汉。但是，如今阴差阳错，戎服上身，踏入全军最高科研机构的大门，倘若继续抱着“天人合一”“五德终始”这一套不放，那么，我大概不出两年，就会“被转业”，卷起铺盖从军事科学院走人了。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往往具有极大的偶然性，用谐趣的话说，就是“踩着西瓜皮，滑到那里算那里”。于读书人而言，什么人生理想，什么学术规划，都是扯谈！到哪座山，就该唱哪座山的歌，这才是生存哲学中的最大道理！由此可见，从跨入军科院大门的那一刻起，我自己的学习和研究重心做相应的调整与改变，由儒学研究向兵学探索的学术转型，乃是理有固宜，势所必然！
然而，当时的我，对于浩瀚如烟海、博大又精深的中国古代兵学之了解，可谓是一张白纸，一无所知。“十年艰难探索期间”，孙子被戴上“法家”的一顶桂冠，缘是之故，其《孙子兵法》一书，也因此被列入“法家著作”，得以付梓出版，自幼就喜欢“乱翻书”的我曾经接触过，至于真正读进去多少，真正明白了多少，那也只有天才知道！除此之外，其他的兵书，我是茫然无知。记得入职前，曾与时任战略研究部副部长的谢国良将军、研究室主任梁巨祥先生、副主任吴如嵩先生有过一次面谈(准确地说，就是“面试”)，其间谢部长随口问了一句：你知道中国古代代表性的兵书有哪些？我应声回答道：那应该是《武经七书》。谢部长微笑着继续说：那好！你就把这七部经典的名字说一下。我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列举了6部，还有一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例子，足以说明，我当时的兵学基础几乎就是“零”！
但是，既然侥幸地进入了军科院大门，那就得按照所在单位的专业方向和相关游戏规则来办事。“穷则变，变则通”，这个“变”，就是自己尽快地实现学术上的转型，而要达成这个目标，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全身心投入，用今天时髦的话说，这就是“恶补”。刚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的前三年，我做的确实很辛苦。时过境迁，今天已无必要再细说那段历史了。现在，我只感恩我的机遇，感恩在我学术转型过程中给予莫大帮助的朋友和各个平台！在这些朋友和平台中，我最应该铭记不忘的，就包括了岳麓书社和时任该社编辑的曾德明先生。
军事科学院是1958年成立的，首任院长叶剑英元帅高度重视历代战略问题的研究，故军科院诞生伊始，我所在的研究室也就正式定编起步了，到了我入职的1988年，已有30年的积淀，中华书局的精品出版书籍中的《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上、中、下三册)、《孙子兵法新注》皆为该室成员的心血积累，我入职那年，室里的老同志都是师级研究员，大多毕业于“文革”前的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文史哲院系，这在当时的军队社科人文系统单位中间，可以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这些老同志道德文章，均臻一流，兵学研究造诣精深，积淀深厚，对我们这些睌辈后生，热忱奖掖，大力提携。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虚心向他们请益求教，以匡不逮，他们都不辞剧烦，耐心予以指点，于是，我的“恶补”，便得以少走了许多弯路，能够事半功倍了！
军事科学院毕竟是全军的科研中心，也是整个国家的军事学术最大的研究重镇。因此，机会还是相对较多的。我一到岗，就很快被带入工作的节奏，先后参与《中国军事史略》《中国军事通史》《孙子校释》《兵圣孙武》等项目的撰写与编纂，边干边学，于是，也慢慢地积累了一点研究心得。1989年5月，以我所在研究室为依托基地的全国性一级学会“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成立，并在山东省惠民县举办了第一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参与会议筹办工作的同时，还不揣谫陋，完成一篇题为“五行问题与《孙子兵法》”的习作提交给了会议，这是我平生所写的第一篇有关兵学的论文。这表明我的学术转型进行顺利，我的兵学开始渐入正轨了。
但是，“才露尖尖角”的“小荷”，能不能最终形成“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胜景美观，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的。这时候，对我来说，需要的是一股强大的推力，一个能让自己策马驰骋的平台，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我的确是非常幸运的，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岳麓书社进入了我的生活，最终成为毕生好友的曾德明兄出现在我的面前。
记得是在1989年夏秋之交，到岳麓书社工作不到5年的年轻编辑曾德明，在其武汉大学历史系同学、时在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学术部任职的肖石忠和我的同事毛元佑的陪同下，来到了我栖身的陋室。德明兄沉稳低调，简单寒暄之后，就简明扼要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岳麓书社是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的专业出版社。其中有两个系列，比较集中的致力于古代经典的普及推广，一为“古代经典普及文库”，一为“古代经典今译文库”，想约请我承担“古代经典今译文库”中的《白话孙子兵法》一书的撰写。
