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以切合人事、具体实用的风貌主导中华民族独特文明体系的构建，反映出浓厚的实用理性与入世旨趣。其文化观念牢牢地植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中原农耕文明的沃壤，水银泻地似地渗透于所有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指导着人们上至治国安邦（“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下迄修身养性（“修身、齐家”“吾日三省吾身”）的全部活动。没有过于抽象的义理，没有不可捉摸的玄虚宏旨，总是那么的平易亲切，那么的贴近生活，“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从而最大限度地化深邃为浅显，化复杂为平淡，于是就有了无所不在的普及，就有了悠久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可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温馨、最可亲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的程度上体现了中华古典文明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取向，所谓“于道最为高”“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与显著价值，古往今来人们已有非常充分的概括总结、揭示评述，无需我再做重复性的陈述，画蛇添足。我这里仅仅想就儒家的思想方法论谈点自己粗浅的看法。我认为儒家在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上，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就是善于“杂于利害”，见利思害，见害思利，讲求“适度”，不走极端，体现出浓厚的朴素辩证认识论精神。
老子有句名言：“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意思是事物之间具有普遍联系的特征，即使是同一事物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相互对立、互为渗透的属性，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
自孔子以下，儒家也善于以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全面认识和宏观把握治国安邦问题。在他们看来，其理论的基本范畴，如“德刑”、“礼法”、“治乱”、“宽严”、“义利”、“王霸”等等，无不以相互依存、互为关系的形式而存在，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这正如老子哲学中的“美丑、难易、长短、高下、前后、有无、损益、刚柔、强弱、祸福、荣辱、智愚、巧拙、大小、生死、胜败、静躁、轻重”一样，彼此间都是对立的统一和普遍的联系。不仅是对立的事物具有联系统一性，就是同一事物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之间相互对立、互为渗透的属性，都包含有“利”与“害”的两种倾向。看似有利的事物，可能会带来危害，即使是国家统治思想的载体“六艺”经典，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与软肋：“《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礼记·经解》)同样，有些看似不利的事物，甚至是有害的东西，其实也包含着有利的成分。天下万事万物，没有无害之利，也没有无利之害，两者如影随形、相生相成，胜利和失败仅仅是一线之隔，胜利中往往隐藏着危机，而失败里也常常包含着致胜的因素。因此要求人们善于保持清醒的头脑，尽可能做到全面辩证地观察问题，正确地对待事物的利害得失，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制胜于久远。它提醒人们在从事一切活动时，一定要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走出思维的误区，对利与害有通盘的了解，有互补的体会，有巧妙的转换。道理很简单，见利而忘害，不利的因素就有恶性发展的可能，最终影响整个事业的结局，“酿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空欢喜一场。而见害而忘利，则有可能使自己丧失必胜的信心和斗志，不再去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而有所作为，“破罐子破摔”，一蹶不振，成为扶不起的阿斗。总之，只有拥有这种朴素辩证的哲学智慧，才能够做到灵活机变，牢牢掌握住主动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游刃有余，左右逢源。
为此，儒家才坚定地提倡“适度”原则。
儒家普遍认为，凡事都必须坚守大经大法，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具体做法便是“执其两端而叩之”，从中找到和掌握合适的度，辩证看待问题，凡事不走极端。这种思维方法早在其开创者孔子的重要思想命题上皆有反映：如天人关系方面，既不否定鬼神、天意的存在，又着重强调人事的作用；政治秩序方面，既肯定君臣尊卑、父子上下关系的天然合理性，又主张这种合理性必须建立在共享义务与权力的基础之上，“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义”(孔子的思想并不孤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孟子》：“君视臣为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为犬马，臣视君为国人；君视臣为土芥，臣视君为寇仇。”)；文质关系方面，既注重内容，又注重形式，“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理想追求方面，既追求大同，“祖述尧舜”，又憧憬小康，“宪章文武”。总之，一切要“允执其中”。