我听了后，当然很振奋、很高兴，但也有些忐忑不安。作为历史学博士，我自然知道岳麓书社这两套书的学术地位与学术影响力，但我知道，撰稿者大多为名家，如《白话四库》的作者为杨伯峻，《白话尚书》的作者为周秉钧，《白话易经》的作者为南怀瑾。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个正式从事兵学学习和研究才一年的“青椒”能胜任这个任务吗？虽然我当时也参与了由吴九龙先生任主编的《孙子校释》一书的编写，但在该项目中，我只是“跑龙套”的，有事都可以背靠大树乘凉，有吴九龙、杨丙安、吴如嵩诸先生替我罩着。如今，让我独当一面，真的缺乏底气！这个《孙子兵法》的今注今译，该由郭化若老将军出马，至少也该由吴如嵩先生亮相，才可以镇得住场子。另外，岳麓书社为这两套书定位的基调，对我来说，也是“亚历山大”(压力山大)：“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杨伯峻等先生的书稿也许当得起“最好”二字，而我离开这个目标那肯定是不止十万八千里的！
面对我的顾虑，德明兄轻声细语、十分耐心地予以解释、勉加鼓励，他的同学肖石忠更是直截了当，英气逼人催促我就范。不过我还在犹豫。转眼就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分，饭总是还要吃的，我已记不清那天傍晚是不是肖石忠做东，招待他的老同学，如有这一节目，我肯定是忝陪末座，参与饮酒的，也许是我当时喝高了，酒胆包天，拍拍胸脯，应承了下来。总而言之，由我来写《白话孙子兵法》，这个事情，在德明兄离开北京、返回长沙之前尘埃落定，木已成舟了！
于是，我和曾德明兄两地飞鸿，在书信里啇量内容，讨论结构，确定体例，磨合观点，他以最认真的态度审阅把关，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我同样以最认真的态度精心撰稿，力争质量达到上乘，作者与责任编辑之间，精诚合作，任劳任怨，和衷共济，相辅相成，就我而言，做到了不辱使命，没有辜负岳麓书社和曾德明兄的信任。就书社而言，打造了古代兵学研究领域的一名战士，也多了一位可以信任和倚重的作者朋友。这叫做“双赢”！
今天回头再来看，此书的撰写，在我自己的学术生涯的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这是我全面完成自儒学研究到兵学研究这一学术事业转型的标志性象征，我开始系统了解和梳理“孙子十一家注”、《武经七书讲义》、《武经七书直解》、《武经七书汇解》、《孙子书校解引类》等兵学基本文献，开始广泛关注和借鉴郭化若、杨丙安、支伟成、刘方骥、李浴日、纽钟先、吴如嵩、吴九龙、陶汉章、蓝永蔚、郑良树、张震泽、李零等现当代孙子研究专家的研究成果，开始留意和重视对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长沙马王堆帛书、定州竹简等新出土文献中有关兵学文献资料的参证和利用。在兵学这个特殊领域，虽还不曾入室，但是，若说已经慢慢登堂，似乎也不算是傲娇之言。而这一切的发生，归根结底，饮水思源，当归功于岳麓书社，是它给我提供了这个契机，是它给我创造了这个平台！
这本《白话孙子兵法》是我个人独著的第一本书，于1991年6月出版面世，这一年，正好爆发了第一次海湾战争，这捎带着使这本小书得以热销，第一次印刷的印数达100300册。以后每年都几乎重印一次，到1998年4月，已是第4次印刷，印数高达364000册。可见它还是比较受广大读者朋友的欢迎的。业师拱辰(杨向奎)先生，在我的几本习作中，独独欣赏这一本，尤其是推许我十三篇的战例选得切题，评析到位，揄扬有加，并向他的一些友人做了推荐。这并非是我这本小书真的有多么的好，而应该是先生平素对兵学关注似乎不是太多，读来感到有点新鲜而已。因为我的《董仲舒与两汉儒学思潮》、《何休评传》等，在身为儒学、经学研究大师的先生眼里，自然属于小学生的涂鸦之作，实不足置评！不过，先生的推许也并非完全是出于护犊之情，我在这本20万字的小书上面多少还是花费了一些心血的，曾因写作过于劳累而住院治疗近两个月。且社会上也给予其以一定的肯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评选中获得了三等奖。
《白话孙子兵法》一书的编写和出版，是我和岳麓书社愉快合作的起点，但也奠定了随后长达30年以上互相扶持、荣辱与共、携手前行的坚实基础。从此，双方的合作进入了快车道，用流行语说，就是“开挂”了！在“中国古典名著今译读本系列”，我先后又编写了《白话吴子·司马法》、《白话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白话武经七书》，在“古典名著普及文库系列”，我在岳麓书社出了《孙子兵法集注》，另外，还不收一分钱的补贴，出版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天人合一：董仲舒与两汉儒学思潮》。这些书的责任编辑，都是曾德明兄，此时的我们，已不是一般的作者与编辑之间的关系，而成为了心意相通、三观一致的真正朋友。进入本世纪之后，我和书社的友谊与合作，更是按下了快捷键，“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岳麓书社不仅出版我的兵学类著述，也出版我的客串“玩票”性质著述，如《道德经详解》《黄朴民解读论语》《黄朴民解读道德经》，不仅出版我的古籍文献整理成果，也出版我的纯学术研究著作，甚至还出版了我的《最是高处不胜寒》《人世几回伤往事》《今宵酒醒何处》多部历史随笔集。而《中华谋略经典丛书》(共五册)以及由我担任主编的国家“十三五”出版重点项目、并列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的多卷本《中国兵学通史》的出版，更是让这种美好而温馨的友谊与合作达到了高潮！
光阴荏苒，转眼30多年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曾德明兄，都已从书社的总编辑岗位下来，退居二线了，而我自己，更是馒头吃到豆沙边，行将退休，该去享受林泉之乐了。但是，不管岁月怎么流逝，岳麓书社在我生命中的意义是定格了的。正是它的推动，使我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实现了“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萌”的蜕变，原先的“主业”先秦儒学与两汉经学，渐渐从我的学术生命光谱中淡出，而原先完全陌生的兵学，却阴差阳错成了我赖以糊口养家的“主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岳麓书社动了我的“奶酪”，我们两者之间，有如藤与树式的纠缠和共生，这本身就是一部常读常新、且永远也读不完的大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