“允执其中”，就是要避免“过犹不及”极端情况的发生，譬如，“礼”“乐”皆为治国安邦的基石与鹄的，发挥着各自不可替代的功能，但是，一旦过“度”，则必然走向反面，背离其初衷：“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礼记·乐记》)所以，反映在治国问题上，管理思维的选择与管理艺术的运用，必须做到文武并用，刚柔相济。既不能一味用强硬的一手，也不能无原则地怀柔、行姑息之政，仁与礼应该有机统一，德与刑应该相辅相成，哪一方面有所欠缺，则当及时弥补；哪一方面过分，则当有意识加以抑制，恩威并施，宽猛相济，不离中道，以此求得最佳的治理效果，正如孔子所说的那样，是“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总之，是要做到张弛有章法，宽严有节度，“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
而管理目标的确立与管理境界的追求，必须做到谦益节制，兼容并蓄。既然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发生性质的变化，走向自己的反面。这就给统治者以重要的启示，在治国上不能急功近利，亟于求成，而应该尊重现成的秩序与成规，保持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必要时需安于现状，所谓“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礼记·中庸》)。一句话，目前是什么状况，就安于什么状况，不羡慕份外的东西，同时要善于兼容并蓄，博采所长，使品德各异，能力有差的各类人在治国中都能发挥自己的不同作用。这对于统治者来说在用人上就要秉持宽松的尺度，切不可求全责备，即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正确的态度应该如荀子所说，是“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荀子·非相》)。
为此，儒家才不断地强调“忧患”意识。
儒家朴素辩证的思想方法论逻辑展开，使得它的文化精神中，合乎自然地蕴涵了一个常为人们所忽略，但却十分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强烈的忧患意识。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儒家，都有一种非常可贵的传统，即朝乾夕惕，忧患系心。孟子尝言：“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又说“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欧阳修也强调指出：“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常言道，除恶务尽，但是，按逆向思维的逻辑，其实应该是除恶不能务尽，留有敌人、留有对手是人们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不怕有对手，最怕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个时候就会趾高气扬、忘乎所以、得意忘形，让胜利冲昏头脑，最后在阴沟里翻船。
道理确实是这样，正是因为有了百事可乐的存在，可口可乐才能长盛不衰；正是因为有了空客的挑战，波音飞机才会不断地改进技术，这都是水涨船高的关系。美国现在之所以能有一百年的世界霸权，跟它战略文化里面重要的一条原则是有很大关系的，就是它始终在寻找对手，甚至有意识地制造对手。你看它一战的时候，以奥匈帝国、德国为对手；二战的时候，以日本和德国为对手；二战结束了，冷战了，以苏联为对手；可以这么说，这个思路它贯穿于始终。
儒家所倡导的这种忧患意识，是值得今天的人们倍加珍视，积极弘扬的宝贵遗产。《礼记·曲礼上》有言，“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它提酲人们最大的危险，来自于志满意得，放松警惕，沾沾自喜，无所用心，让胜利冲昏头脑，让太平销磨斗志。一句话，一个人，一个团体，乃至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危险，通常不是在身处逆境之时，而往往是在高歌猛进，所向披靡的顺境之中。
北宋大儒周敦儒《爱莲说》中有两句名言：“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实际上是儒家忧患意识的简洁表述，告诉的是人们在不同环境下如何做人，怎般处世的深刻含义。其中“出淤泥而不染”所表达的是，一个人不屈服于恶劣的环境，自尊自强，从逆境中奋起，从挫折中进取。而“濯清涟而不妖”，则是喻指为人在顺境中始终保持头脑的冷静和清醒，不忘乎所以，脚踏实地继续前进。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的确难能可贵，然而要做到“濯清涟而不妖”则更是大的考验。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有这么一些人，当他们在名微位卑之时，往往能锐意进取，自强不息，最终成就一番气象。然而，当其战胜逆境，走出困厄，功成名就之后，却踌躇满志，忘乎所以，贪图安逸，追名逐利，徜徉于温柔之乡，沉湎于酒肉之林，背叛自己的过去，走向失败的深渊。
由此可见，一个人在逆境中奋斗、自强固属不易，而在顺境中善始善终，戒骄戒躁，自重进取其实更难。而只有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人，才能够始终秉持“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最终跨越这个巨大的陷阱，实现人生的升华。儒家思想方法论的积极意义和不朽价值，正是集中体现在它所强调的“忧患”意识之中！
为此，儒家才积极地坚持“更化”立场
儒家的朴素辩证思想方法论，也反映在其把握“经”“权”关系，在“周虽旧邦”前提下，倡导“其命维新”的开放、改良、进化宗旨上。所谓“经”“权”关系问题，其实质性的内涵，便是体现为如何正确地处理政治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方面要强调原则性：“执中”，“执一”，“守经”；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适当的灵活性：“便宜从事”、“行权”、“通权达变”。用孟子的话作形象的比喻，就是“男女授受不亲”，谓之“守礼”“守经”；而“嫂溺援之以手”谓之“权变”。“经”“权”说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政治大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性精神的具体反映。它的宗旨在于为解决理想与现实（或者说原则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或冲突创造必要的契机，提供适当的手段。
先秦儒家即对“经”“权”问题有深入的阐发，孔子固然坚持纲常伦理秩序的永恒性，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万世不易之大法，但也提倡必要的权宜变通，反对那种“匹妇之为谅”式的拘泥小信，胶柱鼓瑟，买椟还珠。
自先秦儒家初步确立“经”“权”基本原则后，后世的儒者对此都有所阐述和发挥，如董仲舒既强调“执一”的必要性，“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春秋繁露·天道无二》)，也肯定“行权”的重要性，“《春秋》固有常义，又有应变”(《春秋繁露·精华》)，主张“守经”与“行权”的辩证统一，“《春秋》之道，固有常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春秋繁露·竹林》)。又如何休，一方面恪守“执一”“守经”的立场，强调儒学纲常伦理原则永恒不可动摇；另方面也宣扬必要的通权达变，认为礼是文，仁是质，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可以行权变礼以救质，即“起文以实”。再如柳宗元，也强调经与权互为存在的条件，经与权的统一谓之“大中之道”：“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卷三《断刑论下》)。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又以《公羊》学家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其“实与而文不与”的义例，就是典型的“经”“权”统一论观念。它的立足点乃是在“守经”，即恪守和维护统治秩序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充分肯定必要的变通，强调“行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儒家“经”“权”观中，有两个重要的关键点。一是“经”“权”关系之中，“经”（“常”）是主导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而“权”（“变”）则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二是“经”与“权”是共生互补的，具有相辅相成的功能，不能有意割裂与对立，即所谓“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卷三《断刑论下》)。
儒家的“经”“权”观对于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贯彻落实，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第一，受“经”“权”观原则的指导与规范，儒家在治国方面确定了一系基本宗旨，如等级尊卑的有序管理模式、德治教化的价值取向原则、正己及人的管理示范形态、仁义礼乐的人本管理精神、用中适时的管理操作方法，等等，这些都属于“经”的范畴，都是必须坚持、不可动摇的大经大法。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与此同时，儒家也不排斥“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如以动用刑罚来补充单纯讲究德治的不足，以承认合理利益来完善单纯提倡仁义的欠缺，以天下一家、诸生平等来克服单纯讲究等级名分的矛盾等等。
第二，受“经”“权”理论的指导与规范，儒家遂有了使自己与时推迁，不断更化的理据和动力。既然从事任何事情都应该在坚持根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通，有所调整，有所改进，那么，上至治国，下及修身，也同样可以依照这个一般规律，不断丰富其原理，充实其手段，而不应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因此，董仲舒可以在面对雄才大略又刚愎自用的汉武帝策问时，有勇气直斥当时汉朝政治之失，危言耸听地形容汉朝的统治秩序为“粪土朽墙”，随时面临着崩溃的危险，而不遗余力地鼓吹“更化”，主张改弦更张，另起炉灶。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理念作坚实的支撑，儒家思想在其总体精神不作重大改变条件下，其具体细节、具体方法总是处于生生不息的调整与充实之中，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特定时期的各种需要，即所谓“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在朴素辩证思想方法论基础之上的儒家“经”“权”观理论，的确是儒家思想能够与时俱进、更化嬗变的不竭生机与强大动力。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是中华文化在现代化基础上的伟大复兴，发掘中华文化所蕴涵的丰厚积极因素，构建现代化的中华文化，已是当务之急，同时也是我们在今天牢牢树立文化自信，使中华民族为世界的进步与发展作出新的应有贡献之必有之义。而儒家以朴素辩证法为内核与精髓的思想方法论，则是值得我们在这个传统优秀文化的当代转型过程中，加以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掘的一份遗产，它弥足珍贵，足资启迪，无可置疑地富有永恒的魅力！
